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甲从朱伯伯那里得到确认：老邓确实是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受过伤，是残废军人，也立过一等功，并且他立的功还是双料的，既有中国的证书，还有朝鲜的勋章。这顿时让马甲产生了无限的崇拜。
但是，与老邓头交流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则是因为老邓内向，平时话就少，很少搭理我们这些小孩；二则是他打儿子打出了名，弄得周边的小子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有好多次从老邓身旁经过，马甲我只是站着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敢问什么。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
那一天，马甲爹到野外搞测量，遇见山上两头牛打架，打着打着，其中一头牛就被顶到坡底下去了。不久，生产队长赶来，看看倒在坡下的牛，发现腿摔断了。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是不吃牛肉的，所以生产队长吩咐：“把牛杀了，皮剥了，埋掉。”马甲爹认识这个队长，立即上前去套近乎，结果商量下来，用两件棉大衣（灰黑色的劳保服）换了整头牛肉，这可真是天大的便宜了。
到现在也不清楚那些牛肉到底有多重。马甲只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见好多人围在家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边等着分肉，住在附近的人家基本上都来了。说是分肉，其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胡乱地把牛肢解了，大家根据自己家庭人口情况随便拿走一块两块的，无论多少与好坏，一切凭自觉。结果这样拿到最后，竟还剩下一大堆，马甲娘就做主送到老邓家去了。老邓很感激，晚上就端了一锅煮好的牛肉送来，马甲爹推辞不掉，只好去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来会餐，朱正常伯伯也带着一塑料壶白酒来了。
大人们谈论什么，马甲不关心。可是，等他们海阔天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马甲就希望听战斗故事了。
“邓伯伯，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打仗不好。”
“哎呀，小孩子爱听，你就说说嘛。”马甲娘总是护着马甲的，看见马甲失望的样子，她便帮着求情。于是，片刻之后……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马甲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19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老邓头一直都称朱正常为朱教员），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低，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防空，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朝鲜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彼此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放在路边上，然后就拿着锄头继续修路——那是很年轻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你相信吗，这时候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的确很坚强”，朱正常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19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19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就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说到这会，马甲想听的打仗的事还没开始呢，这怎么行。“邓伯伯，你还是讲你打仗的故事吧。”
“我打的仗少，春节过后上前线，端午节就下来了，没什么好说的……”
“哦，可不能这么讲”，朱伯伯又插话了，“老邓你第一次作战受奖，最后一次作战立功，很勇敢的嘛”。
据老朱介绍，老朱老邓他们于1953年2月到常德里集结，那时候二十四军正担任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任务，春节过后，他们这批人员被补充到七十师。老邓到一线连队，先是在下甘岭二号阵地，后来又转到上甘岭的东南阵地；老朱则到团部任参谋（敢情他这个曾经的连长是从来没带队打过仗的），到团部先熟悉了几天业务，第一次看战报，老朱就在各营上报的嘉奖名单中看到了老邓的名字。
“其实，那天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都冻木了”，老邓开始叙述他的第一次战斗，“那天我跟着魏班长他们放观察哨……”
1953年上半年，上甘岭地区的作战方式主要是坑道防御。据老邓描述，坑道是建在山背后的，有大有小，大的能藏一个连，小的只能躲几个人。平时部队都在坑道里，山脊的阵地上只留几组观察哨，除了固定观察哨，还有流动的侦察小组（这“流动侦察小组”或许就是现在所宣传的狙击手？）。放观察哨的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兵，老邓这样的新兵能参加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有时间”。那时候全连上下谁都没有手表，连级干部掌握时间要也靠闹钟，而闹钟就装在个木盒子里，由通讯员挎着（连长问：“时间？”通讯员就赶紧往木头盒子里看一眼）。通讯员的另一个宝贝是手电筒。所以他日常三件事就是擦枪、检查电池、给闹钟上发条。老邓说，当通讯员的最怕摔跤了，因为一个跟头下去，人伤了没什么，闹钟和电筒可都是带玻璃的宝贝，摔坏了可不得了。
各观察哨位需要掌握时间，由于老邓这时已是指导员的通讯员，于是他就带着盒子闹钟参加值班了。
老邓当通讯员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以老朱的说法是，他们这批补充兵四川人多、山东人少，而70师的连营级干部大多是山东人，所以老邓当通讯员是因为了老乡的缘故。可按老邓自己的说法，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会用留声机。原来，老邓到连队报到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正在为一个洋玩意伤脑筋。前几天，兄弟连队搞了次成功的夜袭，弄回不少好东西，他们连长跑去“分浮财”，别的没要，就抱回来一台留声机。连长和指导员都知道这是个能唱歌的机器，可就是怎么摇它也不响。老邓毕竟当过车马店的少掌柜，见过世面，在旁边看了一会，忍不住告诉长官，留声机是需要唱片配合的，没有那个圆盘盘，这台机器唱不了歌。连长和指导员一听恍然大悟，连夸老邓聪明，决心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于是乎，老邓就当上了指导员的通讯员。
那天晚上，老邓参值的观察哨在2号阵地的最西侧，差不多相当于下甘岭与上甘岭的结合部。哨位上除了老邓，还有一个姓魏的班长以及另外一个战士。
朝鲜的2月份是很冷的，夜里4点20分，就在老邓被冻得木头木脑、不知所措的时候，魏班长忽然悄声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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