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荣胜利，最后会演变成为一个悲剧，“史迪威事件”具有历史性的关键影响。日皇裕仁实在应该颁发一枚“大和”奖章给史迪威，表彰他在中国战区进行的全面分化，使得日军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展现锐不可当的攻势。而没有能够及时撤换史迪威，更是成为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决定。
在同盟国与中国并肩抗日的战争历史中，也许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中国战区，并由美军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出任第一任战区参谋长。基本上，中国战区一直无法参与盟国决定战略的重要会议，也被拒在制定后勤分配优先顺序的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之门外；更加上史迪威与蒋介石完全的对立与冲突，不但在中国战区内部形成严重的将帅失和、引爆中国内部派系的斗争，甚至使得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全面交恶的困境。
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作战需要，在盟国欧洲优先的决策之下（受英国强烈的影响），总是被排在最后，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连答应给中国的援助，还都要被七折八扣的减量供应；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同时还要应付来自盟国“歧视性意见”的重大压力、各种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法，闹得战区的内斗愈趋激烈，中国反而失去了原来一致团结抗日的决心与共识，因此战力大受影响。特别是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gorge Marshall）与史迪威故意安排之下，制造出“中国战区麻烦最多，贡献最少”的刻板与错误的印象。最后，这个“麻烦多、贡献少”的中国，也就成为被盟国联手牺牲与出卖的对象，造成中国至今还要为这个历史的扭曲付上代价。为了要隐瞒与掩盖盟国出卖中国的劣迹恶行，在今天世界“主流认知”与一般先入为主的通俗历史观里，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贡献，仍被有意的扭曲与淡化。
而这个历史悲剧的核心，都与史迪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史迪威的背后，藏着斯大林、马歇尔、丘吉尔，与他们想支配历史局势的大谋略。但是假如当时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不是史迪威，而是陈纳德或魏德迈，那么中日战争的历史绝对会出现极大的改观，中国在战后也绝对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历史伤害。
31.1 日军在太平洋横扫美、英、荷的部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于是对日宣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凝成一个世界性的盟国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这才正式结束了对日本长达四年半的孤军奋战。等待国际社会伸出的援手，原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所期待之决定性时刻的来临。
但是谁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盟国阵营，仍然不能摆脱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本色，不但在所谓并肩作战的期间，强权玩尽各种牺牲中国，成全自己的手法，对于战后的国际发展，更是完全基于强权的私利的盘算，盟国甚至决定出卖在整个战争中，付出最大、获得支持最少的中国。
在日本刚开始攻掠英、美、荷、法等国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时，这些国家全无招架之力，以至于接连惨败。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攻克了东南亚与西太平洋所有的战略目标，造成西方盟国内部的震动。
这时西方盟国才深刻了解到，日军作战的能力果然是非同凡响。而国力落后的中国，竟然能够独立抗日四年半的表现，实在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当时盟国最为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真因为国力完全的耗竭，而停止对日本作战，那么整个亚太战区就会完全改观。德、日两轴心国一旦在中东会师成功，控制了丰富的能源与天然资源，盟国所面临的战争危机将是不敢想象的。
一九四二年年中，日军在攻占南洋与西太平洋的目标之后，想要进一步为轴心国取得全面的胜利，所以日军大本营拟定了规模更大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兵分三路：一路向东突进，准备攻占中途岛、进窥夏威夷，将美军的力量阻在东太平洋；另一路准备朝向东南，攻占澳洲，以稳固日军对东南亚战略资源地区的控制；第三路则是向西方攻入缅甸，策动印度来反抗英国，这样同时可以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国际通路，迫使中国屈服或是求和，然后日军就可以深入中东石油产地与德国会师。
可是日本若要执行这大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需要的兵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力与军力所能负担的极限。因为在一九四二年，日军的陆军兵力，已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七个师团，扩增到五十八个师团，兵力虽然扩张了三倍以上，但是日本仍然连最初的”中国事变“都无法解决。一半以上的日军都陷在中国战场之中，这便是日军无法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其全面战略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不计牺牲的抗日到底，使得日军无法结束中国事变，造成了日本作战资源逐渐面临枯竭（主要是石油与铁），因而促使日本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原来是日本一个高战略风险的选择，如今日军既然在西太平洋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日本应该能够利用盟国无力集结反攻的空档，全力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再盲目地扩大战线，以致超过日本国力的负担。但是当时日本的上下已经被轻易而得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所膨胀了；事实上，日本军部已经发现，打中国所耗费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击败西方国家所需的总和。
于是日本政府在民气可用的狂热之中，采用了好高骛远的战略计划，好容易取得民意狂热的支持，因此日本继续延伸南方的战线，而逐渐超过了其国力能负担的限度。
31.2 西方为挽救亚洲战局而成立中国战区
日本一直希望能够设法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出三十个师团（总兵力八十万）以上的部队，来执行轴心国的全面制胜战略，但这正是西方盟国所不敢想象的恶梦。因此支持中国继续抗战，是盟国唯一能够阻止日军席卷攻势的王牌。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电蒋介石，在重庆立刻召开盟国的亚洲大陆战略会议，设法拟定共同作战的计划。
虽然当时盟国在东亚的战局，已经出现一面倒的惨败，自顾不暇，并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合作与反击的战略，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已经证明中国在亚洲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的罗斯福建议，盟国应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以统筹盟国作战的力量与策略，但是斯大林非常技巧的婉拒，因为苏联只要西方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要西方盟国的干预。而蒋介石则是非常坦荡地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下辖中国、与中南半岛及泰国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并建议由美国派遣将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便利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但是蒋介石万万也没有想到，马歇尔巧妙利用这个参谋长的人选，执行他一心打击、压制中国的策略，从此中国战区的人事安排与战略拟定所造成的风风雨雨，竟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危机的根源。一个充满明争暗斗，无法团结御敌的中国战区统帅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力量，更是让中国在最后关头，差点输掉抗日战争，与亡国的命运几乎是擦身而过。中国战区的问题，最终更成了中国被盟国出卖的直接原因之一。
