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五战区转移
信阳失守后，日军第2军将第3师团控置于信阳地区，并将从华北增援来的骑兵第4旅团归其指挥，对北方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进行监视、警戒。10月17日令第10师团(第8旅团已归建)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南下，主力在平汉路以西经应山、安陆、云梦、应城向汉阳、汉口西北迂回。由于沿途未遇有力的抵抗，10月23日即进至应山地区。被阻于大别山北麓的第13、第16师团，因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已开始向平汉路以西转移，于22日越过小界岭、沙窝之线，正向麻城前进中。此后，第五战区各部队即作有计划的转移，并按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重新进行部署：
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30军、第42军、第3集团军及其第12军、第71军)改称“豫西兵团”，拨归第一战区，经应山向豫西撤退。
第17军团胡宗南部(第1军、第16军)向南阳方面集结，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第21集团军廖磊部(第7军)留商麻公路以东之大别山区游击；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辖第10军)留商麻公路以西之大别山游击，与苏皖边区游击的第24集团军韩德勤部(辖第57、第89军)及第5集团军于学忠部改称为“苏皖鄂边区兵团”，由廖磊任总司令。第11集团军(曾改为“豫南兵团”，恢复原番号)李品仙部(辖第31军、第84军、第39军)向洛阳店及马坪集结。第3集团军张自忠部(辖第59军、第77军、第68军)向坪坝集结。第22集团军孙震部(辖第41军、第45军及新增调未使用的第36军)任金口以西长江南岸的守备。
第五战区长官部奉命转移到随县。第26军萧之楚部退入铁路以西，再移钟祥。第55军曹福林部转移枣阳，归战区直辖。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辖第44军、第67军)于黄陂失守后，经三汊港、云梦、应城向潜江转移。第87军刘膺古部经黄陂时遭日军截击，转孝感、应城、星市，向沔阳转移。
第五战区各部队遵照命令开始行动。由于平汉路方面南下日军已占领了应山、安陆等地，最后转移的部队如第71军等在花园附近受阻，不得不改变路线，寻找空隙突围。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却违抗命令，不肯留在大别山区，竟擅自率部向西撤退。后被撤职，受军法审判。
(二) 长江沿岸及第九战区的战况
沿长江北岸西进的日军第11军第6师团因伤亡太大，在广济休整，本来准备10月25日补充3000名新兵后再行前进，但由于第2军发觉第五战区的部队已有撤退征候，而沿江进攻的波田支队又进展迅速，于是命令第6师团不等补充，于10月17日开始进攻。沿途未受有力抵抗，于21日占领浠水，尔后第36旅团的步兵第23联队全部乘车，与1个山炮联队、1个野炮大队、1个工兵中队和装甲车、坦克各1个中队组成机械化追击部队，在黄陂以东击退一小部第3集团军的撤退部队，后于24日晚占领了黄陂。
原在田家镇的日军第116师团的第119旅团于10月17日在第6师团左侧向西进攻，21日攻占了长江北岸的兰溪，24日乘船超越黄州，进至距武汉仅35公里的阳逻(今阳罗)附近。
沿长江南岸西进的波田支队在海军支援下击退第93军，于21日、22日先后占领了大冶、鄂城，24日进至距武昌仅30公里的葛店附近。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第9师团突破第53军的防线，于17日占领三溪口，在继续西进时在黄龙山一带遭到第11军团和第32军团的坚强抗击，遂向北迂回至第32军团的北翼，于黄家大屋附近突破了第32军团的防线，24日进至贺胜桥以东地区。
第9师团南侧的第27师团从星潭铺向北迂回，与第9师团并列西进，于24日进至咸宁东北地区。
在万家岭被歼近半的第106师团退至九江以南，与第101师共同担任守备任务，进行整补。
总之，至10月24日，日军已逼近武汉，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
(三) 放 弃 武 汉
由于中国军队已开始全面退却，第21军已攻占了广州，10月2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于九江前方指挥所下达了进攻武汉市的作战命令：派遣军所属进攻武汉的部队应迅速、果断地进行攻击，以占领武汉三镇。
根据武汉外围战斗的形势及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发动进攻广州的情况，中国军事委员会于10月16日已决定放弃武汉，并电告李宗仁及陈诚，对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部队作了新的部署。为了各部队有计划撤退，将罗卓英从江北第五战区调回，使其负责指挥武汉外围的作战，掩护各部撤退。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当晚离武昌飞往衡阳。
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的第23联队等，于当晚占领了汉口北郊的戴家山阵地；波田支队突破第55师的阵地，占领了葛店。当日夜，武汉中国守军各部均已按计划撤离市区。26日日军第23联队占领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了武昌。27日，配属波田支队的第15师团的第60联队占领了汉阳，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第27师团占领了桃林镇，并切断了粤汉铁路。但此时武汉守军已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至此，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作战宣告结束。
