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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第一次长沙会战、会战前双方态势

  武汉会战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而且湖南向为中国中南部的鱼米之乡,又是坚持持久抗战仰赖的产粮基地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巨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1939年8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靖安、奉新和锦江右岸约300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地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内共有7个集团军20个军47个师。其第一线配置32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团军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团军8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27集团军4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30集团军4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2个师、2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1集团军4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19集团军4个师,在上高沿锦江一线布防。除以上32个师外,尚有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长沙,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

  湖南处于抗日前线,故对群众抗日力量的宣传、组织和训练较为注重,工、农、商、学各界都有一些抗日自卫组织,可向中国军队提供多方面支援;战区内可能被敌机械化部队利用的道路,如粤汉铁路北段、湘赣铁路东段及湘赣公路、湘鄂公路等都已破坏,对赣江上游及湘江北段可能被敌利用的水道也采取了封锁措施。所有这些,都为第九战区提供了较好的战场条件。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1939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6、7月间先后将第9师团和第16师团从第11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1939年夏秋,在日军第11军编成内,仍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11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已于1939年1月1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5月6日乘日轮由河内抵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的局势,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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