31.3 史迪威散播的中国战区无望论
纵观自从盟军成立中国战区之后的历史资料，中国战区所面对最为危险的敌人，并非是正面战线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也不是侧背战线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而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三年六个月艰苦作战中，马歇尔自始至终都是设法压制中国战区作战战力的头号大敌，而史迪威则是误导中国战区作战资源运作的最佳执行者2。
所有的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歇尔几乎从来没有把中国战区真实的情报与状况，告诉罗斯福总统。马歇尔一直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与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掺进史迪威个人主观的“辱华”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做成（甚至经常与眼前的战况完全不符）。史迪威所有的报告，全是坚持蒋介石即不肯、又不敢作战的“政治文宣”，依照他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会崩溃；假如中国战区的存在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就是中国所剩的作战力量，都要帮英国守住印度，以及为史迪威完成反攻缅甸的任务。这种睁眼瞎说的报告是根本不能反映中国一直苦战待援的实情。
假如中国抗日历史的真相，真如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情报所说的，是进行“假战”，日本皇军既然能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地，能让蒋介石部队望风溃散，为什么日军不能迅速打垮蒋介石，而结束中国事变，以抽出八十万的日军，与盟国进行决战？日本小矶国昭内阁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与蒋介石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事变？
原因就是日本无法在战场上，解决中国事变，因为中国纵使在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拼命抵抗日军。
所有史迪威提供给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战报，，只是一个内容格式，就是中国与日军没有打，“假如有”的话，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打。更为离奇的是，当美国与国际的新闻记者前往重要的中、日会战地区，如宜昌、常德、长沙、衡阳，实地采访中日部队作战的情形，报道了华军不怕牺牲、拼到全城或整条战线成为废墟焦土的惨况，都影响不了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同一时候、对同一会战的报告内容（只能想象他们所描述的地方不在中国），他们报告的说法永远是一样的（除了日期不同外），“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没有对日作战”的文字继续被“填入空格”，就好象低年级小学生写填空的练习题一样的工整。
31.4 盟国设法阴谋压制、打击中国的策略
因此“中国战区无望论”，以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抗日论”，就是马歇尔所有中国战区报告的基本内容，这些来自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经年累月的“第一手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与信心。马歇尔更为厉害的一招，就是在执行对中国战区支持的政策上，尽量夸大困难、阻碍而设法打折，同时在时间上尽量拖延。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亲自下令指示马歇尔，在中国的空军战机应该到达五百架，驼峰空运的吨位应该超过每月五千吨（当时美军一个师的消耗物资数量，就已经每月超过三万吨），但马歇尔设法以执行困难作为推托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设法拖延一年以上才执行，令中国战区根本无法依照计划的时间表进行作战的配合。
由于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军联合参谋团会议指挥，马歇尔就以这个“尊重”蒋介石作为口实，否决了中国战区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的建议。（因为一般的盟国战区，理论上是要接受联合参谋团的节制与指挥的，既然蒋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挥，那么中国战区就不能参与联合参谋团的会议。）
这样在表面上，蒋介石的地位好象高过其它的盟国战区司令官，事实上，中国战区就根本不能预闻盟国的战略决定，自己的作战角色的变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战所需的后勤。许多需要中国参加的战略计划决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决定之后才知会中国战区。马歇尔自己更是经常使用威胁中断对中国援助的方式，对蒋介石下达“命令”般的最后通牒，
这就是马歇尔“尊重”蒋介石的方式。
马歇尔同样的不让中国代表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这样中国战区所有需要的装备与后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请与争取，有时军火分配委员会勉强把剩余的军火拨给中国，还不一定有运输工具。由于马歇尔坚定支持史迪威所有的“辱华”与“乱华”政策，让史氏全权掌控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作为控制中国战区的手段，并且介入中国权力斗争的分化工程。马歇尔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毫无理由地配合英国的立场，一再反复变化，已彻底打击中国战区的士气。最后马歇尔更坚持美国必须执行雅尔达密约（虽然连出卖中国以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的借口已经消失了），公然应允苏联侵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区上有马歇尔有计划地打击与出卖，内有史迪威的掺沙子、挖墙角，中国还能支撑得住日军的攻势，其中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虽然没有任何其它的证据，显示蒋介石与马歇尔有任何的个人恩怨，但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他的确大有不搞垮蒋介石，绝不甘心的“坚韧意志”。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马歇尔几乎没有一次放过蒋介石，最后虽然中国战区成功地通过抗日战争的考验，马氏还专程到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内战（交给别人做还是不放心），结果终于达成心愿，把蒋介石逼到台湾，当然最后也让美国付出参加韩战与越战的重大代价。
