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日紧张地进行着淞沪及南京会战的期间，德国政府曾在中、日两国政府间进行过一次和谈斡旋。因德国政府主要是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的，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陶德曼调停”。它的出现，与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德、日德关系及中日战争的发展，“调停”以失败告终。
（一） 中德关系的演变
“七七”事变以前，中、德两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许多政治观点相近，而在经济上又有很大的相互依赖性，于是两国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德国为进行扩军备战，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如制造穿甲弹及坦克装甲以及飞机所必须的钨、锑、钼等，７０％以上来自中国；而中国国民政府为扩大、更新军事力量，也正需要德国的军火和军事人员，所以双方关系达到了极为亲密的程度。德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活动于国民政府各重要军事机构之中，负责训练及协助国民政府组建和装备新式军队。如最早参加淞沪会战的第６７、 第８８和第３６等师，就是由德国顾问训练和全部装备德国先进武器的部队。在对待中日关系上，德国也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不承认日本制造的傀儡满洲政权，更不希望日本对华的侵略行为迫使中国政府倾向苏联。德国国防部的冯?赖世瑙将军访华时，曾向蒋介石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反抗日本霸权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对中国华北、蒙古的侵略，侵犯了英、美、苏在华的利益，日本与英、美、苏的关系开始趋于恶化，而德国因３月间进军非武装区莱茵区，也与英、法关系逐渐恶化。德、日之间出现了利益共同的一面。当时德国要争霸欧洲，“希特勒认为，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决定在远东找一个伙伴，日本也迫切地感到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于是两国通过秘密谈判，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在当时，中、日两国在德国的远东战略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战略物资钨、锑的需求上，德国离不开中国。１９３６年９月，纳粹党代会通过了４年规划，规定４年内完成战略物资的储备计划。而中国正是完成这个计划必需依赖的主要国家。如仅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７年２月，３个多月的时间内德国就从中国进口钨、锑、钼等重要战略物资１．８万吨。因而希特勒在对中、日关系上虽然开始由倾向中国转为保持“中立”，但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仍比较重视中德关系。
“七七”事变发生后，德国政府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威胁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德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战略企图就是利用日本牵制苏联，而日本进攻中国必然会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并可能促使中国与苏联接近；更何况中日冲突一旦升级，发展为全面战争，必然要损害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所以当发现日军正从国内、朝鲜和中国东北调集军队进攻北平、天津，中国政府也派出刘峙、庞炳勋、孙连仲、万福麟等各军北上应援第２９军时，德国政府于７月２０日指示驻各国外交使节，在远东冲突中遵守“严格的中立”，并表示为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希望事变“早日得到解决”。同一天，还特别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单方面利于日本的表现。这是因为日本似乎既没有考虑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削弱对苏联的压力，反而加强了对与德国有着良好经济关系的中国的压力。７月２８日，日本要求德国停止对华的军火贸易，并撤出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以不能逼迫蒋介石转向苏联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警告说：“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两天以后，魏茨泽克会见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时再次表明德国不支持日本侵华。日本则威胁说：如果德国不停止向中国供应军火，日本将废止《反共产国际协定》。〔４１〕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开始，战火烧至华中，中日战争的扩大已成事实。德国在新的形势下衡量了中日两国在世界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确定其远东政策。８月１６日，希特勒召见外交部部长牛赖特和军事部部长布洛姆保，指示说德国要坚持与日本合作，同时又要在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还指示：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界尽可能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说明这时德国虽然已开始向日本倾斜，但还不肯放弃在华的经济利益，企图维持中日之间的平衡。当然更希望中日双方停战，这样可以完全保持德国在远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３日，国联第１８届会议开幕。在此前一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援用国联章程条文，对日本采取必要的制止行动。英、美、法各国为了它们各自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既反对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又不愿得罪日本，因此国联大会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国的意见，更未涉及制裁日本，仅于１０月６日通过决议，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问题，并邀请日本参加。为了便于日本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特别将会议地址选在与中日战争毫无利害关系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日本根本就不接受国联的决议，德国也担心布鲁塞尔会议可能导致英、美等大国集体干涉远东事务，这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会造成不利的先例，所以日本和德国虽然接到了比利时的邀请，但都断然拒绝参加。
１０月２１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开始中日直接谈判，特别是“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冲突办法的话”。狄克逊当日立即将广田的谈话报告给德国政府，并说：如果德国出面调停，会受到日本欢迎。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部长麦根逊于次日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令其转告中国政府：德国认为，“就目前形势来说，中日直接谈判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渠道”。于是，所谓的“陶德曼调停”就出台了。
（二） 日中两国政府提出和接受德国调停的背景
