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泉沟万人坑的形成，有其地理位置的因素，尤其与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直接相关。当时的伪热河省，南部以长城为界，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北平市为邻；西边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的察南自治政府接壤；东跟伪锦州省挨肩，本土属伪满洲国的西南边疆国防省。地形特征是丘陵构成的山地，其中有雾灵山、五指山、都山等大山区，这些为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战略地位上，承德地区既是日本侵略者巩固满洲、妄图称霸亚洲的后方基地，又处于共产党、八路军决心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区域。这个被敌对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奋力争夺的地区，常常处于拉锯状态，这就产生了许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情况。兵家相争，既争地盘，又争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老百姓，这一特殊情况既鲜明地表现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形成的艰难，又说明了承德万人坑的成因。
1933年初，日伪军就开始在热河“讨伐”抗日武装。
1934年秋冬两季，在热河省进行了1190次“讨伐”，打死民众抗日志士1452人，俘获民众抗日军2579人，带到承德监狱238人，其中一部分被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老阳坡。
伪满洲国民政部康德三年(1935年)第二次统计年报(仅统计当年)记载热河省“讨伐”民众抗日军2245次，俘获入狱人数2347人。
1936年度，伪热河省军警“讨伐”反满抗日事件2940余次，俘获人员4414名。
1937年2月在凌南县“讨伐”“抗日救国军”射杀司令李树桢等7名，俘获4名。同一年度中，在伪锦州省内“讨伐”抗日游击队俘获2412人，杀死135人。以上两省指伪热河省、锦州省。讨伐共俘获7060人，杀害157人，其中119人被杀害在承德。
1937年8月18日至29日，锦州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须乡季三率宪兵和警察奔义县，将事先探明在王凤林家开会的东北暂编仁义军总司令张广田等97名干部一齐“逮捕”。军长王凤林因当时受刑，心脏麻痹死去。11月11日，将总司令张广田，第一地区司令官、军需处长张文波，军医处长王子权，旅长张香甫、曹庆洪、刘子权、孟广忠及旅秘书处长佟吉祥等人送交承德第五军管区军法处，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1937年至1938年春，日本承德宪兵队率领热河省警察讨伐队先后5次到上板城一带“讨伐”，俘获140多名抗日爱国者，在承德监狱押些日子之后分批拉到水泉沟杀害。
1938年10月中旬冀东大暴动受挫后，暴动队伍随八路军第四纵队向平西转移途中，一部分人在遵化县南部宫里遭到进关的热河日伪军讨伐队包围，在战斗中，有300多名暴动队员被俘获，押到遵化县城第一中学，然后用绳子捆着，装上汽车，用喷雾器喷洒药，使人昏迷，上面罩上网子和炕席，运到承德，杀害一部分，狱中折磨死大部分，没有生还者。同年11月29日，驻喜峰口日伪军200多人外出“讨伐”，包围迁安县苇子峪村，在战斗中将中共迁安县县委委员、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刘永丰及刘珍等多人俘获，转押承德监狱后杀害。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热河时，第三十一大队派出政治处主任孔祥卿、参谋长陈坊仁带领刘德才连队袭击承德上板城火车站。当时八路军没有进承德街，而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热河人民反满抗日情绪，由日籍特务文履谦受命谎报侦探情况，制造了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案。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为头子，抽调日本承德宪兵分队、承德警察厅、承德县警务科、伪满承德第五宪兵团、日本承德领事馆警察署人员组成特别搜查班，承德警察厅童瑞九当翻译，以搜捕剿灭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共产党八路军勾结建立承德“救国勇士团”组织为由，于1938年(康德五年)11月17日进行大“逮捕”，将承德街比较有名望的人“逮捕”130多人，经过刑讯筛捕入狱104名；又从赤峰、建平、滦平、隆化等县“逮捕”同案犯押到承德200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37人。
