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犯下的严重暴行事件，分为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便衣兵”和对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和放火，有必要追究其责任。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进入南京城，是在大半俘虏和“便衣兵”已被处置以后，但进城后，抓散兵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那末，是谁下令干下那种暴行的？
军部关于不按国际法处理俘虏问题的决定
不言而喻，杀害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然而，日本军部在日华战争开始时就作出决定，无视这样的国际法精神。
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前中将武藤章所进行的讯问调查记录，武藤回答说，由于日华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事变”，所以“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远速》，四十四号，第十九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有缺漏）。这可以解释为对待俘虏问题不受国际法的约束，这是个残酷的决定。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吧！
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侵占苏州前，参谋部根据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作出如下决定，那就是四项“关于进攻南京城的要领”和五项“关于进攻南京城以及入城的注意事项”，并于十二月八日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部作了传达。在决定这些命令和训示时，曾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问题听取了斋藤良卫博士的意见，但都丝毫没有谈到对待俘虏的问题（前华中方面军情报参谋中山宁人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远速》，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一至二○二页）。
就这样，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从未就对待俘虏问题发出过任何指示。检察方面在向证人中山提出反问时，并未特别抓住这一点，但他提起前面谈到的武藤章的证词，并谨慎地表示同意武藤的说法。对此，证人中山认为武藤大佐所说的情况涉及国际法问题，并回答说：“日华事变是非常不幸的战争，其性质也极为复杂。所以我认为，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自然也未能按照国际法
正式执行，但在当地，俘虏的待遇事实上是基于国际法精神处理的。”（《远速》，二一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一页）前华中方面军参谋只能作这种含意暧昧的回答。证人中山在宣誓供词中就俘虏问题这样写着说：“听说在南京约有五千俘虏，这些俘虏未被屠杀，根据两军报告，已适当把他们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收容五千名左右的俘虏这可能是事实，但说是另有人在扬子江对岸被释放，这毕竟是不可信的。事实证明，数万俘虏和散兵遭到了集体屠杀。
军部中央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不按照国际法精神对待俘虏，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想让俘虏享受与原来当军人时所处地位相应的待遇。但如果说不遵循国际法，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级的解释是不承认有俘虏存在，就是说，即使屠杀俘虏也无妨，不，毋宁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事实上，各军采取了屠杀俘虏和散兵的方针。即使在未曾指明如何对待俘虏问题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里，许多参谋的观点也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人们认为松井总司令官的想法没有那么残酷。在反问中，当问起枪杀散兵（所谓便衣兵）不正是华中方面军的方针时，证人中山回答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然后，他又说：“不仅没有这回事..在南京入城时，松井司令官如何朝着这一方向（应同中国民众和平提携的信念。——洞富雄注）进行了努力，现在想来也深为感动。”可以推测，这是在暗示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松井大将获知数万俘虏和散兵遭到屠杀的事实后大吃一惊，想方设法予以制止。
屠杀俘虏和散兵是根据军部命令或师团长命令执行的，这一事实容后再谈。下面要简单叙述的是当时军部中央的状况：它越发傲慢，竟然在并非“事变”而是“战争”之际没有明文规定要遵守国际法，虽然这有点离开了现在所要叙述的问题。
没有提及遵守国际法的宣战诏书
在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译者）的宣战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希与各权限相应地竭尽全力，决无遗憾。”另外，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说：“希于国际条规内竭尽全力，决无遗憾。”这些都把日本军队和国民的战争行为限于国际法的许可范围内。然而，这次“大东亚战争”（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译者）的诏书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此，竹内好[1]说：“也可以认为，它早已无须顾虑强国监视之目光，因而自然遗漏了。另一方面，不必要地强调‘目存自卫’，与此相关，要‘冲破一切障碍’，其‘障碍’可以理解为包括现有法律秩序在内”（《日本和亚洲》，第一七八页）。井上清[2]也解释说，践踏国际法，准备在宣战以前进行偷袭（偷袭珍珠港），所以不可能把遵守国际法的内容写入诏书（《天皇的战争责任》，第一五二页）。
[1]竹内好（1910－1977），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1944 年曾应征入伍，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1946 年复员后继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从事《鲁迅全集》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等编译工作。——译者[2]井上清（191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近现代史，对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著年甚多，
主要有《日本历史》、《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等。——译者宣战诏书所以没有提到遵守国际法问题，认为是“自然遗漏”，这也是一种看法。其实并非如此，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遗漏是有意识的。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是：东条英机在诏书的草案中曾用铅笔写上了关于旨在遵守国际法的内容，该草案现收藏在防卫厅的战史室里。这是来自可靠方面的说法，确凿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提到国际法不能说是自然遗漏，而是无视东条的修正草案。
如果确有上述东条的修正案一事，井上所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似乎也存在问题了。
根据竹内好的说法，应该认为，军部中央显然抱有一种可怕的想法：要冲破国际法这一现有法律秩序。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为天皇的想法。我认为，天皇可能是在充分研究了“迄今为止的诏书”的基础上（木户幸一[3]语），不加修改地、原封不动地同意了这个原来的草案。
[3]木户幸一（1889－1977），1937 年后历任日本文相（后兼厚生相）、内相、内大臣等职，曾与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一唱一和，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日本投降后，1948 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3 年因病获释出狱。——译者无疑中央在开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就有这种想法。如果这样，那就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当地军队的军纪败坏。于是，对诸如发生南京事件那样的事件，并且世界各国纷纷指责当地军队，中央自然不会严厉处置应负责任的指挥官，而是采取补救办法了事。军部是否发出过关于全部杀光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官、各师团的司令官在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中有何牵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军指挥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在《周刊文卷》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号上有一则报道，从中可以了解新鲜的事实。报道是根据大宅壮一和当时众议院议员、自民党的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宇都宫德马所进行的一次座谈。据说，这个众议院议员之父、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和松井石根、本庄繁[4]两大将等人一起，在中国革命时支持了新兴势力，是军部内的“南方派”的一个人物。大宅和宇都宫两人曾谈到了关于处决战犯松井大将的问题，他们的对话如下：