(四) 岳 阳 失 陷
日军占领武汉后，为扩大其占领区及保障武汉的安全，日本大本营于10月26日给“华中派遣军”下达命令，要求其将占领地区保持在信阳、安陆、岳州(岳阳)一线之内。“华中派遣军”遂于27日决定：令第2军负责肃清安陆、应城以东地区的中国军队，令第11军进行追击，攻占岳州。日军第2军的第10师团于10月28日占领了安陆、花园等地。其第11军于10月29日拟订了分3路进攻岳阳的作战计划：第9师团从武昌沿粤汉路进攻岳阳；第6师团的第11旅团与海军协同，从汉口乘船溯江进攻岳阳；第27师团从咸宁以北南下，进攻崇阳、通城，以策应、掩护进攻岳阳部队的左侧背。
此时，第九战区第2兵团张发奎部已大部转移至幕阜山地区，所以日军沿途未遭有力的抵抗。第9师团及第6师团的第11旅团在海军支援下于11月11日晚攻占了岳阳城；第27师团于11月4日至6日先后攻占通山、崇阳，与中国第九战区的部队隔江西的修水、湖南的新墙河对峙。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至此暂告结束。
日军占领岳阳后，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驻军根据蒋介石11月12日上午9时的密令，为实行“焦土抗战”，竟于13日凌晨2时半，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该城成为一片火海。大火烧了3天3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2万余人。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以及苏联志愿航空队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出击，轰炸和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并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如7月3日中国空军出击5次，轰炸芜湖、马当、东流、香口江岸日军阵地及机场、舰船，炸沉日舰2艘，炸伤5艘；7月8日出击5次，轰炸安庆、芜湖的机场和湖口江面的舰船，炸毁、炸伤日机20余架，击中日舰10余艘。整个第3季度，较大的空战共7次，在汉口、衡阳上空击落日机22架，击伤3架。在频繁的空战中，最多时曾出现双方近百架飞机参加的大规模空战。
9月21日罗山失守后，中国空军抽出一部兵力支援罗信公路方面的作战，连续轰炸了罗山一带的日军。10月2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一度收复了光山。10月以后，因损耗太大、补充不及，基本上停止了主动出击。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共炸沉日舰船23艘，炸伤67艘，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的作战。据日军统计，1938年5月至10月，仅日海军航空兵即损失飞机136架，战死官兵116人。
武汉会战之前，中国海军在长江中游的马当建立了阻塞线，并部署了“宁”、“胜”字炮艇轮流巡弋。安庆失守之后，日海军第11战队及海军航空兵开始向马当进攻。6月21日，日军汽艇10余艘向阻塞线接近，企图扫雷，被马当要塞击沉3艘，其余逃回。6月24日，日机9架向巡弋的“咸宁”号炮艇攻击。艇上官兵英勇奋战，先后击落日机2架，但炮艇因伤重沉没，艇上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为阻止日军进入鄱阳湖向南昌方向迂回，第1舰队的“义宁”、“长宁”、“崇宁”号炮艇3艘及武装汽轮多艘负责湖防，并在湖口、姑塘等处布设水雷。6月25日，“义宁”号在湖口巡弋时遭到9架日机的轮流轰炸，中弹30余发。在此前后，“长宁”、“崇宁”亦遭日机轰炸，受伤甚重。由于缺乏空军掩护，这3艘炮艇不久先后在武穴、田家镇附近被日机炸沉。
7月间日军开始向九江进攻时，中国海军总部派出鱼雷快艇袭击日舰。14日，“文93”号以鱼雷击伤日炮舰1艘，自身亦被击伤。与此同时，在吴城附近警戒的“海宁”号炮艇被日机炸沉，艇上官兵大部牺牲，少数生还者组成布雷队。
九江及湖口防线失守后，武汉防务趋于严峻。中国海军以田家镇作为保卫武汉的江防前卫防线。为加强纵深防守，在葛店组成后防线，派“中山”号等8艘船舰负责军事委员会的运输，并协同要塞设防。田家镇配置105毫米舰炮8门，以宅山、象山为阵地；葛店配置75毫米至120毫米舰炮10门，以黄家矶、白浒山为阵地。同时将九江至汉口的航道标志全部破除。划田家镇、半壁山间，蕲春、岚头矶间，黄石港、石灰窑间，黄冈、鄂城间为4个主要雷区，共布雷1500余枚。还组建了漂雷队，沿江东下，潜至日舰前方施放。在武穴附近，2艘日舰被漂雷炸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以“永绥”号为旗舰，驻汉口指挥防务。
8月下旬，日军开始向田家镇防线进攻。9月20日，日巡洋舰、驱逐舰各2艘、汽艇11艘及其他船只6艘，向田家镇要塞猛攻，被要塞守备部队击退。21日，日汽艇14艘在舰队前扫雷，被炸沉8艘。22日又有4艘被水雷炸沉。
