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金济鱼挺进队”的人数并不多，成员也五花八门，缺乏正规训练，要真打起仗来根本不顶事，所以八路军也没指望他们去打冲锋，而是另有任务安排。
第一项任务是买物资、搞运输。迟殿文手里有日本军部发放的特许证，专门帮日本的“山东土产公司”贩运牛皮，所以走到哪里都路路通，一般不受检查，游击队就借机为八路军买药品、运重要物资。迟殿文有师傅在济南宏济堂的这层关系（青帮的“安清道义会”也设在宏济堂），买药特别方便。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个情节是说白七爷对卖伤药给八路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不是完全吹牛。1942年到1943年的那段困难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军需物资都是通过“金济鱼挺进队”采购并运送进来的。
“挺进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搞掩护、摸情报。迟殿文有意识地让许多手下去担任伪区长、乡长、村长或参加警备队，而且他的门徒更是分布三教九流，这样就可以给抗日游击活动提供许多方便。“挺进队”虽然自己很少打硬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湖西各游击武装能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迟殿文部的情报和掩护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迟殿文对各乡村的情况十分了解，这是因为他手下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先派几个上门干活的出去转一圈——比如“张箩”的（箍缸箍盆、捆簸箕扫帚）、阉猪阉狗、铲牲口蹄子的，一天下来，谁家有粮食、谁家有牲口就都知道了。再派个“货郎担”去逛逛，这货郎衣帽整齐、语言文雅，“货郎箱”装饰得花里花俏，专跟大姑娘小媳妇打交道（妇女们不能去赶集，日用的针头线脑和小玩意的就在“货郎担”上购买）。女人嘴碎，几句话下来，谁好谁坏、谁富谁穷就基本上弄清楚了。武工队要到游击区活动，无论是搞宣传还是征收粮款，先找迟殿文商量一下，准保事半功倍。
迟殿文有钱有面子，有些八路军办不到的事情他却能办成。一次，苏皖特委的一位领导过湖西，在小学校吃饭时被日伪便衣队发现了，警卫员被打死在大门口，领导烧掉文件后刚翻过院墙就被抓住，分区紧急指示各部队，要想办法把领导同志救出来。迟殿文得知消息时，该领导已经送进宪兵队了，他就和商会会长一起去找翻译官，声称被抓的是自己的生意合伙人，然后塞了一包钞票过去。
审讯的时候，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问，共产党干部慷慨激昂地答，汉奸翻译官乱七八糟地两头胡说，谁也弄不清在讲些什么。审讯结束，鬼子问：“他的，良民的？毛猴子的？”翻译说：“良民的干活。”
于是就放人了。
“金济鱼挺进队”也开展反奸除恶活动，但政策尺度略有出入。
有一次，金乡埠西村村民因害怕遭敌人的烧杀报复，集合数百人去填平游击队挖的破路沟壕。区干部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向空中打了两枪。原以为群众听见鸣枪就会散去，不料却有百余人蜂拥而上，将我区干部和战土扭到村后活埋了。区长听说金济鱼挺进队正在金乡活动，急忙跑去求援。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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