正当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政府何以请德国为中间人进行斡旋，而中国政府又为何肯于接受“调停”?这必须从两国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日本示意德国出面调停的基本因素有三个。一、 企图通过中日直接接触以抵制九国公约会议，不让英、美等国插手中日战争；二、 避开国际上对它的谴责和制裁，特别想避免过早和英、美直接对抗；三、 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它急切谋求在有利形势和条件下尽快结束战争，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中。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曾错误地低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更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中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会屈服”。但是２个多月过去了，华北太原作战、华中淞沪作战都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在此期间，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兵，侵华兵力多至１６个师团、６０余万人，不仅未能“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战局态势愈来愈扩大。为了避免长期作战，在国联咨询委员会通过关于中日战争的两项报告后，日本于１０月１日举行了由近卫首相、杉山陆相、米内海相、广田外相参加的内阁会议，“设想通过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方针”是“在于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其“军事行动”是“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其“外交措施”则是配合军事打击，“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当的谈判与工作”，“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实质上仍然是在错误低估中国抗战意志的基础上，企图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再通过德国的外交调停，压中国政府屈服，以达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德国调停，基本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德国的斡旋活动符合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一贯方针。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向来是在一定限度内谋求妥协，力图避免或推迟中日战争的发生，以争取时间进行“安内”和提高国防能力，尔后再徐图“攘外”。“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北上应援，进行抗战的部署，一面仍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他在庐山发表谈话：“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谋求卢事的解决。”对日本的侵略要“应战”，但不是“求战”。8月７日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的决议也决定在日本“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德国的出面斡旋，正适应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也有出于抗日战争战略需要的成分。“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后，国际、国内都有一股相当大的势力不愿中日战争发展扩大，希望以牺牲中国某些利益去满足日本一定程度的侵略愿望，来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特别是日本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混淆国际视听，发表政府声明：“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并将侵略中国的战争称之为“事变”等等，将扩大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将日本的侵略公开诉之于国联，一方面接受德国的秘密外交斡旋。这样，在国际上可以孤立日本，争取同情；在国内，可以使一些希望和平解决的人们正视事实，加强抗战决心。
中国政府将日本的侵略问题诉之于国联，当然有希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意图，但并非将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曾以密电致中国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代表，指示对会议应持的以下方针：（１） 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认识到“会议无成功希望”。（２） 应注意对各国要保持和缓态度，“即对德、意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愿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３） 要使各国认识到“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４） 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虽然制裁目的并未达到，但在孤立日本、争取国际同情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 陶德曼调停的经过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０日，陶德曼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传达了德国政府愿意居间调停的意向，并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对九国公约会议抱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同时还批评中国政府“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使中国与日本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为使日本谅解，“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陈介表示必须知道日本的谈判条件才好考虑。１１月２日，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其内容是：“（１） 内蒙古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类似外蒙古。（２） 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非武装地区，由中国警察队担任维持治安。如立即缔结和约，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南京政府，惟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如和平现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其机能将继续存在。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满足日本的要求。（３） 上海非武装地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４） 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政策。这和１９３５年南京谈判时要求相同。（５） 共同防共。（６） 降低日本货进口税。（７）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１１月３日，狄克逊将日本的条件电告德国政府，并报告说：“如果南京政府现在不接受那些条件，日本确实决心无情地继续战争，直至中国最后崩溃为止。”他还向政府建议：“我们现在似可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请考虑可否令军事顾问们在向蒋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这时德、意、日《防共协定》正准备签字（６日在罗马签字），德国在中日战争的态度上又进一步向日本方面倾斜。