田家镇要塞失守后，海军又在葛店江面增布水雷1120枚。日本扫雷汽艇被水雷炸沉10艘，被守备炮兵击沉4艘。日军遂集中航空兵，向长江内的中国海军舰艇及要塞猛烈轰炸。“中山”舰被炸沉，舰上官兵除个别幸存外全部牺牲。24日，武汉、葛店同时放弃。陈绍宽率海军总部人员乘“永绥”舰转移至长沙。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先后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等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中国海军的“中山”舰、“江贞”舰及5艘“宁”字炮艇、若干艘快艇被炸沉，“永绩”舰等多艘舰艇受重伤，将士伤亡1000多人。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悍然不顾1925年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大量使用毒气。据日方记录，在进攻武汉过程中，日军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27〕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其实，日军使用毒气并非自武汉会战时始，早在1937年7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就在“临参命”第65号命令中命令将野战毒气部队第3、第5大队及第1野战化学实验部队派往华北战场。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于7月28日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命令，规定可“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8月31日，再增第1、第2野战毒气厂和野战毒气第13中队到华北。淞沪会战时，又将野战毒气第6中队、第7中队，可射毒气的迫击炮2个营和第2野战化学实验部队等配属给“上海派遣军”。会战初期，日航空兵曾对海宁、江阴要塞投过毒气弹；后期在进攻罗店、浏河、嘉定时也使用过毒气。
1938年4月，闲院宫载仁根据日军毒气部队在中国使用的总结，又下达了可使用喷嚏性毒气的命令。徐州会战时，配属了3个野战毒气大队，多次使用毒气。并在会战结束后，写出《毒瓦斯之使用战例》，作为实施毒气战的指导文件。至武汉会战时，日军不仅大量使用毒气，而且又增加使用更毒的窒息性毒气。此后，日军侵华部队中的毒气部队逐渐增加。至1942年已有8个联队，每联队1500人。毒气的使用 ，给中国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10万中国军民在日军毒气的侵袭下伤亡。历史将永远记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暴行。
七、 会 战 简 析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28〕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至武汉会战结束的1938年10月，仅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日军５．４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十余块抗日根据地。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２9〕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３．５５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２５．６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在日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军被俘人员的交代中，日军各师团伤亡之人数并不相同，有的在半数以上，如第6、第106师团等；有的则较少，如第3、第16师团等。平均当在30%至40%之间，伤亡总数约10万人左右。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二)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下降并“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按：指侵华战争)的”。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30〕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2个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在装备技术条件远远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就不宜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所以更不能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三种战法密切配合运用。为了保卫武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31〕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的两个月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就曾建议“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应“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最后还特别强调：“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32〕
军事委员会及一些高级将领虽然对中共的建议有所认识，接受了部分内容，并将有的内容写进了作战计划之中，但到实际作战时，主要的仍然是只重视正面的阵地防御战，而忽略了两翼的运动战。在日军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第三战区却按兵不动，既未向日军的后方及翼侧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未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和牵制行动。
