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雷的右胸部中弹，流了很多血。他头部的伤势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主要是因为撞击造成的淤血肿胀，多敷几次药就好了。那敷料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做的，金黄色、黏糊糊，涂得满脑袋都是，难怪夏武杰说他的头像南瓜。
刘排长能睁开眼的时候，看见夏武杰躺在他旁边的床上。这小伙子在冲锋时把腿摔断了，虽然左脚打着绷带夹板吊得老高，精神却是十分好，张牙舞爪、咿里哇啦地说个不停，姜庄打援战斗的情况全是听他讲的。
大刘一开始还弄不懂他的话怎么那么多，可过上几天自己也明白了：外边是春天里来百花香，自己却躺在床上不能动，不找人闲聊天又能干什么？
伤员住院的这个军区三所，实际上就是军邮队旁边的那个休养所，刘春雷等于是离开半个月又回来了。当初在军邮队的时候，他很少到休养所来，因此也不认识什么人。有一天刘春雷躺在病床上和小夏找不到话说了，就想起魏二民，托人把他叫来。
魏二民果然水平高。他一进屋，这病房就成了个小俱乐部，嘻嘻哈哈地，弄得隔壁的病友和路过的护士都来看。有个小护士也站在门边咯咯地笑，大刘觉得她有些面熟，想起就是在濮水边洗衣服的那位，却又记不得她姓什么了，于是就搭讪着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蔡志兰。”小蔡护士显然没认出大刘。
“她叫‘菜篮子’！”夏武杰得意地揭发。
“你们愿意，叫我‘菜篮子’也行。”小护士倒是挺开朗。
魏二民这时也认出小护士了：“哦，你是贵州遵义的！”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前两年我见过你的。想想看？在什么地方……”魏二民正准备拿出他那一套江湖骗术继续忽悠，却见小蔡脸色突变，眼眶红红地跑了出去。这到底是说错什么话了？大家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
赶紧把休养所的周所长请来询问，才知道蔡志兰原本是个爱国学生，年纪很小就离家参加抗战，前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进过集中营，吃了不少苦，所以提到以前的事情难免会难过。
“不过，没关系，”周所长说：“小蔡同志哭起来快，笑起来也快，过一阵就好了。”
还真是这样，几个人还在商量如何赔礼道歉，小蔡护士又跑了回来，指着老魏和大刘咯咯直笑：“骗人的，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军邮队！”
这以后蔡志兰就经常到大刘的病房里来，有时还把家里情况和自己的经历讲给大刘听。她依然还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病房里也因为有了这女孩的情绪，变得生动起来。
刘排长和夏文书很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住大病房，而他俩却住在这比较安静的小房间里。小蔡说：“这是给高级干部和立功伤员的休养房啊！”
“我们立功了？谁说的？”
“咯咯咯，自己立了大功都不知道，真傻！”
小护士觉得和两个傻瓜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
躺了半个月，刘春雷能够起床走动了，可邻床夏武杰的脚却依然吊得老高，动弹不得。眼看着先前要死不活的大刘如今四处转悠，始终精神气儿十足的小夏简直嫉妒死了，发誓说下次打仗宁愿伤脑袋也不愿意伤脚趾头。
能走动就能看见更多有趣的事情。休养所里有伤号也有病号，休养员也来自各个单位，有的军事干部在游击战中把生活规律搞颠倒了，白天睡大觉，夜晚来精神，天一黑就点起油灯到处邀人下棋、打扑克。可是玩不了一会儿就要到院子周围转悠一圈，回来以后还嘀咕：“边上没岗哨，心里不踏实。”
医院规定，所有的休养员都不许带武器，这是防止有谁情绪激动或者生病以后脑筋糊涂，擦枪动刀的，发生伤害事故。可偏偏就有个病号不习惯，他在敌后作战时间长了，非要摸着枪才能睡着觉，折腾了好几天都改不过来，最后没办法，只得弄了把榔头垫在枕头底下。他握着那铁疙瘩立刻就打呼噜了。
6月中旬，骑兵团政治处周家鼎主任带队到军区学习，顺便到三所探望伤员。