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结构，可以说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在盟国的四强中，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弱国，曾经也正是强权殖民主义欺凌与压迫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在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参战最久、牺牲最大，同时牵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军力，因此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强之一。虽说中国只求恢复自己国家应有的权益，并无任何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野心，中国甚至还乐意帮助其它亚洲国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决，但是中国的复兴，却会影响到苏、英、法等强权在亚洲利益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她就成为这些盟国必须打压与算计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自身经历过反殖民主义战争而获得独立与发展。无论是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门罗主义”，以保卫西半球国家的独立利益，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都有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同样有着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美国的民族平等主张，仍然受制于文化与利益的结构，多少仍然以西方社会的观点出发，特别是美国的军政部门执行的官员，并未充分的了解与体认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之观点。
不过美国究竟是一个仅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对于长远的战略与政略，缺乏历史的远见，虽然它的本土并未遭到战火的攻击，但是它却是最急于结束战争的国家。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提早结束大战，以减低美军的伤亡，无论是发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国当成“战利品”来引诱（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都是源于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
当时的苏联，则是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口号，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推动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展，以老大哥自居，压制与欺凌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苏联把侵略中国，当成推动全球革命的第一个前进战略要点，列宁之“经由北京、加尔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战略布局，促成了共产第三国际（Comitern）在中国的发展。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占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比满洲国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为了引爆中日两国全面的冲突，以坐收渔利，俄国甚至出售其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利益给日本，以让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国；又同时放出消息，表示苏联在必要时会与日本作战，来鼓舞中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苏联进一步派兵驻进新疆，实质控制了新疆的军政运作；一九四一年斯大林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甚至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经苏进入中国。此后苏联就全面杯葛盟国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苏联善运用其在全球渗透的外围组织力量，进行不实却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坏中国对日作战的事实。这种高度组织化、灵活与泼辣的负面宣传，配合上马歇尔、史迪威的阴谋，终于使得美国决策阶层错误地认为，中国无力也无心抗日，美国若是要想提早击败日本，不能靠武装中国，而是要给斯大林利益，让苏联出兵参战。于是在雅尔达会议中，美、英两国秘密应允俄国正式控制外蒙古与进军中国东北的“权利”，作为斯大林“将”对日作战的条件。
英国虽然实力已经不如往昔，但仍企图在战后维持其殖民帝国的架构，尤其是它在亚洲的属地。英国多年来一直企图染指西藏（英军曾经在清光绪三十年短暂的占领西藏首府拉萨），以破解中国在亚洲拥有战略制高点的优势。不过，英国也担心假如中国获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对日作战中，转守为攻，那么中国势必能在战后成为强国，中国不但会要求收回香港，也会影响到亚洲其它国家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英国希望中国能在大战中，耗竭掉所有的国力，最好还能爆发新的内战，所以丘吉尔一直设法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它对美国的影响力，尽量的丑化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始终被排在盟国决策圈之外。丘吉尔甚至认为，假如英国无法防止苏联的扩展，那么不妨利用苏联扩张的压力，以加强英、美的关系。
就形势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苏四强的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内部，有着非常重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反轴心国战争的初期，由于盟国处在失败不利的局面，到还能同心协力，以最低限度勉强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当战局开始好转之后，盟国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分化与打击中国的招式，其做法之凶残，甚至胜于战场上敌人。苏联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赤色第408页帝国，因此要趁机占领整个东欧，以及控制中国，英国则是要维持大英帝国的残存结构。
31.5 出力最多、获得最少支持的中国战区
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持，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持，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持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 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 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长史丁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它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操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持，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持其它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由于史迪威根本就不愿成为蒋介石的副手，总是自以为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中国抗战。蒋介石为了应付这样一位监军，只好投其所好，让他独当一面，负责指挥在缅甸与印度的中国军队，好让他有事分散注意力，免得呆在重庆，每天大搞兴风作浪与挑拨离间的活动，但是史迪威还是设法给中国战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从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整个中国战区就成为双头马车的领导，中国战区内部的“斗争”比对日军的作战，还要热闹。而原本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的各个派系，因听闻到内斗的讯号，而又开始私下运作了。各派系一方面设法保存实力，一方面不断大“告洋状”，闹的中国抗日阵营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使得罗斯福感到非常烦恼与困惑。史迪威这样的做法，正是体察到马歇尔的心意所在，有了史迪威第一手的“辱华”报告，马歇尔就非常容易说服罗斯福，中国是无用的盟国，只要口头敷衍蒋介石就好，根本不必实际支持中国战区作战，更别提装备中国的作战能力了。
