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助进。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悠久的中国逐渐衰落，日本却因明治维新飞跃崛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以对外扩张为主的军国主义道路，左右和影响着近代亚洲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 “大陆政策”的酝酿和实施过程
自1868年明治维新初期起，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止，70余年间，随着天皇制的建立，日本军国主义不遗余力地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按其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明治维新初期到20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基本策略是：一面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一面推行“耀皇威于海外 [ 注：井上靖、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版。 ] ”的大陆政策。从入侵台湾、朝鲜入手，逐步染指中国大陆。
1840年天保改革后，经过28年“军事现代化”的低层次改革 [ 注：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页。 ] ，使日本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武士改革派，他们于1868年用武力推翻幕府统治，夺取政权，开始全面的资本主义改变。明治天皇即位后，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军事、政治等得到迅速发展，国力、军力逐渐强大，但其发展受到原料和市场的限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恶性膨胀，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愈来愈强。明治天皇综合许多野心家的侵略主张，初步制定出“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中国全土，……(以后则征服东南、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 [ 注：张寄谦：《中国通史·近代部分》第1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4页。 ] 。可以看出，“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
1870年，以后田白茅为代表的军国主义者前倡“征韩论”，把满清、朝鲜等国视为日本的屏藩，提出：“满清可交(战)，朝鲜可伐，吕宋(菲律宾)、台湾唾手可得矣 [ 注：佐田白茅，《向政府建白书》，见《征韩论实相》，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第117页。 ] 。”1874年5月，以陆军中将西乡隆盛为首的激进派悍然出兵台湾，胁迫清政府于同年10月31日签中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北京专条》(也称《中日台事专条》)，中国赔银50万两，并将琉球作为日本属国(1879年正式改琉球为冲绳县 [ 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3页。 ] )。之后，日本又于1875年9月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亦称《日韩条约》)，断绝与中国的传统交往，日本在朝享有治外法权，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 注：井上靖：《日本历史——“国史”批判》第223页～224页。 ] 。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示威”，也是进攻中国的前奏。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日本进行了整整20年的准备(1874～1894)，到1893年，已建有一支近代化陆军常备军6万多，预备军23万和一支排水量达7万多吨的新式海军舰队 [ 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215页。 ]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外相陆奥宗光非常清楚地指出：“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 注：陆奥宗光：《蹇蹇录》第29，69页。 ]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割地以及欧美各国过去在华不曾享有过的经济上的特权，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横财”，使“以特权大资本家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飞跃地发展 [ 注：井上靖：《日本历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97页，698页。 ] 。”就这样，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到1897年，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成为并驾齐驱的一员了 [ 注：同上，701页。 ] 。”可以这样讲，日本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中国和朝鲜等国的侵略扩张之上的。
进入20世纪后，日本继续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加速其大陆政策的实现。1900年6月，出兵2.2万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战后，日本等外国军队被允许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12个重要地区，形成日本“支那驻屯军”，并长期驻在这些地区，“七·七”事变时，这支军队充当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占了我国旅顺、大连，攫取了原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霸占的全部权益以及“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此后，日本将旅大地区建为关东州，并建立关东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长期占领东北地区的主力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又趁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青岛和胶州湾，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日本又利用袁世凯想复辟帝制的急迫心理，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迫使其接受灭亡中国的“21条”，引起中外震惊。
从明治维新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40余年，日本利用它和中国相邻的便利的地理条件，利用对中国近代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较深了解，加之不断地对外扩张侵略促进国内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使它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它“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 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第二卷第592页)。 ] 。”“力图统治中国 [ 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19页。 ] 。”到了20世纪初期，它不但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同时也基本完成了它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
第二时期：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日本跃居为“超过法国和意大利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即美英日) [ 注：井上靖：《日本历史》下册第839页。 ]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定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夺取中国的东北地区，并进而向华北地区伸展。1927年初，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公然狂吠：“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 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4，95页。 ] 。”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研究所谓对“满蒙”的政策。实际上，是策划如何先把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尔后实行武装入侵，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而建立全面侵华的战略基础。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个《对华政策纲要》，强调“大和民族要想称雄于亚洲大陆，第一步是掌握满洲及蒙古的统治权 [ 注：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1月版。 ] 。”并在必要时为满蒙的特殊地位和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不惜诉诸武力。可以看出，《对华政策纲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20～30年代推行大陆政策的具体战略计划。此后，日本这个计划从舆论宣传，扩充军备，军事部署等方面都在积极地加紧侵华战争的准备和行动。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也难逃厄运。为摆脱危机，实现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国主义者制定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指令关东军完成独立作战体制。1931年8月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致书日本陆相：“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到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既不能北固于现今世界 [ 注：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1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9月版第33～35页。 ] 。”9月18月，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东北全境，并建立伪“满洲国”，实现了“称雄于亚洲大陆”的第一步。接着，1932年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胁迫国民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进占上海；1933年又进犯长城沿线各军事要地，尔后深入冀东，包围平津，染指华北。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大臣宣布本日对维持“东亚和平秩序”有特殊的“立场和使命”，并露骨的提出，不准任何国家援助中国，公开发布独占中国的声明 [ 注：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 ] 。1935年6月，日本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府让出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并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力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这一时期，尽管仅10余年时间，但日本大陆政策推进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它不仅吞噬了整个东北地区，而且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华北五省，使日本在华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取得重大发展，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辟了基地。
