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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和中国战区的建立一、 日本的南进政策

  北进、南进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其世界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占领中国为前提,中国战场的发展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夺取苏联远东地区,将其与中国的东北、内外蒙古联成一片,因而使日、苏矛盾日趋尖锐。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少量兵力在短期内迅速击败中国,以实施其北进政策。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使日本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日本不得不将准备用于北进的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导致了日本北进政策的破产。在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两次北进尝试一一受挫后,日本认识到不解决中国问题就谈不上北进。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动摇了日本的北进政策。随着日、美矛盾的加深,日本国策中北进政策逐渐降为次要地位,而南进政策却随之而上升为主要地位。

  欧战爆发后,英、法等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为日本夺取上述国家所控制的南洋地区提供了“良机”。1939年12月18日,日本在《对华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明确提出停止北进,准备南进。但是,日本南进要遇到同北进一样的难题,即难于从中国持久作战的泥潭中拔身,因而南进政策迟迟不能付诸行动。1940年4月8日,德军侵入丹麦、挪威;5月10日又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攻入法国;6月,英法联军大败,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此时英、法、荷等国无力在亚洲与日本对抗,日本内部的南进派乘机要求实施南进计划。

  1940年6月中旬,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和德军开进巴黎后,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21日至25日召开省、部、科长级官长会议,讨论南方作战问题,制订了《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1. 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

  “2. 以分化英、美为前提,对菲律宾只进行监视,尽可能不去触动它,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以武力解决。

  “3. 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此作为进攻基地。

  “4. 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

  “5. 如果可能,则使英、荷分开,也不去占领新加坡,而直接奇袭荷属东印度,占领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

  “6. 陆军投入的兵力,控制在几个师团以下。”〔1〕

  7月3日,日本陆军首脑开会,在上述方案基础上确定了以南进为目标的新政策,制订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这是一个一般政治性及原则性的文件,主要内容为:〔2〕

  方针

  帝国政府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下,力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应特别改善国内外形势,继续寻求良机,努力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的处理尚未完毕期间,对南方的政策,应考虑国内外各种情况再行确定。

  对上述两种场合的战争准备,大抵应以8月末为目标促其实现。

  要领

  1. 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应尽一切手段,特别是杜绝第三国援蒋活动,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

  在外交上,政策的重点首先是德、意、苏,特别应加强与德、意的团结,谋求对苏联外交的迅速调整。

  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下,注意美国的动向,我方应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摩擦。而因帝国执行必要的政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恶化,也只好任之……

  2. 关于南方使用武力问题,应在考虑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事变处理的情况,欧洲形势以及我方的战争准备等等,然后再决定其时间、范围和办法,目前应尽力将目标仅限于英国,只攻占香港及英属马来半岛。

  目前的政策是尽力避免对美作战,但估计终有一天要使用武力,为此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将南进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这是日本海军多年来所希望的,所以陆军部的这一《处理时局纲要》得到海军当局的同意。为了推行这一政策,日本陆、海军设法搞垮他们认为“消极保守”的米内内阁,于7月22日组成了以近卫文为首相、东条英机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新内阁。

  近卫内阁一上台,就将陆、海军提出的南进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和新政府的施政纲领。7月26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也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解释“共荣圈”的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27日召开的大本营和近卫内阁联席会议又批准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松冈洋右在会上解释说:“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3〕

  为了推行其南进政策,日本政府于8月30日与早已投降德国的法国贝当政府签订了《松冈—亨利协定》。据这一协定,日军于9月23日分三路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北部。9月27日,日本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领导“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领导“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第三国攻击时,以一切手段相互援助;同时还规定,这个条约不影响三国各自与苏联的关系。这是一个重新瓜分世界的条约,其主要目标是针对美国。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竭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须保持中立。双方还达成谅解。苏联声明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日本声明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属中国领土)的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这一条约对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大打击。

