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媳妇”的证言
小时候就住在水泉沟的徐桂英，60岁，精神很好，很健谈。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显得很激动。她说：“我15岁结婚，就住到了水泉沟，在水泉沟碰到两次刽子手行凶，有一次刽子手押来了中国人，奶奶对我说：快去看看吧。可我害怕，说啥也不敢出去，所以这次什么也没看见。另一次是在阴历新年之前，我去街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卡车上拉着一些中国人，都是背靠背地绑在木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过了新年，那些被处死者的家属们，连饭也不吃，都拥到山岗脚下来哭泣。”
“夜里寂静得可怕，我更是不敢出去。他们把在监狱里杀害的尸体扔到山冈上，因此，招来了许多狼和野狗在此打转转，吃死尸，或把尸体叼到别的地方去。那时一下过雨后，到处可见鬼火似的东西在闪动。被运到这里的尸体和在此地被杀害的人，都是讨伐队捉来的老百姓，并非八路军。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吓得都不敢出门。有时顺着风飘来哭爹喊娘或‘快让我死了算了’的痛哭声。”
虽然徐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恐怖情景时有些浑身颤抖，但她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她说，这里是一片丘陵峡谷地带，共有30户人家，她家附近只有7户邻居。一位年轻的妇女刚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刽子手、数不清的尸体、成群的狼和野狗以及鬼火乱窜的可怕情景。她说一位邻居去抱柴禾，柴里竟夹杂着狼或野狗叼来的死人手腕子，把那个人吓得瘫倒在地，呆住了。不难想象，一个刚进门的小新媳妇怎么会不害怕呢？
徐女士的话使我想起童年时代，在盛夏的夜晚，人们都把床搬到外面去睡觉，大人、小孩在一起谈狐说鬼好不热闹。虽说现实中并没有妖怪之类的东西，当时也吓得我不敢一人上厕所。水泉沟的居民亲眼看到的是刽子手残杀中国人恐怖情景，而那些被处死的中国人的尸体的胳膊或大腿，又被狼和野狗叼得到处都有，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连门也不敢出”这句话，使人想到那位年轻的小媳妇，在门里屏着气，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外面的狼嚎鬼叫声，吓得浑身发抖的样子。
徐女士和原看守们还给我们讲了有的全村男人都被杀害，随后又被点燃，用汽油焚尸的情景。由此该村也变成了“寡妇村”。他们说，战后挖坑掩埋尸体的坟墓又被大雨冲毁了，尸骨裸露在外面，真吓人！
采访过程中，中方给我写了一个“黑烟”的日本人名字。我想这应是音译，正确的写法可能是“黑岩”吧。此人曾任承德县警务科警防股长，人们都说他最坏。当时对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模仿发音叫“黑暗”。尤其是孩子们叫不好时，就说“黑暗来了”！以此来吓唬别人（黑岩，确有其人，警佐衔。他成立的临时讨伐队有400多人，非常凶狠残暴。我在老家承德县的东河川［现归兴隆县管辖］，小时候就知道黑岩这个名字，我们那一带常用黑岩的名字来吓唬哭闹的孩子，一说“黑岩来了”！小孩就不哭了。他的翻译叫贾庆功，辽宁省大连人，也十分残忍，是黑岩的帮凶——主编校）。关于他干的坏事，办公室的人给我拿来了证人李钢写的证词。李曾亲眼看见过黑岩杀害中国人的场面。“有一天，一个怀疑是向八路军通风报信的男人，被黑岩抓去，遂将其带到水泉沟，开膛杀死后，又挖出心脏吃掉了。此外，他还杀过无数的中国人。日本战败时，黑岩在某村被村民抓住，送到承德后被处决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无论是中国人被残杀，还是日本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些都是历史银幕中的短暂残酷场面。我作为日本人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场景。我想有些情景可能夸张了些，把所有日本人干的坏事都安在黑岩的身上，使他成了心狠手毒的代表人物而遗臭万年。与此同时，在听了这些介绍后，不由得又使我联想起战败时日本人在遵化县的下场。总之，不管怎么说，侵略者是日本人，黑岩之类就是侵略者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处决他们，是因为中国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正当采访之际，我在中国的土地上获悉了昭和天皇驾崩的消息。此时我想到的是，国民在悼念天皇的同时，将如何看待那些以“皇军”的名义，去侵略他国而死去的日本人呢？
来自承德宪兵队的资料
如果说水泉沟“万人坑”受害者究竟有多少搞不清的话，那么制造这一惨案的元凶之一是日军驻承德宪兵队，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在有关宪兵队的众多资料中，中方让我看了一份证明该宪兵队当年活动的资料。执笔者是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木村（原材料具实名，考虑到本人的名誉，特删名留姓）。收容后，他写下了这份检举书和自供状。因此资料尚未对外公开，陈平先生也只是弄到一份复印件。现摘录如下：
“木村××，鸟取县人，192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不久入伍。1942年第二次出征中国大陆时，就任关东军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大尉），一直任职至1944年9月，后转任第三特别警备队队副（少校），不久日军战败投降。1945年8月17日于辽宁省横道河子被苏联军队逮捕。”