１１月５日，陶德曼会见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条件。当时还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座。蒋介石表示：如果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日本的条件可以讨论，否则“对日本方面的条件是难以考虑的”；同时向陶德曼解释说：“假如我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陶德曼认为要求日本恢复战前状态是不现实的，如继续对日作战，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得势，这对南京政府来说，无异于是“自杀”。他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尽快接受日本的条件，不要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向孔祥熙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说：“战局严重”，“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但蒋介石拒绝接受。此时淞沪会战正进行至关键时刻，日本第１０军已在杭州湾登陆，蒋介石询问前敌总指挥陈诚如何处置。陈诚建议后撤部队，调整战线。但蒋介石认为能战方能谈和，现在德国正在进行调停，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如果再多支持几天，在国际上、在中日谈判上都有利，所以没有接受陈诚的建议，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并于１１月７日在回答记者时宣称：“在国际公约不发生效力，正义公理未能伸张之时，惟有对侵略我国之敌人，坚忍抗战，贯彻到底。”〔５４〕１１月８日，狄克逊拜访广田，传达了第一次调停的结果：“（１） 中国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原状，只能答应进行谈判。对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也是恢复原状以后的事。和约的缔结，必须成为将来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２） 中国现在正在和布鲁塞尔会议上审议的各国进行合作，所以不能正式承认收到了日本的要求。”
１１月１２日，日军攻占上海，１９日攻占常熟、苏州，继续向西推进。２４日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具体制裁。至１１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日本企图利用其战场上的优势向中国政府进行迫降。广田告诉狄克逊：“日本希望在短期内开始和平谈判。”德国的调停又重新活跃起来。
１１月２６日，陶德曼告知孔祥熙：德国愿居间调停中日战争。２８日再次过访孔祥熙。２９日访问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明奉德国政府之命，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议和意图，希望能直接向蒋介石面达。经蒋同意后，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乘船从汉口去南京。
１２月２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当时在南京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日本１１月初提出的条件。出席者因为条件中没有提到赔款和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都认为可以考虑。徐永昌、顾祝同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白崇禧、唐生智也都同意。最后蒋介石总结大家意见，认为对德国的调停不应加以拒绝。当日下午，蒋介石约见陶德曼，表示：“（１） 中国同意以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２） 华北的宗主权、领土权及行政权不得改变。（３） 德国在和平谈判方面从开始起要以调停者进行工作。（４） 在和平谈判中，不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缔结的各种协定。”陶德曼表示：德国可以帮助两国进行联系和斡旋，但在谈判时不参加调停。
陶德曼向德国政府电告会见结果后，德外交部为避免误会，１２月４日将交涉详情写成书面备忘录，于１２月７日由狄克逊交广田。当狄克逊谈及按照原来的条件谈判时，广田说：“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军事上的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将在征求军部意见并进行研究后给予答复。”１２月８日，日本召集首、陆、海、外四相会议，研究日本须采取的态度。当时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虽然有所谓“硬、软两派的差别，但无不企图对中国加以彻底的威压而使其屈服”。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占南京，第二天召开了第二次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对德国大使的复文案，参加会议的除四相外，还有贺屋藏相（财政）、末次内相、风见内阁官房长官以及陆、海军的军务局长等。经过4天的讨论，方达成决议。１９日，根据决议制定了外务省方案，又在２１日内阁会议上通过。２２日由广田将复文交狄克逊。复文的基本条件是：“（１） 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予协助。（２） 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３） 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４） 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除已正式复文外，还带有“口头说明”：
（１） 中国应表现出有实行防共的诚意。（２） 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讲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３） 我方考虑大体上在本年内答复。（４） 现在蒋介石对向他秘密提出的这些原则已经表示了承认的意思，希望德国方面不要劝告日、华双方停战，而劝告日、华直接谈判。（５） 为了回答德国大使提出的问题，我方再加以考虑将秘密提出的这些原则改为更具体的条件。现抄附如下以供参考（极密）。
日本和谈判条件细目
（１） 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２） 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３） 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４） 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５） 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
（６） 中国须确定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７） 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市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８） 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
（９） 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附记
（１） 在华北、内蒙和华中的一定地区，为了起保证作用，应在必要期间内驻扎日军。
（２） 在日华间签订有关以上各项协定后，开始签订停战协定。