周主任通知大刘：因为一营长黄斌和一连长匡永盛调到军区工作（后来他俩去了东北），组织上决定由四连二排刘春雷排长调任骑兵团一营一连连长，一连（黑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希望他能带领红一连把革命荣誉发扬光大。
当连长不当指导员，这挺符合大刘的心思。他心里高兴就想着要归队。周主任见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也同意回头派通信员来接。骑兵部队流动性大，如果没有人接应的话，找到驻地很不容易。
说到通信员，周主任还讲了个有趣的事。
姜庄战斗后，团里给“公鸡”也记了功。因为刘春雷不在，李树茂就把战马骑上了。前些天团里宣布了一营一连长的任职命令，一连的通信员小吴立刻跑到二营去拉马。这小吴是刚从公安大队分来的新兵蛋子，年纪不大，胆量可不小。他直接找到李树茂说：“把我们连长的马还给我。”
李树茂愣了好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说：“这可是匹灰马，你们一连的战马应该是黑色的吧。”
“黑不黑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们连长骑着立大功的马。”
新任一营营长张存有（1949年牺牲）正好从旁边经过，于是就被拉来当仲裁。张营长评判道：“说是灰马不错，说是浅黑也可以。”
“你这指导员真够滑头的，”李副营长哈哈一笑，把“公鸡”还给了小吴通讯员。
张存有是大刘在二连当战士时的老指导员，偏袒部下当然是情有可原，可实际上，李树茂自己也乐意把“公鸡”送给刘春雷。
李副营长不愁没有战马，打二十二团缴获了敌人团长的坐骑。那也是匹好马，从钢印上看曾经是日本军马，灰色底子带着白色斑点。听说它原来的名字叫“军长”（因为孙殿英军长是个大麻子），挺响亮的，李树茂也就决定沿用老称呼。于是，这以后骑兵团的宣传队有了个新段子：
“李树茂，装备好，营长骑着‘军长’跑。”
过了两天，通信员到休养所接连长来了。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背着驳壳枪，挎着大马刀，全身上下公文包、挎包、水杯、手榴弹挂得琳琅满目，一看就知道是个新兵。骑兵的马刀比较长，真要挎在腰上就会拖到地上去，非得用手提着才行，所以一般老兵都是把这些东西搭在马鞍上的。只有刚上马的新兵爱显摆，才会全部披挂起来。
小伙子的名字挺文雅，叫吴立然，可做派却像个老行伍。见面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好似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大干部。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口就是一大通，弄得刘连长直纳闷：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通信员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完毕，携带的文书交代清楚，然后就表决心谈计划抒发革命理想，最后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没指示。大刘心说，能讲的都被你讲完了，我这个连首长还有啥好指示的！
“要是现在没任务，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可以吗？”
“可以的，反正今天走不成了，明早回来就行。”
吴立然一溜烟走了，夏武杰拍着巴掌大笑：“这小孩真是个人物！不当政委可惜了。”
过了不久，小吴又陪着母亲来到休养所。和老人家一交谈才知道，吴立然的父亲是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老党员，很早就牺牲了，留下孤儿寡母在郑州艰难度日。1940年，听说豫北来了共产党，母亲就带着子女一路跋涉来到根据地。三个孩子先是由组织上安排在学校读书，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现在，老人家自己在被服厂，大女儿在兵工厂，老二就是吴立然，还有个小女儿在行署电台工作。
到这时候，刘连长才明白为什么小吴说话显得挺有水平，敢情真的是受党教育多年啊！
吴家的住所离休养所不远，老人一定要请连长到家里坐坐，百般推托不掉，只好答应晚上过去聚一下。