以上简历出自中国方面的检举材料和木村本人的自供书。中国检察机关的起诉事实，主要是根据木村在任特高课长时期所犯的罪行。木村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以上的综合意见书，翻译已用日语读给我听了。这里所载之事实，是我在侵略中国期间所犯的罪行。这些材料是我被讯问时亲自供述过的，并且对此的一切证据我直接看过，或经翻译用日语读给我听了，我确认这些罪行都是事实。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并向中国人民认罪。我已在这个意见书的每一页上都签了名。”
被告人：木村××（签名）
1954年12月17日于抚顺
附木村宪兵队特高课长的自供书（口述记录，有影印原稿）。
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的认罪记录
以上的文件是木村本人所写的手书，有汉语译文，并写有“于抚顺”的地名。木村在其口述中说是受宪兵队安藤队长的命令所为，但最终还是果断地承担了全部罪责。从审判记录的时间来看，是1954年5月至1956年6月，但是最终判决的时间则不清楚。
笔者在天津遇到过一位中国老人，他曾参与过当年有关抚顺战犯收容所的审理工作。据他说，政府对原满洲皇帝溥仪及其弟弟等的收监者都进行过政治教育改造，可他却不记得有个叫木村的人。据说，管理收容的都是罪行较重的犯人，但经政治教育后可以释放。
看来，被中国方面所摘引的木村综合意见书中，对木村个人的罪状论述也不止于此，因为对当时承德宪兵队所作所为的具体内容仅显示了一部分，兹将全文译载（但姓名仍以××隐讳）如下。《木村××审理综合意见书》
（前略）
经侦讯结果，根据供认与调查证实，其在对我国侵略期间，所犯罪行如下：
一、策划、命令和参与指挥，大肆逮捕屠杀我抗日志士及和平居民。
该犯于1941年8月至1944年10月期间，指挥其部下在我热河省的承德县、青龙县、滦平县及河北省的密云县、迁安县等地方，逮捕村镇干部、和平居民2882人（不包括滦平地区的统计），用法西斯手段，对这些人进行了种种迫害，使用了拷问、殴打、吊打、灌凉水、灌汽油、电休克等酷刑。在严刑拷问下，杀害了1100余人，在监禁中死了48人。其中喜峰口宪兵分队在宽城一次就杀了80人。承德宪兵分队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一次就杀了100余人。更为残忍的是，将青龙县九虎岭村的赵相阁活活剜眼挖心，令其当场死去。其它的经伪法院判决后被强制送往东北的阜新、北票、安东等地做劳工，其人数为700余人。另外，1945年该犯在勃力县任宪兵分队长时，逮捕我抗日地下工作人员7人，根据东安宪兵队长上坪铁一的命令，将其中两名送至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作为实验品而被杀害。
二、参与策划造成无人地区会议，并命令部下执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罪。
该犯于1943年6月以特高课长身份，参加了西南地区防卫军植山大佐召集的造成无人地区会议。会议决定在热河省国境线地区实行“集家并村”。会后该犯执行了宪兵队长安藤次郎之命令，命令其管辖下的各宪兵分队执行了“集家并村”的罪恶活动，惨无人道地强迫群众建造“人圈”，并将圈起来的群众设置警察岗哨加以看管。仅据青龙县九虎岭、石柱子、塌山、河西沟等村的统计，在“集家并村”期间被杀害的、病死的、饿死的村干部和一般老百姓就达300余人，其中有47户被杀绝了门户。烧毁民房600余间，拆毁民房200余间，抢走大牲畜100余头，羊300余只，猪150余头。其次将所谓“禁止居住区”的农作物全部毁坏。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在我热河省内所造成的残暴罪行是何等严重。
三、从事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以供日本侵略者镇压、屠杀人民罪。
该犯在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兼对共产党调查班班长期间，积极地从事情报工作，采取各种手段大量窃取我党、政、军及抗日地下组织的情报、文件资料，以使日本侵略者对我热河抗日人民进行残酷镇压。该犯曾搜集了我党、政、军及地下组织的情报资料达370至400件之多，这些情报资料包括我党在热河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部门的组织机构、军事方面的作战计划、命令及我军在热河活动情况等。由于该犯提供的情报，致使我部队和机关人员经常遭受袭击、抓捕、杀害，实为残忍。为了搜集我方情报，该犯于1943年6月，组织利用平泉县、喀喇沁等地的家礼教（青、红帮）头子20名，并指示这些汉奸对我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及实行残酷镇压与统治。同时又于1943年6月参与决定对我热河省承德市人民的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又于1942年以该犯为首组织了特别思想工作班，利用李振山等5名汉奸作密探，伪装商人携带鸦片等物，潜入我抗日根据地窃取情报，致使我党在热河的工作遭受极大的损失。
四、奴役我国和平居民及逮捕镇压朝鲜、日本革命志士罪。
该犯由1939年3月至1945年期间，相继在我河北省邯郸和东北勃力，征用和平居民190人进行奴役劳动，并逮捕我和平居民两名送交宪兵队处理。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曾相继逮捕了两名朝鲜抗日志士，分别送交朝鲜伪总督府警察部和牡丹江检察厅处理。又于1944年8月逮捕1名日本共产党员，审讯后送交关东军宪兵队处理。
询问者：刘子明
书记员：林栢芳
翻译：田龙兴
