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之中，究竟中国共产党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一直是非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在历史的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先旗帜鲜明地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的热情支持，成功地打响了抗日的文宣战，唤起了抗日的民气。但是也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抗日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能够主动以宣传出击，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制造了大量的抗日文宣，配合国际社会削弱、扭曲中国抗日真相的立场，塑造成为一个印象，渲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抗日主力“，也就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归纳为不过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所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贡献，也仅能是无足轻重的游击骚扰作战（即“麻雀战争“）。
29.1 抛开政治的包袱、面对抗日历史的真相
这个错误的印象，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面的作战，中国的军队仍然守住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中国军队甚至可以在大型会战之中，与日军的主力进行硬碰硬的作战，多次使得日军主力的进攻遭到严重的挫败。
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宣传，八路军在抗日时的表现是多么英勇（当然有不少的战斗是真实而且惨烈的），但是中共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时中共的军力实在有限，在全力“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下，对于日军只是采取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更不能抹杀共军当中一些个别的抗日行动（写作本书的动机就是要完全忠于历史的事实），共军游击战的牺牲也是一样的惨烈，同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游击战也有战略牵制作用存在，不过究竟与正规的、硬碰硬的大兵团作战相比起来，还只是配合的因素。中国战区从头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蒋介石所指挥的国军所负责，盟国是与国民政府组成四强为首的联合国，日军是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
问题是，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中共取得胜利，为了消除人民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记忆“，当然要在抗日战争的史实上，有些“调整“，而不愿让中国人民记得，蒋介石是如何坚苦卓绝的领导抗日，与国民政府是如何以实力成为全球的四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中，如何把列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撤销。这样强调共产党为抗日中心的政治化“抗战历史“，就使得许多的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失去了史实的焦点，中国人民英勇的历史贡献便沦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最大的问题，除了是基本的武器装备以及军队训练素质落后日本很多之外，中国总体国力与财力，更是无法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比较。此外，中国对内无法团结一致，对外难以争取到友邦鼎力的支持，都是造成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特别严重的原因。
在日本侵略凶焰不断进逼，非要彻底灭亡中国的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可以说是表现出一幅爱莫能助、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时只有与日本有世仇与利害直接冲突的苏联，还能对中国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因此蒋介石明知苏联侵略中国的野心，其实超过于日本，但是除了采取联苏抗日的政策之外，也别无他法。当时中国的处境是如此的危机四伏，唯一能够暂时帮忙中国的，竟然是另外一个企图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了准备抗日竟需要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可见中国面对的国际社会是多么地现实与冷酷。
29.2 共军抗日独树一帜
但苏联的条件就是要容共，在全面抗战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充分掌握抗日的文宣，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中国人民与所有的团体，不分党派共同抗日。中共的这个口号与政策，获得广大人民与舆情的支持，因此就算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得不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压力，以及广大民意的要求下，将中共纳入抗日的阵营之中。
因此在中日正式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联终于达成军援中国的协议；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授予中共部队八路军（后来又增加了新四军）的抗日部队番号。中国共产党与共军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设法鼓动抗日风潮，发起各种的抗日运动，成为中国要求抗日的舆论领导者，但是却没有机会真正的与日军作战，直到接受收编之后，才加入正面抗日的战斗序列之中，和日军真正地进行作战。
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番号是十八集团军，配属在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作战。八路军的一一五师，首先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过平型关作战，负责在战线后的游击战，伏击到日军的一支运输中队，获得了奇袭的战果。但是之后中共的部队，就自行独立发展与运作，对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是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最多只是采取参考的立场，并不一定遵照命令行事，多半也不和国民政府其它部队一起协同作战，而是自己独立作战，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发展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八路军之所以会独树一帜，进行自己的抗日战争，主要原因是，国、共两党基本互信不足，以及共产党列宁专政教条的影响。共产党绝不会与其它政治团体平起平坐地进行政治竞争，以争取民意支持而交替执政。共产党进行的是“革命“，目的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政治地位：一个是在未执政时的“地下党“。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建党与建军的革命过程，当时共产党抗日终极的意义，并非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而是反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敌人，中国共产党只是藉着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为手段，来达成最终之无产阶级专政目标。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来看，八路军几乎没有在抗日战争重大的战役中出现过，更别说担任主要作战的角色了。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共的军队，完全没有参与抗日的战争，但这却代表中共的部队，没有主动参与对抗日军的“战略性作战“。八路军的组织力强、运动能力高，擅长控制与发展的策略，有着绝处逢生、无孔不入的超强本领，到处都可以建立游击基地与收编部队。
