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里就把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开始搞坚壁清野，抢收、抢打、抢藏。快枪组带上武器，轮班警戒，民兵和村民们天不亮就下地，白天抢割、夜晚打场，把粮食都藏到地道里去。周围的几个村子也都照着样子学。
果然，过了两天，镇上转来了日伪粮库的命令（菏泽曹州道的粮食仓库分设在曹县、濮县、成武、定陶），要求村里三天内缴纳麦子六十担，筹款三万元，“违者严加惩办”。
葛二蛋到区政府领了七八个地雷，他对区长说：“反正这回我是要跟鬼子抢粮队拼了，帮不帮忙就随便你了。”区长连忙报告到县里，县长说：“民兵同志斗争意志坚决，我们一定要支持，到时候派县大队去支援他们！”
粮食陆续收藏起来，葛二蛋却还有些不放心：这鬼子抢不到东西，会不会烧我们的房子呀？于是，又指挥“棒子组”把麦秸、柴草都运到村外，再把房上的木梁、木掾都糊上了泥土。这次村里人十分心齐，全都听从葛队长的安排。
缴粮期限一过，三百多伪军携带着几十挂马车下乡来了，这时候，民兵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周边的三个村子都实行了民兵联防，各村划定警戒范围，设置瞭望哨，规定了联络信号。一旦发现敌人，夜晚升灯、白天鸣钟。大家得到消息后按照统一方案行动，“一村退、二村顶、三村打”。也就是：首先遇到的敌人的村子先撤退，民兵组织着群众拿上贵重物品（粮食大多早已经藏好），赶紧往地道里躲。这叫“一村退”；另外两个村的民兵加强警戒、迟滞敌人，指挥村里群众把所有吃的、喝的和值钱的东西都藏起来，甚至把井上的辘轳都拆走，不让敌人喝水，再在村里埋上地雷，让敌人呆不住。这叫“二村顶”；等群众都藏好了，部分民兵在地道里维护秩序。各处快枪组的人都集中起来，绕到村外打冷枪、打马车队、打落单的，把进村的敌人再引出来。这叫“三村打”。
当初县武委会的主任来指导工作，教育民兵开展地道战、地雷战，葛二蛋有的听从了有的却没照办。比如地雷，一开始也在路上埋了几颗，可结果是还没炸着敌人，反而弄得大人不敢出门、小孩不敢放羊，群众下地干活都要来找民兵问情况，整天战战兢兢的。葛队长觉得这样搞没意思，就不干了。
挖地道时，葛二蛋也不主张在村里打仗。因为地道若要设枪眼，就必须挖得浅，还得修假墙、损房子，既费事又危险。把枪眼设在碾盘下？上面碾子一走下面地道就掉土，随时都可能垮了，实在不牢靠。并且葛队长还觉得在村里打仗“不吉利”，他宁愿到村外面去打。因此，村里的地道都挖得挺深，直通村外，主要是用来藏人藏东西和跑路，敌人在上面刨不出地道，即使发现了洞口也不敢下来。
收粮队到塔湾村的时候，快枪组已经埋伏在村外。路边上有相隔十来米的两个坟头，葛二蛋和秀松躲在后面放冷枪。秀松一枪打倒了一个，立刻猫腰转身跑了，二蛋开枪却没打着，他觉得没面子，于是接二连三地再搞几枪，结果就被伪军发现了。敌人很快就围了上来，远处的民兵们都急了，纷纷开枪掩护他，葛二蛋这才往回跑，跳到道沟里以后还探出头来大骂保安队（道沟下面有地道）。那个李队长骑着马哈哈笑：“这狗×的葛二蛋，还真的要打我呢。”
秀松埋怨葛二蛋撤退晚了，太危险，二蛋一边在地道里爬，一边满不在乎地嘎嘎直乐：“扯！能打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
收粮队进村了，看见房内无人、囤内无粮、院内无鸡、圈内无猪、栏内无牛……连件衣服被褥都找不到。他们断定粮食和物品是被藏起来了，就用刺刀和几把破撅头到处乱刨，折腾了一阵却又把地雷给弄响了，轰！轰！轰！被炸得直叫唤。
村里的伪军被炸得哭，村子外面也热闹。民兵们又打枪、又敲锣打鼓，还使劲喊：“打呀！别让兔崽子们给跑了啊。”枪声、杀声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把拉车的马惊乱了套，汉奸们也吓得心慌意乱，一心想撤退了。