1954年8月18日于抚顺
以上是“综合意见书”全文，后附木村的认罪态度及署名，日期是1954年12月17日。由此可知，从当年8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间，木村本人在仔细阅读了日文本的《综合意见书》后，终于具名认罪了。
承德“二·一”惨案更有甚者，在此《综合意见书》所列罪状以外，还有一份有关承德“二·一”惨案事件的材料，检察机关认为木村应对此负有完全责任。在意见书制定约二年后，即1956年6月14日又附上了该材料。
事件发生于1943年2月1日。由前一天晚上开始，日本宪兵队分三组待命，从深夜至拂晓，日本宪兵队和承德县警察讨伐队同时对县以下11个村（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应为14个村——主编校）进行了突袭逮捕。由木村直接指挥的宪兵第一组，将鹰手营子村的男子全部捕捉，押送至新杖子村，在此地杀害了35人；在胖和尚沟村逮捕了70余个男人，亦押送至新杖子村，包括在逮捕途中杀害3人，共杀害22人；东涝窪村杀害52人，逮捕129人；南双庙村同样也是杀害52人，逮捕110人；苇子峪村杀害12人，逮捕80人；两益城村杀害16人，逮捕87人；小营村逮捕45人，后都押送至新杖子村。第一组被害者的人数达189人，其中有极少数逃跑者，在逮捕者之中有284人被送进承德监狱。
第二组是以田野大队为主力，袭击了胡杖子村、牦牛叫村和附近的一些小村。逮捕的人被押送至大队本部所在地的下板城，各地都分别杀了10人，有48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此次共逮捕280人——主编校）。
第三组是日本人“黑烟”（理应是前述的黑岩）所指挥的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袭击了三道河、黄旗湾、西大庙等村，共逮捕了250多人，押送至上板城村。其中，按村名的顺序有10人、13人、11人被杀害，44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参加此次大逮捕行动的日军和讨伐队共1000余人，其中第一股600人，第二、三股各200人——主编校）。
这三个组合计杀害243人，376人被送进监狱。而且被送到监狱之中的28人于一个月后在水泉沟处死。318人被定罪收监，216人在狱中及在东北强制劳动中死亡。总之，“二·一”惨案中死亡者达487人。
以上所述“二·一”惨案的起因，是日军获得了这些村庄已成为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以前尽管经过反复多次的扫荡、讨伐和“集家并村”等治安肃正运动，但效果不佳。此次是因为承德宪兵队得到一份村干部的名单，便采取行动以图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但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的名字记得不清楚，村里的男人又不可能完全造册登记，而且姓名和相貌也未必与名单相符，再加上村民们也不愿意出卖名单上的人，所以日军只好将被抓的男人全部押往承德去审讯。而在他们的家属中，因病、冻、饿以及惊吓致死者又有150余人。“二·一”惨案后，南双庙、东涝窪、鹰手营子3个村竟成为“寡妇村”。据中方检察机关认定，木村身为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对“二·一”惨案的杀害、拷问及其他迫害事实供认不讳，应负全部责任。
在长城北麓沿线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记录——旧热河省兴隆县长城北麓历来是军事战略重地清晨7点，我们乘汽车由承德市出发。太阳还没出山，整个城市笼罩在晨曦与烟雾之中，显得有些暗。当车驶出城内，一轮红日终于从东方升起，映照着四周环绕的群山。我们的车往西向与承德邻界的滦平县驶去。滦平县在承德市的西南部。我们来到长城关隘——古北口，这里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承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而这一次的目的是进一步查证日军在兴隆县全面制造“无人区”的情况。然而由于有些情况出乎预料之外，致使此次调查未能成行。原来，长城线北部山区是北京军区管辖的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这件事不但普通老百姓不了解，就连管理外国人行动的公安部门也一无所知。或许是以前没有什么旅游者和商人愿意去那种偏僻山区的缘故吧。因有天津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的许可证（去未开放地区需持有公安局签发的旅行证），所以，我们以为此行必是一路畅通，还把此次调查日程安排了两至三天的时间。但是，管辖长城线北部几个县的承德地区外事办公室却突然通知我们：暂停兴隆的实地调查。我们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日程和调查要点。对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同时又为我们所调查、研究之目的涉及到了中国的不同情况而感到高兴。我由此想到，自古以来长城线就是历代政府最关注的地方，因它直接维系着领土、政权的安危，所以长城线一直是战略防卫的前沿。其实当初构筑长城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在日中战争时期，长城不但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而且还是中国华北地区进行防卫的最前沿。