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大家的津贴都十分微薄，请客吃饭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刘春雷不希望别人破费。当时他比较“富裕”，一是津贴发下来了；二是这段时间没在连队吃饭，节余了些伙食尾子；再加上部队给伤员的营养补贴，这些钱刚由通信员带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大刘找到了魏二民，托他采办了一只鸡，又买了些面粉小米什么的，估计时间差不多就出发了。
到了吴家，门开着，灶上摆着千层大饼、窝瓜菜馍，却一个人影也没见，莫名其妙等了好一阵，吴家人才满头大汗地回来。
原来，吴立然的妹妹下班回到家，对哥哥牵回来的战马产生了兴趣。小姑娘闹着要学骑马，当哥的教了几招觉得效果还不错，就放她自己出去遛遛。骑马沿着河岸走，春风得意马蹄疾。眼看前面有棵垂杨柳，小姑娘一哈腰低下头，意思是别让树枝刮破了脸。谁知道，这“公鸡”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手一拱背，它还以为是要加速，立刻撒开蹄子狂奔起来。小女孩哪吃得住这个劲头？三两下就被甩在了河滩上，爬起来一看，人没事，可是马儿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哭哭啼啼回家报信。
家里人一听全急了，小吴通信员跳着脚嚷：“那是我们连长立过大功的战马！”于是大家顾不上做饭，都跑出去找马。好在根据地帮忙的人多，找了快两个小时，总算把“公鸡”带了回来。
惹事的罪魁祸首是个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的小丫头，犯了错误似乎倒也满不在乎。她拉着八路军连长看了看，又去观察魏二民，忽然指着他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卖柿子的！”这个结论真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原来，魏二民每次到山区出任务，回来总要捎带贩运点山货（要不然，他的大烟钱从哪里来）。他怕在军区遇到熟人，总是跑到行署附近摆摊，赚那些爱吃零食的小姑娘们的私房钱。
刘春雷得知内情之后哭笑不得：“魏二民，你就不能少丢人现眼一点呀。”老魏却是乐呵呵的：“买卖人童叟无欺，这位是老主顾了，鄙号下回准保奉送一打上等的柿饼。”
回过头又见到吴立然的姐姐，大刘和老魏都乐了：“这不是濮水河边那位勇敢的小军工吗？”熟人见面，小吴军工也很开心，赶紧跑到休养所，把小蔡护士也拽到家里来了。
这下子大家全没了拘束，吃饭聊天气氛十分愉快。魏二民对大刘说：“想想看，三年前你受伤的时候，我背着你东躲西藏，听见枪声就得钻进坟包里，最多只能有几个蚂蚁长虫陪着你养伤。现在可好，小病房住着，小护士伺候着，小通信员带着，鸡汤鱼肉滋润着，形势真是大变化，形势越来越好啊！”
大家都说是呀，眼看快要胜利了，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吃完饭，小吴军工和小蔡护士帮着大娘做针线活。那时候被服厂的任务重，锁袖口、钉纽扣之类的工作都要带回家接着干。大家围坐着听老魏讲江湖典故，听通信员和他妹妹谈论国际国内形势。
小吴妹妹是行署电台员。她的电台工作其实就是听收音机，先把广播里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再刻上蜡纸印成小报。魏二民逗趣说：“这工作舒坦呀，每天守着戏匣子听大戏！”“小电台”把嘴一撇：“我们才不听戏呢，我们收听中央精神和重要社论。”
到底是收听重要社论的，不仅讲话的时候高级名词一串一串，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党中央的指示。当然，也有卡壳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把小脸一板宣布：“后面的内容保密！”
大伙全乐了：“收音机里都广播了，保的哪门子密？”
高兴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前线。
吴家的人都来送两位骑兵，小蔡护士也来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小护士对八路军连长有点儿那个意思，小电台员还直对大刘做鬼脸。可是，谁也没能想到，五年以后，正是这个满脸稚气的淘气小姑娘自己，最终成为了刘春雷的妻子。
