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1日，日本侵略军驻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调集承德日本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伪满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鹰手营子、东涝洼、胖和尚沟、南双庙、三道河子、黄旗湾、西大庙、松树沟、牤牛窖、胡杖子、大杖子、两益城、苇子峪、小营14个村庄，抓捕了上千名无辜群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二·一”惨案。
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地处万里长城的北侧，燕山主峰雾灵山的东侧，山庄重镇承德的西南，水陆交通要塞下板城的西北。自1938年始，这里就是八路军的抗日游击区。
鹰手营子等14个村庄的人民为抵御外侮，他们积极为八路军筹粮、做鞋、送信、站岗，主动配合武装部队抓特务，除汉奸，破交通，切割通讯线路，袭击日伪据点。1942年8月，承滦兴县大队在顺地道村凉水泉处，击毙伪承德县副县长米泽四郎和鞍匠警察署长曹振方等日伪军警十余人。10月，西大庙、南双庙、西益城等几个村的群众，配合八路军攻克上板城车站，毁坏了其铁路设施。11月，这里的群众又配合八路军攻克并焚毁新杖子伪警察分驻所。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经久不息。
同年，承德宪兵队为扑灭抗日烈火，频繁地对抗日游击区进行“扫荡”，大搞“人圈”、“集家并村”，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1943年初，迁遵第十三区干部在胖和尚沟村的水泉沟开会，被讨伐队包围。突围中区文书高云峰不幸牺牲，他身上携带的各村干部花名册被敌搜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见到花名册，如获至宝。于是，一场镇压承德县人民的残酷的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就这样开始了。
1943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晚，木村光明指挥承德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分成三股，在承德县鹰手营子等十四个村庄实行大检举、大逮捕。
第一股，承德日本宪兵分队600多人。当晚，闯进鹰手营子村。他们将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到姚兴院里看押起来。数九隆冬，人们挤在一起，坐待天明。第二天清晨，日军宪兵用绳索将所有男人绑在一起，朝新杖子村押送。
2月1日，天色未明，承德日本宪兵分队，又分别包围了胖和尚沟、东涝洼、南双庙、苇子峪、两益城、小营村，挨家挨户地抓人。胖和尚沟村李久功被宪兵从屋里搜出，宪兵寻搜院落时，李又钻进了宪兵搜查过的菜窖。日本宪兵又从菜窖里把他搜了出来，刺杀在菜窖旁。李小仓被抓后躲藏起来，第二次搜出后被宪兵用棍棒活活打死。陈老爷儿(绰号)逃跑未成，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不久便含恨死去。李万广走在路上，碰到日本宪兵，躲闪不及，也被抓住。胖和尚沟村被抓70多人，只有李景贵1人半路借机滚坡逃跑，其余全被押送到新杖子村。
东涝洼村与鹰手营子村相隔3华里。全村有129人被抓捕，日本宪兵用绳索把他们捆绑起来，押送新杖子村。其中孙甫半路解脱绳索，蹲藏在看电线杆的坑子里，得以脱逃。其余全被押到新杖子村，就连出家老道阎士龙也未能幸免。
同日(2月1日)被抓捕押送到新杖子村的还有南双庙村110余人，苇子峪80人，两益城87人，小营45人。
日本宪兵将被抓捕的人关押在新杖子村东的于家店大院(原是“中信和”商号的店铺)内，店内临街的5间房和院内5个存放货物的土圆仓挤满了被抓来的人。还有几个实在挤不进去，日本宪兵就用枪托打着强让往里挤。南双庙村李朋是个驼背，被挤得晕死过去。宪兵将他拖到院子里，冻醒了还叫往里挤。还有一个姓张的，人们叫他傻禹，也被挤得晕死过去，拖出来冻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后来，硬是在棍棒强逼之下才挤进了屋。花名册上的村干部，被关进土圆仓(这种仓是荆条编的，里外抹一层薄泥，系当地农家存粮、放东西用的小库房)。大院里架着两挺机枪，门口四外有日本宪兵把守。一片杀气，阴森恐怖。
2月1日晚，被关押的人们纷纷议论。东涝洼村武装委员马洪祥说：“坐着等死，不如和他们拼了!”同村宣传委员刘永芳说：“先下手为强，跑出几个算几个。”……马洪祥和刘永芳等村干部悄声对张和稳说：“你以借火抽烟为名，去把日本宪兵捉住，弄到屋里，用破棉花套子堵住他的嘴……”那天晚上，日本宪兵增加了岗哨和看守，“虎口脱险”计划未能实现。