第三时期：30年代的日本。这一时期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顶峰时期，1936年，日本出现“二·二六”兵变，广田内阁上台，于8月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会议通过接受军部全部要求的《国策大纲》，制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域发展”的战略 [ 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 ] 。这个大纲是继承和发展了1927年田中内阁所确立的侵略方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侵略中国、进攻苏联，伺机南进，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扩张计划。根据这个《国策大纲》，日本加强了全面侵华的准备，大力发展重工业并增加军事工业投资，1937年度日本直接军费增加到13.6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9％，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 [ 注：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第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 。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兵力达40余万，海军4个舰队，陆海军航空兵计91个中队，2600余架飞机，此外还有伪军1.2余万人。从政治上、军事上、物资上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二 中国抗战对日本亚洲战略的影响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以征服世界为最终目的的，而能否征服中国是这个政策最关键的一步。中国地处东亚，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从军事角度看，谁能占有中国，谁就能雄踞东方，控制亚洲，进而称霸太平洋，左右世界局势；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此广大的市场，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既为西方列强所虎视眈眈，更让日本一这个亚洲的霸王产生强烈的占有欲，从而把中国完全控制和掌握在自已的手中。
中国的抗战1931年始于东北，1937年扩大到全国，1945年胜利结束，先后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通过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从“九·一八”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中国人民进行了8年的孤军奋战，“可以说，这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对法西斯战争的前哨站 [ 注：宋时轮：(《不可磨灭的历史文献》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而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第二卷第10页。国防大学1985年版。 ] 。”
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曾经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 注：《毛选》合订本第476页。 ]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统治者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就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 [ 注：矢都员治：《近卫文麿》东方1976年版，第606页。 ] 。陆军省的头子们和几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国看作“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 [ 注：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第97页。 ]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民掀起的全民族抗战，包括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和中共挺进敌后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的梦想。到1934年底，日本陆军增至24个师团，仅侵华兵力就达21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90％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7～99页。 ] 。1938年底，日本陆军增至34个师团，除一个师团侵驻朝鲜外，仅留一个师团在日本国内，其余32个师团全部用于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兵力的94％，真可谓倾巢出动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大本营陆军部》(3)附表二。 ] ，但仍没有解决中国问题。日军从全面侵华到武汉陷落，历时1年零4个月，伤亡44万7千7百余人，损失飞机785架，飞行员1064人，舰船百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3百万日元 [ 注：宋时轮：(《不可磨灭的历史文献》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而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第二卷第 13页。国防大学1985年版。 ] 。如此惨重的损失，标志着日本想用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企图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侵华战争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据统计：1937年军费支出32亿7千1百万日元，1938年增至59亿6千2百万日元；1939年再增至61亿5千6百万日元，军费支出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8.9％、73.3％、68.5％ [ 注：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09页，东京1974年版。宋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336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 。加上1939年秋、冬出现严重的粮荒，使日本政府更加焦头烂额。国力的匮乏和国民的反战情绪给日本军部的首脑们沉重的打击。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对当时的形势一筹莫展：“我作为参谋次长，首先从各方面了解了因中国事变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还剩下多少。我认为，从外表看日本是强大的，但恰好象水果从内部腐烂那样，所以是不能长久的 [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13页。 ]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而被迫宣布“帝国不介入，专注于中国事变。”战争前景的黯淡，使日本陆军中就如何解决中国事变引起相当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 [ 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选》合订本第934页。 ] o”中国人民独立的英勇反抗斗争，有力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对苏联作战年度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在远东地区加强战备，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沉重打击，日军到1935年伤亡总数累计达16万9千余人 [ 注：井上靖：《昭和五十年～日本新书8》，第81～82页，1976年东京版。 ] ，因而不敢再轻举妄动。“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体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到进展 [ 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601页。 ] 。”
随着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形成军事同盟。1940年9月，三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国、意大利在西方“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日本在东方“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他们合伙制订了一个从中国北面经过西伯利亚，从中国南面经过印度洋，把欧洲战场同亚洲战场直接联系起来的战略企图，通过这样一个联合军事行动，来达到它们征服世界的目的。
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希特勒就对日本访德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大将说：“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军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 注：《历史与人物》1978年第8期第43～44页，日本中央公论处出版。 ]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又电示驻日大使奥托：“用你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 [ 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61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 ”。在德国的怂恿下，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6月下旬的日军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当年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实施“北进”计划做准备。然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左火右田）俊六极力反对，告诫日军大本营不要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 [ 注：日本防卫厅战史研修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54页。 ]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苏联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尽管日本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力不从心，未能如愿。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 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只有“德苏战争演变为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 注：同上，第155～156页。 ] 。”毛泽东曾指出：“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 [ 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选合订本第477页。 ] 。”客观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使苏联摆脱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从容地把东部地区作为巩固的后方，全力投入苏德战场。可以说，日本放弃“北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使其欲罢不能。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2日，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适应新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帝国将坚持‘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依旧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并……继续向南方的扩展 [ 注：《太平洋战争史》第3卷第253页。 ] 。”这次会议最后放弃了“北进”计划，而确定了南进战略。早在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就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南进”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抢夺南方的丰富资源，攫取美、法、荷在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其二，切断英美援华补给线，胁迫中国投降，早日摆脱中日战争的困境。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迫使日本推迟“南进”计划的实施。英、美等国为了依靠中国战场牵制住日军的主力，减轻其在太平洋上所受到的压力，也逐步地改变了对日本的妥协政策，以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来阻止其“南进”。然而，适得其反，正由于经济制裁，使日本对石油等战略物质短缺，急需向东南亚等地攫取，于是，1941年11月，日本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不顾中日战争尚未结束，以及“南进”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酝酿南下，准备冒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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