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秦、周三人都是1925年以后才结识贺龙的，彼此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按照当时地方军阀的惯例，再考虑到贺龙的起兵方式，三个贵州人能够在军中担任如此要职，只能说明黔军人数在二十军中已占据了绝对比例。
事实上，三个贵州籍师长也很对得起贺军长。离开南昌后，欧百川始终担任“前敌司令”，带领第一师的两个“贵州团”冲锋陷阵、一路打到广东汕头，一师的二、三团团长都在路上战死了。二师秦光远和三师周逸群也都冲到了海陆丰，直打到部队解体之后才各分东西。他们的表现比个别“红色骁将”还要好一些。
欧百川和秦光远都不是共产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俩经贺龙同意，单身离开军队回到贵州，后在黔军中继续担任军职。秦光远于1940年病死，欧百川则活到解放后，还曾经当过贵州省的副省长。
至于周逸群，就不用马甲我罗嗦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贺龙元帅的革命引路人。有评价说：“没有周逸群就没有贺龙，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暴动。”当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起义”时，南昌城里的敌军主力为：朱培德的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第七师（军长朱培德，师长王均）的两个团，以及第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起义当天，“直属警卫团”被消灭，七师的两个团长被朱德请去吃“鸿门宴”，群龙无首，结果被缴械。而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却保持了“中立”，没有做认真的抵抗，这对促成起义成功是有积极意义的。
前面说过，第九军是道地的黔军，二十八师的师长是韦杵（贵州安龙人、布依族）。面对二十军的贵州老乡，同为黔军的二十八师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一”当天，韦杵本人并不在南昌（他在九江养病），所以没有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革命委员会”整编部队，除原有的第二十军外，把十一军二十四师升格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还把第九军二十八师升格为“第九军”，宣布韦杵为军长（朱德为副军长）。这样，起码从“账面”上看，南昌起义的三个军，有两个军是黔军。
共产党送给韦杵的这个“军长”头衔，当然是空头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师带走，但由于韦杵本人不在，朱德副军长（朱德与韦杵是好友）最终只带走了一个营。可是，共产党的这张“军长支票”却把韦杵给害惨了，蒋介石愣是把“韦军长”降为旅长，搞得他再也没当过比师长更大的官。1950年，韦杵当选为云南省政府参事，1951年病死于昆明。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黔军占了差不多一半，可翻开解放军的军史看一看，贵州籍的将领并不多。这是因为，当时争取二十军兵变的关键是贺龙本人，所以共产党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贺军长极其亲属、亲信身上，对基层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视。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从张国焘、周恩来、林伯渠、恽代英、周逸群到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陈赓、蔡廷锴、周士弟……（还不要说在大队人马里跟着跑的林彪、陈毅等人），几乎集中了共产党当时的党政军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义旋起旋败，两三万正规军、一大帮声名显赫的将领，不到三个月就灰飞烟灭，败得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其影响力不如以工人纠察队为主的广州起义、其生命力甚至还比不上由一伙农民搞起来的“海陆丰暴动”。现在看来，原因就在于领导者忽视了与基层士兵的团结和沟通——以旧军阀哗变的方式对抗新军阀，结果是必败无疑。
比如，二十军的一师和二师都没有建立党组织，而第三师则是把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不仅没有对外开展政治工作，反而与其他部队的关系格格不入，动辄就批评其他军官“很坏”、“贺军长很卤莽”。所以，像“苗族老汉”那样的士兵，从头到尾也没弄清为什么要暴动，这样的“起义部队”，一遇到挫折，岂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有“战无不胜”的先天优势。在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出于幼稚，领导者过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精英”的“惊世之举”、忽视了争取基本群众的支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然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马甲认为，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的领导水平是最高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由少数人导演、请多数人唱戏，而不是自己入戏、让别人看热闹——得不到民众的参与，无论再伟大的“精英”、拿着再漂亮的剧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参加“八一起义”的贵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继续当黔军，但也有坚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军一师三团的营长罗统一（贵州镇远人，侗族），参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还成为红军的师长，可惜，1932年被左倾分子错杀了。
说到错杀，被张国焘杀害的旷继勋也是贵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当时的地位更高一些，红二十五军军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混得最好的贵州兵应该算是杨至成（三穗人，侗族），1955年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1927年8月的时候，杨上将是二十军三师的连长（也就是“苗族老汉”说“走不得路”的那类人），但人家杨连长终究还是坚持走到底，并且走到了开国大典的礼堂上。
其他人还有很多，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搞兵运工作、还有的当了地下党，个别的活到了解放后，大部分都牺牲了。关于他们的情况，马甲我也说不大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地方军阀在保护自己领地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猛顽强，湘军如是、桂军如是、川军如是、青马如是，滇军、晋军亦如是。
可黔军却颇为不同，任凭红军在贵州往来纵横。共产党在黎平开会、在遵义开会，黔军概不打扰；红军把娄山关登了两次、赤水河渡了四次，着急上火的始终只有川军；黔军守着“乌江天险”、却没有派多少兵力抵抗，基本上采取的是“避战”策略，比起他们先前与桂军、川军、滇军的几番恶战，黔军此时的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
这当然是因为黔军的战斗力太差。可是，差不差是一回事，打不打又是另一回事，黔军固然挡不住红军，但黔军主力也并没有受到红军的重创啊。
由此，马甲猜测：莫非黔军已然知道，红军并不打算在贵州停留（甚至也不准备在当地发展红色武装）。所以他们的任务只是让红军休整一下，开个会、拨乱反正，然后就礼送红军出境。
黔军与红军有那么多的关系，双方沟通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一点证据也没有。
说到底，马甲只是因为在贵州生活过多年，想替黔军找回一点面子罢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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