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九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切触发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吱吱唔唔，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运行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他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
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作为纪实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言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给了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搜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这是《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
其中的三篇，已收入了这本集子。
因为与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人。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年复一年地给我来信问候。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我1944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
“一次偶然机会，由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先生，介绍您著作的《南京大屠杀》的名著，让我们翻成日文。现在我们三个人分头将中文翻成日本文，因为我在翻译中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和您协商几件事??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满身感觉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现代日本成了经济大国，这中间有日本人的努力，但也是中国人民宽容的结果。败战时如果中国要求索取赔款，日本决没有现在繁荣和发达。日本人中间有人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历史的事实，我为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想他们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之后，又经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春龟和太田征先生再次校译。
翻译同样是辛劳的创作。
外文出版社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重点书目推出，要求译文务必准确、易懂，凡是引用的资料，他们又到中国档案馆和日本图书馆中抄录原文。接着，又请日文专家秋月久美女士参照前几稿作全面修订核对。作为原书的作者，我深深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日本友人。我感谢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作为一个日本人，翻译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罪行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日文本的《南京大屠杀》己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位前侵华日军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永野的这番谎言，回击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不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否认历史事实，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本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将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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