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1) 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2) 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3) 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4) 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另外，武汉会战时任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亦译契列帕诺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关于武汉会战的看法，可作为参考。他说：
“武汉保卫战在我到达中国以前就开始了，自从7月21日日本占领九江后，武汉的战局形势就紧急，当时我们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后调回国，由切列潘诺夫接替)就向军事委员会统帅建议要调集机动部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武汉的日军，来牵制日军，这就是要对进攻武汉的日军积极安排反攻，以攻为守来保卫武汉。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国军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国军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在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国军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国军利用阻截式的利用工事作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国军阵地。
“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
他所看到的“整个形势”是极为客观的；他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关于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的“攻势防御”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附表５-２-1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4日)
华中派遣军司令?俊六大将，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
第2军
第10师团
第13师团
第16师团
第11军
第6师团
第101师团
第106师团
波田支队(台湾旅团)
派遣军直辖部队
第3师团(7月15日后转隶第2军)
第9师团(8月1日后转隶第11军)
第18师团(9月转隶第21军进攻广州)
第116师团(驻屯南京、芜湖，为派遣军预备队；9月29日后，以1个旅团加强第11军)
后来的增援部队(7月15日后加强给华中派遣军)
第27师团(7月15日后加入第11军序列)
第15师团(接替第18师团上海、杭州之守备任务，9月间以1个炮兵联队加强第11军第106师团)
航空兵团(8月2日后支援第11军)
骑兵第4旅团(10月11日后加强给第2军第3师团)附表５-２-２日军第11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少将
第6师团师团长今村胜治(前)稻叶四郎(后)
步兵第11旅团(辖步兵第13、第47联队)
步兵第36旅团(辖步兵第23、第45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
步兵第101旅团(辖步兵第101、第149联队)
步兵第102旅团(辖步兵第103、第157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
步兵第111旅团(辖步兵第113、第147联队)
步兵第136旅团(辖步兵第123、第145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睛中将
第27步兵团(辖中国驻屯步兵第1、第2、第3联队)
第27师团搜索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
步兵第6旅团(辖步兵第7、第35联队)
步兵第18旅团(辖步兵第19、第36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少将(即参加淞沪会战、由台湾守备旅团组编的重藤支队，淞沪会战后调回台湾，1938年2月22日又调到中国)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旅团长澄田崃四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3联队(每大队15厘米榴弹炮24门)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
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７．５厘米山炮36门)，迫击炮第1、第2大队(每大队迫击炮36门)，独立机枪第7大队(有九二式重机枪24挺)，野战高射炮9个队，探照灯1个队，独立工兵第3、第12联队，渡河设备及架桥设备各1个中队，后备步兵2个大队以及通信、运输、卫生等部队
附表５-２-３日军第2军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参谋长町尻量基少将
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
步兵第5旅团(辖步兵第6、第68联队)