31.8 中国战区内部的“陆、空大战”
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建筑中国通印度的雷多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建立中国对外的陆上交通线；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在战场上反攻日军的战线。而陈纳德是空战派，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与居里（Lauchlin Currie）是这派的支持者。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对中国的驼峰空运量、加强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战机，以及在中国境内建立更多的空军基地，利用战机切断日本由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同时攻击其本土的国防重工业，并对于中国战场提供空中阻绝的空优支持，以对日陆军造成重大的战略打击。由于罗斯福看到陈纳德空军的优异表现，因此倾向支持空战派；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友谊又非常深厚，所以造成了史迪威极大的不满，竟然设法尽量制肘陈纳德，造成中国战区指挥部门里，随时都有可能上演一场陆军与空军的“大战”。
陆战与空战两派的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各有立场，但是若以时效与成本而言，则应是空战派可行性更高。因为要想打通中国西南的陆上交通网，要涉及到英国的全面支持，以及冒着大量抽调中国战区前线兵力的风险，同时要有效的装备与训练中国陆军，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更何况斯大林与丘吉尔都不会在决策上愿意支持中国打通国际通路，所以陆战派的计划更是难以实行。
但是若是设法大量增加在中国的空军数量（若能有一千架以上的战斗机）、提高驼峰空运数量（每月两万吨的物资），以及纳入印度北部的空军基地以扩充中国战区的空军战力，这样中国战区空军，就可以充分发挥战力，一方面截断日本的战略运输线，一方面阻绝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线，这将会在中国战区发生决定性的战果。问题是，当时没有人看出空军在战略上，可以担任如此重大的角色。陈纳德将军是少数的空军战略的先知，但是他的权威既低，又受到史迪威、马歇尔全力的打压，根本没有让他发挥空权力量的机会。
一九四二年五月，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擅自把华军两个精锐的师留在印度，名为训练，实为控制做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当年六月，史迪威返回重庆之后，对于筹组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毫无兴趣，却一心只想调用中国战区的部队，为他反攻缅甸的日军而复仇。史迪威出身传统的陆军，对于空权的发展与潜力，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对于开辟空中运输走廊，是非常的悲观。他醉心于建筑一条从印度雷多经缅北到云南的公路，希望这条公路能够打通美援的补给，以支持他建立新式华军的梦想。但他完全忽略了建设雷多公路所需费用的高昂、自然环境上的艰巨、时间上的缓慢；更实际的困难是这条建筑在深山蛮荒无人地带的公路，其运输能力既低，但修护与保养的工程费极大，因此以实际效益的观点而言，是极端的浪费。假如同样的资源、经费改为投资在增加空运能力与战机数量。结果会完全的不同。
而蒋介石原先也是殷切希望盟国能够优先反攻缅甸，以打通援助中国的交通线，中国就可以力转战局了。但是这个看法与史迪威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蒋介石认为盟国必须全面控制东印度洋海域，然后与中国以水路两面、南北夹击缅甸的日军，以重新开放缅甸的海港与纵贯铁路，才能达成打通援助中国的通路的任务（史迪威认为局部收复缅北、开辟雷多公路即可）。但是丘吉尔知道，如果蒋介石能说服美国这样做，将对大英帝国的殖民利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丘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尽一切力量、绞尽所有脑汁，反复进行各种破坏的策略，罗斯福终于拗不过丘吉尔的死缠烂打，加上斯大林在旁的助阵，使得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一拖再拖，盟国原先答应对中国大量的武装援助，也就一延再延，至终都没有让中国拿到手。
当时中国对外获得援助的唯一管道，就是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线。这条高危险、高难度的航线，乃是维系中国抗日力量与心理的援助生命线，但是在英美相关官员的存心杯葛之下，起初的运输量极其有限。美军负责中国战区空运的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赛尔，更是一位坚决执行马歇尔与史迪威政策的美国空军将领。在他认为，驼峰空运支持中国的行动，不过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此认定空运的数量既无必要，也很难实质的提高。
由于空运吨位极为珍贵，因此蒋介石希望进行最为有效的利用，所以将运补的重点，摆在空军的支持上，以发挥以小博大的作用。而史迪威是一个没有统兵经验与能力的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长，已经错过在美军部队里能立功、发展的机会了。因此史迪威转而产生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能够自己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Chinese“ 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领一只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所以史迪威是有心在训练与掌握中国的军队上投资，建立一支由自己训练与统帅的中国部队，然后为自己留下一个在异国立下显赫战功的“传奇历史”，同时洗血他在缅甸战败的耻辱。
因此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已经退到印度的华军部队，由中国加派兵员补充，在印度就地接受改装、训练，成为全部美式装备的部队；另外在云南设法调训中国三十个师的部队，以进行反攻缅甸的夹击作战。这个计划符合蒋介石认为中国部队战力必须要先提升，才能反攻缅甸，打开对外通路的重要战略布局。这是中国抗日的主要战略规划之一，因此蒋介石指派陈诚在云南，成立远征军总部。史迪威自己却希望能够乘机掌握中国的军队，在他率领下先反攻缅甸报仇，功成之后，再回师中国战区，拿下蒋介石的军队指挥权，以成为在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史迪威计划的前提是，盟国必须打通缅甸的陆上交通网，才能提供他组训中国陆军部队所需的装备。但史氏的这个观点，又与丘吉尔、马歇尔发生了冲突。
31.9 罗斯福总统遭到马歇尔的蒙蔽
蒋介石眼见英国根本就在反攻缅甸的战略上，大唱反调，因此他要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挽救中国战区急需的要求，一、提供中国战区五百架飞机，以增加中国战区打击日军与切断日军南北海运的空军作战能力。二、驼峰空运设法提高到每月五千吨。三、设法提供三个美军作战师部队，进入印度，以参加盟国的反攻缅甸作战。但是史迪威竟然拒绝将申请飞机的要求，转交华盛顿，而又不向蒋介石提出反对理由的报告，因而严重延误了中国战区的战力部署。
加上马歇尔在没有知会蒋介石的情况下，擅自以北非战局紧急，而将原先隶属中国战区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全都调走，引起蒋介石的愤怒反弹。蒋介石眼见盟国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一直都在设法占中国的便宜，中国根本没有拿到实质的援助，反而要承受来自盟国的压力。而在一九四二年五、六、七等三个月，驼峰空运的援助物资，分别只有八十、一百零六、七十三吨。如此少的数量，简直形同儿戏，而中国战区几乎已经到了飞机不能动、汽车不能走、工厂不能开的危急地步了。
因此蒋介石设法要宋子文紧急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作出合理的交代。由于史迪威与马歇尔不断提出相反的情报，造成罗斯福在判断上严重困扰，因此他决定了解中国战区的真相，并且调解中国战区将帅不和的问题，特派其行政助理居里，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设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误会。
