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和(75岁)、徐庆为(69岁)的口述：
左起：徐庆为、徐恩和1943年这里建起了“人圈”，当时只有20多户人家。不久，日军就把住在梓木林南北两山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所以，这里一下子就变成了有400多户、2000多人的大部落。听住在东沟的刘昌生讲，到日本投降时，部落里只剩下780人了。集家并屯的第一年，即1944年，这里开始闹瘟疫，每天平均死35人。最厉害时，一天就死了五六十人。症状是畏寒、打冷战、发高烧、无食欲、昏迷，当地人叫做疟疾。另外，也有的是发烧、呕吐、拉脓血稀便，甚至有的是早晨发病，到当天晚上就死了。另有一些人是发烧，大腿及肘部、肋下出红斑点或大一点的黑斑点。得这种病的孩子比大人多，死亡率也高。
那时宽甸的警察常到这里来抓鸡牵羊，其中有个叫原田的日本人。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都到过这里，我们还见过黑岩，长着四方脸，短粗的个头，样子怪吓人的，他即使是砍人的时候也面带笑容。黑岩来后，还欺骗梓木林的人让给他当特务。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右起：梁福厚梁福禄宽甸
梁福厚(71岁)、梁福禄(73岁)的口述：
宽甸和蘑菇峪都是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的。部落里有四五百户、2000多口人。当时这里归青龙县管辖，驻守着两个大队的敌人。
由于这里人口少，所以瘟疫不如蘑菇峪那么厉害，前后共死了70多人，大都是红白痢疾或出大小疹子死的。
“人圈”里又修了院墙，挖了壕沟，还盖了一所小院，时而里面住着日军和警察，大约有两个大队吧。一个叫今井的日本人是这里的指挥官。另外，派出所还有三四十个警察，所长是日本人叫桥住。警备队和讨伐队都驻扎在河的下游。
另外，在喜峰口还驻扎着警察署、长城守备队和日本宪兵队。
除了本村的谢文辉等二人被杀之外，这里没有再杀什么人。因为凡是从山里抓来的人都被送到喜峰口去了。我们二人都当过办事员，只和区长陈新民取得过联系，也给他们送过粮食、食盐、鞋、袜子之类的东西。其他哪些八路军干部来过这里，我俩就不清楚了，或许是秘密来的吧。 集家并屯之前，从这里移民到东北去的有梁国正一家、李春朋一家，总共是七八户，现在他们都回来了。那时他们是自发去的，并不是由于大搜捕后被送走的。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黑河上游是“无人区”。日军集家并屯时，将成功村的人都集中到了万人求“人圈”。黑河下游一带的村民则被集中到了蘑菇峪“人圈”，再下游的村民又分别被集中到梓木林或宽甸。从采访中得知，尽管同为“人圈”，但“人圈”的规格与生活与是否驻扎日军有着很大区别。
离开蘑菇峪后，不巧公路上有崖石塌落阻碍了通行。汽车只得在河滩上和河道上行驶，一直开到宽甸的南部。这种坎坷不平的地方，只有吉普车才能行驶。我们先从关门岭经长城到了迁西县境内，然后从龙井关再次进入兴隆县境内。沿着潵河一路向西，这才返回了兴隆县城。翌日，又乘车向东，经半壁山、蓝旗营去潵河东部采访。
潵河东行——毒气与强奸
三道河
张玉明张久才夫妻
张久才(78岁)、张妻(72岁)、张振海(76岁)、张贺生(77岁)、张玉明(72岁)的口述：
日本宪兵初次来这里大概是1939年末或1940年初，“人圈”是1943年建成的。那时，日军长城守备队驻扎在东庄，一个中队约一百人左右，队长叫渡边。东庄是指它在三道河的东侧，因此人们又称他们是三道河守备队。敌人在东庄修建了兵营，四外还挖了壕沟。后来伪满洲国军的一个中队又进了庄，他们撵走了东庄的村民，自己住了进去。讨伐队常来巡逻，但不住在这里。庄里设派出所，有四五个警察，所长叫杨文宏。特务班是满洲军的人，他们都穿着便服，住在庄外。
村民们都被撵到西庄去住。开始，这里只有200多户人家。大集家时，一下子增到了500多户、3000多口人。原先的1户必须住进3户，一个炕上要挤着16个人睡，一口锅几家轮换着使用。
这里也闹过传染病。症状是头昏眼花、呕吐、拉脓血稀便。有的三四天就死了，也有的挺到十多天才断气，一般是两三天就抬出一具死尸。得这病的人，身上起红斑点，一挠就破，最后结上疮疤。无论大人孩子都得这种病，可厉害呢。
那时，男人住在山里，女人和孩子住进“人圈”。到解放的时候，本村的人只剩下一半了。就是200多户、1500人左右。日本投降后，回山的有700多人。这期间，病死的是700多人，被杀死的有100多人，1942～1944年的大搜捕中每次都要抓30多个人去承德，在那儿被枪杀，只有2人生还。全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有的人在山上被捕后，当场就给毙了。
张振海张贺生庄稼一成熟，日军就押着几百名村民去收割粮食。大家想到躲在山上的人还饿着，便不割，只是轻轻地摁倒。日军发现后又命令村民去收割，还痛打村民，连村长也挨过揍。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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