[4]本庄繁（1876－1945），日本旧军人，陆军大将。曾参加日俄战争，民国初年任张作霖军事顾问；1922 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1936 年任关东军司令官，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投降后自杀。——译者大宅：松井大将真可悲！竟被绞死..。南方派少了一个人，实在可惜。宇都宫：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后来在电车上碰到过他的夫人。“我想参加共产党..”夫人发起火来说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杀的负责人，但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他曾表示悲叹。日本军的军纪如此混乱，那还是第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将..大宅：据说他在登陆时发表演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并采取了残酷的非常手段。我们曾在进入南京时见到他那兵团。
宇都宫：在日本陆军中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战争期间会见了荒木贞夫大将。他说了声：“唉！日本已经不行了。”据说，到了横滨，可以看到正在搬运的装有俘虏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无遮盖。
“如果是过去的陆军，也得盖上黑布，献上一束花”..由此可见，实际上与等于未掌握指挥权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似乎对南京事件实质上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在日华战争刚开始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败后著书说：“与〔上海派遣军〕相邻的柳川兵团未曾施加任何暴行”（《受到审判的历史（战败密谈）》，第四十六页）。应该相信大宅和宇都宫的证词呢？还是应该听信田中的说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军纪败坏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双方，这是事实的真相。姑且不去说那些日本军队中一般军纪败坏的情况，事实上，在进攻南京时，军部是否发出过诸如促使军纪败坏的命令，这是个问题。
关于荒木贞夫大将就处理俘虏问题的谈话，宇都官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五月号上也发表了题为《回忆我的父亲、陆军大将宇都富太郎》一文，谈了同样的情况。荒木大将曾看到正在搬运毫无遮盖的装有俘虏尸体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叹地说：“唉！日本已经不行了。”在后期，日本军队连对死去的敌兵也已如此残酷无情。后面在叙述松井大将举行慰灵祭的情况时，还将谈到这一点。
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要求进行采访，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2《对杀戮现场作证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号。在森山康平编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许出自平松鹰史所著《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昆山进军中的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六页）。第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
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
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
（”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5]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旧军人。1938 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国远东军司令官泼西勃尔无条件投降，有“马来之虎”之称。1945 年9 月向美英联军投降，1946年2 月23 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 节（第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者所加。）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叹。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行，师团长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松井大将就师团长们的责任问题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讯问调查记录（检证一○一○四）中说：“朝香宫是在南京入城前来到部队的，鉴于他在本部队的时间较短，我认为责任不在朝香宫。我想说，当事人的责任在于师团长”（《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七页）。然而，他所说的责任问题，也许是就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将曾说，要对战死的中国人一起进行慰灵祭，但说是会关系到日本军的土气，遭到了参谋长们的反对，结果未能这样做。然而，前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中说：原想在进行慰灵祭时祭扫战死的中国人，后因祭文和其他准备工作来不及，因而决定推迟时间（《远速》，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页）。这种供词等于零，事实怎么会歪曲到这种地步！
住在山梨县市都留郡的释神仙和尚，曾以预备役少将（一说少尉——译者）身份应征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员面前，当众撕掉了应征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宪兵队的拘留所里被整整监禁了一年时间，备受严刑拷打，结果当了从军僧，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国，三天后很快就逃往重庆。和尚说：“提醒我的是，即使错了，也应把敌兵当作佛像来对待。”这似乎是从军僧在离开日本前的观点（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五十八页），他是在占领南京后一年半左右时间说这些话的。从占领南京以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一般都是这样。顺便介绍一下，据说和尚还说过：“要说有什么像样的军纪，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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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大将同花山信胜谈起的慰灵祭，是在举行入城式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把军官们集中起来后进行的。当时，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也列席参加，他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我想，到此总该可以结束了吧。就在这时，最高指挥官松井忽地站了起来，面对以朝香宫为首的全体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进行说教式的演说。
〔报道部长］深掘中佐和我都纳闷地听着他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成，一下子由于那些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十
分痛心。“你们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战死者了”云云，他的训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里想：“松井君，做得好啊！”我回头看了看深崛中佐，拜托他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军的残暴行为。我想，要想个办法，将松井大将的训戒用消息发到世界各国。务必希望得到报道部长的同意。”深崛中佐说：“松本君，我非常赞成。但现在要马上取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情稍等一会儿。”（《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八页）那时，华中方面军的参谋没有同意报道部长深崛提出的要求，但报道部长自己承担责任，同意松本发布消息、拍电报。于是，关于松井大特的训词用英文发布了消息。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世界各国，但在重要的日本，却未见报，那是不言而喻的。
