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马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愣头青，常年在乡下转悠，没事就和少数民族朋友“拼酒”，总是弄得醉熏熏的。
有一天，马甲在岑巩（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家路边小店吃狗肉，照例是喝酒划拳。
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卖野菜的苗族老头，他和店家谈成了交易，一边等着老板付钱、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厮闹，好像很愿意参加的样子。
老人家身形瘦小、步履蹒跚，黑黑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苗族老汉都是这样，从六十岁到一百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刚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可是，当店家介绍说“这位老人家参加过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叫人惊异万分了。
马甲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老头在吹牛，想骗酒喝。”但这牛皮吹得实在够大，所以让他骗一点吃喝似乎也是值得的。于是，大家就抱着随便听听的态度，把这位瘦小的苗族老人请上桌来。
几块狗肉下肚，苗老汉就开始“编聊斋”了：
想当年，南昌暴动的时候，我在二十军一师二团当兵，军长是贺龙。我们是1926年跟着欧师长编入贺龙的部队的，当时在二十军里面，我们一师是“票子兵”（金钱招募的士兵），各方面的技术比较好；二师是“绳子兵”（抓壮丁捆来的）、三师是“学生兵”，他们都不行。
暴动的当天，我们并不知情。团长只是宣布“加强戒备、不许外出”，营房值勤的力量增加了，整个班整个排的上去站岗，其他人睡觉的时候也不脱衣服，把子弹带系在身上，抱着枪打瞌睡。
战斗是半夜里打起来的。先是二师的部队进攻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警卫团，死伤了很多人，打不进去，他们就来请我们一师增援。我们出动了一个营，任务是攻下朱培德指挥部的大门。
到那里一看，敌人在大门口摆了六挺水机枪，子弹顺着街道猛扫、就像刮风一样，根本冲不过去。
军长和师长都来了，非要拿下阵地不可。欧师长叫我们五个人六个人一组、抱着枪往前面滚。他说：“水机枪的枪口不灵活，平射还可以、朝地面打就打不准，我们滚着前进，可以避开敌人的火力。”
我滚的是第几排记不清了，反正两个连的人都在打滚，二百米长的街道滚了快一个钟头。到最后，冲锋号一吹，大家就爬起来往上冲，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扛，掉头就跑了。
于是，我们就占领了朱培德的指挥部。
第二天，开大会，很多人发言讲话，我们都不认识。我当时没觉悟，听不懂那些，只知道是暴动了。上面给每个人发了一根红布条子，挂在脖子上，当作识别标志。我们的步枪也换成了“三八式”，这是新式武器，扛在肩上十分神气。
开完会，我们被指派去保护长官的家属。当时从外地来了很多共产党领导，有的带着家眷，上级派我们充当临时的马弁。我跟的那位夫人姓赵，她的丈夫是个党代表（马甲我查了查资料，吓了一跳：该“夫人”应该是赵君陶，也就是赵世炎的妹妹、李硕勋的妻子、李鹏总理的亲娘）。
8月5日，我们奉命开拔。
共产党在南昌城里到处贴布告，宣布“通缉蒋介石”。离开了南昌，我们才发觉城外头到处是蒋介石的布告，写着“通缉贺龙”。于是就有人开始逃跑，当官的带头跑，当兵的也跟着跑，逃走的人越来越多，三天不到就跑了四五千。到后来，二十军的参谋长，还有些师长、团长什么的都跑掉了。
我也想跑，因为二十军有一年多没有发饷了，当兵的穷得连补衣服的针线都买不起，上面还命令“不许扰民”，拿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要被枪毙，真是苦得不得了。
后来，逃跑的人多了，纪律就放松了。当官的允许我们“打土豪”——规定有一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家可以抢——实际上差不多五十亩的就抢了，当兵的穷疯了，管不了那么多。
行军的时候，我们一师二团跟在教导团（属于第三师）的后面。教导团都是学生兵，还有些女的，走不得路，一路走一路哭。我们喊：“大姐，走快些，后面敌人追来了。”她们就说：“没办法呀，老虎追来了也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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