敌人跑到村口，看见了外面的麦秸堆，就过去乱翻，结果翻响了几颗手榴弹，正在慌乱间，野地里突然飞来一排枪，当场打倒了两个。保安队李队长骑马出来看情况，又踩着一颗雷，被炸掉两个马蹄子，他摔得鼻青脸肿，爬起来冲着“催粮官”直嚷：“撤退了吧！葛二蛋这小子太邪门了。”
的确，伪军们不撤也不行了，因为八路军县大队赶来了。
县大队来了近二百人，痛击了在外面找牛的一群伪军（老百姓的大牲口进不了地道，只能藏在野外窑洞或青纱帐里），当场击毙十个、俘虏了三十多个。村里的抢粮队得知情况，连忙撤退。
葛二蛋躲在离路边不远的“掩体”里。先前民兵在野外道沟之间挖地道时，一不小心就把顶上弄塌了，因此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旱井”，大家怕孩子或牲口不留神掉到“井”里，就在边上垒了圈石头。这会儿，葛二蛋和孟三这时就趴在“井沿”边，隔着石围子往外张望。
马路上的抢粮队正在往回撤，有走路的也有坐车的。保安队李队长蹲在马车上，连声喊着快走快走，一副猴急的模样。另一辆马车上坐着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穿着便衣挎着包，这俩人好像很不愿意撤退，一个劲地嚷：“弟兄们别走呀！那只是些刁民土包子，跟他们打啊。”
孟三说：“这家伙坏，二蛋哥，打他。”
“好！”
葛二蛋瞄准射击，“啪”的一枪正中眉心，那瘦子应声手一扬就从马车上栽了下来。路上的伪军顿时更加慌乱了，葛二蛋和孟三也赶快跳到“井”底，顺着地道转移。
孟三的心里实在佩服葛队长：“二蛋哥，你这一枪简直神了，打得可真准。”
“扯！我瞄的是那胖子，怎么打到了瘦子头上？”
“…………”
爬出地道，从道沟里探头望。只见伪军们都跑光了，路上只有那瘦子还躺着，两个民兵就跑过去翻他的包，发现这家伙还是个“总催”。
那时候，无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或是日伪政府，谁也弄不清农村有多少人、多少地，收税征粮都是凭估计。上面定一个基数，然后交给承办人去办，多收的部分就作为雇差的兵饷和管事者的回扣。
这征粮的粮长叫“总催”，收税的钱长叫“总兑”，一般都是有点能耐的财主，他们承办这事，弄好了能发财，可收得不好也会亏本。本来到游击区收税征粮是件挺麻烦的事情，可由于鬼子把这里的基数定得很低，“利润”空间大，有些想钱想疯了的家伙也就愿意来试一试。比如这位“总催”，就把小命丢在这儿了。
葛二蛋从“总催”的挎包里翻出笔墨账本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还找到一个东洋罐头，上面有个“菜”字还有个“仙”字，乖乖不得了，拣到宝贝了。
兴高采烈拿回去，让家里人尝尝鲜。打开罐头一瞧，里面装的是竹笋子，试着吃一口，呸！什么菜仙，一股怪味。
孟喜子恍然大悟：“难怪日本人要到咱们这里来抢粮食，原来他们国的东西真是难吃。”
日本国的东西难吃，日本国发动的战争也支撑不下去了。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八路军大反攻，占领了曹县县城，过去在城里当汉奸的财主们吓得到处躲，有的就跑回了乡下。
跑回乡下也不行，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先清算汉奸罪行，再清算汉奸财产。新民会的那个会长被枪毙，土地也被分了。不仅如此，以前在本地、外地当过汉奸的，甚至一些跑到外地去不知干了些什么的人，全部进行了清算，土地和房产都分配给了贫雇农。穷人们十分高兴。中农和富农在这次运动中没得到什么，大多持观望态度，地主们则十分紧张，生怕把火引到了自己头上。
