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轴心国瓦解同盟国转入战略反攻
１９４３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于２月２日结束，苏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德军第６集团军，罗马尼亚第３、第４集团军，意大利第８集团军。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会战中共损失１５０万人。德军从此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而苏军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毛泽东在给《解放日报》所写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指出：斯大林格勒会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１〕苏军在８月２３日结束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又击溃德军３０个精锐师，打破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计划。此后，德军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转取防御战略，直至战争结束。８月以后，苏军发动了总反攻，除第聂伯河会战外，还进行了斯摩棱斯克等许多进攻战役，都获得了胜利。到１９４３年底，苏军在反攻作战中，中段推进了５００公里，南段推进了１３００公里，收复了一半左右的德军侵占区。据苏军称，共击溃德军２１８个师，击毁坦克７０００辆、大炮５００００门、飞机１４０００多架，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地中海地域对德、意军的进攻，奠定了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阿拉曼战役于１月２３日结束，英军占领了利比亚首府的黎波里。在会战过程中，英军以其海、空军的优势，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击败了德意非洲军团，迫使４个意大利师投降，共歼灭德意联军５．５万人，击毁坦克３５０辆。这次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丘吉尔称之为“命运的关键”。他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2〕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在北非登陆的英美联军于１９４３年３、４月间和英第８集团军向突尼斯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发起进攻，５月７日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１３日，２５万德意联军在阿尔林率领下宣布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全部被盟军肃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７月１０日，英美联军发起了西西里登陆战役。８月１７日战役结束，英美联军完全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军共损失１６．７万人，其中德军３．７万人。５万多名德军撤至意大利本土。在战役进行过程中，７月２５日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巴多格里奥继任总理，旋派代表与盟军密谈，９月３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９月８日公开宣布停战宣言。驻意德军包围了罗马，巴多格里奥内阁逃至盟军占领区，并于１０月１３日对德宣战。为了歼灭驻意德军，英美联军于９月间开始了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１１月初，将德军击退至古斯塔夫防线，形成对峙。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并对德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的解体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大胜利。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又遭惨败，于１９４３年１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战略。此时，美军不仅稳定了夏威夷岛与中途岛海域的局势，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间交通线的威胁，而且夺取了前进基地，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准备后，从５月起，美军及美澳联军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个方向上开始了逐岛进攻作战，在北太平洋进行了阿留申群岛登陆战役，在南太平洋进行了新乔治亚群岛和布根维尔岛登陆战役，在中太平洋进行了吉尔伯特群岛登陆战役，在西南太平洋进行了新几内亚反攻作战，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至年底时，日军死亡２．８万余人，损失舰艇５０余艘、飞机９６３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也在布根维尔岛附近上空被美军战斗机将座机击落而亡。至此，日军建立的俾斯麦群岛防线主要堡垒腊包尔，完全处于美军海、空军控制下，美军正准备向日领地马绍尔群岛进攻，以突破日本太平洋的弧形防线。总之，１９４３年的国际形势，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大转折时期。
二、 中国的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愈来愈为世界所承认和重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盟国之一，美、英等国就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作用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问题。因而，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美、英两国政府通知中国，表示愿意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其他不平等的特权（香港九龙租借在外）。经过３个月的谈判，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中国和美国、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名义上与美、英、苏并列跻入“四强”行列。〔３〕
这对于艰苦抗战５年半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自己奋斗得来的成果，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从而更加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坚持抗战获得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不仅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认为有一二个月的时间就可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国也没有料到中国如此之坚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次发生外来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求和而告结束，这次当不例外。所以他们虽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更不愿日本称霸亚洲，但并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基本上采取绥靖政策。他们没有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历史上的中国已有极大的区别：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时的中国人民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广泛宣传，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更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强大民族凝聚力，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征服的伟大力量。正如日本有识之士所说的：“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觉察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４〕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有所不同这一点，十分钦佩地说：“作为侵略者，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５〕
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获得了美、英等国的钦佩和赞扬。１９４２年２月，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５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６〕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在德军狂轰滥炸伦敦和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为鼓舞人民都曾提出过“效法中国”的口号。〔７〕由此可见：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就不可能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当然也谈不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美、英决定废除不平等的旧约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决不是单纯从尊敬中国抗战的坚决与英勇出发的，还有其战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继续抗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尔顿说的非常清楚：“采取这一步骤可使中国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对付敌人，并可确定最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战的总潜力”。〔８〕罗斯福认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９〕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美、英等国放弃不平等旧约出于何种目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１０〕