1939年2月，日本承德宪兵分队长谷川少佐在承德县下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200余名，其中18人送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在古北口日本宪兵分队长斋藤中尉指挥下，于滦平县汤河口一带“讨伐”，俘获40余名抗日爱国者，当场用棍棒刑讯打死2名，1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8名判有期徒刑。8月中旬，在斋藤中尉指挥下到滦平县汤河口东北方10公里一带地区“讨伐”，又俘获100余名抗日爱国者，在汤河口拘留所折磨死4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0名，其余判5年以上徒刑。11月，由驻兴隆日军881部队组成的军警宪联合作战讨伐队，在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300余名，经上大挂棍棒殴打刑讯致死5名，砍2名，4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160名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年冬季，驻丰宁日本宪兵派遣队带领军警联合讨伐队几百人将丰宁县西部国境天河立沟、千松台两个区30多个行政村包围，把两个区的抗日爱国武装和区村干部全部俘获，在当地杀死9人，押解承德70名，内中15人送去东北当劳工，其余在承德杀害。同年冬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进关“讨伐”，把遵化县新立村包围，在战斗中将王玉田等25名民兵俘获，押到承德，在狱中折磨死。同年冬季，日本承德宪兵队带领讨伐队300多人去密云县新城子乡一带“讨伐”，将大树洼村抗日爱国者李宝昌、李庆云、蔡润普、杨玉山4人俘获至承德杀害。
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长城线上实施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企图用拔根断源之法，隔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将一部分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划入“无人区”，对无住禁作地带经常搞“扫荡”。扫荡队见着妇女便野兽般地强奸蹂躏，然后无论老人和儿童一律杀光，将被害人的耳朵割下串在铁丝上，作为请功领赏的凭证，见东西抢光，带不走的烧光。
在集家区进行罪名繁多的大“检举”，如“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检举”的方法，多在清晨或农历的年节日，乘人不防备之时，由日伪军或讨伐队将部落围住，把村民集中到一起，由警察或宪兵查验年满15岁至60岁男人的户口、指纹和证明书，三者中有一项不符合的，就按嫌疑犯抓起来。凡是给八路军、游击队带过路、送过信、管过饭、做过鞋、留过宿的一律按“通匪”对待，全部“检举”或杀害。亲朋中有参加八路军或游击队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按“投匪家族”“检举”。对参加破坏交通活动的人，砍一根电线杆子要一个脑袋。
1940年秋，承德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小山内义雄带着县讨伐队去车河一带“检举”，抓进承德500来人，先关在承德街警察署留置场，不几天又押到监狱去，全是老百姓，都死在了承德。
从1940年8月至1944年底，仅“北边镇护”和“西南肃正”两个区域“逮捕”抗日军民 100 700 余人，判刑关押 47 000 余人，判刑杀害 11 000 余人。
1941年2月，日本关东军去密云、烟路、挂甲峪一带搞“检举”，被抓群众200多人，关进承德监狱，分8次刑讯，在夜间拉到水泉沟杀害。8月22日在伪锦州铁道警护队队长佐古龙裕指挥下，在滦平县火斗山、张家沟门等五村，“逮捕”丰滦密抗日县政府政治工作员郑廷兰等60名爱国者，其中40名送承德监狱，郑廷兰等2人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二十一师团步兵第八十三联队和驻密云的柿本大队、伪华北治安军第一○二团一个营、密云和怀柔两县伪警备大队及驻热河的日本关东军174部队独立大队和守备大队、伪满军第八旅、伪满6个警察讨伐大队，总兵力达万人，在长城线山地丰滦密区域“围剿”60多天。八路军山地游击区损失严重，300余名干部、战士和群众遇害，近500人被俘，全押到承德，其中八路军丰滦密联合县七区区委书记李斐然、十三区小队队长窦中和、第十团排长李连元、县大队侦察员王国珍等同志均被杀害在承德。10月中旬，日伪在兴隆县茅山村“逮捕”30多名抗日农民，在南土门杀害20多，其余被投入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16至20日日本古北口宪兵分队在日军协助下，在滦平县的汤河口、琉璃庙、大水峪等5个村抓走救国会成员和抗日群众340多人，被押送承德监狱，其中杨全、姜尔康、姜自强等50多人死于承德监狱和被杀害在水泉沟。