2月2日，日本宪兵在院内西厢房里设立了“公堂”。公堂里摆下棍棒、皮鞭，屋梁上悬吊着绳索，地上燃着炭火，火盆里烧着铁锹、铁棍和火筷子。残暴的日本宪兵在所谓过堂中，采用了“敲山震虎”的战术，妄图杀一儆百。他们每次刑讯都提几个人，挑选其中一个在花名册的村干部或是看来是胆小的，严刑逼供，借以恐吓其他人。南双庙村党员干部刘树被拉进屋扒下棉袄，日本宪兵要他交出村里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办事员的名单。连问几次，刘不予理睬。日本宪兵气急败坏，从火堆里抽出烧红的铁条向他脊背烙去，刘被烙昏过去。日本宪兵把他拖出屋外，用凉水泼醒，又拽进屋里审问烫烙，刘全身的肉都被烙烫烂了。同村干部肖汉存、罗万贵和东涝洼村干部刘永芳等都先后惨遭上述毒刑。两益城村干部邢俊伶，被日本宪兵绑在一头高一头低的板凳上灌凉水。肚子灌胀了，就被拖到外边，拴住两脚拇指倒吊起来，用擀面杖从肚子里往外擀水，擀完了再灌。一直灌了五桶凉水。日本宪兵将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又拖回土圆仓。南双庙村刘永伶、刘永明哥俩被拉到屋里，宪兵几次声色俱厉地审问，哥俩一声不吭，宪兵们恼羞成怒，撮了一撮炭火，倒进了刘永伶的裤兜里。东涝洼村齐礼、苇子峪村关振祥、小营村房广廉和房广顺，都在刑讯时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
2月3日，马洪祥和谭凤被拉去刑讯。日本宪兵在火盆上翻烤着馒头，边吃边对他俩进行审讯。日军宪兵见马洪祥怒目以对，便起身拿起木棍向马劈头打去。马往后一躲，瞅见门旮旯里有一把二齿镐。他乘机挨近门旮旯。趁打他的宪兵又去翻馒头，抄起二齿镐，向宪兵的脑袋搂去，二齿镐搂进了那日军的脑袋。接着，马洪祥又向坐在炕上的另一个宪兵头顶砸去。屋内挂毛巾用的横杆挡住了镐头，没有砸中。马洪祥没等炕上两个宪兵从懵懂中明白过来，扔下二齿镐，撒腿就跑，被守门的宪兵抓住，将其绑在窗户框上。晚上，与马洪祥同村的刘福廷和李景云见马洪祥的胳膊被绳子勒进了几道深沟，便背着看守给马洪祥松了松绳子。马洪祥缓一会儿，对杨万明和张和信等人说：“你们不能等死，能跑就想法跑吧!这些日本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并示意墙脚有烟囱眼。杨万明、张和信明白了马洪祥的意思，从地下破大板上拔下一根铁钉，一点一点地抠那烟囱的砖缝。这时候马洪祥他也解脱了绑绳，便和杨万明用脚蹬掉了已经活动的砖块，带领孙仓、王义、赵凤瑞、张洪瑞、谭修、张恩廷、张和信、杨万明等陆续钻了出来。马洪祥钻出去以后，又返回来寻找他的父亲马兴，打算一起逃走。正在这时候，日本看守发现了墙窟窿，立即堵死了。马洪祥没来得及再跑出去，被堵在了屋里。
2月4日(农历腊月三十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大检举、大抓捕夺去了人们大年三十的幸福和欢乐，寒冷、饥饿、酷刑之后的伤痛折磨着每一个被抓捕的人。
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有的妇女和老人冒着风雪给被抓捕后已经四天没有吃喝的亲人送饭。残暴的日本宪兵用枪托殴打送饭的人，把他们打倒在地，把送来的饭菜统统泼洒在地上。
2月6日，日本宪兵将多数人用汽车陆续押运到承德监狱；马洪祥、刘永方和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伪新杖子警察分驻所代理所长陈继祥等人被押到新杖子村东头残遭杀害。
第二股，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200多人，在胡杖子、大杖子、牤牛窖村和附近几个小庄，抓捕了280多人。
1月31日下半夜，日军即包围了村庄，并在山头、村口设立了岗哨。2月1日天刚亮，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将花名册上的人捆起来带走。花名册上的人不在家，就将其亲人抓住带走。大杖子村任连永被抓，过滦河时跳河逃跑。胡杖子村郭廷龙、郭东阁父子在册，因给八路军送粮未归，幸免于难。有几个走路的也被抓捕，一齐押到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部。
日军田野大队部，设在下板城村东侧，原来是“庄元恒”商号的外栈(存货处)。牤牛窖、大杖子、胡杖子等地被抓来的人，都关在院子东侧的3间房子里，门口窗外有日军看守，院门口炮楼上还有岗哨，警戒森严。第二天，日本宪兵们把被抓来的人按十来个一拨，提出刑讯。他们首先刑讯花名册上有名字的干部，然后挨个审问另外的人。谁只要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不论是站过岗，还是送过信，管过饭，就连给八路军交过粮的，刑讯后一律不予释放。胡杖子张国普、大杖子姜海廷、牤牛窖村谢永宽、曲梦铎等村干部，在吊打、烫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宪兵就在凉水里掺上煤油、头发茬子等物，挨个地灌。灌胀了就用杠子在肚子上压。昏过去的抬到屋外冻。冻醒了再灌，再压。人们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谁也没有吐露八路军的秘密和村中办事员的情况。牤牛窖村赵山、关元献，胡杖子村窦岚贵、赵永等十几个人，被日本宪兵敲打骨节后，扒光衣服，排列在营房院内的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往上提水，泼在这些人身上，三九严寒，滴水成冰，这些人身上结满了冰渣。胡杖子村窦岚之，被日本宪兵用通红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第三股，承德县警备科警察讨伐队、日伪警察200多人，在警防股长黑烟(日军)指挥下，2月1日凌晨，分别窜进黄旗湾、三道河、松树沟、西大庙村，抓捕了村干部及为八路军办事的伪牌甲长和普通群众250多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押到上板城村，分别关在上板城村西烧锅院内和烧锅西院的4间房子里。