国际形势的发展给同盟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美、英、苏等主要盟国迫切需要举行首脑会议，以便商讨、制订下一阶段的战略计划，研究、决定战后国际上许多重要问题。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３０日召开了三国外长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为三国首脑会议作准备。会议最后通过了加速结束战争和建立战后安全体制的《普遍安全宣言》。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建议下，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也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成为四国宣言。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在埃及召开了主要盟国政府首脑的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参加了会议。会上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会后带至德黑兰，征求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同意后，于１２月１日公布于世。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的侵略，把侵占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剥夺日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占的一切岛屿，使朝鲜独立，并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不仅使中国恢复领土主权完整得到了国际保证，而且也反映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得到了国际的公开承认。
三、 日本转变侵华战略
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１９４３年日本也处于侵华战略大转折的时期。主要表现以下两点：一是“中止了曾经全力以赴的‘５号作战’（即四川作战）准备。过去企图以对重庆实行武力解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把它放弃了，而且还从驻华军中抽调出２个师团派遣到东南方面去”。〔１１〕二是进一步利用和加强汪伪政权，使其对美、英宣战；并改变过去一直在暗中进行的政治诱降工作，决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１２〕
早在１９４２年春，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和司令部总长在联合上奏天皇的报告中就提出：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澳和攻占仰光之机，如对中国政府的“致命处施加强大压力”，则可能使重庆政权“发生动摇”而屈服。〔１３〕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根据这一构想，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初步作战腹案，又经与“中国派遣军”联系，预定在南方作战第一期基本结束后，即“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发动进攻战”。计划中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作战指导应与对重庆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为１５个师团和２个混成旅团。规定１９４２年９月开始着手准备，１９４３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１４〕
就在日军积极准备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南方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连遭惨败，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日本不仅不可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至中国战场以凑足兵力实施四川作战，而且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战。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日本参谋总长在上奏中说明了停止四川作战的理由：“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１９４３）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１５〕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日本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蒋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特别考虑到“过去，重庆政权是以在内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发挥影响，而如今它将以策应英美反攻、作为反攻战线一个支撑点而发挥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采取根本性对策，就会使事态严重化”。〔１６〕为此，“作战指导的首脑部门”极感焦虑。因而，日本大本营在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准备的命令后，１２月１８日在与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２１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该方案的方针是：“帝国以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而向前迈进。”〔１７〕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并使其参战以提高其地位，同时也使“日本在中国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１８〕把政治、经济事务和“治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负责，以便抽出更多的日军专用于作战，并便于抽调部队转用于太平洋战场。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在其１２月２６日的日记中对此曾写道：“由于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于英美，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经落空，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汪伪）了。其成功与否，颇令人怀疑。”３１日日记中又写道：“此次之大转变……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汪伪）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的孤注一掷。”〔１９〕
汪精卫得知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后，向东条英机表示今后的打算：建立国民兵役制度，加强训练现有的伪军，以使日本的后方责任可以减轻，同时加强经济方面的协力等。１９４３年１月６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７号电报，得知美国即将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立即与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汪伪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对英、美宣战，同时与汪伪签订了《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日本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正反映了它的处境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及汪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大量收降国民政府的军队：继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率第１、 第２、 第３、 第５、 第６、 第７纵队和孙良诚率所部投降后，１９４３年１月吴化文部，３月厉文礼部，４月孙殿英部，５月庞炳勋、杜淑部，６月荣子恒部，７月张步云、刘桂堂部等大批国民党军投降，被汪伪政权编为伪军。仅南京汪伪政权所属正规伪军（不包括华北伪军）即达２５万人。但是伪政权不得人心，伪军士气涣散，日本企图加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不可能真正实行。以华北为例，１９４３年８月日军的《战斗详报》就承认：“由于共军的策动逐渐活跃，加以战局的影响”，“华北政权下的军警畏惧中共，没有代替日军的实力”。〔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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