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县偏岭子村的农民就曾被日军押到龙井关据点后，遭到严刑拷打和毒气试验的。如今迁西县已划归唐山市管辖，但当年的龙井关一带却是八路军及日军进出长城的必经之地。当时，长城是一条军事分界线。北面由关东军占领，南面则是华北派遣军的辖区。虽说华北派遣军从未越过长城线北上，但关东军却经常从承德、兴隆方面集结兵力、越过长城向南突袭。它的主要清剿目标是密云、蓟县、平谷(今北京市)、遵化、丰润、迁安(今唐山市)等地。除此之外，日军在龙井关使用毒气的方法也与车河流域的秘密投放不尽相同。它与唐山、宽城的做法极其相似，都是派出步兵小队携带毒气弹前去搞试验的。
如今笔者手中有一份关东军第八○四部队中根小队大岛光的亲笔供词，见大岛光亲笔供词(1954年9月13日)。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4页。内容是宽城县亮甲台的毒气试验经过。据大岛讲，大致是在1943年的7月至8月期间，他们在亮甲台突遭八路军的夜袭时，曾在村口向外发谢了3枚催泪弹，才将敌人击退。数日后，为了进一步测试毒气弹的威力，奉中队长之命，他们小队又向村外地头上正在休息的20名村民发射了2枚催泪弹。此后他们看到，其中有七八个人捂着嘴，蒙着眼，边咳嗽边流泪地逃走了。
其实龙井关和亮甲台的日军都使用过毒气弹。因士兵们都对这种武器感到新奇，所以大家也都想亲手试一试。所不同的是，这里是伪满洲国，他们不能像在河北省那样公开使用毒气弹罢了。
河北省的毒气战与“三光作战”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河北省使用毒气的频率却高得惊人。为了对应百团大战，日军下达了冀号作战令。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也于1941年5月向河北省派出了独立守备队的4个大队人马前去增援，其中每个大队都配备了毒气和防毒面具。
以下是小川政夫在1954年8月22日的供词，他当年曾在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服役。现摘录其所在部队当时携带毒气装备的内容如下：引自小川政夫检举重富广一的材料(1954年8月22日)，(1)—119—2，873，1，第2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55页。
“红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5个
绿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100个
绿色毒气棒——各中队大致配备100个
小型毒气发射弹——各中队配备100枚
防毒面具——各中队配备50个
此外，各大队的兵器委员还另携带各种型号的毒气筒200个。”
关于毒气使用情况
在“冀号作战”期间，关东军派出的部队和二十七师团的各部都服从中将师团长富永泰次(实为富永政信)的指挥。在他的命令下，各部队都审讯过中国人，同时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还多次使用过毒气。
另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还收录了几位当事人讲述日军当年在蓟县、玉田县、遵化县及丰润县的一些村庄实施扫荡和使用毒气战的经过。这里仅介绍一下该书中收录的铃木启久的供词。见铃木启久口供(1955年5月6日)，(1)—119—2，1，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1页。
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的供词：
“1942年，师团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数千人正在丰润县北部山区的王官营一带集结，由此我军开始了‘丰润大讨伐’。按照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命令，我负责指挥第一、第三联队参加此次作战。讨伐中，我向部下发出了‘务必全歼王官营附近的八路军，并将其根据地彻底捣毁’的命令。
“第一联队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八路军100多人，战斗中击毙对方60人。王官营的战斗结束后，我又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正在鲁家峪一带构筑秘密工事’。随即，我命令第一联队马上赶赴那里进行彻底扫荡，并命令该联队长向我报告扫荡结果。其后我又亲自赶赴鲁家峪进行了视察。但抵达时，这里的扫荡战已基本结束，看到的只是我军正继续对藏在一两个山洞里的八路军展开攻击的场面。视察了缴获的战利品后，我又向田浦联队长下达了彻底捣毁八路军根据地的命令。按照我的命令，第一联队在鲁家峪烧毁民房800户，攻击山洞时部队还使用了毒气，致使约100名八路军干部死亡。另外还残杀了在鲁家峪一带避难的村民235人。在此次扫荡中，有100多名妇女遭强奸，其中有的孕妇还被剖开了腹部。对于捕获的约50名八路军俘虏和嫌疑人，我又下令将他们押往玉田县城，并在那里尽快结案。部下在押解途中又杀害了其中的5名俘虏。”
铃木所称的“彻底扫荡”，其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幸存者张俊金在抚顺法庭上，就铃木部队在鲁家峪使用毒气残杀村民的罪行做了如下证言：引自张俊金关于铃木启久部队在遵化县鲁家峪村施放毒气的证词(1956年6月9日)，(1)—119—1，574，第27—29页。《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2—463页
鲁家峪的幸存者张俊金“1942年阴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午后，铃木部队包围了我们鲁家峪。日本鬼子从山洞里把李善、王井同、陈玉坤、徐德胜、于长万、孔建明等七位老人拉出来后就用刀砍死了。然后又把这些尸体扔到李有学家的梨窑里点火焚尸；70多岁的刘清池老人被日本鬼子绑在了大谷门口南面的树上，敌人先用棍棒狠打，随后又点燃干柴将他活活烧死；60多岁的李风林是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50多岁的李树坤被刺刀捅死；张井元则是中弹身亡；躲藏在单阴背山一个山洞里的刘俭、卫殿英、刘保和等人是被毒气熏死的；李有中家后山的山洞里，也有16个农民被毒死。李长志一家10口人中竟有6人被毒气熏死在这个山洞里。而李长志的父亲则是被敌人用棍棒打、线香烧，折腾了四五个小时后，最终烧得全身冒油而死。
“这次大扫荡，日本鬼子在鲁家峪连续驻扎了16天。被烧死、熏死、打死的村民竟达200多人。其中丰润县六区薛家屯的铁连发一家7口是到我们村来避难的，但他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女及一个孙子都在这里被毒气熏死了。他的一位18岁的姑娘中毒后先被日寇轮奸，最后又遭到了枪杀。另外，铃木部队还烧毁了民房1900余间。”(立柱与立柱中的空间称为间，当地农民的家大体是3间)
去年秋天，我到鲁家峪采访了69岁的张俊金。据他讲，他在山洞里被毒气熏倒后，与其他人一起被日军关进了张景森的东屋里。此后，这70多人又被分成两批押到一个薯窖前，在这里，日军将这些人一一杀害后又扔进了窖里。当时，张俊金逃跑未遂，被抓回后令他跪在窖前准备砍首。一个日本兵嫌他的衣领太高，就伸手把他的衣领往下翻了翻。这时他乘机咬住了那个日本兵的手指，另一个日本兵见状，抬脚就把他踢下了薯窖，顺手又向他开了两枪。幸好不是致命伤、直到半夜他才被乡亲们救了上来。
姬田光义的《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已详细记录了鲁家峪惨案的整个经过，至今张俊金的后背上仍留着一块很深的伤疤。
据说在1940年前后，八路军就已经在鲁家峪设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院、电台及报社等机构。当时的鲁家峪也是冀东中部的抗日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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