松井大将对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表示愤慨，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他当时写的《暴风雨中的树叶》中说：“战胜者日本军与战败者中国军的崩溃相比，更暴露出了它那不光彩的样子。日本军热中于暴淫，不可能继续前进，以致使日本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也这样说：‘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松井石根大将得知他那占领南京的所属部队之暴虐行为后，震动很大。对此，当时在近卫内阁通讯省担任参与官的犬养健在其“零星记录”中说：“大肆进行掠夺和暴行的谣传，似乎确有其事。松井大将听后，悲叹得几乎昏了过去。”（《扬子江仍在奔流》，第三十七页）松井大将之悲痛万分的训戒，一般官兵也把它当作耳边风。屠杀、强奸、掠夺、放火行为依然如故，反覆出现。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任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他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到年一月初，他对来自中央的人事局长阿南说：“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师团长们哈哈大笑，嘲笑松井大将的训戒，直到翌年二月初为止，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搞得乌烟瘴气。
对掠夺、强奸表示默认
接着是日本兵对普通老百姓所犯下的毫无控制的暴行问题。军司令官、师团长或司令部的参谋们，他们自然不会去奖励强奸和掠夺行为。但可以认为，他们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种恶劣行径。
前面提到的前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他的同僚、第十军随军记者所谈，在书中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页）。小川平吉也在他于翌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记下的日记中说，他同香港回来的佐藤安之助谈起，首先提到了日本军的军纪败坏问题，认为“军纪败坏的情况出乎意料。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南京，日本军入城后，把避难于教会学校里的妇女强行拉到兵营，施加暴行。牧师和领事偕同妇女前往兵营了解情况，副领事遭到了殴打”。并说：“当中岛师团长（即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南京警备司令官。——洞富雄注）向北挺进时，针对松井（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洞富雄注）提出的警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见军纪败坏的程度。”师团长对士兵们奸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吃惊（《小川平吉有关文件》1，第三七八页）。
如前所述，松井大将在南京人城式后第二天举行了慰灵祭，并说过“你们不是与星军不相称吗？”当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时，“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把官兵的暴行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位师团长，大概是中岛中将吧！
岂止是中岛，这里说的是“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再从小川平吉的日记中引用一下有关资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强奸、一冲国要人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困难重重等，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问题不在于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都兽性化了。
当时，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PlainSpeakingontheSino-Japaneseconflict.Shanghai,1937－38.10 －MoutainsoutofMoleHills）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十万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页）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的日本兵，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
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
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记。在法庭上宣读时，这部分省略。同前引书1，弟一一八、一二三页）五味川纯平[6]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6]五味川纯平（1916－），日本作家.生于中国大连，1943 年应征入伍，曾参加侵华战争，到过“苏满边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条件》、《战争与人》等。——译者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长时间来一直放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
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
荣圈”之一员，中国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令，直接发自东京”（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马尼拉的悲剧》Japaneseatrocities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
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
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
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
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在于一个军部。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那就是他关于在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这就是他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现将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酸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
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
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ManchesterGuardian，今译《曼彻斯特卫报》—— 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编者在高呼着：“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也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未收录这篇序
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战时小丛刊，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发行的那本书作序？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姊妹现在仍同我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
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
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有个岛民作证说：“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安里警察是本岛（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采取了同样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冲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畑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为，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畑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对此，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
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可以这样理解；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如前所述，畑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畑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DygaldChristie;ThirtyyearsinMukden,1883-1913,London,1914.）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著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末，克里斯蒂为什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
