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鬼子进了舞阳县。
一直到6月份，日本人都忙着在平汉铁路南边打仗，没有到乡下来。倒是时不时能见到掉队的国军官兵到村里面讨吃的，这些败兵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威风，被老百姓又打又骂，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柴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柴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柴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5月2日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地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柴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柴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柴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柴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柴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柴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柴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柴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像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里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串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像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像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立正)！——“西塔里母开西塔里”(向左转)！——“马野撕卖”（开步走)！……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
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三十七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柴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十二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19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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