  为了适应南进的战略需要,日本进一步强化了法西斯专政。在国内推行“新体制运动”,竭力发动各界支持战争,协调统帅部(大本营)与国务部门(内阁)的关系,解散了所有政党,实行军政一体化,并制订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统制。至此,日本的南进政策最终确立。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中国国民政府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虽然进行了全面的抵抗,并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了“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决策者们,内心仍有“以抵抗求妥协”的思想,企图通过强有力的抵抗,向日本表示抗战决心,从而促使在华有利益关系的美、英等国进行干预。如果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态势,国民政府就可以与日本达成妥协,以迅速结束战争。因而,国民政府除了向为避免两面作战而愿意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加紧寻求援助外,同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促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两国支持中国抗战并制裁日本。但美、英对中国抗战却采取了极为消极,甚至袒护日本的态度和政策。美国在“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下,执行了所谓的“中立、不干涉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发表“关于国际基本原则”的声明、宣布与各国合作而不卷入任何同盟的同时,向日本驻美大使表示“美国对日、中两国都持友好态度”,并令美国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你们不要指望美国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的援助。”英国执行的则是“绥靖主义”的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明确地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制裁,他认为制裁可能导致日本对其殖民地印度和香港进行报复。他的方针是“与美国齐步前进,步伐一致,不前不后”。〔4〕

  淞沪会战过程中,日军大量增兵,扩大侵略,直接威胁到美、英的在华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间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把侵略战争喻为瘟疫,暗示将进行抵制,但遭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美国因此又退回到“中立”的立场上去。而英国则一心要中国对日妥协。张伯伦曾试图以将上海的南市和闸北租借给日本来换取日本停止侵略战争。这当然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长江流域及南方的主要大城市,大有独占中国之势,直接损害了美、英的在华利益;特别是日本又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这不仅完全否定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而且影响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这时,美国以罗斯福为代表的一些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已经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而中国则是阻挡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日本变得越可怕,中国就变得越重要”。〔5〕美国政府对日和对华的政策又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并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不再续期;一方面给予中国以有限的经济援助。由于当时日本对太平洋的均势与稳定的威胁尚未成为现实,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还只是象征性的,其目的并不是支持中国打败日本,而仅是防止蒋介石政权屈服于日本,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以使日本无力南进。因而在经济上对日本仍然施行绥靖政策,继续供应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和废钢铁。

  武汉会战期间和以后一个时期,英国张伯伦等人仍坚信只要继续实行对日绥靖即可维护英国的利益。1938年5月,英国竟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将征收的税款全部存于日本正金银行,并任用大批日本人为海关官员,致使日本得以用中国海关税款套取外汇,向欧美购买战争物资,用以侵略中国。同年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声明,中国将在国联第102次行政会议上要求按国联盟约第17条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竟向郭说:中国政府这样要求,“于中国自身没有一点好处,而对国联却可能有害”。同时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政府不会赞成中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6〕1938年末,英国虽然在美国提议下允诺向中国提供少量贷款,但对日本仍持一贯的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代表各方政府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其中规定英国在华北限制抗日活动,阻止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等,并将4名嫌疑犯由英租界引渡给天津伪政府。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伪政权。

  日军经过1939年、1940年的“治安肃正战”、“局部有限攻势作战”以及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不仅未能迫使中国屈服,而且在正面战场遭到冬季攻势的反击,在敌后战场遭到百团大战〔7〕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坚持抗战。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40年4月,德国军队席卷西欧,日本乘机南进的意向也已明确;9月间,日军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局势的发展促使美国转变政策。罗斯福“私下里承认,他对他早期的反应感到惭愧”。〔8〕1940年,美国两次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同时禁止向日本出售钢铁。这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在欧洲援助英国、反对德国,在远东援助中国、反对日本。罗斯福说:援助被侵略者,正是为了使美国不卷入这个战争,“如果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去支援那些保卫自己、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美国因此而被卷入这次战争的可能性就小得多”。〔9〕对援华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爆发战争”。〔10〕但他是为了不卷入战争而采取上述各种行动的,而他们的战略方针又是“先欧后亚”,因而当国内一些军政要员提出对日禁运石油时,他为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没有同意这一建议。

  德军横扫西欧、北欧的严酷现实,宣告了“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但英国政府在远东仍不肯放弃其绥靖政策。它害怕触犯日本会使自己吃亏,幻想以妥协让步使日本不向南进,以保障其香港、缅甸等殖民地不被攻击。新上任的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11〕因而屈从日本的要求,不顾中国的反对,于7月间宣布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物资。丘吉尔为掩饰其屈从日本的本质,以7—9月是雨季、滇缅公路泥泞难行、运输量较小为理由,在下院报告中竟说这一协定是“公允的”,中日“双方均可自由接受”。〔12〕直到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形成,已与英国形成对抗局势,而美国又已采取较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后,为维护英国自身的生存和利益,才不得不调整其对华政策,如期开放滇缅公路,并追随美国宣布不承认南京的汪伪政府,继续支持重庆的国民政府。