居里到达重庆之后，与蒋介石进行十多次的会谈，他告知蒋介石，史迪威是马歇尔最为信任的部属，而罗斯福又非常倚重马歇尔，所以史迪威的立场与问题，背后实在是代表马歇尔的看法；蒋介石若是打击史迪威，就等于在华盛顿得罪了马歇尔，以后会产生更大的困扰。
蒋介石在了解这层关系之后，又得到罗斯福许多亲切的问候与保证，特别是盟国反攻缅甸的承诺，需要史迪威这种有缅甸作战经验与报仇心切的人来执行，所以蒋介石也就接受了居里的调解。在这接触中，居里甚至揭露了美国军政决策人士的亚洲战略底牌，
他们规划中国东北与台湾的主权，在战后将交由盟国托管，而不是直接归还中国，以作为西方国家削弱中国的手段。这当然引起蒋介石极大的震惊，也伏下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力争中国领土与主权完全的决心。
但是史迪威却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他对居里大量揭发蒋介石与日本人接触谈判的谣言[6]，以及夸张中国内部分裂的政治内幕，并且要居里建议罗斯福，采用两个可以制服蒋介石的绝招：一个是控制美援的数量，一个是要叫蒋介石接受与延安组织联合政府，这样保管美国政府可以把蒋介石当成傀儡一样来操纵。
不料史迪威的建议与态度，却造成罗斯福的不满，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写信给马歇尔，特别提到史迪威采取控制美援，以威胁控制蒋介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希望马歇尔能够告知史迪威，要尊重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事实。但是史迪威在马歇尔的撑腰之下，仍然肆无忌惮地玩弄这种“胁迫”中国听命的手法，继续把中国战区搞的是乌烟瘴气。
盟国在二次大战对于后勤支持的指导原则，就是一定把中国战区放在任何排列顺序的末尾。驼峰空运的量本来就相当有限，再加上毕塞尔的暗中作梗，更是造成补给的严重不足。因此以这样有限的援助物资，假如要装备史迪威所训练的陆军师，就无法同时支持陈纳德的空军作战。
当时陈纳德在中国战区，正负责新组成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务是支持中国战区的华军作战，与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战略物资的海上补给线。日本国内一切的军火、工业生产，都仰赖这条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因此这是一条决定日本作战能力与成败的生命线所在。空军在支持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上，为力量已经耗竭的中国军民，维系了抗日的士气，因为中国战区的六百万部队，实在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继续撑下去。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德对使用有限空运物资的优先权起了严重的争执，陈纳德认为，在有限的空运量下，与其分散着装备陆军，不如集中提供空军使用。但是史迪威则坚持要将补给品交给陆军，以协助训练一支“史家军”，好早些让他能率军反攻缅甸。因此史迪威全心都放在训练美援的“史家军”身上，但是由于当时长达六年的全面战争，中国的兵员已近枯竭，同时中国的役政，又在制度落伍与人谋不臧的状况下，运作失当；战时人民的生活困难，营养不良的情形相当普遍，身体合格的兵员更是极其有限7，因此当时华军中缺员极多，为了满足史迪威的需要，中国甚至需要从前线抽调部队的兵员，以充当“史家军”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战区前线防守的兵力更为不足的问题。
由于中国作战部队的员额不足与装备奇缺，华军就更为需要空军的支持，才能挡住火力、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攻势。但是史迪威却又要将有限的空运物资，优先支持反攻缅甸的陆军装备，毕塞尔则是不断地推脱自己的责任，认为在现阶段的情形下，驼峰空运的数量“无法改善”。因此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陆军与空军，为了美援物资的分配，与战略的重点选择，争得难分难解。
一九四三年五月，蒋介石眼见史迪威与马歇尔的一再阻挠美国对中国战区的援助，因此决定向罗斯福建议，直接召见陈纳德，以提供中国战区第一手的资料，让罗斯福能够彻底掌握中国战区的实情。马歇尔非常的惊恐，担心陈纳德会把实情告之罗斯福，因此立刻下令史迪威也赶回华盛顿，在总统面前设法为自己扭曲中国战区的情报圆谎。史迪威在面见罗斯福时，竟然口不择言地表示，蒋介石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的老无赖。”
当罗斯福首次从陈纳德那里得知中国战区的真实状况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才是事实，美国不但只是近乎象征性的援助中国，而且马歇尔所呈报的中国战区情报，与陈纳德的描述完全不符。因此罗斯福立刻与宋子文见面，直接与主动地告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决定将空运数量，先提高到每月七千吨，再设法增加为每月一万吨，并且将给中国战区五百架战机，及同意召回不断制肘中国空运的毕塞尔回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罗斯福已经觉察到自己在中国战区的问题上，受到了蒙蔽，所以他竟然亲自要求陈纳德，有事不妨亲自写信给他报告。罗斯福特别指出，信不得经过参谋长马歇尔的正常军方管道。这在美国的政府体制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因为陈纳德只是一个中国战区的少将阶军官，竟然可以直接向总统报告，可见罗斯福已意识到他严重缺乏中国战区真相的情报。马歇尔当然更把陈纳德拥有直通白宫的特权，当成必须要扑灭的危机处理，造成了美国陆军部上下，对陈纳德都采全面封杀的态度。
31.10 史迪威出卖中国战区利益
此时，丘吉尔赴美以商讨盟国的战略，这就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会仪”（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会中决定了盟军继续在地中海的对意大利半岛攻势[8]，以及决定了亚洲战场的战略。罗斯福允许中国的宋子文参与部分会议的讨论，史迪威与陈纳德也参与此会。丘吉尔当然率领英国代表团，不断杯葛任何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英国甚至提出毫无实行可能的反攻印尼苏门答腊的作战计划，真是把美国搞的啼笑皆非，当时英、美连东印度洋的孟加拉湾都无法掌控，那里有力量去攻苏门答腊？
总之，丘吉尔的心态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会支持提前反攻缅甸，而让中国打通援助的大道。因为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罗斯福一直有大量武装中国军队，以成为反攻日本陆军主力的战略构想。英国了解中国人是能够作战的民族，目前之所以无法发挥战力，主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装备与训练而已。
一旦得到适当的援助，有了可以击败日本的军力，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受英国的摆布了。
所以丘吉尔在会议中，一再地东拉西扯，最后在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之下，才勉强对反攻缅甸达成一个含混的立场看法。英国同意盟军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以牵制日军。这是由于英国担心日军进攻印度，同时这个作战方案，对于打通补给中国的通路，也无法发挥真正的效果；更大的“好处”是，这可以抽调中国战区的军力到缅甸边区，让本土受到日军正面的打击，这样中国就可能要为了缅甸作战，而牺牲自己。这当然是蒋介石所最为担心的战略陷阱。
