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尚未真正认识到持久抗战的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性。虽然在个别训令中曾命来不及撤离、仍留在敌占区内的部队及前线部队“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但实际上并不重视，更没有任何指导措施；京沪地区失陷之后虽已初步认识到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还应袭扰、破坏其后方，并在作战指导上开始部署部队攻击日军后方(如台儿庄作战时令第3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兖州以北进攻等)，但仍未真正认识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游击战的性质和任务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将游击战视为正规战的一种，甚至连破坏敌军后方交通及后勤设施的行动亦排除在游击战任务之外。如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讲：“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游击队，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的任务……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72〕
华北敌后游击队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台儿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就在此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该著作刚一发表，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在武汉把其基本精神向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后又将它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也非常赞同。〔7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组织部分战区高级将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游击战重要意义的发言，并将与周恩来共同起草的一份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递交蒋介石。〔74〕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议。蒋介石在会上“特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决以我三分之一力量投入敌人后方”的训示，并令“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75〕为扩大游击效果，还于1939年1月变更“国军”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命第51军挺进山东，命第69军、第97军挺进河北，进行游击作战。与此同时，决定按中共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致电延安中共，要求派干部任教官，负责教授和训练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叶剑英率30余名中共干部于1939年2月10日到达南岳，2月15日开学。开始时蒋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为加强控制，改为蒋介石自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及叶为正、副教育长。
国民政府军的游击战区在以后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冀察战区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一部地区。该战区以鹿钟麟为战区总司令，下属部队除第69、第97两军外，新5军及第40军先后划归该战区；此外，河北民军、察哈尔及河北各游击纵队、保安旅、保安团亦隶属之。该战区主力：朱怀冰的第97军、庞炳勋的第40军及孙殿英的新5军等均驻于河南省北部之林县、新乡、孟县各附近地区。仅石友三的第69军驻于河北省南部威县附近。所部高树勋的新6师驻于河北盐山及山东乐陵一带。真正活动于河北中部的，主要是张荫梧、乔明礼等河北民军各部及丁树本、侯如墉等游击纵队。由于日军迭次扫荡，仅一年多的时间，至1940年5月，河北境内除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因制造摩擦被第18集团军大部歼灭外，其他部队大部被日军所歼，残部均退出河北省境。“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免职，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代”，“冀察战区时已名存实亡”。〔76〕第40军及新5军退至晋豫边区、太行山区南部，合编为第24集团军。庞炳勋任总司令，马法五接任第40军军长之职。后又将刘进之第27军划归第24集团军序列。该集团军实际已成为第一战区的部队。
太行山南部地区，前出于第一战区之北，仍为敌后游击战区性质。由于日军认为“盘据在华北管区内之重庆军”军心涣散，战斗力衰退，“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第24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中共对立激化，则是上策”，〔77〕因而其第1军不断向太行山区北部的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攻，而很少向太行山区南部的第24集团军进攻。但至1943年4月间，日军“为了振作第1军官兵的士气，并粉碎日军从华北撤退的敌方宣传，以及有利于促进重庆阵营崩溃”，决定“以第18集团军和第24集团军双方为攻击目标”，实施太行山区的作战。〔78〕对第18集团军的进攻一直“未能取得大的战果”。〔79〕对第24集团军的进攻，则开始不久，新5军军长孙殿英即率部投敌；接着因部队溃散而“化装便衣潜伏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日军第35师团田中彻雄少尉率下士官11人及孙殿英秘书的“说服”下，随之去新乡投降日军。至此冀察战区事实上已被彻底消灭。〔80〕
鲁苏战区辖长江以北、老黄河以南的津浦路以东地区。于学忠为该战区总司令。下辖第51军、第57军、新4师、税警部队及山东、江苏的20多个保安旅、几十个保安团。牟中珩的第51军、缪澄流的第57军及吴化文的新4师驻于鲁南沂蒙山区附近及郯城等地区；韩德勤的第89军及陈泰运的税警总队驻于苏北的宝应、连云港、盐城各附近地区。该战区坚持时间较长，直至1943年春吴化文率部投敌后，“鲁苏战区仅存据点”才“丧失殆尽”。“军事委员会基于事实，乃命鲁苏游击战区各部放弃鲁南、鲁北各根据地，向皖北转移。不久，战区亦随之撤销。〔81〕
至于“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的游击区和敌后作战，如第一战区之中条山，第五战区之大别山，第六战区之江汉三角地带及第九战区之庐山等等，区内驻军与战区其他部队完全一样，由战区直接部署、指挥、供应，驻地与前方部队连接在一起，其作战亦与正面各战役在完全统一的命令下一致行动。因而，这些前沿阵地的所谓游击区属于正面战场范围；其战斗配合的敌后作战亦属于正面战场各战役范畴的敌后作战，与战略上的敌后战场之游击战，性质完全不同。