  1941年4月,日、苏订立中立条约,日本北守、南进的战略已昭然若揭,美、日也开始在华盛顿进行谈判。在会议桌上,日本企图通过谈判阻止美国支援中国,以利于南进;美国则想通过谈判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以阻止日本南进。由于日本要价太高,谈判陷于无休止的争吵。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最后确立了南进政策。7月23日,日军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这时美国才看清日本南进的企图已难逆转,便停止了与日本的谈判。7月24日和8月1日,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全面实行石油禁运。这一措施表明美国对日政策已从以绥靖为主转为以抗衡为主。8月下旬以后,日、美虽然恢复了谈判,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美国之所以要继续谈判,是为了延缓日本的南进,争取备战的时间;日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也只不过是为了麻痹美国,将谈判作为对美开战的烟幕。

  三、 日本南进作战的准备

  日本的南进政策确立之后,为便于进攻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决定以中国华南为基地进行一系列战争准备。其主要内容为:

  1. 将华南方面军改归大本营直辖

  日本大本营于1940年7月23日下达了“大陆命”第438号命令:“华南方面军从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中解除,直属大本营。”同日还下达了“大陆命”第439号命令,对“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今后的基本任务作了规定。其方针是:“大本营力图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为此要同心协力迅速摧毁敌人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第三国的战略。”规定“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期望确保大概在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地区的安定;特别要力求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的各重要地方和上海、南京、杭州之间地区的治安,确保从岳州到长江下游的交通,依靠武汉三镇及九江,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区大概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加强对整个中国的谋略,以促进抗日势力的衰亡。”规定华南方面军的任务除“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外,主要是“对第三国(英、法、美)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13〕

  2. 加强华南方面军的进攻作战能力

  日本参谋总长等人根据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的经验,决定加强“华南方面军”的炮兵和航空兵。经日本天皇批准,大本营于7月25日下达“大陆命”第440号命令,将第1炮兵队(以攻城重炮兵为主)配属给“华南方面军”。计有重炮兵第1联队(24厘米榴弹炮8门),独立重炮兵第2、第3大队(15厘米加农炮8门),独立臼炮第2大队(15厘米臼炮12门),独立速射炮第1、第2、第5大队(37厘米炮18门),炮兵情报第5联队(测地、标定、音源各中队)和第3汽车牵引队等。

  7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441号命令,将关东军的飞行第10战队第1中队(侦察)、飞行第14战队(重轰炸)、飞行第58战队(重轰炸)、飞行第98战队(重轰炸)配属给华南方面军。30日,再以“大陆命”第443号命令将“中国派遣军”的第1飞行团(第59战队、第90战队和第41、第91机场大队)配属给“华南方面军”。〔14〕

  3. 策定南进作战的初步计划

  为了掌握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及地理等情况,1940年日本参谋本部在情报部欧洲课内增设了一个南方班,专门搜集作战资料。6月间向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香港等地派遣参谋进行实地勘察。8月间,根据侦察所得情况,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部员濑岛龙三起草了一个《南方作战全面综合计划试行草案》,经参谋本部多次研究后,于10月下旬制订出南方作战的初步计划,规定在“中国事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实施南方作战时,几个方面的兵力配备应该是:对苏11个师团,对华28个师团,对南方11个师团,加上其他合计53个师团”,并“指定以第5、近卫、第48、第18各师团作为11个对南方作战师团中的骨干”。10月12日以“大陆命”第467号命令,将第5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调到上海,作为大本营直辖师团,“以登陆作战为主,进行训练”。10月22日,又令近卫师团到汕头(后改为广东中山)集结,令台湾混成旅团到海南岛集结,改编为第48师团。同时将上述3个师团的马匹编制改为汽车编制,并指示“进行热带作战训练,特别是登陆作战的训练”。〔15〕

  日本大本营本来预定至1940年8月准备完毕,后又推迟为年底准备完毕。由于敌后战场发动的“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坚决抗击,日军根本抽调不出进行南方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不得不将南进行动一再推迟。为了执行《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所规定的“特别加强对中国的封锁”,日军将此与登陆作战训练结合起来,在1941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对中国沿海各地的封锁作战。

  四、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6月,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22日德苏战争爆发。日本于25日开始举行大本营与内阁的联席会议,连日讨论了加快南进步伐的问题,拟制了《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这一国策纲要。它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仍然坚持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帝国仍旧努力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展”。“为达到上述目的,坚决排除一切障碍”,“不辞对英美一战”。〔16〕