如今，早已进入了以导弹、核武器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时代。从中苏对峙（戈尔巴乔夫访华前）的国际政治漩涡中，中国政府似乎已认识到，以往的战略防御系统早已过时，长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挡苏军进攻的最后防线。尽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建国后的40多年中，中国人却一直墨守成规地视长城为御敌防线。这时，一位中国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这个地区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应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不过，由于长城线的重要性，这一带又在省军区的上级北京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这两个不同级别的军区之间，希望长城线开放，吸引旅游者，有的则对旅游不感兴趣。这位中国人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不过，最近才允许外国旅游者去古北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往说的长城其实就是指“八达岭”、“居庸关”。但与之相比，古北口的长城要更雄伟气魄得多。若能开放，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并增加收入。总之，从历史书中已知古北口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时期的战场之一。尽管此次不能去兴隆县，但我仍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乘车通过未开放的兴隆县和相邻的滦平县时，顺便看看山区的村庄。
可是，我们乘车走的是承德—滦平—古北口的柏油马路。其实，此路原是一条简易铁路，它是在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从满洲占领承德后，再进攻北平（北京）时，为确保运输才铺设的。因历史文献中未记载此事，听了主人的介绍后，还特意看了看。的确，在离公路不远的半山腰的杂草丛中露出一个黑洞，想必这就是当年隧道的遗址吧。据介绍，日军败退后，这条铁路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一个焦点。八路军首先控制了此地，其后内战全面爆发。八路军在撤离此地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利用它补充物资，便彻底破坏了这条铁路。由此可知，在日军战败的前后几年中，这条铁路也与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原日军修建的铁路轨迹，现已基本变成了北京至承德间的主要道路。
承德至滦平约65公里，滦平至古北口约50公里，是一条平坦而又宽阔的柏油路。我们的车跑在缓坡的丘陵地带和滦河之畔，窗外阳光明媚，滦河水清澈透底，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我们一行在滦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再也不像沐浴着初冬温暖的阳光和流淌着清澈的滦河水那样轻松愉快了。
长城北麓的山岳战——兴隆县我们本应由承德去兴隆县，兴隆县在由承德向西行至滦平的大道再向左，即往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地方。整个县几乎都地处燕山山脉之中，到处是高山峡谷，一千二三百米高的雾灵山（应为2116米——主编校）和五指山等高峰一目了然。坐落在这些群山山脚下及半山腰的座座村庄，虽然在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曾遭到了极严重的摧残，但它们始终是顽强抵抗日军的根据地之一。
虽然我们没能到兴隆县进行实地调查，但我们乘坐的京承线列车途经兴隆县境时，我也对它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从北京到承德是普通列车，大约运行6小时。起初列车单调地奔驰在华北北部平原上，不久就进入了燕山山脉的密云县。从这里起，列车缓慢地在丘陵地带爬行，大约3个半小时后，如留神一下，可从车窗看到铁路两侧的部分古老长城。
这条铁路横贯燕山山脉，跨过万里长城，是一条新铺设的铁路。它代替了前面提到的古北口至滦平再至承德的那条老线路。列车一过了长城就是旧伪满洲国热河省境内——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因不能进入兴隆县实地采访，我只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窗外的风景。铁路的右侧即东面有五指山，左侧即西面有雾灵山。列车缓慢地行驶着，甚至下车方便一下也能追得上。我在列车里看到了准备作为候补考察的几个村名，它们都是山谷中的村落和沿小河两岸的山乡小镇。此时，我为不能去实地调查而感到扫兴，同时也越发疑惑：将这一带作为军事禁区是否有必要呢？且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日本官兵费尽千辛万苦，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徒步穿过燕山山脉，趟过溪流，来到这里的情景。大概他们以为只要把居民和游击队赶走，就可以永远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了吧。
列车从兴隆车站启动后，窗外出现了一条穿过燕山山脉通往承德的平坦大道。因兴隆之行受阻，地区党史办公室的领导又在承德接待了我们。作为补偿，他们安排我们去了滦平、古北口和北京的密云县进行实地调查。在密云县，陈平先生与我们告辞后，独自一人从兴隆经青龙县返回唐山。