第二天，黑烟股长组织日军和伪满警察，在两个院内分别对抓捕来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残酷地折磨。西大庙村十家牌长李祥和其弟李洪，还有知文邦、杨俊武在刑讯时，前胸后背全让日本警察用成捆的香火烫焦了。暴徒们管这种刑罚叫“穿火背心”。松树沟村杨万全在棍棒下不招供，日本警察让他张开嘴，夹起一块火炭擩进他的嘴里。三道河村杨喜恩，西大庙村李福屡遭刑讯，也不吱声，日本警察扒下他们的衣服，摁倒在地，将燃烧的炭火扣在他们的脊背上。三道河子村王枝，被严刑拷打，王枝拒不招供，并怒斥日军警察。日本警察兽性大发，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生殖器。王枝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2月7日，下板城、上板城两处释放了一些人后，把刑讯逼供后定为有“罪”的人和在花名册的村干部，分别捆绑，用火车押运承德监狱。
全县被押送到承德监狱的共有376人，其中新杖子284人，下板城48人，上板城44人。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十八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铐，有的拖着脚镣，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看守在监房外面看着，谁违犯了，就被叫到监外一顿毒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每个监房里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刑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两顿饭，一顿一勺红高粱米粥，稀得照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有口供的送交“法庭”。没有口供的继续刑讯。刑讯的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残忍、更狠毒。黄旗湾村孙连举、李景全和南双庙村李香，先后被电刑和吊刑夺去了生命。
3月6日，承德特别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译、录师等全是日本人)经过一个月的刑讯，便根据花名册的记载把姜海廷、肖汉存、刘树、杨俊武、贾文义、张永恒等28名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残杀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万人坑”内。
同日，还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东北下煤窑、开矿山等充当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监狱，重新分配监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厂干苦活。不论是下煤窑、上矿山，还是蹲监狱的，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饥饿、劳累、疾病和看守的无情折磨，惨死在煤窑、矿山或机器旁。有的挣扎着回到牢里，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每到此，看守就用木匣子将死尸装上拉出，倒在荒郊野地里。送进监狱的318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有216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军在承德县制造的“二·一”惨案，先后共有254人惨遭杀害。因主要劳力被抓走残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残生活无着，病、冻、饿、愁死者竟达600人之多。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3个大庄变成了“寡妇村”。
1956年，制造“二·一”惨案的日本战犯木村光明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犯罪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大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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