冀察和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兵力相当雄厚。据国民党军事当局统计，鲁苏战区的正规军约10万人，地方保安旅团及游击队约15万人，总数达25万。冀察战区亦大致如此。以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游击作战，应该大有作为，但事实上不仅未能发展，反而驻地日蹙、兵力日削，在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里即彻底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以正规战的作战指导进行游击战
游击战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没有战线和后方，而且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它的作战形式、战术运用等也和正规战有所不同。概略地说，在作战指导上更强调主动性，要实行其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战术。“游”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是为了“发扬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特长”。“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82〕在兵力运用上更强调灵活性，“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83〕在作战形式上强调游击战的同时还要适当实施运动战。主力兵团的正规军“一般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为经常”，但必须吸取游击队隐蔽接敌、突然袭击等特点。当敌人大军云集、分进合击，无法实施各个击破、不利于我正规军集结行动时，也应化整为零、分散机动、趋吉避凶、寻敌弱点，准备再次集中击敌。决不能死守防地、呆滞不动。
但是，冀察、鲁苏战区的正规军并不是按上述游击战的一般原则指导作战的。其受领的首要任务是“将正规军配置于各游击区，确保根据地”，其次才是“相机出击”。而确保根据地的主要手段仍然沿袭正面战场的“抵牛战术”，以阵地防御战抵抗日军。如1939年6月间，日军第5师团等向鲁苏战区鲁南游击根据地实施扫荡时，国民党当局记载第51军阻击由诸城南下的一股日军的作战经过：日军沿诸(城)莒(县)公路攻占枳沟第113师第339旅主阵地后，“继向清水沟阵地进攻，战况激烈异常，我军伤亡甚重，旋我第339旅奉令向金花山转移，敌乃趁势继续西迫……7日8时进占我337旅第674团蒋峪阵地后，复向小关进攻，守军1个排全部牺牲，阵地遂陷。近午，敌续攻大关，于历经血战后，亦陷敌手。我第674团团长率主力退守马鞍山，第3营占领太平山。同时，第337旅韩子乾旅长亦命该旅第673团于穆陵关占领阵地，以为策应。7日夜，第113师……依据战区总司令部作战指导，遂作如次之处置：1.以第678团在管帅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敌西进。2.第339旅向金花山转移，阴止由安丘南下之敌。3.第337旅占领沂山山地……4.师长率师直属队于武家洼附近占领阵地。”作战的结果，阵地连续失陷，人员伤亡甚众，而部队被迫“全部转入沂山山区”。总司令部所在之朱位及副总司令沈鸿烈司令部所在之东里店等根据地“均告失守”。在没有后方、补充困难的敌后游击战场采用这种专守防御阵地战的作战指导，当然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无法持久。国民党军方在编写的战史中也不得不承认“我鲁南游击根据地，虽据有地形之利，惟以山区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尤以处于内线地位，在缺乏机动、出击之条件下，殊多不利。”〔84〕
更何况进入游击战区的各正规军部队不仅不习惯于经常灵活变换位置的“游”，也不愿主动找敌弱点，以运动战实施突袭的“击”，大多以不被日军围攻为满足；即使遭到日军分进合击，也不敢分散兵力、化整为零，仍以师、团为单位机动，很难保密。所以更易陷于被动，遭受较大损失。对规定的“相机出击”任务，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作如下分析：由于“‘相机’二字涵义含混，有欠明晰肯定，往往予部队以投机取巧之机会。虽明知可为而不为，不可为则更不为”，〔85〕因而自身损失较大，而消耗、消灭的日军则较少。
(二) 扰害人民失去了群众的积极支持
敌后游击战必须有人民群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刘伯承曾说过：“游击队要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侦察警戒，要做到我们明白敌人，敌人不明白我们；我们能袭击敌人，敌人不能袭击我们。这首先要靠我们在政治上争取了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游击战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结合。“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的游击战争，就不是游击战争了，而是‘别动队’”。〔86〕毛泽东说：游击部队“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87〕否则不能发展、巩固根据地，不能牵制、消耗、消灭大量日军，不能达到建立敌后游击战区的目的。
但是进入敌后游击战区的“国军”正规部队囿于其性质及传统作风，且又得不到正确、必要的政治教育，所以积重难返，在对待群众方面依然故我，很少改进。初至敌后时还较为收敛，颇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时间稍久，许多将领和部队即故态复萌，“不思收复失地，反奸淫掳掠百姓，平日声色玩好，优游自得，军国大事置之度外”，〔88〕从而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再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至于战区建立前即已在该地区活动的各种游击部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其中有“国军”撤退后由爱国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人民武装，有未及撤走、留于敌后主动游击的“国军”部队，还有很多由土匪、流氓或帮会头目借抗日之名，欺骗、裹胁部分群众拉起的队伍。抗战初期风起云涌，很短时间内组建起名目繁多的游击队，其数量庞大，遍及各地。开始一段时间确曾造成强大的声势，并不断地破坏铁路、道路、通信线路及袭击后勤设施，给日军以一定程度的威胁。但当日军抽出兵力进行有计划的扫荡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真正抗日而又不太扰民的，能得到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掩护，继续存在；那些不抗日却扰民的，则或被消灭，或变成纯粹的土匪团伙。至1939年战区成立时，存在的游击队已发生了初步的分化：具有强烈民族感、真心抗日的，大多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其他大部分游击队则被国民党军事当局编入冀察、鲁苏两战区的游击队或保安团队序列中。如鲁苏战区即编有18个游击区司令部，下辖67个保安团，另外还有1个保安师和38个保安旅。〔89〕这些番号极多的保安部队，虽然人员成分、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并不相同，但总的来说抗战意识和战斗能力是不强的。国民党军事当局对其不免有所袒护，但也不得不承认：“各省游击部队，分子繁杂，良莠不齐。一般干部多未接受军事教育，服从观念淡薄，军纪有欠严肃。故在协同作战上……为保存实力，甚少主动协力，彼此各自为谋”。〔90〕他们“往往自成系统，不相统率，甚至磨擦火并，游而不击”，〔91〕而在日军扫荡时，则埋枪逃走。于学忠曾指出：“查各保安部队及地方团队，每于敌人向我进犯时即将人员疏散，枪支埋藏。