八路军前身是从井岗山起家的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炼，打游击己成了八路军的专长绝技，共军的游击战可以说是发展到“超微化“，甚至一个班、一个排的兵力，都可以进行游击与破坏战。但是，除非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扫荡攻击，八路军很少对日进行营级以上部队的攻坚作战，共军以发展与扩张实力，做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优先策略，而不是针对日军主动进行猛攻猛打的作战，在国民政府对日军正面攻击的会战中，共军几乎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
因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历史使命是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一，所有八路军会与日军作战；但是打击日军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如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共军的历史任务，所以共军的抗日方针，是以发展为优先的。
当时八路军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编其它的武力，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消灭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队伍，因为“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当然国民政府的部队，也对八路军采取反击，后来在许多地区，造成国共部队之间的对立，比对日军还要严重[1]。
要论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战略性攻击的作战，应该就是相当有争议的“百团大战“了，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动地在山西与河北铁路沿线一带，对日军进行主动、多点多线的攻击作战。
基本上，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来形容共军在正式参加抗日作战的八年表现，颇有深刻的见解，因为在整个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共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两万八千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万人；从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二十二次的会战中（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在一次的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当然共军在平型关作战中，也只是参与其中一次助攻性质的伏击战而已，并非担任作战的主力[2]。
29.3 日军的“治安肃正“及“三光政策“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真正在那里？根据历史史实所提供的答案是，共军在抗日的游击战中，是扮演了一个相当份量的角色，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予日本华北方面军，带来相当严重的牵制与消耗，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多次的“治安肃正“作战，最后甚至采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来对付以八路军为主的华北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上，共军多半只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或是属于被动的“被扫荡“反击，而非主动的战略出击。只有共军的百团大战，可以说是唯一例外。
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后，发现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中国西南边区，但是仍然拒绝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汉奸政权，进行以战养战以及以华制华的战略。问题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找到一些愿意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这些汉奸所组成的政府，却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效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游击队与敌人地下组织的兴起，有效牵制了汉奸政权的运作，这些汉奸政权一旦离开日军的火力支持范围，几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击队与敌后的地下组织，对于汉奸政权人员与家属的威胁，也是造成伪政权无法展开运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华制华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顺利，也就影响到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所有日军决定要针对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进行彻底的扫荡，而中国敌后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中共的组织，发展得最为快速，中共游击队的作战能力与生存韧性也最为强劲。所以日军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特别制定了“治安肃正“作战方案，以彻底扫荡中国游击队的活动，以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政权，设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方案，总共分为三期进行，先后由三个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来执行。日本整个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体动员，北起内蒙的长城线，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总共包括了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对于游击队进行全面扫荡。
这时，日军才真正领教到八路军游击队的作战能力，灵活变化、出没无常、攻势凌厉、韧性极强。日军追击时，还会随时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与反突击，造成治安肃正作战的成功相当有限，日军的伤亡与损失，则是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在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于如何扫荡八路军的游击队，有着极其凶狠与残酷的手法，以杀光、烧光与抢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让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活跃地区的人口，大幅下降，平民的死伤与损失，远远超过日军与游击队总和的几千倍。