本章刊登的照片，几乎都是陈平在沿线拍照的。现将陈平先生的谈话和他提供的资料整理后，来概述一下当年兴隆县的实际情况。
兴隆县的被害概况长城横穿兴隆县界，是连接冀东各县和热河南部的要冲地区，因此，关东军很重视其战略位置。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后，将长城设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特派遣一支大队在此防守。另外，八路军方面也把承德视为战略要地。1938年以后，也派遣了一支分队来此建立并扩大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到1941年底，兴隆县境内的三分之二地区已是所谓的“两面政权”（白天是日军统治，夜间则是八路军的天下）。具体地讲，日军方面为了彻底实施“治安肃正”，决心在兴隆县内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而八路军方面则是要保卫和扩大这里的抗日根据地。两种不同方针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使兴隆县发生了数不胜数的悲剧。
1942年1月下旬，日军在兴隆县搞了第一次“大检举”。几天之中，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当场杀害400多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人被强行带到中国东北。1942年秋，日军又进行了“大扫荡”、“大讨伐”，杀害了数千人。仅在这一年之中，就牺牲了八路军干部、党员、普通士兵1300多人。其中有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著名的指挥员包森，西部地区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田野等人。
第三年（1943年）2月初的春节之际，日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举”，除在各地枪杀了几百人外，其余的全部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时，在1943年4月至6月，日军实施了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人圈”，并在全县40％以上的地方制造了“无人区”，还把16万多亩（旧制计算一亩为61平方米）耕地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禁止居住和耕作——译者）。这样，有2000多个村庄被破坏，多达112万的村民（当时是全县人口的81％）被关进199所“人圈”里。关于“人圈”的情况，陈平已写在第二部论文里。这里说的仅在1943年的一年中，被关进“人圈”的人就有6000多因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去。
由于抗日活动日趋深入，1944年2月，时值春节，日军在“人圈”内又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在这次“大检举”中，有2000多人被捕，各地当场被杀的有数百人，剩下的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年6月，日军进行了第四次“大检举”，又有500人左右被捕后，被强制带到中国东北。
1944年1月，日军展开对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扫荡中，日军杀害了3000多八路军和老百姓，另有1000多人在逃难中冻死、饿死。
此后大规模的“检举”、“扫荡”虽未记载，但是各种名目的讨伐、搜查、策反等行动从未停止过，每次都有一些牺牲者。
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在日军实施“无人区”的过程中，有154万人被杀（这里不包括冻死、饿死、病死的人），15万人被带到中国东北去当劳工。7万多间民房被烧，3万余头家畜被抢走。1941年统计全县有人口16万，日本战败后，减少到10万人。以上情况来自于兴隆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研究资料，中国方面已将此调查材料汇编成书。总而言之，日军（也应包括伪军——主编校）仅在兴隆县内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11万人。这难道就是日本宣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明”吗？
汉奸特务郝席菴的供词我这里有一份手稿，是用中文写的，近1万字，但这仅是原文的一部分。此手稿是陈平提供给我的复印件，只复印了有关兴隆县“无人区”的一部分。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郝席菴，日军占领时，他曾是兴隆县警务科、协和会（协助日军的傀儡组织）的负责人。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军阀张作霖的东北军中服役。他协助日军搞“大检举”、“大扫荡”，后又协助国民党在热河进行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以汉奸罪通缉。1951年被捕，1954年经兴隆县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此手稿是他被逮捕后在收容所以及在判刑入狱后所写下的供词。另据介绍，郝席菴已于1960年获释，后住在遵化县马兰峪镇。这或许是他经过政治教育表现不错的结果吧。
