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撤销了“聊阳阿独立大队”的番号，把他们交给先遣纵队改编。
一二九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有些紧张。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一些人照样逗乐子讲怪话，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伍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
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说：“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打日本嘛，就是要讲究个日落西山，往西边走才显得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刷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哟，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吗？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会上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有人启发说：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又有人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算什么事，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闲扯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法无天。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山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政治处宣传干事编了首顺口溜，唱的是：
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的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
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大饼子、窝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好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结果，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
八路军的政委、政治部、政治处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管干部的！“要游击，不要游侠”，亮剑不稀奇，再亮剑也不能亮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共产党的军队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
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他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到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
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①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① 黄安：今湖北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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