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此为著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责，事态解决的尝试似乎就要开始。俄国人会不会沿着“满洲国”边界发动攻击呢？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新陆军大臣杉山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前，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亲王。
“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陛下问道。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听了回答，陛下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殿下只是说：“那没有办法。”陛下因此看起来非常不满意。③裕仁想确切地知道应变计划，而闲院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尽管他对闲院亲王的报告很失望，还是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决议，向华北派兵，在派遣令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战协定，但是急于一下子解决所有与中国悬而未决问题的近卫内阁决定扩大事态，而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了这一点。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区别。那时是当地将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事后明确地追认了他们的行动。而这次，近卫内阁主动与陆军的扩大派串联一气，裕仁也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就某一点而言，这个成为中日战争起因的最初事件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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