很显然，这些条件根本不是什么“谈和”条件，而是强迫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后通牒。狄克逊当时即指出，这些条件远远超过了１１月２日提出的条件，他认为中国政府是难以接受的。德国政府收到复文后，也考虑到由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中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么苛刻的条件。为了尽可能使调停不失败，德国在12月２３日电告陶德曼复文内容的同时，让他和顾问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认真考虑日本的条件，并尽快作出答复；还“着重地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向俄国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我们就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电令狄克逊警告日本政府：继续进行战争会使中国共产化，这种结果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相背的，“现在德国和日本以反对共产国际为目标的共同利益，要求必须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秩序，即使这要以降低日本的和平条件为代价”。
１２月２８日，陶德曼将日本12月22日所提条件交孔祥熙。蒋介石于２９日在汉口与于右任、张居正等商谈时表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３１日举行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了行政院人选。蒋介石辞去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中精力指挥抗战。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决定对日本所提条件“暂不正式答复”。１９３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去开封部署徐州方面的作战。以后对德国的调停问题由孔、张负责处理。
孔祥熙对日本的条件既不拒绝，也不答复，采取拖延策略，同时将日本备忘录的内容向英、美、法、苏等国秘密透露，以探询各国的态度，争取它们的支持与援助。特别对苏联还告知了德国在调停中的建议，企图向斯大林暗示：苏联如不以武力支持中国，中国有可能被迫议和、加入反共阵营，以达到实现“欲使苏联参战的策略”。1938年１月１０日，陶德曼问张群“有无对日本的答复”，张群回答“正在研究中”。当晚，狄克逊根据广田的要求，电告陶德曼，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同时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也“坚定地劝告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１月１８日上午，陶德曼向外交部次长徐谟转述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的来电，要求中国于１月１５日前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当日下午，王宠惠向陶德曼送交了根据１２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所作的复文。主要内容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１５日，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进攻南京和通过德国进行调停的同时，就已经就战、和两手制定了《解决中国事变处理方针》，既准备“和”，更准备战；而且在战争上，还准备了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两种方案。但不论哪种方案，都是以控制整个中国为目的。
１月１3日，日本内阁议定：“１５日这天中国方面如果没有确实的答复，即不再期待与国民政府谈判，发表声明采取处理事态的第二项办法。”１４日内阁会议正在进行中。１６时半，狄克逊向广田面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内阁会议的成员认为“再不能理睬这种拖延政策，应采取下一措施，按预定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军方大本营表示反对。１５日上午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陆、海军统帅部和参谋总长、次长认为“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暗淡的长期战争，那将是极其严重而困难的”。但政府以“统帅部……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为要挟，大本营勉强同意。１６日，广田召见狄克逊，对过去的调停表示感谢，并通告今后停止交涉。同一天，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德国外交部接到狄克逊的报告后立即指示陶德曼停止工作。１８日，日本召回了驻华大使。1９日，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潜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20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旅日华侨数百人乘船离日返国，中日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至此，“陶德曼调停”以失败结束。
表4-2-1日军攻占南京指挥系统表(1937年11—12月)
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第9师团吉住良辅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第13师团荻洲立兵第10旅团天谷直次郎第10军柳川平助第6师团谷寿夫第114师团末松茂治第18师团牛岛贞雄第9旅团国崎登
注释：
〔１〕本段引文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中译本，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１００—１０９页。
〔２〕摘引自《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计划》。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０页。
〔３〕同〔２〕，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４〕程奎朗（原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南京复廓阵地的构筑及守城战斗》。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７页。
〔５〕同〔２〕，第３０４页、３０５页。
〔６〕同〔２〕，第３０８页。
〔７〕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引同〔４〕，第８—９页。
〔８〕《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９〕《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载《民国档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１０〕〔１１〕同〔２〕，第４００页。
〔１２〕同〔２〕，第４０６—４０７页。
〔１３〕同〔２〕，第４０７页。
〔１４〕同〔1〕，第１０９页。
〔１５〕同〔２〕，第４１１页。
〔１６〕原文载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编《南京》（１９４１年日文版）。摘引自谭道平《南京卫戍史话》，１９４６年版。
〔１７〕摘引自《陆军第７８师南京会战战斗详报》。同〔２〕，第４２２页。
〔１８〕摘引自《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同〔２〕，第４１３页。
