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在今天的这座城市里，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痕迹了。 曾经发生的强暴和伤痛会随风飘去吗？南京街头，雨打风吹去的，是历史书页中血腥的味道；一到阴天就疼痛的，是岁月无法磨灭的记忆。 有些伤害，刻骨铭心，难以平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一些南京人却不敢贸然庆祝，惟恐这消息不确实。当别人狂欢时，他们甚至躲在家里，不敢上街去看。 夏淑琴，日本投降那年，她16岁。回溯往事，南京沦陷的当天，她一家9口有7个亲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带给夏淑琴应有的欣慰，屠杀和强暴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她的心头。 对于亲历过那场浩劫的南京难民来说，他们在很长时期内，都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 1938年1月1日，日本扶植的自治委员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当鞭炮声突然响起来时，许多人以为日军又开枪了，全都不由自主地趴倒在地，直到鞭炮放完后才心有余悸地站起来。 日军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他们的心理变得极其脆弱。不少人一听到日本兵的脚步声，就感到异常害怕。
1939年，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又对南京周边300里范围的民众抽样询问，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
贝德士教授所说的“五十年”早已过去，当日本友人松冈环来到南京，与一位幸存者初次见面，请她讲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受害经历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和日本人说话！”尽管在松冈环真心诚意的感染下，这位老人后来与她成了忘年之交，但最初的冷遇，还是让这位日本妇女印象极其深刻。 松冈环，小学教师，日本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团长。 她抱着“与受难者同心同行”的信念，在南京走街串巷，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这本书中，收录了她从1999年夏天到2002年冬季所采集到的12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
松冈环在书中写道：“做口录时，受害的老人为了不触痛伤口，有时不愿意再回忆下去，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唤醒她们的记忆，尽管这样做反而使她们回到痛苦的记忆之中。”
桑志芹是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研究的课题，是创伤对受害者的影响。桑志芹发现，面对那场惨痛记忆，很多人表现出防御性遗忘，不愿回首往事。但是，对另一些人而言，惨剧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今年82岁的伍正禧便是如此。为了找到亲人的下落，伍正禧当年参加了收尸队…… 今年80岁的张秀红现在孤身一人生活。
1937年冬天，日军闯进她的家中，用刺刀逼着她爷爷找花姑娘。眼看爷爷要惨遭毒手，张秀红从床底下站了出来。那年，她12岁。 当年遭到日军强暴的女性很多都羞愤地自杀，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张秀红活了下来呢？是她爷爷不断地在跟她说“你是好孙女，是你救了我”，她靠这样的信念才能够生存下来。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残忍、暴虐，绝不仅仅是夺去了30多万人的生命，而且还给每一位幸存者都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这一悲剧已成为南京市民集体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一页。
60多年过去了，作为参加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在那场屠杀中所犯下的罪行呢？ 东史郎是原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的上等兵，1937年12月，他曾随部队参加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1987年，东史郎出于反省侵略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毅然公布了自己的战地日记，并于当年12月在日本公开出版。在他的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他所属联队在南京犯下的残暴行径。然而，就在这一年，东史郎被战友会除名。
日本老兵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像东史郎这样坚定地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反省历史，这些人在日本不能说有很多；另一种是坚持“大东亚圣战观”的人，抱定这种顽固思想的也是一少部分；而大部分老兵都有一个基本的和平观，认为战争是不应该的，但这种人容易受到整个国家政策的左右。
为了探寻这些老兵的内心世界，松冈环在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进行调查的同时，又从1997年开始，陆续走访了上百名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 在这本由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中，我们还能看到日本老兵这样的说法： “这是故意编造的”“这些话真是一派谎言”“这场战争，我认为不是侵略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我觉得没有什么，也不认为是侵略” 是武士道精神、还是皇国史观，使得这些日本士兵在中国烧杀淫掠后，心中却毫无悔意？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在他的笔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人，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行为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 二战结束后，根据日本国会制定的新宪法精神，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否定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基本法》。 随着东西方冷战和亚洲局势的变化，美国由削弱、打击日本变为扶植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育领域先后在1955年、1980年、1993年和2001年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教科书修改事件。 在每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不是轻描淡写就是一笔带过。
从1982年起，日本就有在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处绞刑的七个甲级战犯，其中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就有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三人。 在日本政府袒护下，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逆流，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推向了高潮。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 在这次反华集会上，日本右翼势力叫嚣：“过去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纯属捏造”！ 他们发誓：“要用一年时间，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用三年时间，彻底否定日军侵华史”！ 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愤怒。
