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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

第二十六章 未遂的“成家计划”

  1944年11月底,骑兵团奉命归建。

  这一次作战出去了小半年,如今要回根据地了,大家都很高兴。当初开拔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离开这么久。回去的路上,连长有点担心放在留守处的一窝小鸡会不会已经成了鸡骨头,指导员却挺乐观地计算回去以后每天能捡几个鸡蛋。

  二排长刘春雷很久以后都还记得,在行军途中一个景色优美的傍晚,他们一帮年轻人——连长周开树(1948年牺牲)、指导员蔡修仁(1945年牺牲)、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一排长高奎先(1945年牺牲)、三排长赵玉亭(1945年牺牲)……从鸡肉的烹饪手法谈到办婚宴酒席,最后再讨论到成家过日子,个个兴高采烈。当时,这伙人中只有周开树有对象,大家一边听连长“介绍经验”,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走着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王元力说:“你们发现没有,在河北吃饭,端着大碗到处跑;这次到南边去,他们坐在门口吃,把好菜堆在碗口上;而咱们河南这里,家家吃饭关着门,吃好吃孬全看不见。”大家都说:“没错没错。”“有趣有趣。”

  正说着,队伍进了村。忽然看见道路两旁蹲满了吃饭的村民,面前又是碗又是碟的,一伙八路都愣了——这才出去几个月,怎么当地人吃饭就改规矩了?

  原来,各村都成立了村委会,开展减租减息和“讲理运动”。以前,冬天打场垫土、通渠修路都是白干活没报酬的,现在经过协商决定:穷人出力干活,富裕人家管饭,还规定要有四碗(炖菜)四碟(炒菜)。为防止地主耍赖,干活的人都在路边吃饭,由干部们来回检查:“张家的,怎么只有碗没有碟啊?”“老李家的!你家的碗这么小,太抠门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地主富农也顾及面子,赶紧回去补足补齐,于是碗越来越大,碟子也越来越多……这情形,让路过的骑兵们看得直乐。

  19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19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十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同志还明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任务仍然很艰巨”,可更多的人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当时,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似乎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像土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但现在不同了,冀鲁豫各地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待人和气,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年轻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找对象的风气,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乡村经过1942年、19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19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于是,前两年民间里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又被提上了日程。在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子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都眼热热地瞧着白马连、红马连,自然也就给刘春雷们的成家计划创造了条件。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春雷排长也有了对象。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别人私奔了。19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私生子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出家门,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调解,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自己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女子对大刘的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时常到庙里来探望姐姐,姐妹俩就为了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姐姐跑来替妹妹做媒,刘排长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妹妹的模样很俊俏。但刘春雷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通过观察,他认为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定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也美观起来,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来了个八路帅小伙儿当小女儿的未婚夫,不仅面子回来了,还能够享受军属待遇,有一亩半耕地可以免纳公粮。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春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19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揪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过她的。

  这位姑娘名叫贺娟子,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替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两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春雷都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19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可是没想到,19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多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蒙,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八路军战士,虽然感觉莫名其妙,还是坚决执行指示。连长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可是,女人们就没这个觉悟了。刘春雷的那一位,以为是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不得了,直接跑到团部去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未婚妻也十分坐蜡,面对气呼呼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准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

  可在当时,刘春雷排长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继续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能回家卖豆腐。对于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他只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他的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共产党不是号召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吗,那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而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了?……

  刘排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赴滑县作战,刘春雷终于能够借打仗的机会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19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春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姑娘。

  骑兵宿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像步兵一样的先集合再出发,通常是开拔令下达之后,各部队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全团逐渐汇合在一起,上千匹战马排成长龙,人马欢腾,惹得乡村里的老百姓们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如果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就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檐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的前面。可走了二三十里地,刘春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早晨临出发时,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一排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扑上来的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副连长王元力赶过来解决了问题。

  王元力在19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脸部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害怕他的模样,泼辣的贺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斥候分队出去摸情况。斥候骑兵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况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吗,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两三百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像是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地盘,日军来了打日军,共军来了打共军,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巧遇上卫南县大队,两边就干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兵痞流氓,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四五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们越打心里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消灭了。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索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百来支步枪。况玉纯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

  “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吗?”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而去(这支游击武装就这么跟着主力部队向前跑,最后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五三二团,自己也成了响当当的主力)。

  刘春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儿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就盼着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新四路,又问:“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趁敌人防备松懈,已经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蹲在路边休息啃干粮。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着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请示任务,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高兴,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训练大队。

  晚上,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周围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的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骑兵们估计小王队长不会丢下他爹不管,一定会来救援。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援军出来,战士们都急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那个第三团则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军就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训练队,其他连队则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了,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他的建筑全是民房,训练队的人穿的是便装,他们丢掉武器到处乱跑,还真的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再加上这里是王泰恭经营多年的老巢,群众不仅不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搞得八路军不知道谁是匪军谁是百姓。

  有人出了个主意:“训练队的人都是些财主少爷,咱们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抓起来,肯定没错。”刘排长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大刘正带着一帮人忙活的时候,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况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分析脸蛋身材,凭相貌抓人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春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先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刘春雷和指导员一起清点战果。听见战士们讲四连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

  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跌落下去了。

  经过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部队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这么远来找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吭吭哧哧了好半天,最后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就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有人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曾经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上路。可惜,王连长、刘排长甚至高排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刘春雷回答说: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945年1月,何庄战斗后的骑兵四连二排没有回到原驻地,这以后,刘春雷再也没有去过长垣县的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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