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嵖岈山了。
19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嵖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嵖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账。”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6，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7（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8（北大学生）、苗宝泰9（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19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像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19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嵖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10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像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11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嵖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12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19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19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 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像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1945年3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旅长尚振华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开国中将）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像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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