三叉会议中，罗斯福对于史迪威的表现与态度，相当的不满，因此罗斯福就直接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拥有优先使用驼峰物资供应，以及独立作战指挥的权力，而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也真的创下二次大战的空战历史记录。在极其有限的装备与后勤状况下，十四航空队平均每月击沉日本十五万吨船舶（途径南海与台湾海峡）的记录，日本的南北战略运输航线因此近乎瘫痪，竟造成日本国防工业生产面临中断的危机。这就是日军会动用最后的战力发动一号作战，以扫除美军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华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会议上，与宋子文大唱反调，演出中国战区内斗的全场“铁公鸡”，而且不断以违背实情的言论（比方“中国不抗日”）诬蔑中国，因此宋子文认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职务，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华盛顿争取到盟国的支持。中国战区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恶意中伤的立场下，陷入无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决定进行全方位的布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换史迪威，以为中国战区的内部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蒋介石长期的不满，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对于史迪威的许多言行与做法，也并不能认同，加上英国负责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经常与史迪威发生冲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组中国战区基本结构的建议，以彻底解决问题，以及改进战区运作效率不彰的危机。
宋子文建议，为了让中国战区代表，可以出席盟国的联合参谋团，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可以改由蒋介石任命一位中国将领出任，副长官由美国将领出任，参谋长由中国将领出任，副参谋长由美国将领出任，其余参谋职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这样中国战区就可以参加盟国联合参谋团会议，为中国战区争取资源。同时史迪威也就可以因为中国战区全面改组的名目，毫无痕迹地加以调职。
罗斯福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交马歇尔与宋子文商议。马歇尔知道战区结构改组事关重大，若是中国今后可以出席联合参谋团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而撤换史迪威的提议，则成为中美之间相互协商后达成妥协的下限。马歇尔在权衡利害之后，同意牺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国战区的改组，宋子文也同意先换史迪威，在相机改组战区的计划。于是改组之事最后无定论，但当时中美的共识是，美国已经准备由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调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军第四军军长。
31.11 抗日战争史上最错误的决定
不料这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安排，因为史迪威设法牵动中国内部的政潮，而在最后一刻发生了变化。首先，各种有关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组中国战区来扩大自己派系权利的谣言，开始大量地出现。特别是将由谁出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更是热门的权力斗争焦点。由于宋子文代表当时所谓“政学系”的力量，开始批判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何应钦等“旧派”团体，因此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当时由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面，整合宋美龄与“CC”派，开始与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触。史迪威当然拿他的靠山作为威胁，假如他去职，马歇尔将会全面的报复中国，杯葛所有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考虑这些问题之后，竟然动摇了撤换史迪威的决心。
最糟糕的是，此时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蒋介石，表示她们负责说服史迪威“悔改认错”，就不要撤换他，以免遭到马歇尔对中国战区的全面报复。何况当时开罗会议召开在即，史迪威已经熟悉缅甸的战况，假如中国热切希望盟国反攻缅甸，那么很难找到比史迪威更为熟悉缅甸的“人才”[9]。
当然这也可以压制宋子文的政学系的“夺权”，而蒋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将中国战区的司令官职务交给其部属[10]。
在这个历史重大的转折时刻，蒋介石突然转变立场，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头认错，那么就不必撤换他，也不改组中国战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从原先已经得到通知，将要被调职的前夕，由于获得宋家姊妹以及国民政府守旧派系的支持，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这一场绝地大反攻的胜利，当然导致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近乎摊牌的冲突。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于是决裂，宋与政学系相关的人马遭到冷冻，蒋与爱将陈诚等人一并保持距离，以防他们的权利串联与扩张；而何应钦则得到特别的重用，白崇禧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由于上层权力的变化，中国的第六与第九战区，都暗中受到特别的“待遇”，兵员补充与后勤补给都遭到严重的影响[11]。
在最后一刻变卦让史迪威留任，可以说是蒋介石在领导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决策。这个错误，影响到开罗、德黑兰会议对华所造成的历史命运；种下日后华军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之危机的原因，也使得盟国在雅尔达会议出卖中国，及日后整个中国抗日历史受到故意扭曲的命运。因为蒋介石续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无法在盟国联合参谋团中占到一席之地，就不能参与战略决策和争取后勤支持。而史迪威本性难移，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造成中国战区的指挥系统的人心涣散。一九四四年，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猛烈打击下，中国战区全线溃败，罗斯福无法为支持中国找到理由，最后决定出卖中国，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
史迪威以卑躬屈膝的态度，用发动中国内部政潮的手段，从被撤换边缘争取到留任之后，当然更是要存心报复“花生米”给他的威胁。他一心盘算自己最后如何能够统帅所有的华军作战。他的计划是先设法在缅甸打场胜仗，以洗刷失败的耻辱；然后扶植自己的人马，再从蒋介石手上取得军事大权，这样就可以彻底的羞辱蒋介石，并全面掌握中国的军政大权。
史迪威被留任的一个月后，就代表中国战区的军方，参加开罗会议（原本多年来代表中国战区的，都是由宋子文担任这个角色）。史迪威在会中最后的关键时刻，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已经无力与日本再战，蒋介石随时会垮台。因此最后造成丘吉尔观点的胜利，让罗斯福撤销对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计划的支持。接着史迪威又部署私下反攻缅甸北部计划，然后由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出动的远征军，投入这个效益极差的作战，罔顾中国战区面对日军决战时军力配置的优先顺序，而在准备的布局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接着，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以后，史迪威更是想尽办法破坏中国的防御作战计划，继续强迫蒋介石调派接受美援的中国军队，参加缅北原始森林作战，造成中国战区战略预备队全被抽空。而所有宝贵的援华作战物资，也都被挪到缅甸战场使用；陈纳德所指挥的空军支持华军作战方案，更是被史迪威一再干扰，根本无法全力出击日军，造成中国军队在从南到北，在所有战线上都面临溃败。
在这个关头，罗斯福终于对中国战区失去了信心与耐心。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干脆直接要求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以解救中国战区的危机。史迪威得意洋洋地到处拉帮结派，准备要接掌中国军事的指挥大权，并且扬言他将要给八路军美式装备，已威胁蒋介石政府。面对中国战区的全面崩溃，蒋介石为了挽救战局，只有认真考虑接受这个安排，以争取盟国的援助，来阻挡日军的攻势。美国总统罗斯福特派赫尔利（Patrick Hurley）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节整个指挥权移交的过程。
