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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

  18.2 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18.3 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18.4 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7]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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