1942年1月，日伪军在兴隆全县进行“检举”，一次抓走村民2000多人，其中，400多人被就地屠杀，200多人被杀害在兴隆街头南土门，其余被押往承德判刑，一部分被害死在承德。2月初，日本承德宪兵队在仅有50多户人家的承德县南双庙村“检举”，抓走110人，当场杀死5人，其余解送承德监狱后杀害、折磨死74人。当月农历年除夕，日本承德宪兵队在承德县上板城一带“检举”，抓走抗日干部、积极分子47人，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2至3月，日本宪兵队和刘其昌讨伐队在兴隆县小东区、大灰窑搞“检举”，抓走100多人，在该县枪杀17人，其余杀死在承德。3月9日(正月二十三日)夜，日伪军在宽城大地一带进行全面“检举”，抓走800多人，其中315人被押往承德杀害(内有共产党员17人)。同月，头沟警察署长刘振荣“检举”几个叫“九江八河”的抗日组织成员，抓到承德县警务科过堂，然后将其中4人杀死在承德街水泉沟。4月，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八路军抗日力量，在宽城境内进行一次大“检举”，敌人从榆木岭、椅子圈、篆子台、车道子、龙凤沟、艾峪口、北大岭、大庙沟、双洞子、熊虎斗、唐杖子等24个村庄抓走422人，押送承德街后惨杀342人，其余判刑。4月7日，伪滦平县警务科长日本人关直雄率该县刘、姜、胡、董四个讨伐队合并编成1000多人的大队，乘夜“围剿”丰滦密抗日县政府和八路军第十团驻地臭水坑，8日拂晓开战，由于敌人事先探明情况，三面围攻，一面绝壁，将八路军党政军200多人困在当中。在进退无路的危急情况下，八路军干部战士毫无惧色，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丰滦密县长沈爽、第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为国捐躯，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9名被俘，被押到承德杀害。1至6月，日本承德宪兵队“逮捕”1292人，其中承德县25人，喀喇沁中旗13人，青龙县186人，兴隆县496人，滦平县31人，迁安县99人，遵化县120人，蓟县179人，平谷县87人，密云县53人，三河县1人。上述被捕人员，被立案解送承德处刑511人。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日本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带队在青龙县九虎岭一带“讨伐”，俘游击队、民兵及逃难的老百姓100多人，经在宽城灌凉水、殴打拷问后送承德加以迫害，其中孙广和、王胜惠、孙永林等12人死在承德监狱。农历八月十三日，驻热河的日伪军去长城里“无人区”“扫荡”，将赤城县南尹家沟共产党员侯何锁、村干部萧树方、侯明功等30多人抓到承德杀害在水泉沟。在承德被害的还有赤城县姚家湾副村长尤万录、村公安员任明等6人。同年下半年，日伪调集6000兵力在丰滦密的长城各口和山边通道区域采取分区“扫荡”办法，有431人遭屠杀，1100多人被抓到承德，有的被送往东北当劳工，有的在承德被害死。同年秋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在长城里的遵化“无人区”“扫荡”，将马蹄峪村办事员韩荣久、武装班长王顺成等7人抓到承德折磨死在监狱。同年冬季，驻承德日军调集第一○八师团主力，伪满军10个旅，伪热河省属20个讨伐队及县属讨伐队共10万余人，在热河全省进行大“扫荡”，仅宽城地区就抓1500多人，杀害400多人，其余的人有的押去东北当劳工，有170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月至11月，日伪在青龙全县搞了三次“破交大检举”，在宽城镇进行过三次血腥大屠杀。其中10月的一次，日伪当局组织平泉特高队、宽城日本宪兵派遣队、宽城日本中根守备队、冷口日本宪兵派遣队、宽城特务班、峪耳崖安如一宪兵派遣队、青龙宪兵派遣队以及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行动，由喜峰口宪兵派遣队队长水川少尉任总指挥分片进行“检举”。在下板城、小前坡峪、骆驼厂、双洞子、丁家沟、药王庙、石佛、王家店等十几个村“检举”抓走群众100多人。驻青龙、峪耳崖、冷口等地敌人到大转岭、长沟、峪耳崖等地抓走100多名百姓。以上所抓的300多人全部被押送宽城。