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读书
抗日战争书籍

中国骑兵

第二十一章 曾团长牺牲了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43年5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

  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四连追着敌人就杀进了村里,其他人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了进去。

  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抡着马刀砍,把膀子都甩木了。伪军们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道路跑。刘春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胡同里的空间太小,战马转不开,骑兵容易吃亏。

  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村子里面着火了。7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儿就火势冲天,还引起了爆炸。骑兵们守在村子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八路军战士不停地向伪军们喊话:“快缴枪!投降了就让你们出来。”“快点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在沙窝村,刘春雷再次负伤。不过,这次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战士都去救火。大刘正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的牲口棚子烧起来了。有个稀里糊涂的“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动静,厢房却被震垮了,把救火的人全埋在里面。刘春雷的肩膀和手脚都受了伤,被抬了出来。

  伤员们在村外的空地上等担架。大刘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糊糊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那位回答说:“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呀!刘春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到底是他被烧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

  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了起来——敢情这位是三十九师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三十九师虽然当了伪军,穿的还是原来西北军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

  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大刘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并且还说他当初打台儿庄战役,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春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手榴弹和子弹也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说到底,咱们八路军总不好意思让民兵同志白帮忙吧。

  沙窝战斗后,骑兵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况玉纯政委的带领下配合四分区部队打焦虎集,歼灭了伪二十七军杜淑的独一旅;另一部分由曾玉良团长率领,参加“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些战斗,刘春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七团团长和十一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鲁西南战役已接近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的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

  上级决定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五分区游击支队(王道平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游击支队有四百人左右,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

  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

  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远了就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地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就咋呼说“敌人有炮队,是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19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村子里本来有一个连队协助防守,可他们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趁机跑过去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在沟里动弹不了。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满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儿上风口一会儿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游击队的战士,“噼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伪军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游击队送去,当做给他们的战利品。他们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这几个小子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

  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老八路总是自豪地说:“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的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捡“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捡到一个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他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像骑兵团这样的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还要等到1946年大练兵以后,这之前的正规化水平都不高。

  别的不说,抗日战争,好多人都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大家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像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到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像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像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19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 推荐:全球通史 人类简史 时间简史 未来简史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在线看小说 趣知识 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