〔１９〕见《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１年影印本）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记。当日本迫近南京时，南京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等一些知名人士约请在宁的一些德、美、英籍教授、传教士及洋行代表等，在南京城内设立了一个“国际安全区”（实即难民区）。其范围为：东至中山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北至山西路，面积约为５平方公里。经协商，推请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拉贝为国际安全区委员长。委员会领导机构共有１５人，其中德国人３名，美国人７名，英国人４名，丹麦人１名，另有工作人员若干。实际负责具体难民事务的是杭立武等人。该组织的成立得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批准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大力协助，同时还绘出地图，转由上海外交使团交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２０〕见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引同〔４〕，第２３７页。
〔２１〕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第二编《作战经过》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２２〕同〔２〕，第４０１页。
〔２３〕同〔２〕，第４１３页。
〔２４〕同〔２〕，第４１４页。
〔２５〕同〔２〕，第４４３页。
〔２６〕转引自左禄主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４页。
〔２７〕同〔２６〕，第１１５页。
〔２８〕这是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密电。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被作为证据用于远东国际法庭。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４５６页。
〔２９〕同〔１〕，第１１５页。
〔３０〕《蒋总统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２册第２０８１—２０８２页。
〔３１〕〔３７〕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引同〔４〕，第３页。
〔３２〕同〔３０〕，第２册第２０４８页。
〔３３〕同〔３０〕，第２册第２３２４页。
〔３４〕同〔２〕，第４２６页。
〔３５〕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２日蒋介石电报。转引自《抗战纪实》第１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版。
〔３６〕同〔３０〕，第２３２４页、１０５９页、１０９０页。又见徐培根《抗战一周年之敌军战略检讨及将来》（载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新华日报》）、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第３４页。
〔３８〕见何嘉兆《战车３连卫戍南京纪实》。引同〔４〕，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３９〕〔苏联〕维戈兹基：《外交史》。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中译本，卷３第８９３页。
〔４０〕〔４７〕〔４９〕〔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６０〕〔６１〕见《德国对外政策文件》，D辑1册。伦敦１９４９年版第４７６号。
〔４１〕同〔３９〕，卷３，第８９５页。
〔４２〕〔英〕约翰?福斯特：《德国与远东危急（１９３１—１９３８）》。牛津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６２页。
〔４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１４５页。
〔４４〕同〔１〕，第５５—５６页。
〔４５〕见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中央日报》。
〔４６〕《王宠惠致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密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４８〕同〔１〕，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５０〕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日本外相广田给参事官森岛的密电（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极密合字第３０３３号档案）。转引自蔡德金、杨立铭：《陶德曼调停初探》，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第１０４页。
〔５３〕同〔８〕。
〔５４〕见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南京日报》。
〔５５〕同〔１〕，第１３４页。
〔５７〕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５９〕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１９７８年版，（下）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６２〕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１９６７年版，第２８５页。
〔６３〕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杨杰致蒋介石秘函》，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开始时即“竭力要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苏联则最担心两面作战，在援助中国时，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所以“用尽各种手段仍毫无结果”。苏联驻华外交官Ａ．Ｍ．列多夫斯基的回忆录记述了多次交涉的过程。
〔６４〕同〔１〕，第１４７页。
〔６５〕同〔１〕，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６６〕同〔１〕，第１４８页。
〔６７〕见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新华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第三节徐 州 会 战
徐州位于黄河、淮河之间，地据苏、鲁、豫、皖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的重要枢纽，有向四面转用兵力的交通条件，是南京失守后中国军队在战略上保卫军事指挥中心武汉的重要屏障及前进基地，势在必守。日军为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战场，并进而切断陇海路，威胁平汉路侧方，以作为进攻武汉的准备，对徐州亦势在必得。因而双方于１９３８年３月中旬至６月中旬，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鲁南、皖北及豫东广大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徐州会战。
会战开始之前，在津浦路南、北两段曾进行过“淮河阻击战”及“鲁南反击战”等多次战斗。这些战斗也可以称为徐州会战的序战。徐州会战有前、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为台儿庄作战，后期为徐州突围及豫东作战。中国军队前期投入陆军２９个师又１个旅，约２８．８万人，后期增至６４个师又３个旅，约４５万人。另外空军飞机以少量架次给予支援。日军前期投入陆军３个师团，约７．６万人，逐次增加陆军兵力，后期达到８个师团又３个混成旅团，约２４万人。另配属有临时航空兵团（下辖第１、第４两个飞行团）及第３飞行团。
在台儿庄作战中，中国军队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要部队，获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第一次大捷，在抗日战争史上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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