葛二蛋当然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虽然名义上是个“二地主”，可自己却实实在在没有一分地。这回分到了八亩六分地，开心极了，乐得天天到地里走几趟，觉得共产党对穷苦人真正是好。
过了没多久，国民党来了，还有许多过去逃往外地的地主也回来了。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不承认“反奸清算”的结果，于是就联合汉奸家属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什么“复仇队”、“难民还乡团”，叫嚷着要“把天变回来”。共产党和民兵队伍当然就要和他们作斗争，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到1946年，曹县这里虽然叫新解放区，实际上还是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山东的伪军和地方势力也是今天服从共产党、明天又投靠国民党的，摇摆不定。于是八路军就打伪顽，出征解放巨野、嘉祥和济宁，并要求民兵积极支前。
这次支前和以往不同，一是距离远，战场在二百多里地以外；二是时间长，前后要近两个月时间。所以，参加支前的民兵要重新组织，要训练。
部队行动强调协同一致，可庄稼汉哪里懂什么协同，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的人晚上非要靠墙睡，铺位安排在中间他就宁愿一直坐着；还有的人睡觉磨牙打呼说梦话，其他人就不耐烦，最后竟打起来；行进的时候有的人猛跑一阵再歇一阵，有的人慢悠悠地晃着；发烟卷的时候，会抽烟的人要，不吸烟的人也抢，乱成了一团；等听见了枪炮声，装病、掉队、偷跑回家的，更是屡见不鲜。这就需要训练，需要有经验的人压阵。
葛二蛋搞过长途武装贩运，有经验，因此就当上了民兵“野战队长”（每个区两个队，全县两个大队，轮班支前）。手下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三个班，每个班三个组，每个组五个人。每个小组一杆枪，人手一根粗木棒子，运物资、抬伤员、押送俘虏，样样都能干。
葛队长一般是不干活的，他的工作是指挥。监督着民兵不逛集市、不起哄打架、不拣洋落、不买便宜东西；每天晚上检查洗脚，每天早晨叫起集合。民兵大多没走过远路，休息的时候叫他们洗脚，都不愿意，葛二蛋就拎着棍子，挨个检查；早晨有些人赖床，照旧拎着棍子敲，这边起来了那边的又倒下去，葛二蛋急了，在一个懒家伙耳朵边放了一枪，那小伙睁眼一看，黑洞洞的枪口就在面前，立刻吓得尿了炕。
不过葛队长也有干活勤快的时候。上级派他们去修桥，把一座窄木桥改建成能过人、牲畜和车辆的大桥，原本两天就能干完的工作，弄了四天还没结束。不过木桥建得确实结实漂亮，本来应下一根桩的下了两根、应铺一排料的铺了两排，还在两侧装上了木栏杆。别说过牲畜车辆，估计过坦克都没问题。葛队长住在桥头的一户人家里，屋里屋外地两头忙，不仅修桥，还安排民兵给别人家割草打柴、修锅灶、起猪圈、推碾子、扫院子、担水、起粪、编筐、编席……他本人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锅盖、两根扁担、四条板凳。简直是除了不会治病，别的全包了。
县干部觉得很奇怪，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才发现那户人家里有个漂亮大姑娘，正眼热热地想跟着葛队长走呢。县长闻讯吓坏了，急忙命令葛二蛋的队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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