31.12 史迪威得意忘形遭到革职
此时，史迪威已经以“即将就任”之中国战区总指挥官的身份自居，每天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中国战区全面上下动荡不安。许多军政领袖，担心蒋介石成为虚位傀儡后，自己的下场又将如何？中国内部已是人心惶惶不安，又有谁能集中心力去面对日军的攻势呢？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史迪威更以极其粗鲁的态度，拒绝蒋介石调动远征军进攻缅甸八莫作战的要求。因为在史迪威认为，中国的驻印军与远征军，都是他个人的“私军”，因此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史迪威的动作，进一步让蒋介石觉得，史迪威若一旦拿到中国军队指挥权，甚至可能会成为美籍的中国“军阀”，可能完全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
而史迪威立刻将蒋介石的调军要求，渲染成为蒋介石要保全实力，不愿抗日的阴谋罪证，回报马歇尔。这是丘吉尔找到狠狠地给中国临门一脚的机会，那就是配合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夺权计划，也插上一腿。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美、英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战略会议，丘吉尔见罗斯福为中国战区的战局严重失利正苦恼不已，立刻施出绝招，一反其原来的立场，竟然主动地“口头”答应美国的要求，表示愿意派遣英国部队，从海路、空降进攻缅甸首府仰光，以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击在缅的日军。但是这个方案根本没有知会中国，而完全是丘吉尔信手拈来的备案之一。
这原是中美两国多年来，一直争取英国参加反攻缅甸作战的陈年老案，罗斯福当然相当高兴。但是此时马歇尔却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有意将在缅北作战的华军，抽调回中国作战。马歇尔这种混淆视听的讲法，立刻激怒了罗斯福。他立刻愤怒地表示，盟国好不容易终于决定准备联合反攻缅甸，怎么蒋介石却又要临时抽腿[12]，他在愤怒与不满下，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再发电报给蒋介石，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电文以极端率直与粗鲁的语气，要求蒋迅速交出华军指挥权给史迪威，以免影响整个战局[13]。
事实上，丘吉尔表示英军将以海空军反攻缅甸，根本只是英国政府整中国的花招而已。丘氏看到罗斯福已经发怒，，认为“是蒋介石不肯配合”盟国方案，而向蒋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其破坏中美关系目的已经达成，所以立刻又通知美国，英国实在无法调派部队进攻仰光，所以必须取消联合反攻缅甸方案。这种阴谋出尔反尔的做法[14]，当然不可能是英国政策决定的“错误事件”，丘吉尔根本就是以此手段，来破坏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影响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
但是罗斯福措词严峻的电报，已在九月十八日传到重庆的美军总部。
史迪威看了，简直是得意忘形，立刻要求晋见蒋介石，要当面给蒋“好看”。而此时蒋介石正召集主要部属，拟定正式派任史迪威指挥华军命令的文件内容。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的劝阻，坚持要当面交电文给蒋介石，他要亲自看到蒋介石阅读电报而受辱的表情反应。此举果然产生了惊人的“反效果”，蒋介石无法接受这种羞辱，因此他突然下定决心，甚者不惜与美国完全决裂，也要驱逐史迪威离开中国。（可惜是太迟了！）
蒋介石立刻停止将指挥权移交史迪威的文件起草工作，而召见已被冷冻多时的宋子文，草拟回复罗斯福的电文。蒋介石在电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他对于原先答应罗斯福，由美军将领指挥华军的立场与原则不变，但是史迪威已经失去全体中国军民的信任，因此必须立刻解除其一切的职务离开中国，否则中国不惜承担任何结果。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此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
此时，赫尔利对于史迪威这种鲁莽与不敬的行动，也大感不满，他看出中国战区正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认为假如中美真地就此决裂，对于美国绝对是有害无益。因此他直接向罗斯福发出电文，指出史迪威已经成为中美盟国之间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撤换史迪威，是唯一可以挽回中美关系的必要条件。罗斯福这才发现，自己的鲁莽而把问题给弄僵了，事实上美国绝对不能失掉与中国合作抗日的关系，于是开始力排众议，思考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粗鲁无礼，已极长期打击、分化中国战区，已经伏下了大祸，而由自己统率华军，而建立一支“史家军”的美梦，就此破碎。虽然史迪威想要设法挽回，马歇尔也一再为史迪威说项，罗斯福一度提出，希望将史迪威调离参谋长职位，但是仍然可以在中国战区中负责训练军队的安排。但是三年多以来，史迪威种种恶劣以及的表现，是让蒋介石彻底地绝望与清醒了，因此他是铁了心，不惜玉石俱焚，非要史迪威离开中国战区不可[15]。
31.13 撤换史迪威以挽救中国战区
这时候，罗斯福才了解到史迪威的问题严重性。因为美国知道，盟国绝对不能没有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主力军团。于是原先趾高气扬，要求蒋介石解除兵权交给史迪威的罗斯福总统，终于在十月十七日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有的职务，并建议由蒋介石提名三位美军将领继任。
罗斯福最后圈选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中将成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而自从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战区就不再发生任何中美之间战略与意见的冲突。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开始怀疑到马歇尔的阴谋。但是此时罗斯福已经衰弱到无法去追踪这个怀疑了。魏德迈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缅甸的职务交给美军将领苏尔登负责。在中国战区，蒋介石与魏德迈立刻着手合作，设法稳住日军凌厉的攻势。
当史迪威被调离中国战区之时，立刻引起外国媒体竞相报道内幕，纷纷指责蒋介石运用权谋，打击一位“了解中国国情”、勇敢善战与正直批评中国腐败的美国军人，好象中国战区调离不适任的美军将领，是对美国的大不敬。（试问，当时中国战区的溃败，时谁该负主要的责任？）这些媒体多半是思想左倾的记者，与呼应西方分裂、弱化中国之谋略的撰稿人。
史迪威事件至此才终于告一个段落，他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三年半的时间，根本就没与组织中国战区参谋部的运作作业，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参谋作业，他多半时间躲在缅甸的原始森林策划“罗宾汉式”的传奇作战，他对于中国战区，除了不断扭曲中国抗日实情的“战报”之外，就是设法运用美援物资的分配，引爆中国战区的内争。他在外打击中国战区争取援助的申请，在内训练自己的“私人”军队，为了个人的声誉而非为中国战区作战；他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制肘陈纳德空军的作战，在最后还想以权谋夺取中国的军事指挥大权，因而让中国在整个战线上溃败，这就是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对中国的“贡献”。
纵观中国战区的设立与史迪威事件之发展，固然英美军政决策层所表现的狠毒与设计，令人感到心寒，但是蒋介石也同样要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失当，而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宋子文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以及撤换史迪威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与关键性的历史性政略，可惜蒋介石无法掌握时机与方向，因而造成历史的大错。