此举不但予敌以任意窜扰之机会，本身失却自卫能力……有违游击战之本旨。”〔92〕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么多必须靠当地人民供应、补充而又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又处在日军不时进行扫荡这一严峻形势下的敌后游击部队(包括正规部队)，实难长期存在于敌后，于是再次发生分化：一部分投入中共抗日阵营，一部分被日军歼灭，而相当大的部分则彻底转向与抗日人民群众为敌的方面，投降了日军。据日军特务机关1940年的情况报告：“国民党游击队”“士气大为沮丧”，“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93〕事实确是如此，不仅相当多的地方游击部队相继投敌，就是敌后战区的正规军也大批降敌。鲁苏战区第57军军长缪澄流企图投敌，后被粉碎；接着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又阴谋投敌，被国民党处决。但这股逆流并未能遏止。冀察战区方面，新5军军长孙殿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69军军长毕泽宇、游击第1纵队司令丁树本、第2纵队司令夏维礼、豫冀边区游击指挥官杜淑、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侯如墉、暂3师师长杨克友、暂4师师长王廷英、预备8师师长陈孝强等相继投敌。鲁苏战区方面，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游击第1支队司令丁丛堂、第2支队司令颜秀五、第6支队司令陈才福、第7支队司令秦庆霖、第11支队司令范杰、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新6师师长赵云祥、新181师师长陈光然、新13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新4师师长吴化文、苏北游击纵队第1支队司令吕其赓、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张良才、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齐子修、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邱吉胜、第112师副师长兼第334旅旅长荣子恒、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投敌。他们降日后，即在日军指挥下进攻游击战区内尚存的游击据点，加速了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区的失败。
(三) 限制中共发展制造武装摩擦
国民党虽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出于阶级的本质，它并未真正、完全放弃反共企图。抗战之初，日军正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侵略势头极为迅猛。大敌当前，国民党的“国军”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合作得较好，抗战也很坚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也不愿听到正确评价共产党英勇抗日的言论。如1937年9月间，正当华北日军长驱直入、“国军”连连败退之际，共产党的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伏击战打死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千余人，获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全国的民心、士气为之振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与胜利信心。蒋介石却对此不高兴。他于1937年11月5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现在一般人——本党的同志当然除外，要为共产党捧场，为共产党宣传，这种盲目的举动和错误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影响所及，将使日本更有所借口来加紧侵略，国际上再将发生不良的反响，我们国家之前途，将更陷于危险的境地。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点，毫不假思索的为他们作过分夸大的宣传，似乎只有这一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这种荒谬悖理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只有一天一天的助长共产党的嚣张。”“尤其看到现在社会上流行着的这一种宣传，并非全由共产党故意张扬出来的，而是由一般无常识的非共产党员……为共产党鼓吹。这实在是我们要严正的指导其改正过来的。”〔94〕
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至1938年10月，已作战1400余次，歼灭日、伪5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冀鲁豫及山东等7个大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钳制了大量日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对正面战场“国军”的作战，在战略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对抗日战争来说，本是极为有利的局面。但由于共产党在积极抗战中不仅没有大的损耗，反而有了大的发展(从出师时的4万人，发展为15万余人)，因而使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大为恼火，开始作限制共产党的准备。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时，暗中指示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积蓄力量准备反共，同时升任对武汉失守负有重要责任、被李宗仁正式电请军事委员会查办的胡宗南为第34集团军代总司令，并将陕、甘及豫西的大多数“国军”编入第34集团军序列，或明令胡宗南负责督训，以加强其掌握的兵力。胡宗南曾向第71军军长宋希濂透露过蒋介石的重要指示：“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是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而是会亡于共产党……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他们。”〔95〕
事实果然如此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的第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设立“防共委员会”的议案，确定了溶共、 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正规军进入刚成立的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按照《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敌后控制区。后来国民党给敌后游击部队的信中明确指示：“防止异党活动而消灭赤祸于无形，事关党国大计。”〔96〕这成为敌后部队制造摩擦的理论根据。