在日本右翼势力大阪集会的第二天，1月24日，南京市民冒着大雪走上街头，举行抗议集会。 否定南京大屠杀，就是往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就像是对南京的第二次屠杀。 否定南京大屠杀，对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劫难之后而幸存的老人来说，又是一次无情的摧残。对于那些因日军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强暴的妇女来说，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行，无疑是在一次次地揭开他们心头那永难痊愈的伤疤。
1998年，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松村俊夫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一书，打着“学术研究”、“检证历史”的幌子，污蔑李秀英等是“假证人”，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 1999年10月16日，李秀英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等公开登报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害费。 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的审理，李秀英均获得胜诉。然而，当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三审胜诉判决书送来的时候，李秀英老人已离开人世47天了。
另一个被松村俊夫诬陷的是夏淑琴。现在，夏淑琴回忆家人被害的情景时，已经欲哭无泪，可是，当讲到被松村俊夫等人指责为“假证人”时，她的眼中又噙满了泪水。 2004年11月，夏淑琴向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松村俊夫等人损害名誉。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作家提起侵害名誉权的诉讼。 夏淑琴的诉讼还在审理之中。
2005年8月23日，从日本东京传来了向井千惠子诉讼案的审理结果。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南京大屠杀“砍杀百人比赛”名誉诉讼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给予精神赔偿等所有诉讼请求。 向井千惠子等人败诉。
胜诉的被告之一本多胜一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他的所有报道都是基于事实的写作，原告诉诸法庭的意图是想以此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进一步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本次宣判是对他们这些人的一次打击，同时也证明了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是铁的事实。 但这次宣判后，向井千惠子等人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准备向东京高等法庭提出上诉。
在原告向井千惠子的眼中，她的父亲向井敏明可能同其他父亲一样，有着一副慈祥的面容，一颗仁爱的心。但是，她却终究无法明白侵略战争怎样使一个人变成一只疯狂杀戮的野兽。据说，向井千惠子曾经悄悄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过，并到向井敏明伏法的雨花台包了一些土做纪念。
但是，自从向井千惠子为她父亲翻案的言行在媒体上公开以后，引起了南京市民的极大愤慨，一位住在南京的老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她以个人名义给向井千惠子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叫陈玛利，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当年是四所村圣公会的牧师，和在南京组建安全区的美国人约翰·马吉是同事。南京沦陷之际，陈玛利与母亲躲进了难民区，当她父亲辗转前来探望的时候，令她们大吃一惊。
父亲又瘦又黑，头发原来是乌黑的，过了这么几天，一头白发。他的16岁的儿子给抓去了。陈玛利的弟弟陈强与其他年轻教友被日军抓去后在长江边遭到屠杀。一群活生生的中国青年，就这样突然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
陈玛利每年都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哭墙边看望她的弟弟陈强，2005年夏天，她又一次来到这里：你想象你父亲向井敏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地下喊：“把我从这里放出来。”那么我的大弟及30万大屠杀中丧生的中国无辜平民不更要喊：“把我们从地下解放出来！”我弟弟和中国人民何罪之有？为何要杀害他们！……
“纯如”一词，出自《论语》，意思是和谐美好。 当年幼的张纯如听到父母提起南京大屠杀时，她的心情就已经无法平静了。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她的祖父原籍南京，在1937年的岁末逃离了那个人间地狱。 1994年，张纯如26岁时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感到无比愤怒。从那一刻起，她已决定写一本历史著作，她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之际，张纯如用将近三年的心血，完成了英文版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的数年里再版十多次。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为重要。”
历史的悲剧使南京人民最懂得和平的珍贵和价值，从而使南京这个城市更加热爱、更加向往、更加追求和平。 当历史正在走远的时候，当怀念变成记忆的时候，回望来路，把对于那场发生在南京的灾难的反思当作民族的遗产，也许正是对受难者最好的纪念。 1985年，南京在城西的江东门建起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是中国第一座反映抗战内容的主题纪念馆。
与此同时，南京又分别在燕子矶、北极阁、草鞋峡、挹江门、煤炭港、五台山、汉中门、中山码头等地，相继建立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铭记历史教训、珍爱和平生活。 2002年12月13日，南京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和平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中国的第一份城市和平宣言。
在那场距今并不太遥远的人类浩劫中，侵略者用他们带血的屠刀，见证者用他们手中的笔或是摄影机，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用他们身体上有形的或是无形的伤痕，共同告诉后人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真实事情。1937——南京真相，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烙印。
它将永远告诉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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