29.4 游击战付出的人民成本极大
日军与共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多是游击与扫荡战，双方主力对阵的机会很少，但是长途跋涉的运动战，却造成了颇多的伤亡，特别是老百姓的损失更大。因为游击战的一个特征，是“军民一体“的分进合击作战，所以日军反击起来，也就军民不分的“一体消灭“。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为了支持中共的游击战，所付出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支持国民党的正规作战。游击战能够以小搏大，除了它灵活的战斗特性之外，另外的原因是，人民也成为作战的主要贡献者与牺牲者。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军阶军官，是日军的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少将（阶级相当于中国的师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该部日军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执行治安肃正的作战计划，在晋、察边区一带，追击八路军游击队。十月中，旅团长阿部亲率部队，深入山区追击。结果日军第二混成旅团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队，被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雁宿崖设下埋伏而歼灭。
阿部规秀在接到日军遭到围歼的惨败报告之后，急于报仇以挽回军威，于是不顾一切地孤军继续追击共军；十一月六日，阿部所率领的日军，在黄土岭再度遭到八路军杨成武的包围，阿部在混乱中下令突围，在七日下午，阿部规秀中弹阵亡。阿部规秀少将（被追赠中将军阶）的战死，曾经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击毙的最高军阶日军将领。国民政府军队所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十一军军长冢田攻中将（日军追赠大将军阶）。
共军在抗日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动员三个师团的兵力，由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亲自指挥，进攻山西东南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日军经过一系列的激战之后，攻占了八路军的总部郭家峪，八路军下令全面撤退转进；六月二日，日军在后续的追击战中，造成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在麻田被日军射杀。这是共军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最高将领。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牺牲的最高军阶将领是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上将，与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上将。
29.5 共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年中，在日军大举扫荡游击队的作战之下，属于八路军游击部队的活动区域，也遭到日军严重的压迫，因此八路军决定适时反击，以突破日军的扩大封锁线。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太行山运作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由军长朱德、副军长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人，在面对日军不断的扫荡与收缩游击队战线的压力之下，决定运用实力已经发展多时的共军，主动在正太铁路沿线，发动一次反击攻势，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并且检验共军扩编的战力。
这个主动攻击的命令，要求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师师长贺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率军参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事先没有正式呈报中共的中央军委会核准，但是毛泽东等军委会负责人也知道这个作战行动，不过并未加以阻止或是进入审查，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同意命令，毛泽东的意见是同意对日军进行反击，但是兵力尽量压缩在十五个团左右3。
这个命令指示如下：
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着的战绩。““为打破敌之囚笼政策，决定乘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利于隐蔽及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作战，争取晋冀察、晋西北、晋东南扫荡比较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
因此这次战役最初的目的，原先只是准备调动共军一二九、一二○师与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破坏正太铁路，截断交通线，打破日军封锁所做的主动攻击行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部队，在接到命令之后，一二九师出动八个团，一二○师出动四个团，晋察冀军区出动十个团，总计二十二个团，参与破坏正太铁路的作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八路军的二十二个团，秘密地集结，在毫无消息走漏的情形下，突然对日军所控制的正太铁路，发动了全线与同步的攻击。而其它的八路军部队，也纷纷加入请战抗日的行列，最后所有参与作战的八路军，番号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共计十五万的兵力。
由于日军事前低估八路军的作战实力，也没有掌握到任何预警的情报，正太铁路线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因此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击之后，可以说是有些不知所措。因此八路军初步攻击进行的相当顺利，整条正太铁路的交通，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之内，多达十几处地方，都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破坏而中断。八路军在正太路初期攻势的顺利，引起更多的共军要求加入作战，因此动员的兵力，就远超过原先的计划。
八路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军委会的电报表示：“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团，于二十日晚已经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百团大战就这样成为八路军一次空前绝后的抗日文宣战题材。当时国民政府（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正在节节败退之时，面对困坐愁城的低迷压力，对于任何有利于人心士气的战报，都会加以扩大的宣传，所有八路军发生百团大战的消息，当然成为全国性的宣传重点。
29.6 共军突击成功与日军的反击
