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进入第5个月，迎来了1946年新年，此时的日本国民似乎被扯成了两半。一方面，复员军人和失业平民源源不断地从亚洲大陆被遣返回来。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与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给失控，各地黑市兴起。农民为谋求村镇政府的民主化，展开了政治斗争。土地改革尚未开始，但佃农和小自耕农已在表达对地主阶级——明治以来，战前天皇制的社会支柱——的不满。另一方面，早已明显存在的混乱和士气消沉开始为精神上的骚动和亢奋所替代。不只是左翼，就是许多平民也认为，战败和占领将很快带来根本的、彻底的改革。大规模制度变革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1月13日，学习院教员、GHQ民间情报教育局非正式顾问的雷金纳得·布莱思写信给裕仁的侍从长藤田尚德。他认为食物配给制度很快就会崩溃，建议天皇对这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
只有天皇有能力……为粮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适当的分配，提供一种感召力。天皇应该巡回日本，访问煤矿和农村，倾听人们的诉说，与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归来后，他应当针对如食品囤积、现在正是需要与战时同样的牺牲精神等问题，发表一份声明。他应该以情动人，呼吁日本民众互相分享存粮。①裕仁为改善岌岌可危的现状开始了他的“巡幸”，这一举动得到了麦克阿瑟和GHQ公共关系顾问的积极支持，他们希望他表现出“真正关心国民”的姿态来。②最初与民众见面时，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极，民众一方则是震惊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记者马克·盖恩在群马县高崎市一家治疗战争负伤者的医院见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时值裕仁刚刚走下神坛，并希望推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盖恩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细地观察天皇，我们亦叫他“查理”。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大约五英尺两英寸那么高，穿着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条文套装，裤子短了两英寸。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动。走路时，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制不了它。他显得很兴奋和不安，拿不准该如何摆布他的手脚。
起初，他拖步走过伤患者，偶尔停下来阅读病历。之后，显然觉得此时有必要说点什么。他问了几个问题，但似乎问得都很不适合。最后他固定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你是哪儿的人？”。他走向一个又一个患者，问着他的问题，当病人作出回答时，他就会说，“哦，是吗！”听起来似乎他对患者们来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惊讶。他尖锐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细更高。
现在，不敬的美国人都在等着他那声不像人声的“哦，是吗” ，然后，互相轻推着、笑着并模仿他的声音。但是慢慢地，玩笑的心情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本来面目的天皇：一个疲惫的、令人同情的矮个子男人，被迫做着自己讨厌的工作，他绝望地试图控制自己不听话的声音和肢体。很热也很安静，除了天皇尖尖的说话声和他的陪护人员重重的呼吸声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③然而，国民很快就习惯于看到穿着“民主的”、 不合体的西装，作着机械式的应答，有时甚至会微笑——一种现人神不应有的身体动作——巡回中的天皇。由忠实的官僚作“托”，在GHQ和新闻检查下的日本新闻界的协助下，巡幸的意义被不断夸大，公众的狂热也在逐渐高涨。这一年，一方面是宫内省发放了(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金钱、土地、房屋和木材用于公共目的，以此寻求与国民的沟通。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在这个已经把名字从强硬的“大日本帝国”改为柔和的“日本国”的国家里，新的君主制正在诞生中。④策划了巡幸的宫廷官员——宫内次官大金益次郎和宫内省参事官加藤进——强调说巡幸是“陛下的主意”，并举出明治天皇1872年到1885年的大巡幸作为先例。然而，这个类比却是不恰当的。明治天皇是在一个以暴力动乱和政治争斗为特征，新兴君主制处于危机的时期进行巡幸的。他的巡幸是让民众认识到他的存在，属于树立其实权者权威这样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是为了构建具有他的统治特色的天皇与臣民之间强硬的、非个人的关系。
与此相反，裕仁本人形容他的意图在于治疗。他希望“安慰正处于苦难中的国民”，并“鼓励他们为复兴而努力”。他认为(见1946年3月31日木下日记)一年之内他能快速走遍全国，完成任务。他希望通过扭转和缓和以前天皇制与国民之间的僵硬关系，使君主制更大众化和“民主化”，以预防共和主义情绪。当然，在比较裕仁和明治巡幸异同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该忘记的要素是，没有麦克阿瑟的强有力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巡幸。
4月30日，GHQ命令天皇停止参拜或代拜靖国神社、禁止纪念战争亡灵的国家仪式，天皇最初的巡幸就是在这时开始的。随着巡幸逐渐占据了公众的心理，裕仁及其身边人员抓住机会，不仅证明了他在国民中的声望，借此向总司令部和远东委员会表示了裕仁的有用之处，而且还恢复了一些裕仁已经失去的权威。在每天要为食物和住所而艰难挣扎的城市地区，对天皇的反应普遍比较冷淡。但是在各阶层民众中，许多人对天皇仍然怀着旧有的敬畏和信赖感，同时对输掉战争、现在需要麦克阿瑟庇护的天皇也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这使他们对天皇的情感变得复杂。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对自由的言论条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义的光照中，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裕仁还是近臣都无法轻易地阻止裕仁与国民日益增加的接触。
1946年10月初，裕仁与麦克阿瑟进行了第3次经过精心准备的会面。他首先感谢将军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后指出与GHQ内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国国内的对日情感“还很不好”。麦克阿瑟回答说，经过“再教育”，美国的舆论会好转的。他微笑着补充说：“我一直对美国的访问者说，天皇是(这个国家)最讲民主的人，但是谁也不相信我。”麦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宪法。裕仁则援引动乱的国际形势，表达了对可能危及日本的担心。麦克阿瑟预言说，终有一天新宪法会获得世界的称赞，一个世纪内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的道德领袖”。随后，裕仁谈到了对工人运动的忧虑。他声称，作为国民，日本人的教养水平还很低，“缺乏宗教心” 。麦克阿瑟告诉他不要担心：“通过对你从来没变的尊重和热爱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体现。”会面结束时，麦克阿瑟鼓励裕仁继续巡幸。⑥在这次及1946年的其他会见中，裕仁都向麦克阿瑟吐露说日本国民就像小孩子一样，“缺乏镇静”，“符合雷同” ，总是想模仿外国的样子。另外，他对为他编辑战争秘录的稻田和木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私下里又补充说，由于有了修正后的宪法，“虽说这是战败的结果，但从宪法得到修改的现状来看，对我国民来说，与其胜利后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还不如说现在这样更幸福。”⑦裕仁热切地想给战败点燃希望之火，他反复地告诉国家领导人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如果他们能与敌人合作推进稳健的改革，战败就会带来积极的后果。投降1周年时，他在叶山的夏季住所告诫阁僚们说，记住，“这不是日本第一次战败。很久以前(7世纪)出兵朝鲜，因为白村江一战一败涂地，结果从半岛撤兵。从那以后，我们进行了许多改革，而这些改革构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大转折。”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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