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宣战的对中国战争将持续8年，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搭建了舞台，也为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并导致了日本最终的失败。在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机会可以考虑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来。第一个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是攻打南京，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乱了阵营。蒋希望通过呼吁与中国签有国际条约的友好国家的干涉来结束战斗。但是，由于战争危机笼罩着欧洲，那些主要大国无意向中国提供积极的援助，而在美国，孤立主义则开始抬头。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国条约”签署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甚至没能说服与会者将日本定为侵略国。布鲁塞尔会议没有形成制裁日本的决议。会议一结束，近卫内阁和大本营立即扩大了战斗区域，根本无视进攻南京将会给其他签约国造成生命和财产危害的后果。11月下旬，武力已无法保卫南京，蒋介石曾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减缓日本的进攻，如今绝望的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国的调停提案。东京的参谋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后德国驻中国大使奥斯卡· 特劳特曼试图恢复日中和平谈判，但是没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卫在新闻发布会上示意，政府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有所变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的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妄而悲哀。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外交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极限。而他们却没有对其后果承担责任。放弃首都，政府分裂。很显然，就在其正沦落为一地方军阀的今天，仍丝毫无反省迹象。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方针。
近卫和他的内阁现在提出了严苛的条件。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与日满携手抗击共产党，允许日本部队无限期驻扎，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参谋本部中的不扩大派仍希望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消耗战，因此希望11月开始的特劳特曼的和平调停能继续下去。他们现实地指出，日本拒绝承认国民党政权将会“驱使(蒋)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这必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的策动相呼应……为了这场持久的战争，帝国在长久的未来将不得不耗费巨大的国力。”
1938年1月9日，新设立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中国战争政策。为了取得内阁形式上的承认，题为“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文件被送交内阁之后，近卫向裕仁做了汇报。第2天，近卫要求天皇召集一次御前会议但不要发言，“希望陛下只是亲临便可，不必表态。”裕仁和近卫考虑的不光是要牵制参谋本部中不扩大派的意见，还希望阻止德国对日本事务的过度影响。1月11日，御前会议终于在皇宫举行，会议开始前30分钟，为回答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对“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的提问，出席者们先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阁僚们对平沼的顾虑给予了圆满的解答后，会议于下午2点在天皇“郑重出席”下召开，听取了外务大臣广田的见解。广田认为特劳特曼调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战争，以此来达到结束与支那战争的目的。”代表参谋本部讲话的闲院亲王说：“将国民党政府视为完全失败的政权，并依此制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现在我还有一点保留。”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会议的一致意见。然后，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份文件，明确说明如果国民党政府完全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将向其他比较顺从的政权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准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第一次御前会议，身着军制服的裕仁主持会议并批准了会议决定。近70分钟的会议上，裕仁一言没发。通过这种方式，他看起来好像对事态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场。事实上，较之参谋本部的提案，他强烈支持的是对中国强硬的军事方针。
1938年1月：随着军部在政治决策中发言权的不断增强，裕仁的政治权力也在增大。首次出席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时，他一言未发，支持对中国采取比陆军参谋总部提议的更为强硬的军事政策，对继续推动战争的主张予以赞同。当中国没有按时答应东京苛刻的条件时，近卫内阁突然中止了协商。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了预先准备的声明，称日本从此不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两天后，他又发表一个补充声明，明确表示撤销承认国民党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抹杀”蒋介石政权。这个目标尤其得到了海军大臣米内的强烈支持。最重要的是，此后无论是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还是御前会议上，就继续和平谈判这个重要问题，昭和天皇没有支持过参谋本部。相反，他倾向于支持更为强硬的海军路线。
反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歼灭战争”的陆军中的反对者们仍试图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关注。就在近卫发表著名的“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前夜，闲院亲王试图在近卫首相上奏之前直接向天皇上奏一次但没有成功。1月15日晚9∶30，当裕仁终于听取闲院的汇报时，他已经打定主意继续战争而不是进行谈判。“南方还残存一股中国的抗日军队，日本军对此有什么考虑吗？”他询问亲王。裕仁的其他问题是“尽量不出面，以顾问的形式”间接地支持华北的傀儡政权是否更明智，陆军对付“游击战”有什么计划，对“中国的回答”有什么准备等等。裕仁的质询主要都是涉及作战行动方面，但他最后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对参谋本部不扩大派的间接而又冷淡的批评，因为他们把已经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事情又作为问题重新提了出来。由此，不扩大派再一次受到抑制。在对中国战争的问题上，裕仁与近卫和海军省中强硬的扩大派的观点相同，推动了以武力促使事变早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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