姻缘这东西呀，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这次回家，吴立然收获不小，翻翻挎包里的东西：吃的、穿的、笔记本、书籍……什么都有，全是姐姐给他准备的。物品之丰富，搞得当连长的在旁边看了也十分羡慕：有个姐姐真不错呀！
“不过，要那么多鞋子没用，咱们骑兵不费鞋，还不如多做条裤子。”
“可是我姐只会做鞋，妹妹只会缝鞋垫，没办法。”
“你妈是军服厂的劳模，她肯定能够做得好啊。”
“正因为她在军服厂工作，反而就不能为我做军服了嘛！”
刘连长想一想，也是，不能假公济私。那时候根据地的人都挺自觉的。
1945年五六月份，冀鲁豫军区实施了东平战役，相继收复山东东平、东阿两座县城，消灭了附近地区的日伪军和顽军孙秉贤部。这次战役以八分区和十一分区部队为主力，其他分区提供支援，九分区骑兵团也被“借”去担任警戒、打援任务，在鲁西南一带活动。
刘春雷和通信员赶到山东东明县，半道上遇到了二营的人马，战友们告诉他，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正陆续归返原建制。王元力这时候已经是四连连长了，他得意地拿出一把蒙古刀。这小刀是在刚结束的巨野战斗中缴获的，大约有半尺长，牛角刀柄，刀鞘上镶了个银质的马头，十分漂亮。指导员蔡修仁说：这是四连集体送给大刘的纪念品，刘排长在四连期间负伤两次、立功三次，配得上这把锋利的钢刀！
走到东明县官寨附近，看见路边上坐着俘虏兵，远处还有骑兵分队在搜索警戒，一连指导员张凤翔和战士们正在清理被战马踩踏过的庄稼。
见到新连长，大家都很高兴，告诉他说：刚才“搂草打兔子”，在行军途中消灭了一个伪军警备大队。
原来，东明县有个伪警备大队。队长姓封，外号叫“三截棍”。他早年在济南当过镖师，江湖上人称“一对骡子一对枪，一对夫人一对娃”
，意思是说这家伙腰间一把盒子枪，手中一杆红缨枪。本人是骡子脾气，坐骑也是匹大青骡子。家里有两老婆，还有俩双胞胎儿子。
“三截棍”带部队如同开镖局一样。手下三百多号人来自三教九流，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的都有，拖家带口，各有副业。当兵的每天早晨出操练武，跟着长官“混——哈！唬——哈”地比画一番，然后就牵着孩子回家。轮上值勤的时候，士兵在城门站岗，他老婆就在边上摆摊，一人握枪一人拿秤，当差做买卖两不耽误。这样的汉奸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就没有其他本事了。
到了1945年，“三截棍”觉得再替鬼子办事靠不住了，就联系上国民党山东二区专员孙秉贤。于是，孙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送给他十把德国造快慢机，还委了个国军的番号。东平战役开打以后，东明县的日军都出动去和八路军打仗，城里就只剩下一家日本买卖人，“三截棍”一看时机不错，就把这倒霉的小鬼子抓来杀掉，然后扯掉伪军旧徽章，换上“山东第二行政区警备团”的新胸标，宣称是起义了。
不过，虽然起义当了国军，这小子干的却还是老本行——不上战场打仗，专门下乡抢粮。谁知道运气太差，正忙着翻箱倒柜的时候，偏巧遇上了路过的八路军骑兵。
巨野战斗打垮孙秉贤主力之后，骑兵团奉命归建。一营当天的宿营地是东明县吴屯村一带，部队经过官寨附近，有群众报告说伪军正在抢粮食。营长张存有、教导员张剑东随即命令部队暂停行军，先把这帮家伙消灭了再说。
一连主攻，二连、三连迂回两翼，骑兵策马冲杀过去的时候，“三截棍”的部下指着自己胸口的新标牌大叫：“别打，别打！是友军。”
骑兵们一开始也被闹蒙了，搞不懂这“第二行政区警备团”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原来是孙秉贤的部下，又挥起马刀继续砍：“打的就是你这个友军！”
警备队被撵得东逃西窜，跑进一片果林，又躲在里面喊：“别打了，别打了，双方休战，你们赶路，我们回家。”
“先缴枪投降，再放你们走。”
听说要缴枪，林子里就有人骂开了：“破骑兵！别太得意了，刚才是没认真打，小心把老子惹毛了，你们一匹马也剩不下。”
这一下子先把骑兵们惹火了，集中火力朝着树林里一阵射击。里面又猛喊起来：“八路别打了，真的别打了！我们打不过，愿意缴枪。”
“知道打不过八路军，为什么刚才不投降？”
“刚才骂人的是我们队长，现在被你们打死了。”
这一仗，从变换行军队列到结束战斗不过半个小时，三百多人的伪警备队就被骑兵一营消灭干净。“俘虏”中还有个三岁的小男孩，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手里抓着把枣子，浑身又是汗又是土，好像个泥猴子一样。原来，这孩子的娘死得早，当爹的站岗值勤、行军打仗还得把他带上，是个随军娃娃。