郝席菴写的供词，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弄清日军在兴隆县实施“无人区”的情况。据郝席菴的供述，1942年以前，日军便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集家”，主要由当地的伪警察讨伐队来实施。但因此方式未能防止八路军的活动，所以，从1943年春到7月，日军又全面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即“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家并村——集团部落”。为了制造“无人区”，他们动员了兴隆县的傀儡政府及军队、警察、协和会的各级领导人、各村村长以及日军宪兵队（其中也提到了前文中说的木村的名字）、满洲西南国境边防守备队，即伪满洲国军，并集结了兴隆县的全部日军兵力，加紧制造“无人区”。
郝席庵手书的供词
1943年3月至6月进行“全县各村集家”，此期间内各村必须完成“集家”任务。凡有反抗者和在限期内不完成者，均以反抗日军论处。虽然此时正值春耕时节，但农民们不得不把全部劳动力用于完成“集家”任务，根本没时间种地，由此导致田地撂荒。
农民们无奈，只得忍着悲痛，拆了自己的房屋，每个人都背着家具之类的东西去指定的“集团部落”生活。可是，“集团部落”里没有建房屋，带来的东西只好散落在空地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空地里吃住。1943年4月上旬，被指定集家的各村农民男女老少在武装警察的迫使下去修建部落的围墙和炮楼。同时，还要及时播种、施肥，干田间活计。因此，在这个时期农民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到了7月，第一期集家任务大致完成了。全县19个大村（在一个大村的周围还有几个小村），每个大村周围都建了10个到20个集团部落，共有200多个（应为207个——主编校）。
搞集家的同时，日军又把八路军活动的山区一带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那里不允许老百姓出入、居住和播种农作物。而在“完全无住禁作地带”，甚至连动物也不让生存。不过，也有人坚持不去集团部落，而是在山区坚持斗争。这部分人多数是居住在雾灵山附近及长城线一带的农民。
日军在兴隆县进行大集家的同时，还在长城线以南的冀东各县和兴隆县相邻的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在长城沿线15里的地方，还强制农民挖了“惠民壕”（即封锁沟）。当时日本人吹嘘说：“惠民壕”的工程及长度如同万里长城一般，以后就可用其来消灭八路军。
兴隆县的大集家任务完成后，200多个“集团部落”里都驻守着伪满洲国军、武装警察、地方义勇奉公队。在主要的据点部落还设有关东军、伪满洲国军、警察讨伐队、警察分住所、保卫所、警防所及特务机构。
郝席菴供词中证实的“集团部落”状况只是一少部分，陈平先生在论文中已详细地概括整理了这些材料。所以，我想如将陈平的论文和上述供词连贯起来看，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县的状况有个全面认识。下面将集中介绍兴隆县的几个案例。
“寡妇村”在我得到的部分复印件中，还有一份郝席菴供词中涉及1943年春节时在“人圈”中搞“大检举”屠杀事件的材料。此事件发生在兴隆县蓝旗营村。
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人圈”设置在兴隆县城东南约70公里的地方。1943年春节，日军在兴隆县潵河川50多个“人圈”内搞“大检举”，共有2000多人被逮捕。其中仅大帽峪村的居民就有200多人被集中在蓝旗营村的一家大宅院里。日军把他们捆起来，令他们坐在冰冷的地上。四周巡视的汉奸特务如果看见哪个人想站起来，就用棍棒毒打。在这3天的时间里，他们没吃没喝，每个人都受到了严刑拷问。拷问的内容有“八路军在哪儿？部落里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报过信？八路军收集的公粮（作为税金的东西）在哪儿？”如果谁说不知道，就必然要受到火刑、灌凉水等刑罚。特别法庭派来的日本人亲自进行审讯。由此可知，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大检举”，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抗日力量。被检举出来的和被杀害的大都是大帽峪人，还有一些是“大检举”之前就被特务盯上的村民。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
大帽峪在蓝旗营村往西约15公里的山湾里，是山区中的一个较小的“人圈”，仅住着67户人家。汉奸带着实施“大检举”的要员来到这个村子时，那名要员被埋伏在村里的八路军侦察员击毙（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来这个村的为特务高占英、王贵山，高占英在拷打村民曹万章时，被八路军侦察员杨采章击毙，王贵山逃跑——主编校）。其后八路军撤走了，但村民却被前来报复的日本宪兵和警察讨伐队包围，村里的73名男子汉被抓走带到了蓝旗营村。日军对大帽峪人的拷问是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残酷的。郝席菴的供词里这样写道：“日军用黑墨汁在大帽峪人的鼻子上做了记号，用红墨水在其他部落居民的鼻子上做了记号。做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无人知道。到了旧历正月初八（阳历2月12日）下午，被捕的人每人都得到两碗粥。此后，日本宪兵队进院说把大帽峪的人都予以释放。让凡是鼻尖上带黑墨汁记号的人（打错记号的好像也不少，约有120多人）都站出来。宪兵和讨伐队把他们带到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外边的一个大坑前，便用数挺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死难者达120多人。其中除了大帽峪人之外（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在此次集体屠杀中有大帽峪村30多人，在被捕的73人中，另外30多人被押送去了兴隆县城，该村这次死在蓝旗营和外地的共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没有了男人。因此，被称为“寡妇村”——主编校），还有青杏沟的20几个人，马圈子南沟10几个人。院里剩下的人，第二天全被送往县城。这次被杀害的120余人中，只有3人死里逃生。”