步兵第29旅团(辖步兵第18、第34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0师团师团长筱眆义男中将
步兵第8旅团(辖步兵第39、第40联队)
步兵第33旅团(辖步兵第10、第63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
步兵第26旅团(辖步兵第53、第116联队)
步兵第103旅团(辖步兵第65、第104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
步兵第19旅团(辖步兵第9、第20联队)
步兵第30旅团(辖步兵第33、第38联队)
骑、炮、工、辎重兵各1个联队及通信、卫生队、野战医院
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旅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
野战重炮兵第11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12联队
直属部队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野战高射炮11个队，探照灯2个队，独立工兵第1、第8联队，架桥设备3个中队，渡河设备1个中队，后备步兵4个大队，后备工兵5个中队以及通信、运输、卫生队等
附表５-２-４日本航空兵团指挥系统表(1938年7月)
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参谋长寺本熊寺少将
第1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位于合肥、安庆)
飞行第77战队(战斗机2个中队，24架)
飞行第81战队(轻轰炸机2个中队，18架)
独立飞行第16中队(侦察机9架)
第3飞行团团长菅原道大少将(位于安庆、彭泽)
飞行第45战队(轻轰炸机3个中队，27架)
飞行第75战队(轻轰炸机3个中队，27架)
独立飞行第17中队(侦察机9架)
独立飞行第10中队(战斗机12架)
第4飞行团团长藤田朋少将(位于南京、上海、杭州)
飞行第64战队(欠3中队，战斗机3个中队，24架)
飞行第60战队(重轰炸机3个中队，18架)
飞行第98战队(重轰炸机3个中队，18架)
直属部队第1、第2、第3野战飞行侦察队
地勤部队航空地区司令部2个，机场大队7个，机场中队2个，野战机场修建队3个，航空通信队1个，航空情报队1个，高射炮队4个，兵站汽车中队8个，地面运兵队7个，野战飞机厂2个
附表５-２-５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溯江作战部队”指挥系统(1938年6月)
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大将(旗舰“出云”号)
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旗舰“安宅”号)
第1水雷队
第11水雷队
第21水雷队
第2炮舰队
第11、第12炮艇队及2个滑行艇队(主要用于扫雷)
吴港第4、第5特别陆战队
第1根据地队司令官园田滋少将
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原二四三少将
第12、第13航空队
“苍龙”号派遣队
第3航空战队司令官寺田幸吉少将
注释：
〔1〕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669页。
〔2〕第21军原属江南第三战区序列，应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请求，调江北布防。潜山、石牌战斗结束后，仍调还第三战区，所以第五战区指挥系统表(见附表5—2—7)上无第21军。
〔3〕〔4〕同〔1〕，第672页。
〔5〕同〔1〕，第677页。
〔6〕同〔1〕，第679页。
〔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1981年版，第二编第316—317页。
〔8〕转引自张秉钧《中国现代历史重要战役之研究》，第258页。
〔9〕同〔1〕，第697—698页。
〔10〕同〔1〕，第688页。
〔11〕同〔1〕，第687—688页。
〔12〕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同此。
〔13〕《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359页。
〔14〕同〔1〕，第660—662页。“保卫武汉作战计划”为该文件原标题。
〔15〕同〔12〕。
〔16〕转引自纪道庆主编《侵华日军的毒气战》。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2卷第1分册第139—140页。
〔18〕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91年中译本，第304页。
〔19〕同〔1〕，第706页。
〔20〕同〔8〕。转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册第477页。
〔21〕同〔1〕，第724页。
〔22〕同〔1〕，第675—676页。
〔23〕同〔1〕，第705页。
〔24〕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57页。
〔25〕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09页。转引自高晓星、时平：《民国空军的航迹》，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2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二) 第48页。转引自《民国空军的航迹》第301页。
〔27〕日本《朝日新闻》1984年10月6日报道。
〔28〕同〔7〕，第354—355页。
〔29〕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1)第80页。
