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满洲事变期间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弥八日记中的两页文件，和小说家小山伊都子称曾非正式地面见过天皇，读过宫廷文件而记下的几则轶事之外，实际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献。
时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结婚已经8年。她生了4个女儿，其中3个活了下来，当时正怀着第5个孩子。那个夏天，满洲的形势迫使他们留在首都，无法去叶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们在各自随从的陪伴下度过很长时间，认真执行着有规律的工作日程。习惯上，裕仁7点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点。两个人不用仆人帮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两个“女官”准备的食物。他们吃完后，一名女官摇铃，当班的侍卫们便知道可以进来并问候他们了。他们的一天从入浴开始，随后是各自进行户外运动。怀孕的良子的运动包括照看花坛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场高尔夫球。到中午，裕仁从办公室回来与她共进午餐，然后去工作直到下午4点，再和她一起喝茶。他们在6点30分前后共进晚餐，9点前后吃些点心，通常是10点到卧室就寝。当良子不侍弄花园时，她便利用这个时间为满洲的部队卷绷带。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们人生中最感压力的一段时间。他在艰难地处理满洲危机，而她则担心自己无法为皇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他们作为国家的公人，一直过着严格管理下的生活，近来他们听从内大臣牧野、秘书官长河井和侍卫长铃木的意见，同意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照公主离开宫廷，住进皇宫内的另一座建筑。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反抗这一宫廷传统。
在这种氛围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产了。之后裕仁的压力开始增大，被要求添置侧室以完成他作为君主的责任。曾任学习院院长和宫内大臣，服侍过明治和大正两代天皇的长老田中光显伯爵开始在东京和京都物色合适的侧室。他们选出10位公主，其中3名进入最后一轮选拔。据说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宫，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义的裕仁据称除此以外再没给过这位公主更多的关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怀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们的生活危机结束了。
进犯热河以及日本退出国联后，关东军扩展了占领范围：1933年4月初，陆军进入了位于万里长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进行了干涉，侵犯行动暂停下来，陆军退到了山海关。但是5月7日，陆军再次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华北。这一次，裕仁事后虽然承认了此次行动，但是向侍从武官长本庄表达了他的恼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道：“陛下没有阻止这次作战的意图。只是不能容许这种违背统帅精神的行为。”当然，天皇还是容许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月，关东军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热河已被并入“满洲国”。公开声明中没有表明，实际上还合并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外围地区。合并的决定既没有得到内阁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据“条约的权利”。5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建立大“满洲国”，并在河北东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至此，西方所关注的满洲事变结束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停战协定虽然使充满不安要素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而对立势力间的冲突反而增大了。中国的抗日游击队继续在“满洲国”征战。此后的4年中，“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被证实并不是一个和平地带，而是关东军不断向长城以内的华北五省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基地。但是，单是这个地区的存在，加上苏联有意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以及英国试图改善对日关系，这些都使裕仁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很快就会缓解。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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