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时，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各方面着眼，不应只从某一局部或一时着眼。
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22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定“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方针时所估计到了的(毛泽东曾估计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时才能停止战略进攻)，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１２５１６５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收复失地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段话，可谓知兵之谈、公允之谈。
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正面战场部队较多。《抗日御侮》一书说，1943年中国军队总数达650万人，敌后战场部队在抗战末期约达到100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同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由于中国坚持抵抗，日军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华兵力。据日方资料，日本平时常备军有17个师团，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再动员，到1938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23个师团用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如加上关东军的8个师团，则共有31个师团用于中国。1939年，日军侵华兵力达到其最高点，为85万人(不含关东军)，以后几年减少到70万以下；1944年至1945年，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达到118万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日军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个战场。那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综观中国的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段话，对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
为了充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说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再引用一些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是中国抗战的直接敌国，它对于如何征服中国，自有其通盘一贯的打算，重庆也罢，延安也罢，正面战场也罢，敌后战场也罢，都在它的一揽子考虑之中。现在，日本已公布了大量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抗战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它原以为这致命的一击肯定会使中国屈膝求饶，但它的妄想落空了。1938年10月，它又攻占了在地理上处于中枢位置，在政治、经济、交通上堪称当时中国心脏的武汉，同时又攻占了中国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但它想置中国于死地的打算又告落空。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它不得不面对最伤脑筋的战争持久化。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其中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从这个命令开始，大本营把侵华日军的任务区别为确保治安和进行作战两种。
同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制订《对华处理办法》，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办法》说：“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
一、 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二、 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确保主要交通线……
三、 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东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队，使之在政治和战略上成为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
这两个文件表明日军开始被迫转入“大持久战略”，日军由此而确定了以后几年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态势(格局)。文件中所说的“治安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敌后战场”，“作战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正面战场”。此后，日本大本营或参谋本部逐年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对华作战指导方针》等等都是这两个文件精神的延续。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始终是把中国作为单一交战国对待，但其军事行动中则包括“治安”和“作战”两方面的任务和部署。
华北的日军可以说全部是用于“治安战”，即确保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肃正作战”。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更加引起了日军对“治安战”的重视。战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中，有两册厚厚的《华北治安战》，专门记述它在我华北敌后战场上如何伤透脑筋地进行“治安战”，但一直无法保证“治安”的情况。
华中和华南是日军的“作战地区”，其主要任务是以有限目标的进攻对正面战场施加压力；但它也要以相当多的兵力用于保护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宁沪杭三角地区和长江航道的“治安”。在这里，由于它是把治安行动和作战行动放在一起，所以在其战史中没有单独记述华中、华南“治安战”的有关情况。
1945年6月8日，即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它还在作最后挣扎。由日本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世界形势的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在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时说：“重庆，由于美国的支援，一面加强基于战斗力量的美国化，一面与空军的增加相配合，策应美国的作战，估计很可能在秋季以后，实行对日本全面反攻。随着美国的积极参战，预想在大陆战线方面也会遭遇真正严重的局势。敌方对于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在这个文件中，日本当局用“重庆”和“延安”、“大陆战线”和“占领地区”，来替换“作战地区”和“治安地区”的提法。尽管说法不同，但其所指还是和中国的两个战场相对应的，说明日方在它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始终是把中国的两个战场作通盘考虑的。这些都是我们统一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佐证。
总之，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只有一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战争。完整的抗日战争是不能割裂的。尽管那时的中国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之间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那是中国内部的事。在抗日救亡这个共同目标上，却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
综观这8年抗战，蒋介石坚持了抗战，又坚持了反共。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国民党内不少人士，包括部队将领的尊重和信任，相互间进行了不少友好交往与相互帮助。这对促使蒋介石坚持抗战、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而捐躯的军人不知其数，其中高级将领也有一大批，如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郝梦麟(郝为中将、第9军军长，忻口作战中殉国)、刘家麒(中将、第154师师长，忻口作战中殉国)、戴安澜、王铭章、李家钰、陈安宝(陈为第29军军长，南昌会战中殉国)，等等。这些官兵，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们的抗日业绩，颂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中华各民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而对那些在列强侵略面前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李长江、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民族败类则永远唾弃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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