而战事一旦展开，在华北的日军，突然遭到八路军的多处伏击，受到不少的损失与死伤。在惊魂甫定之后，日军的反应当然是惊怒交加，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下令，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就地展开强烈的反击，而受到共军攻击的日本的第一军，以及统筹全局的华北方面军也立刻设法稳住战局与调动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扑。分散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就开始主动或是被动地参加全线的战斗。作战时间从一九四○年的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开始，分成三个阶段展开，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八路军设法化整为零、退出战线为止。共军陆续参与这场作战的部队总数，前后加起来，达到了一百零五个团。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主要的作战地点是正太铁路沿线。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前后总共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参战，分成三路纵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另外出动三十一个团，分头破坏北平与冀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路线，包括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及津浦铁路，以牵制日军的部队调动，扰乱敌方对于战局的情报判断。在聂荣臻的指挥之下，日军在石家庄以北地区的全线铁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与骚扰，而聂荣臻部的攻击重心，则是放在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与井陉煤矿。
当时聂荣臻的战报指出，八路军曾经在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娘子关与井陉煤矿，与日军的第四与八独立混成旅团作战，并且先后攻克或是包围日军的大小据点数十个。当然八路军主要的目的是运动战与破坏战，因此攻克之据点多半在破坏之后，将可以运用的器材物资带走，在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后，立刻加以放弃。事实上，八路军并未完全地攻克娘子关，只是攻进娘子关，占领部分地区，由于与日军休假的部队遭遇，因此高估了日军的兵力，不敢全力深入，日本的援军也优先赶往支持，造成八路军迅速退却。
而由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总共出动四十七个团，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中段，阳泉到榆次的交通线，另外同步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与德石铁路，在主攻作战中，刘伯承主力攻占正太铁路狮瑙山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以攻击阳泉；日军则是奉命全力反击，结果八路军与日军在此爆发了九昼夜的激战，日军动用飞机轰炸以及炮兵支持攻击，八路军也以程度不等的攻势，袭击阳泉附近的日军交通据点。由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彰机场的日本飞机三架，由陈庚指挥的部队在山西的双峰伏击日军，造成日军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的支队长永野中佐阵亡。这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最为激烈的几场战斗事件。
由贺龙指挥的共军晋绥军区部队，其出动二十二个团兵力，在山西境内，攻击与破坏同蒲铁路以及牵制太原日军。这些军事行动，多是属于破坏作战与牵制作战，八路军打了就跑，与日军并无直接激烈的攻坚作战。
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如其来的攻击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组成反击兵力，一方面设法收复所有遭到八路军攻占的据点，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与电话线，一方面更是要找出八路军的主力，给予反制与打击。但是日军发现，八路军的地区控制极其成功，人民与军队配合程度极高，日军根本难以得到情报与后勤支持，因此参与扫荡作战的日军，多半是扑空而返。同时八路军的运动与组织，都非常的灵活与具有弹性，所以日军无法在短期内，对八路军进行有力的打击。
当日军的扫荡作战才刚刚的结束，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攻势，又在九月二十日展开，这回八路军减少攻坚作战，增加运动战与破坏战，并且将作战地区扩散。其中爆发激战的主要作战地区，在山西东南的榆社县、辽县一带，以及在山西到察哈尔的蔚县与涿鹿一带。日军阵地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八路军杨成武部，在插箭岭的攻击，与日军作战七昼夜，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
于是日军只有再度组成扫荡作战的兵力，对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追击与扫荡作战，这次日军的攻势，虽然没有捕捉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破坏。
而后在日军结束扫荡作战之后，八路军再度对回防的日军进行破坏与骚扰作战，由于这次的作战，属于尾声的攻势，因此八路军并无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只要是给予日军更多的牵制与骚扰而已。不过从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就开始详细研究八路军的组织与战术，进行长期、主动的扫荡作战，加强日军的“治安肃正“方案；日军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当成一个相当困扰与具有威胁的敌对目标看待。
29.7 百团作战的检讨
综观一九四○年下半年，整个八路军的百团作战，前后历时三个半月，总共动员了十五万人的兵力，参战部队的番号，最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在华北的四个省区，进行同步攻击的游击战、破坏战与攻坚战，由于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袭的效果，日军的反击也遭到牵制，一度使日军陷入了困惑与被动的状态，算是八路军相当成功的一次主动出击作战，不过作战的性质，仍然是多场的游击战所串连而成的作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主动与日本签下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共军就更缺少主动抗日的动机了。既然老大哥都决定与阶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地抗日，而破坏老大哥与日本的蜜月。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自然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走作战部队，共军也乐得压力减少，而且发展更方便，但这样共同抗日的阵线就出现了更大的缺口。
29.8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29.9 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它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4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它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借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29.10 苏联红军全力支持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 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2] 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 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 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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