  1941年9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南方作战的全面设想。其作战目的是:“摧毁英美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必要的领域。同时攻占并确保荷属东印度,以确立自足自卫的态势,并利用此等战争成果,迫使中国屈服。”“使用兵力约10个师团(比预定的少1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开战前在印度支那、华南、台湾、南洋群岛及日本内地展开,大致在5个月内可完成主要作战行动。”攻占的顺序及范围,“计划先对香港、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以及菲律宾、爪哇等地,大致同时开始进攻并迅速占领之,然后再占领荷属东印度。”“攻占香港的任务,由中国派遣军隶下第23军司令官以1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承担;攻取菲律宾,以大约2个师团、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的力量承担。担任攻取英属马来的兵力为大约5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其中1个在菲律宾作战告一段落后由该方面调来使用)组成的1个军。该军的一部还需用于维持泰国的治安。对荷属东印度,拟由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攻占香港和菲律宾后由各该方面调来)、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担任。在以上作战期间,尚需以大约1个师团的兵力,协助印度支那部队警戒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中国军队,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以上除攻占香港外,3个作战军及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兵团,均由1个方面军司令官统率。对缅甸方面,在以上作战期间,只限于排除我对马来作战的障碍,轰炸并努力取得缅甸南部的空军基地。全面作战告一段落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有必要再正式攻取缅甸。”“在作战中使用的兵力……在不影响满洲及中国作战的前提下,由该方面抽调转用。其余部分再由日本内地征召补充。”〔17〕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南方作战,特别是对从中国方面调出部队表示反对。?俊六于9月15日派总参谋长后宫回东京向大本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18〕但新任首相东条英机和大本营没有采纳?俊六的意见。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对空中攻击的威力评价极高,“他认为对美开战应在开战之初给予美国舰队主力以重大打击,迫使其采取守势。他早在8月间就提出了使用航母特混舰队主力偷袭珍珠港的建议,但因这一计划危险性大,实行上困难很多,所以一直未能决定。10月19日,军令部总长永野决定采纳这一建议,遂与陆军协商,修改了原先预拟的南方作战计划。”〔19〕11月2日,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指出:“帝国为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的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20〕11月5日经御前会议通过、日本天皇批准,正式出台了《帝国对美、英、荷作战计划》。11月6日,大本营下达了成立南方军的命令。其指挥系统如附表7-1-1。

  作战计划中,海军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为:〔21〕

  1. 开战之初,以第1航空战队(6艘航空母舰为主力)袭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主力舰队。

  2. 同时以第11航空战队(陆基航空兵)协同陆军,对菲律宾和马来半岛进行突然袭击,尔后在该战区遂行空战任务。

  3. 第2舰队在菲律宾海域遂行作战任务,以夺取东亚海上制空权,保障海上输送陆军的安全。

  4. 第3舰队为运输在菲律宾及南方要地登陆部队的船队护航,并掩护其登陆;南遣舰队协助在马来半岛登陆的部队作战。

  5. 第2遣华舰队参加攻占香港的作战;第4舰队参加夺取关岛、威克岛和腊包尔的作战。

  6. 第6舰队(潜艇部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战,尔后继续袭击敌舰,削弱敌海上兵力。

  7.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如美国主力舰队前来进攻,以除第3舰队和南遣舰队外的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迎击,将其歼灭。

  日本海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的指挥系统如附表712。

  作战计划中陆军作战的方针、目的、范围等基本上与杉山元的设想相同。其兵力部署为:“第14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菲律宾作战;第15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泰国、缅甸作战;第16军以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完成其他作战后调来)为主力,在荷属东印度作战;第25军以4个师团为主力,在马来半岛作战;南方军直属部队以1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和2个飞行集团为主力;中国派遣军所属之第23军以1个师团为主力,参加香港作战;大本营直属的南海支队以3个步兵大队为主力,参加关岛、俾斯麦群岛的作战。”〔22〕

  1941年12月初,日本进行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大海令第12号作战命令。命令通知各日本舰队司令,攻击开始时间定为12月8日(日本时间)。〔23〕12月8日(夏威夷时间为7日)凌晨3时19分,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给予歼灭性打击;同日凌晨2时15分,日陆军第25军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岸敌前登陆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

