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县的大搜捕活动始于1940年，起初还只是以个别村、地区为单位地进行。但到了1942年以后，日军一反常态，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全面大搜捕。重点是八路军、私通八路者。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私通八路罪”而遭被捕的农民。１９４２—1944年进行的大搜捕都在春节(旧历年)进行的，因为远离家乡者要赶回来过年，所以日军就挑选了中国农民非常重视的节日期间进行突袭。
1942年1月下旬，亦即旧历的腊月二十五日，全县统一行动，袭击了河流沿岸的各个村庄，在数日之内逮捕了2000人，杀害了其中的400余人。其余未被杀害的，都被发配到东北当劳工，其中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潵河流域受害尤甚。郝席菴曾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他记述如下：见同上(1954年8月13日)，(1)—119—2，113 5，2第33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第712—718页。三道河一带、龙井关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渡边队、三道河分驻所所长杨文宏带领推进；蓝旗营、青杏沟、榆树沟一带以日本宪兵和渡边队为中心，联合刘文警察讨伐队推进；半壁山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塚冈队、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特务主任松山义雄共同推进；庙岭、大洼、宝地、大小水泉一带，由日本宪兵队和石庙子的孙德讨伐队推进。
以上这些情况，在前面已介绍过，和潵河、横河流域各村的老人们所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茅山、老营盘的惨案，也是在3月9日(旧历正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参照79)。
承宪第89号文件，是承德宪兵队长安藤次郎写的报告(1942年9月16日)。见1942年9月16日承宪第89号，(3)—884，载于同上书第688页。该报告中说1月22日在兴隆县东南部地区逮捕了423人。此外，兴隆的宪兵队和县警务科，又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150人。其中的150人于1月31日和2月11日分两次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所。其余的273人，据说罪状轻，有显著转变，且本居住地区在政治方面尚未遭渗透，经过训诫和宣抚班的教育后已于1月19日和2月10日释放。但实际上这些人有的被杀，有的被送东北充当了劳工。为什么要特意把1月22日的逮捕行动写成报告呢?因为只有那天的行动比较特殊，宪兵队是根据特工人员掌握的名单逐一逮捕这些人的。与往常一样，该报告中对于遣送东北一事只字不提。此外，像对于黑岩杀了人之事，报告中也写成了在战场上就地击毙。
见草沟是“无人区”，表中最后一项，指的是成功村东面的天明村。该村当时属承德县，归柳河口对面的车河口村管辖。讨伐队是从车河口及车河堡出来后，分别深入到五指山根据地的。
第二次大搜捕从1943年初开始，亦即从旧历腊月二十八起至正月初五。这次在全县共逮捕约5000人，杀害数百人，其余的押送去了东北。这些人自此杳无音信。兴隆县东南部和承德县见草沟地区被逮捕者统计表
(1942年1月22日)
地点被捕人员转送释放兴隆县半壁山村地区１３１３４９７兴隆县双庙村地区２１８８２１３６兴隆蓝旗营地区５４２８２６承德县车河口村见草沟地区２０６１４合计４２３１５０２７３
大帽峪、楸木林的惨案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小黄崖的栅子沟、清水湖惨案也是如此。当时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还提前到达兴隆县公署严阵以待。
第三次大搜捕是在1944年2月(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这次搜捕与前两次略有不同。宪兵、日军、县警务科、警察署、警察讨伐队、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等重要机关的负责人于事先开了绝密会议，计划在各地区配备武力，开展大规模搜捕。这次行动应该说是按照上一年秋新到任的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的意图展开的。潵河一带的居民，被指控全体私通八路，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是见人就抓，尤以靳杖子村为甚。据王贺林、徐少成说：这次搜捕人数达300多人。另据兴隆县公安局调查(1954年8月6日)，三次搜捕共逮捕12 000多人，其中被枪杀、斩杀、入狱和送东北矿山者有11 400人之多。见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1954年8月6日)，(1)—119—2，２３，６，第20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709页。
第四次大搜捕是在当年6月进行的，也就是所谓“投匪家属大搜捕”。那次在兴隆街召开了包括日本宪兵、日军下道部队长、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珊、县协和会事务局长佐佐木小春、各警察讨伐队长、19个村村长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谈了各项的准备工作事宜，并要求对八路军有关亲属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逮捕男女老幼不下500余人，并把这些人装进卡车运至兴隆街。但是这次没有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参加。宪兵、警务科司法股、特务和兴隆县法院的人进行野蛮的地审讯、拷问，并且侮辱青年妇女。两周后，又将这些人全都送到东北。中途虽有逃跑者，但却未敢回村。后据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在这些被捕的人们当中，有沿途乞讨回归故里，其中死亡很多。
此后，日军的这种小规模搜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在此期内还不断地穿插着各种大规模的“扫荡”和“讨伐”行动。1941年1月，日军调集了1万多兵力，对五指山、横河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长期“扫荡”。此外还集中5000兵力将大小黄崖川的抗日根据地及代号为“中田村”的羊羔峪彻底围困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内，日军不但制造了成功村的屠杀惨案，而且还在抗日根据地中实施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据1954年7月23日承德县公安局的调查统计，此次“大扫荡”中，根据地的军民牺牲者为3000人，此外冻、饿致死者另有千余人。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6页。扫荡中被抓获的年轻妇女也成为了日军士兵的战利品。见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1954年7月23日)(1)—119—2，1149，6，第13号。
至1943年夏季，大规模的集家并屯行动基本完成。当年的4月至7月期间内，日军的集家行动达到了顶峰。全县的村村落落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些被焚烧的村庄白天到处浓烟滚滚、夜晚满山遍野火光熊熊，令人目不忍睹。当年全县40万亩的可耕地中有16万亩被划为“禁耕作地带”，而“无人区”竟占了全县土地的40%以上。全县有2000多个村庄被焚毁，222个“人圈”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19页。里竟关了百姓11 825人。据佟靖功先生说：“按照1962年兴隆县党史办的资料统计，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全县只有199个“人圈”。但此后我们又对原热河省公署日方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校对，这才发现‘人圈’总数实为2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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