经过刑讯，有80多人被判死刑，由中根守备队在宽城南关东山根枪杀。除跑出一部分，其余215人被押到承德监狱陆陆续续折磨死。同年秋至年末，日本古北口宪兵分队，在伪警察讨伐队援助下，“检举”破坏警备路的抗日分子1330名，释放420名，解送承德处刑910名。腊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喜峰口宪兵分队带领警察讨伐队从宽城出来一过暖泉河进西沟沿路就搞“检举”，抓走60多人，押到宽城警察署，刑讯后有放回的，有用酷刑折磨死的，有在宽城枪杀的，还有一部分转押到承德，许贵珍、杨廷秀、刘文洲等人被杀害在水泉沟。同年冬，承德县新杖子苇子峪牌长马洪斌的儿子马春荣(18岁)被捕，从兜里搜出给八路军做鞋袜的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逮捕”很多人，其中46人被砍杀在承德水泉沟。同年腊月三十夜晚，日军大崎部队到光头山地区按密探侦知的情况进行大“逮捕”，将樊林、樊树、韩炳钧、王树林等300多人抓到黄土梁子警察署刑讯，翌年正月十一，将一大部分人送往平泉再次刑讯，正月十九日又将100多人从平泉送往承德监狱，二月初二将其中48人拉到承德水泉沟砍杀。
据曾经参加过1942年腊月二十七日伪热河省警务厅组织的全省大“检举”的伪特搜队队员时志祥(当时任伪承德街头道牌楼派出所所长)讲：“从康德八年(1941年)以后，年年搞全省大‘检举’，时间不定准，春天秋季年底都搞过，修部落那几年搞得更凶，抓人很多。”
据《满洲新闻》载，“本年(1942)开始以来至12月中旬期间，热河省讨伐队交战196回(只是主要战斗)”，“由本年1月至12月，担任维持西南国境线治安工作的第五军管区讨伐部队，由1月起共10个月间，交战330回，其中包括日满军几万人在热北搞的规模较大的‘围剿’八路军承平宁游击根据地光头山”。光头山战斗，游击区损失严重，八路军部队在行军和作战中被冻坏手脚的30多名伤病员，被敌人搜山时从掩护的老乡家搜出，押解到承德监狱全部牺牲。
全省大“检举”，多数由伪热河省警务厅牵头组织，军警宪特联合动作，分工分片进行。仅以1943年春节前后全省大“检举”和秋季全省大“检举”为例，足以证明之。1月13日到宽城洪杖子“检举”报国会会员，抓27人，在当地杀害8人，另19人被押送承德监狱判刑后折磨死。25日在山家弯子搞“检举”，抓走26人，被押解承德杀害24人。原日本承德宪兵队宪兵石田一雄在1月受命带宪兵在青龙、兴隆、迁安一带“检举”破坏道路、电讯的农民693人，刑讯后提出判刑意见送交承德190人。同月，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政府工作人员在青龙县九虎岭村开会，由木村光明电话命令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带队协助喜峰口宪兵分队对九虎岭地区进行大“逮捕”，共抓了150多名居民，刑讯后将70多名送承德处理，其中61名被特别治安庭判处死刑杀害在水泉沟。同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本承德宪兵队和伪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王家营和五家村大“逮捕”抓走12人，后转送承德监狱关押，于当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将张忠、贾文圭二人砍杀在水泉沟，王芝被害死在承德监狱。2月1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承德县鹰手营子、新杖子、牤牛窖等14个村和下板城一带“检举”1000余人，其中下板城村的姜海亭、胡启凤等71人，白河村贾文义等6人，南双庙村罗万成等49人，鹰手营子村刘占海、罗万桂等15人，连同上板城、新杖子、胖和尚沟、两益城等村254人被抓到承德，分批砍杀在水泉沟和在承德监狱折磨死。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三村变成了“寡妇村”。2月2日，日本宪兵队带领平泉伪警察讨伐队在八路军承平宁四区区长张健光活动的崖门子、水泉、七沟一带18村进行“检举”，621人被抓到承德，将干沟子村干部侯文彬、赵武连等判处死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将上平房村办事员崔振阁等折磨死在承德监狱。2月5日，日伪军在兴隆进行大“检举”，五天抓走男性群众5000多人(仅半壁山伪警察署所辖各村就抓走2000多人)，10日惨杀400多人，其余人被投入承德监狱和锦州监狱，投入承德监狱的绝大部分被折磨死。大莫峪是个42户的小村，被抓73人，被杀72人，8户被杀绝，30户杀没了男人，成了“寡妇村”。2月，在宽城西北方16里地区，在日本战务课长木村光明大尉指挥下，“检举”青平抗日救国会员破路分子150名。经刑讯后，释放100多人，送交承德特别治安庭处死刑的15名，判徒刑25名押入承德监狱。在喜峰口“检举”抗日救国会干部和破路积极分子61名，刑讯后全部送往承德特别治安庭处死刑。