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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抵抗者 一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日凌晨,国军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三师团的第六联队和第三十四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三十四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三十四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六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六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六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点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六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里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趟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像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并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

  为了这个动作,潘让后悔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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