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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好人王三官 结局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吗?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4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像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月20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月初,国军四十一军一零四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请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绝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吗?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七十五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19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19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19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柴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吗?”(这问题好像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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