日本承德宪兵队队长、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桥本岬于1943年在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光头山地区搞了四次大“逮捕”。按密探侦知的情况，2月在光头山南侧地区“逮捕”抗日人员520名；3月在青龙至平泉公路两侧村庄“逮捕”抗日人员130名；6月在光头山东侧黄土梁子、八里罕地区“逮捕”抗日人员120名；7月在光头山西侧三家等村“逮捕”人员140多名。日军对以上900多人进行刑讯后，将其中的580余名送交承德监狱，并判死刑杀害50多人。同年5月中旬，日本承德宪兵队派遣特高系特务太田秀清在承德街“逮捕”10人，以共产党承滦密联合县地下工作员罪名进行殴打拷问，然后秘密处死。7月，日本军在承德街遗失了军用电报密码，用两个营的兵力在各个路口设卡断绝通行四天，对成年街民严格搜身盘查，将600多被怀疑者“逮捕”，关进留置场和监狱，严刑拷问，打死7人，直至找到军用电报密码才把众人释放。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伪青龙县驻曾杖子特高队参加全省秋季大“检举”，将丁杖子村武装中队长丁九功、丁奎元、丁九奎等7人，平方子村栾成旭、杜景兴、杨恩波，乱泥沟村勾凤文、杨玉林、张玉安等380多人抓到青龙，经过多次刑讯，最后从青龙转押到承德监狱，其中平方子村栾成旭、杜景兴等80多人被判了死刑，有的被在监狱绞死，有的被拉到水泉沟砍杀。1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日本承德宪兵分队带着伪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搞大“检举”，将安匠、塘头沟等柴河川一些村子，小白旗上下五个部落，上板城、南双庙、应营子、老爷庙、西大庙，胖和尚沟、新杖子一带一共有400多人被抓走，经过在当地伪警察署刑讯后，用汽车拉到承德刑讯判刑，活着回去的50多人，有100多人被弄到东北当劳工，其余200多人全部被害在承德。同月，日伪军警在喀喇沁中旗推行“剔抉”计划，共抓走抗日人员和平民1200余人，在当地杀害30多人，抓到承德监狱400多人，在狱中折磨死一部分，在水泉沟杀害80多人。10月8日，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在青龙县汤杖子五道河等十几个部落“检举”为八路军办事的牌甲长54人，汤志远等43人被押到承德，杀害在水泉沟。同月，迁青平联合县七区组织委员张维政失掉地下党员花名表，落入敌手，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按名单逐个“逮捕”，仅柏木塘、王厂沟就逮捕94人，其中38人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12月30日，伪青龙县警务科奉令纠集县内各地日伪军警特及搜捕队，逐部落进行大“检举”，残害致死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押到承德街杀害300多人。
兴隆县，敌人在用武力推行集家计划期间(1942—1943年)，全县被“检举”入狱死亡12 000多人。这期间内几次被检举出的7000多人死在承德监狱或被杀害在水泉沟。
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和铁路警护队依“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采取个别“逮捕”和一齐“逮捕”方式，在热河制造的白色恐怖十分厉害。据《伪满洲国史》记述，1935年4月至1943年11月，日伪在热河进行一齐逮捕11次，逮人 18 000 多，其中杀害2000余人，转送1500多人。这当然不是全部数字，而且不包括最后一个时期的情况。
1944年2月上旬，日军和伪讨伐队在兴隆县潵河川各人圈“检举”，抓2000多人，在当地集体屠杀120多人，其余押解承德监狱，大部分送东北当劳工，少部分判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3月，上万名日伪军在兴隆进行春季大“扫荡”，持续10多天，全县被抓3000多人(仅中田村就被杀197人)，除在当地刑讯释放、杀害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送往东北各地当劳工，其中470多名押入承德监狱，被陆续折磨死。同月，日本赤峰宪兵分队长百鸟伴次郎以下宪兵200多名，在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地区“检举”承平宁抗日县政府组织农民破路分子200名，用殴打、灌凉水、吊起来等方法刑讯，其中70名送承德入狱杀害。