  五、 中国战区的建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本向美国、英国宣战,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对日本宣战,同时也向德、意两国宣战。12月11日,德、意向美国宣战,美国、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也向德、意宣战。同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以一切可以采取的有力手段,将与美、英的战争坚持进行到胜利为止”;三国间“如果没有相互完全谅解,不对美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休战或媾和”。〔24〕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军事协定》,规定了各自的作战地区和作战行动大纲等。日本的作战地区“大致为东经70°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在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澳洲、荷印、新西兰)等地区”以及“亚洲大陆”。日本的作战行动是:“消灭英、美、荷在大东亚的根据地,进攻并占领其领土;歼灭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的美、英陆海空军兵力,确保西面太平洋的制海权”等。〔25〕至此,法西斯侵略阵线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营垒已经明朗化了。

  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妄图瓜分世界的战争既已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迫使东、西方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也联合起来。早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26〕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27〕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提议召开由中、美、英、苏、荷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战争事宜。苏联及荷兰因欧洲战事紧张及两面作战等原因不愿参加。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中国代表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由蒋介石主持会议,宋美龄担任翻译。会议初步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至此,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马歇尔原拟的报告中,中国战区还包括缅甸东北部,但英国坚决反对中国人指挥英国军队,因此罗斯福将缅甸东北部划归英国韦维尔指挥。蒋介石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1月3日正式宣告中国战区成立,接着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不过美国提议的这个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职务,因为越南和泰国都已在日军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指挥的盟军,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团会议也未让中国参加。但这一措施在客观上对中国抗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28〕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附表711日陆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1月)

  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

  第16师团森冈皋

  第48师团土桥勇逸

  第65旅团奈良晃

  配属2个战车联队

  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

  第33师团樱井省三

  第55师团(欠1个联队)竹内宽

  第16军司令官今村均

  第2师团丸山政男

  配属1个战车联队

  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

  第5师团松井太久郎

  第18师团牟田口廉也

  近卫师团西村涿磨

  第56师团渡边正夫

  配属4个战车联队

  南方军直属部队

  第21师团田中久一

  独立混成第21旅团山县栗花生

  第21、第83独立飞行队

  第1空降兵团

  第55步兵团(属第55师团)1个联队

  第3飞行集团集团长菅原道大

  第3、第7、第12飞行团

  第15独立飞行队

  第5飞行集团集团长小?英良

  第4、第10飞行团

  第10独立飞行队及第16战队、第11空运中队

  中国派遣军第23军第38师团佐野忠义

  南海支队(直属大本营)堀井富太郎

  附表712日海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1月)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第1舰队高须四郎

  第2舰队近藤信竹

  第3舰队高桥伊望

  第4舰队井上成美

  第5舰队细萱戍子郎

  第6舰队清水光美

  第1航空战队南云忠一

  第11航空战队原二四三

  南遣舰队小泽治三郎

  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新见政一

  注:此表为开战前平时编制的战斗序列,不是南方作战的战斗编组。

  注释: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62—63页。

  〔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香港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第16页。又同〔1〕,第63—64页。

  〔3〕同〔1〕,第74—75页。

  〔4〕《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960页。

  〔5〕〔美〕迈克尔?谢勒:《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中译本,第66页。

  〔6〕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第3辑第8卷第58—59页。

  〔7〕百团大战:1940年夏,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伪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击、进攻战役,该战役以八路军参战兵力超过百团而得名。此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另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伤亡1.7万人。

  〔8〕〔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史》,第二卷第329页。

  〔9〕〔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译本,上册第370页。

  〔10〕同〔8〕,第396页。

  〔1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47年版,第1卷第204页。

  〔12〕《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纽约、伦敦1974年版,第6卷第6252页。

  〔13〕本节引文均同〔1〕,第69—70页。

  〔14〕同〔1〕,第71页;同〔2〕,第19页。

  〔15〕同〔1〕,第79页。

  〔16〕同〔1〕,第149页。

  〔17〕同〔2〕,第25—26页。

  〔18〕同〔1〕,第189页。

  〔19〕见〔日〕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15页。

  〔2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1969年再版本,下卷第554页。

  〔21〕〔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133—134页。

  〔22〕同〔19〕,第134页。

  〔23〕〔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中册第1048页。

  〔24〕同〔19〕,第574页。

  〔25〕日本参谋本部编印《杉山笔记》。东京1967年版,下卷第6页。

  〔2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三卷第806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册第249页。

  〔28〕《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卷第2分册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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