假如在一九四三年，中国战区得以改组、史迪威被撤换，那么无论是开罗会议还是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虽然丘吉尔与马歇尔仍然会加以破坏，但是由于没有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内应，他们就少了关键的支持。特别是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假如当时的中国战区，能够上下一心、全面合作，在缅的远征军可以回防、盟国的空军可以增援，那么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会有一个历史性的改变，也许就不会有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了。
31.14 魏德迈力挽狂澜
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16]，可以说是出任艰巨，因为当时的中国战区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日军正长驱直入地攻入华南地区、中国的政情出现分裂与斗争、经济危机几乎已经发展到失控的状态、华军在华南战线失去战力、美国驻华的空军基地已损失了一半以上。而马歇尔更是要看魏德迈如何处理他的职责，假如他与蒋介石能够合作成功，马歇尔当然会另外想办法，以挽回他的计谋；美国新闻媒体也希望魏德迈失败，已证明中国战区的问题，是在蒋介石而非史迪威。
在中国战区几乎覆灭的关头，魏德迈匆促地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在接任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国战区参谋部，只是一个空架构，没有参谋部的组织与运作、没有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及后勤作业体系，史迪威事实上是丢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时魏德迈才明白，为什么中国战区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史迪威在中国战区近四年的时间，只全力在搞扩张自己权位的斗争，根本没有为中国战区的抗日作战，进行任何的规划与参谋作业。魏德迈虽然曾是马歇尔拔擢的将领，但是他仍然发挥军人本色的品德，优先解决中国战区所面临的危机，接着在一个月内，就组成了中国战区的中美联合参谋部，让中美的军事首长能够在每周举行的会议中，共同商讨军事与作战的问题，已取得军事合作的默契（这是中国战区成立四年以来，第一次的中美高层军事合作）。
魏德迈也从来不玩以美援作为勒索蒋介石与收买人心的监军动作。他发现整个中国战区的美援数量，竟是只够一个美军师的消耗量（每月二万一千吨，而中国战区当时有六百个师部队），单是这种稀少的后勤供应,若是换成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队，早就战败投降了。他亲自深入中国部队，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所在，向蒋介石提出全面改善军事训练、后勤补给军人待遇等的可行之建议，建议中国必须设法缩减军事单位的数量，及充实军中的员额。由于魏德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诚恳待人的态度，蒋、魏之间几乎是立刻就建立起彼此尊重、互相赏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也同意参考美军的编制，改革中国的部队组织与训练，特命何应钦成为陆军总司令，负责调训改编现代化的中国部队。
附注：
[1] 中国虽然得到的帮助最少，但是他的军民却以最大牺牲，使得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场赢得胜利，这个贡献和中国得到的帮助完全不成比例。从另一边来看，英国与苏联所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实际上远超过维持战力之所需，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不够分”的结果，而是英、苏有计划地要用机会在背后压制与打击中国，以防止中国在战后兴起。这个观点也可以从《魏德迈报告！》书中看到。由于魏氏对二次大战时美国总体战略资源有最清楚的了解，他的分析值得重视。
[2] 马歇尔与史迪威之间的交情非常深厚，所以两人的合作更容易如此密切无间。
[3] 史迪威的个性自大、刻薄，他最常被叫的绰号之一就是“Vinegar Joe”.
[4] 不过蒋介石与其它外国军事将领的相处记录，却都非常愉快，象他与多位德国军事顾问，几乎到了可以推心置腹、直接商量作战决策的地步，与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能相敬如宾。他与美军的陈纳德与魏德迈，也能合作愉快，唯独与史迪威是个例外。
[5] 例如英国就曾在一九四二年，直接“抢夺”中国藉道缅甸的美援军事装备，而闹出轩然大波。
[6] 史迪威以及他身边的政治顾问如戴维斯、谢伟志等人，不断在他们向华盛顿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蒋介石已经秘密与日本达成停火协议，所以国民政府的军队根本是不抗日、假抗日，蒋介石只是个想骗取美援军火、物资来储备内战本钱的狡猾机会主义者。这些指控已经被独立客观地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在战后（1951）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高阶军官与资深参谋的审问结果，证实了蒋介石与日军从来连正式的谈判都没有，秘密停火的默契更属无稽。事实归事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历史著作采信史迪威、戴维斯等所宣传的谎言。
[7] 当时能被征召的中国兵员，够通过美国制定之体检标准的比率，，只有二二％。虽然中国的人多，但抗战的消耗的确太大，可用的兵源，已经是严重的不足了。
[8] 丘吉尔如愿以偿地得到罗斯福的同意，把盟国的军力浪费在进攻意大利（与战胜德国没重要的关联），而牺牲了提早渡过英法海峡直捣德国心脏的战略计划（BOLERO-ROUNDUP Plan），使得收复欧陆的时间更被推后。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由苏联来将日耳曼民族的德国揉成碎片，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
[9]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理由非常正确，要找到像史迪威一样，先乱指挥大军而遭惨败，随后又为了自己容易逃命而甩掉部队的将领，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10]宋家姊妹与长兄宋子文严重不合已久，一九四三年，宋美龄前往美国进行游说活动，多少有牵制宋子文势力的谋略在内。蒋介石曾经被迫指示，在与美国政府的交涉中，宋子文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11]为了防止个别战区司令官发动兵变，何应钦祭出严格控制兵员与补给的制度，结果在后来的日军全面攻势中，甚至连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没有何应钦的命令，连战区司令官，包括汤恩伯、薛岳、孙元良在内，都不能拿到作战物资。尤其在日军进攻广西的当头，华军眼看着后勤补给站中军火充足，自己的部队虽然面临弹尽援绝的紧急关头，但是没有何应钦亲口的命令，仍然拿不到军火作战。
[12]由于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罗斯福总统的思考这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常把问题的因果关系颠倒。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去世。
[13]事后检讨，当时罗斯福并未详细地斟酌电报的内容与语气，原来马歇尔发出的电文是未经修饰的底稿，罗斯福就草率地在一大批文件之中签发了。
[14]丘吉尔“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信口说慌的记录实在不胜枚举，他的脸皮之厚，足以抵挡原子弹的轰炸。
[15]当然也因此伏下马歇尔在杜鲁门任内，对付国民政府，以全面报仇的历史大祸。
[16]魏德迈（General Albert Coady Wedemeyer）出身西点军校，在二次大战前又从德国陆军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毕业，并为美国陆军部主持了反攻欧陆之作战计划（The Victory Program）的设计，他可以被称为盟国的首席“大战略家”。但由于魏德迈对中国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与受到盟国不平之待遇有清楚的了解，而坚决反对马歇尔、杜鲁门不合理的中国政策（不仅没有正义，亦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却因此牺牲了他个人的整个军旅前途。他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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