6月，日伪在兴隆进行“投匪家庭大检举”，凡八路军军属、干属、亲友，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县共抓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一部分直接送往东北当劳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杨树正等104人先后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1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在青龙县搞“检举”，从汤杖子等村抓走54人，押到承德，翌年2月15日(正月初三)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据滦平县党史办统计：由于日伪在滦平县强迫老百姓集家并屯，迁入“部落”而造成的逃亡、饿死、冻死、瘟疫病死和被敌人检举杀害的，共伤亡20 700人，其中被日伪杀害在承德一大部分。
青龙县集家并屯前后被敌人“检举”杀害7234人，全部死在承德。
从青龙、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遵化、赤城等十几个县调查证实，日伪搞“反集家大检举”、“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等陆续抓到承德杀害(含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 000多人(不完全的数字)。
搞破交检举，在承德杀害1300多人。
笔者仅从承德县、宽城、凌源、围场、平谷等县的局部调查统计，日伪从1935年至1944年7月，进行若干次不同规模的“逮捕”，其中抓到承德街杀害的1000多人。
笔者依据遵化、宽城、密云、赤城、青龙、滦平等县的部分调查数字，日伪军从1941年10月(农历八月)至1944年冬，对“无人区”的多次“扫荡”，抓到承德杀害的1000多人。
日伪对冀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频繁“围剿”，从1938年11月以后的战例中初步统计，俘八路军党政干部、战士和民兵，押解到承德残害的有2100多人，内有冀东军分区十三团副政委(红军)廖峰，迁遵兴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同县十一区区长王一民、县委组织部干事温秀之、县武装总队队长张惠、县情报交通队队长张兴国、六区干部依林，蓟遵兴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委书记李光、六区区长张连涛以及村办事员韩荣久、贾子臣、葛子林、马台，县游击队侦察员宋占青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他们坚贞不屈地牺牲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监狱一次电刑杀害300多名政治犯。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盘踞12年多，仅从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不完全统计，他们杀害了65 000多人，制造了30多个惨案村。其中兴隆县的大莫峪、楸木林、兰旗营，宽城县的暖河塘，青龙县的化沟，承德县的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等村的已婚男人被杀绝，变成了寡妇村。
这些村庄被检举逮捕的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除了在当地被杀的，大部分被害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承德监狱不仅是热河省的最大监狱，也是伪满洲国的最大监狱之一。狱内设置戒护科(后更名为监理科、监护科)、需用科、文书科、会计科等科室。狱中分设已决监(已判刑，含女犯)、未决监(未判刑，含女犯)。监内又分国事犯(政治犯)、刑事犯、经济犯等监房，另还有外国人监。囚禁人判刑，除一部分在南营子三官庙三级法院的法庭室，大多数在监狱。将未决犯集中到院子，由检察官和法官按照日本宪兵队送审裁定意见书进行判决。判15年以下的，判完转送东北各监狱服苦役，判无期徒刑的就地关押或杀害。判死刑的，人数少的在监狱西南角绞死，人数多的在监狱电死或者在夜间或白天拉到水泉沟砍杀。监狱内的直接杀人手段也由原来的绞刑桩(人工勒死)发展到滑轮组制动的绞人翻板。狱中设置专事杀人的刽子手四至六人。“行刑於密行主义”，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野蛮手段，达到致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监狱造成死人最多的手段就是生活虐杀。从1939年以后，这是一种主要屠杀法。用生活虐杀，以病死为由，既可掩人耳目，又能达到置被囚者于死地的目的。