共产党早在1937年8月4日就向国民党提出关于敌后战场的建立与对待友军的原则：“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97〕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指示对友军“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98〕为了在国共关系上粉碎“敌人的挑拨，汉奸的破坏”，消除“某些分子惧怕群众运动，以及党和八路军影响的扩大”，以免“影响抗日的团结”，同年12月24日又向各地、各部队的各级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下达命令，要求“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为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除宣传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因征兵或抽捐税的事，引起群众与政府磨擦时，我们应居中调解，避免对立。”“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予以必要之保证……”〔99〕此后又多次指示部队“注意勿与友军冲突”，提出“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并要求新四军向“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派队活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以当时国民党并未重视、实际上也无力顾及敌后游击，所以在1937年至1938年间，中共抗日武装与大多数国民党系统的抗日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保持了较好的友军关系，共同抗日，并尽力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如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帮助他建立了10个支队的抗日队伍；中共派杨秀峰、张存实等一批共产党人帮助张荫梧成立深泽抗日学院，培养一批抗日干部，从而才组织起庞大的河北民军。
但是，当冀察、鲁苏两战区成立、国民党部分正规军进入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与胡宗南以武力进攻中共，制造反共的“陇东事件”、“縌邑(今旬邑)事件”等相呼应，一些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鹿钟麟、张荫梧之流，在正规军的支持下也开始制造摩擦和进行军事挑衅，不仅向先被日军占领原为政府军驻守、后由中共武装收复的地区进攻，而且向早已建立的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并不断捕杀共产党员。为了团结抗战，中共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如河北民军重要首领乔明礼在准备进攻冀中根据地时，在深县附近被中共吕正操部俘获。由于他表示悔悟，要求抗日，中共不但发还了被缴获的300余枝枪，而且应允每月补给军费700元、发给冬衣5000套。中共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亲自将其送回，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派杨秀峰、王宏坤前去慰问。但他回去后继任了河北民军总司令，继续反共。在国民党军队坚持反共摩擦的情况下，中共部队被迫实施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于是国共两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有时就发生武装冲突。
但即使如此，共产党仍极力忍耐，以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如1940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指示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100〕以后又指示向相邻的国民党军“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摩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并规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等。〔101〕
国民党当局并不因共产党的忍耐、容让而放弃反共政策，相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致力于反共。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说的：“自从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终将被击败”，“国民党主要力量集中于北方抑制共产党”。例如1942年3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下达电令：“国军以先肃清黄河以南奸伪(指共产党)，以利抗战之目的，各战区同时行动，一举歼灭华中、华南方面之奸伪；华北方面，亦相机袭攻，巩固并扩充游击地。”〔102〕
这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无法完全避免。
日军则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渔翁得利。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坚决抗日的中共部队，对不游不击的国民党系某些部队不采取行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纲要》中的“作战指导要领”就明确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103〕如1941年11月间日军进行的“鲁南作战”，就是日军“第12军利用鲁南共军与重庆方面的于学忠军之间的矛盾，以消灭共军为目的”而发动的。〔104〕当然，对于必须控制的地区，日军仍是要进攻的。如1942年2月间进行的“鲁中作战”，目的就是为了“歼灭盘据在以临朐南、博山东南山岳地带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于学忠所属重庆军”的。〔105〕
正是由于国民党为限制中共发展而引起的国共摩擦，使敌后战场的总体抗战力量受到削弱；而日军得以利用矛盾，集中兵力加强“治安战”，使国共两党的敌后部队都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但是共产党的部队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抗日意志坚强，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又采用了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游击作战，民兵联防，以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扫荡”和“辗转抉剔”等各种残酷、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封锁、清乡等，不仅坚持住了各抗日根据地，而且愈战愈强，很快恢复并获得更大的再发展。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又采用了不适合敌后游击的呆板战术，而且与抗日的友军为敌，所以在日军扫荡、围攻下，大批将领率部投敌，反转来协同日军围剿残存的抗日据点。因此，国民党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失败，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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