大帽峪村的杨茂林就是当年这3个幸存者之一。据他讲，当时是让30几个人排成一队，然后捆在一起下到坑里去的。120多人不是一起杀的，而是分成3组击毙的。或许因杨茂林是最前面的一组，所以他才侥幸逃离虎口。杨说：“审讯时我装哑巴，其他人也帮我说‘他不会说话’，因此我没有受到刑讯……正月八日早，我们被喊了出来，让我们在雪地上坐着，周围用绳子圈了一个圈。不许我们抬头，抬头的人都挨了棍棒。敌人给其他地方的人每人一碗粥吃了，大帽峪的人每人给了两碗粥。大帽峪的人喊着：‘我们要回家！’当时青杏沟的司贵明的父亲也混入大帽峪人之中。除了夜里被送往兴隆的人之外，我们这批剩下的30多人排成了一队，四周敌人押着，把我们从部落里带了出来。我走在最前头出了大门。这时，敌人中有五六个向瞭望台走去。当让我们下坑的时候，我撒腿就跑。几个特务追过来，棍棒两次打在我的头上，又挨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肩穿过去。但是，我还是拼命地跑着，进了南山，终于逃脱了虎口。”
大帽峪百姓所受的迫害不仅仅限于这些。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留在“集团部落”的村民又遭到直接开进来的日军和特务的审问。这一次又有8人被害，而且有62人因疾病、饥饿、寒冷而死（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证实：从这次惨案到日本投降，大帽峪村被日伪军摧残致死139人，占总人口的577％——主编校），剩下的102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妇。兴隆县人已将这些记录编成了资料，并命名为“寡妇村”。它不仅记载着1942年以前的大帽峪、蓝旗营的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且记载着兴隆县人民13年多惨遭世上少有之横祸的历史。
如何看待杀害记录资料我只是乘汽车经过兴隆县的主要大道以及乘火车横穿该县时看到了沿线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实地去访问深山抗日根据地和广大农村。据证实，日军在该县残酷地制造了“无人区”，同时还杀害了许多老百姓，恐怕这里被害调查记录是最多的。老实说，我在写以实地调查报告为主的第一章时，难以抑制因为没能到兴隆县实地考察而留下的惭愧，如果中国将来能开放该县，届时无论如何我也要去那里访问。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看到兴隆县保留的大量资料和调查记录，又在顺利地考察中了解到兴隆县相邻各县的情况，就感到只靠一两个日本人一知半解地调查和旅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被害情况以及不成声的“阿鼻”叫唤（佛教的说法）、怨恨之声的，对此往往产生一种四肢乏力那样的恐惧感和软弱感。在日本读者诸贤中，不是也有许多先生有着与笔者同样的感想吗?而在这可庆的新元元年，也许有人会对笔者这样揭发极端可憎的民族血统的作法加以指责。
这里重申，历史学家是难当的。喜欢把自己的丑恶面目映在穿衣镜里的人为数不多。历史学家就是要把现在日本民族好看的外表里面的丑恶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还是一时的，这里姑且不论）形象化地暴露出来。因为我坚信，只有这样做，才是全面地看待日本的历史。
有些学生问我：“历史学家是人还是神？”我马上回答：“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就只能认为是神。”如果不确信是神，就会吵嚷新天皇如何如何，新元号又这个那个的。在这动乱中我去了中国，因此未被卷进去，这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但我不想从表面看日本民族而去解释说明黑暗、辛酸的昭和史，打心里不愿给日本侵略的那一部分历史判罪。并且我也是个常人，尤其想到自己是日本人时，在中国幸存的证人面前就更没有谈笑的心情了。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实，不用分辨，我就是一个谨小慎微且在各种压力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的人。写到这里，就不由地感到自己身心疲惫。实际上，今年元旦我已经去过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抗日根据地——盘山（现在是大城市近郊有名的旅游胜地）。一边游览盘山景色，一边向同行的陈平请教，使我受益匪浅。说起来，实地调查不光是身心疲惫，而且还深深感到，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调查范围很有局限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了本书多次采用的《侵华日军暴行录》第二辑的内容（实际上是看了第一辑）后，冲动之感便油然而生。因为此书卷末附录上刊登的那份《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惨案统计表》，震撼了我，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表中记载着河北省（包括实施“无人区”的长城线以北旧热河省）的数字，还记载着仅一次就杀死10人以上无辜百姓的案例。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八路军战士在内。例如，敌人每天进行拷问时，都有两三个人被杀害以及女性在半路上被强奸后再杀害的事。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大量被强行抓到东北当劳工而下落不明者。大致统计一下这个表中的数字可知，仅被害人就高达81万人。不知读者诸君看了这个数字后又有何感想呢？