张教导员训了几句话，留下当官的送地方政府甄别，其他的喽啰兵都放了。骑兵没有伤亡，缴获了一百多条枪和十多挂大车，当然还有“三截棍”的那匹大骡子。
当天夜间，一连驻扎在吴屯村，刘连长正式上任。虽然是到新连队任职，但大家都是骑兵团的老人了，彼此并不陌生。晚上，指导员张凤翔抱来几把刚缴获的盒子枪，刘春雷选了把八成新的快慢机。要在以前，德国造二十响手枪必须先上缴军分区，再由上级统一分配；如今缴获增多，政策也就放宽了。
按当时的习惯，连长和指导员可以有一支备用枪。这枪平时是由通信员背着的。有时候，判断一个连队的战绩如何，看通信员的装备就能知道一半。
红军出身的干部喜欢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做“小鬼”，到刘春雷他们这一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但干部和通信员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身边有个能干的通信员，当连长的能省不少心。吴立然是个爱整洁、有条理的小伙子，平时总挎着两支匣枪、两个公文包，外带挎包、急救包、水壶、饭盒子，身上鼓鼓囊囊，满是东西，从文件、地图、铅笔、记录本，到香皂、牙粉、香烟、茶叶，应有尽有，把连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开始的时候，两人住在一起并不习惯。通信员是学生出身，有读书写字的爱好，可当连长的却拿起笔就头晕。所以，别人都是领导熬夜办公，随从陪着犯困；只有他俩是倒过来，通信员看书写笔记弄到半夜三更，当连长的守在边上打瞌睡。不过，刘春雷从来没有反对过吴立然的学习，虽然自己不喜欢看书，但他知道爱学习是件好事，很希望小通信员今后能有大出息。
刘春雷当排长的时候只要带头打仗就行，当连长以后，需要管的事情就多了。
安排警戒放哨，组织行军作战，这些工作对大刘来说都好办，比较头痛的是后勤管理。骑兵连一百多号人、一百三十匹马，无论走到哪个村都是惊天动地的，“号房子”首先就是个大问题。群众觉悟不同，经济条件不等，有的很热情有的需要做思想工作；谁家房子大、谁家女眷多，事先也要调查清楚；还要考虑马厩设在哪里、伙房设在谁家、连部在什么地方办公……稍有差池，不仅影响连队宿营，还会破坏军民团结。
这些事，吴立然办得挺好。行军时派他打前站，连队到达目的地，早就有干部在路口迎接了。一大群小孩也在村口挥着手喊：“一排一班的叔叔到我家来。”“二排一班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有的人家没安排住宿，那家的孩子就羡慕死别人了，哭着喊着非要拽几个战士回去不可。
连长、指导员和通信员住的地方也就是连部，一般屋里能有张大方桌，屋前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干部们安顿下来就要准备吃饭。当时，骑兵的粮草主要依靠就地征集，每个连一天大概需要八百斤粗粮、两千斤草（包括烧饭用的柴草），筹集粮草的工作就在连部办理。
把大方桌在院子里一摆，儿童团员们就纷纷跑来向吴立然报告：“俺爹说拿一百斤干草。”“俺娘说交五十斤玉米。”“我家有二十斤面粉。”……小吴根据各家的情况开具收条，再由连长盖上章。这些物资就算是八路军借用的了，凭这个收条可以向地方政府领款或者抵偿公粮。
小吴通信员把条子交给儿童团员，然后一本正经地敬个军礼：“同志，谢谢你！一定要小心保管好八路军的收条。”小孩们顿时激动万分，赶忙立正敬礼，捂住口袋撅着屁股跑回家去了。
原本麻烦的事，让通信员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连长到各家去感谢群众，发现妇女儿童们对小吴都挺拥护的。这也难怪，吴立然从抗敌中学毕业后就在公安大队工作，公安队的任务是教育群众、肃奸锄恶、维护治安，他是个小八路，一直负责联系妇救会和儿童团，当然对如何发动女人、孩子很有经验了。
时间一长，骑兵团的干部们都知道一连通讯员是个孩子王，能指挥着小娃娃到处跑，也曾经有好几个指导员来打小吴的主意，刘连长当然不肯放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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