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
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历史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沈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历写的原著（UndertheDragonFlag,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文（收录在《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著书（ThomasE.Holand;Studiesininternationallaw,1898.）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弄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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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军官“勇猛”无比
在检查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查官问：“你知道在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奸，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谋官员，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检查官认为好极了，就插话：“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征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则是经常性的。”但据我的曾当过南京占领军通讯兵的义弟说，满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轻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所谓“年轻军官和上官候补生”云云，在旧著《日本近代战史之谜》中有所记述，但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采访小组的调查、采访、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
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在《日本记录》中所收《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间的联系。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也在《世界》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道）。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一百零六人，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M 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的，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 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
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在一边，逐个杀死。..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砍杀百人比赛”，也是一种屠杀。N 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 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第一八九至一九○页）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必须研究。
畑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畑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畑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
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著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叹，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册，第二○九页）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九页）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强奸、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熏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想，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
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
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采访记）“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高涨起来。于是，在冲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历史中的狂与死》，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采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猛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
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凶猛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凶猛的战斗力”（野间宏[7]：《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凶猛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7]野间宏（1915－），日本作家。1941 年曾应征入伍，到过菲律宾等地，1943 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不久被开除军籍。战后从事写作。1952 年发表的小说《真空地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生活，获每日出版文学奖——译者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旧满洲因病逝世）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一书，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8]长谷川照子（1912－1947），又名绿川英子，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斗争的艰苦的年代里，她曾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人民一起用世界语写文章，对日本进行日语广播，为中日两
国人民的友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自己的一生——译者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此，竹内实[9]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历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9]竹内实（1923－），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译者[10]索姆米译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 年3 月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发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杀事件——译者※※※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
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中。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 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11]风见章（1886－1961），日本政治家。记者出身，曾任通讯社主笔、报社社长，并到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过考察。1943 年退出政界。战后重返政界，1953 年10 月曾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访华。1957 年被推选为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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