这里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其中有些数字与本书资料的数字略有不同。例如：鲁家峪的数字里面就包括一些八路军伤病员。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发展的统计和人口统计上也多少有些欠科学性。
那么，这些数字可信吗？回答是基本正确的。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南京大屠杀”等数字来并不多，但我仍对这个数字持肯定态度，甚至还认为81万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些。因为，除了战后当地政府发表的水泉沟这46万具尸体外，我们在当地听到和看到了许多证言及统计资料。此外，还有许多当地农民被日军强制押送到东北做劳工后又下落不明。应该承认，这种统计方法与统计人口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异，因为统计经济人口时，需要掌握当地人口的每日每时的变化情况。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一些否定屠杀的日本人极力诋毁中方的统计数字，说“中国的数字缺乏根据，不可靠”等等。其实，这些人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即受害者一方的统计数字要比加害者一方更容易、更准确。难道非得让那些死去的无辜者们重新复活，亲口诉说当时的场景后，他们才会相信吗！？因此，虽说水泉沟仅是46万，兴隆县仅是11万，但若再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数字，那么81万这个数不就太少了吗？当然，即使这样，那些反对者们仍是不能理解，仍会在那里指责中国统计的数字过分夸大。总之，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相信中国方面发表的数字。与此相反，我之所以认为81万这个数太少，是因为这是中国人详细调查之后累计而成的数字，对此我深信不疑。我认为，兴隆县的11万和水泉沟4万多死难者的人数统计中，确实有重复的数字，但这里并不包括那些强制带走而又下落不明者。中方即对河北省来说，也未必能将这一数字统计得一清二楚。若怀疑兴隆县方面统计的11万这个数字不准确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将其舍去，只把表中统计的81万和水泉沟的46万加起来，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不计那些下落不明者和10人以下的被害者，当地至少也有12万以上的人确实被日军杀害了。此结论并不过分。
此数字中几乎没有士兵，全都是无辜的百姓，且半数以上是“无人区化”的牺牲者，对此，我深感震惊。但是，对于我来说，感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否定屠杀者行为的人。同时，我又对统计数字左思右想，认为在某种情形下，省略了10人以下屠杀事例也是在所难免之事。其实中国人也不想做出精确的统计，因不属于大屠杀，省略一点也在情理之中。10人也好，11人也好，这样的数字计算起来也很麻烦。但中国是个负责的国家，它既不会任意地玩弄数字，也不会笼统地、不负责任地把下落不明者说成几十万之多。
经常读日本的推理小说，就会发现作品中复仇情节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其中大都是什么妻子、丈夫、恋人或儿女等被杀后，她（他）的男人或女人便最终产生了报复念头，随后就接连不断地杀人。对此我也想过，如果我处在那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那样干的。我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不用说10人、11人被杀，就是两三个人也要悼念他们，誓为他们报仇。然而，在日本这种复仇小说大行其道的国度里，为什么会有人漠视中国人遭受侵犯、烧杀后的悲愤情感呢？甚至还对饱受迫害的中国人理应提出的案情和数据横加指责呢?说穿了，他们就是想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从而达到推卸责任的目的，这正是我难以理喻之处。总之，请读者们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些数字。同时再请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些数字内确实包含着中国人对亲骨肉、爱人、朋友的怀念以及对杀人凶手的仇恨。否则，空谈什么“世人皆兄弟”啦，什么“日中永远友好”啦之类的大话，岂不成了荒唐的无稽之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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