〔3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3卷第1分册第96—102页。
〔31〕《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329页。
〔32〕同〔31〕，第163—164页。
〔33〕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34〕《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台北版，第8部《武汉战役总结》第175—194页。
第三节日军突袭大亚湾与广州陷落一、 日军进攻广州的部署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在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枢纽。因而早在淞沪会战结束时，日本大本营就决定切断这一最大的外援路线，以便削弱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做好了进攻作战(代号为“A作战”)的准备和计划，预定于1937年12月26日在大亚湾登陆。但由于12月12日日军在南京长江上游炸沉美国炮舰“巴纳”号和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引起纠纷，恐怕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建议，于12月22日决定暂时停止对广州的作战。
日本大本营虽然暂停了对广州的进攻，但为了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和为其海军获得作战基地，并没有停止对与英、美等国关系不大的中国港口的进攻。1938年5月10日，日海军第5舰队及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击退第75师守岛部队，攻占了厦门；5月20日配合徐州会战，在连云港及其附近岛屿登陆，占领了连云港；6月21日在南澳岛登陆，23日占领了该岛及其附近的南澎湖列岛等岛屿。
1938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在《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中，同时制订了进攻武汉和进攻广州的战略指导，并要求“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明确“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在作战指导上，规定“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占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1〕
1938年8月10日，日、苏签订了停战协定，张鼓峰事件结束，日本解除了后顾之忧，进攻广州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9月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由陆、海军协同攻略广州，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司令部。9月19日，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广州的“大陆令”、“大海令”及陆、海军的战斗序列。
第21军的编成及指挥系统：
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
第5师团安藤利吉中将(由华北调来)
第18师团久纳诚一中将(由华中调来)
第104师团三宅雄中将(由东北调来)
第4飞行团藤田朋少将
军直属部队有：野战重炮兵1个旅团、山炮兵2个联队、迫击炮5个大队、野战高射炮8个队、重机枪3个大队和轻装甲车3个中队
海军第5舰队的指挥系统：
第5舰队司令长官盐泽幸一中将，参谋长田结穰少将
第9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旗舰)及轻巡洋舰“多摩”号等
第10战队轻巡洋舰“天龙”号及“龙田”号等
第8战队轻巡洋舰“鬼怒”号、“由良”号和“那珂”号等
第2水雷战队轻巡洋舰“神通”号及第8、第12驱逐队
第5水雷战队轻巡洋舰“长良”号及第16、第23驱逐队
第1航空战队航空母舰“加贺”号(舰载机约40架)，第29驱逐队
第2航空战队航空母舰“龙骧”号(舰载机约70架)，第30驱逐队
第14航空队航空母舰“千岁”号，高雄航空队(陆基机12架)
第3驱逐队，第1炮舰队，共有飞机约40架
第2根据地队第11扫雷队，第4炮舰队，港务部队等
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横港、吴港、佐世保港各1个特别陆战队
日军第21军及第5舰队进行协商后，决定将进攻广州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0月12日开始，以第18师团、第104师团主力及第5师团的第9旅团在大亚湾登陆，经平山(惠东)、平潭向惠州一带东江推进。第二阶段，俟第5师团主力到达后，突破东江防线，分路西进，向广州进攻， 而以第5师团于10月27日在珠江口登陆，攻占虎门要塞后，由南向北配合主力进攻广州。
编入第21军序列的3个师团分别在大连、青岛、上海集结，并进行补充装备及实施登陆作战训练。为了解作战地区的地形情况，9月24日派出作战参谋进行了海上侦察。10月2日，第21军司令部进至澎湖列岛之马公岛。10月7日，参加第一阶段作战的部队分乘100多艘运输舰船，先后到达马公岛附近海面，完成了作战准备，待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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