伪满洲国司法部规定“在监收容费食粮费一人当一日六钱五厘(伪满洲币)。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邪味熏人，难以下咽。监狱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染病的，没有一个不患疥疮的。监狱也有医疗室，名义上给犯人治病，只叫病号多按手印，不给药，贪污药费。监狱还成立“故衣组合”，扒卖死犯衣服。尤其对国事犯更加惨无人道，80%人带着刑具。不服苦役时，白天都让脸朝外坐着，后一个看着前一个后脑勺，稍微一动就遭皮鞭抽、铁棍打。夜里一个号睡70多人，挤的没法翻身，病号也不隔离，有的死了没经看守允许，两旁的人也不准移动。冬天室内生火墙，有其名无其实，经常灭火，屋中冰冷，睡板铺睡凉炕，衣单被薄，很多人冻饿而死。春夏秋季屋内臭气熏人，重病号在室内大小便，监号的卫生与厕所差不多。患病不给治，刑伤加饥饿，使很多人死在监号里。监狱里死人比在水泉沟老阳坡砍杀的多好几倍，从监狱往老阳坡抬死尸，天天有，少时一拨，多时三四拨，每拨两三个，有时十几个，全是在监狱里绞死的、病死的、电死的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死的。看守押着，活犯人抬死犯人，刚开始的时候，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铲几锨土一盖就拉倒，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小坑放好几个，几锨土也遮不严，狼吃狗拽到处是死人烂尸。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门窗正对杀人场与老阳坡相距不过半里地的农民高树芝(女，1987年73岁，潘德山之妻)讲：“日本鬼子进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开犁种地的时候鬼子就在老阳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阳坡砍人我没少看，有时站在山头看，有时站在院子看，有时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48个，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老头子用我们家水桶从河沟里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阳坡杀人坑旁边。鬼子把犯人从汽车上拽下来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后由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到坡旁大坑边跪下，刽子手用大战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脑袋砍掉了，头和身子都滚进坑里。有的两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脚踹进坑里。砍掉脑袋时，一腔子血喷出老高，腥味刮出挺远，熏得好几天吃不下饭。鬼子砍一个人，把刀放进水桶里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热了，不沾水就砍不动。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个小伙子是承德县三家的，特别有骨气，唱着歌下的汽车。日本兵要搀他，他不让搀，他说，我今年才十八，再过十八年还跟你们对立。他至死不跪，不跪没法砍，用枪打死的。”
当时的水泉沟尸横遍地，处处白骨堆，满目凄惨荒凉，啄食腐尸的老鹰、乌鸦等飞起来遮天蔽日，呱呱乱叫震耳欲聋。高庙、头道沟、鹿栅子沟、柳树底、罗汉堂、狮子园、残像寺、狮子沟等十几个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条狗，长年在杀人场吃死尸，眼睛全是红的。大天白日，狼群在杀人场附近撕拖尸体。农民下地干活，要持护身用具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外出。杀人场附近住户，经常从屋里和院中往外捡狗叼回来的人头、手、脚、腿或五脏。一到夏天，又腥又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头疼。小南沟口(现在的水泉沟乡卫生院墙外东南角)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头冲进井里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掏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也是红的。遍地尸体，处处白骨。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组织群众到水泉沟收拾散在露天的烈士遗骨，花了五天时间，净人头骨堆成小山似的三大堆，挖三个大间屋子那么大的坑，像垒墙那样干插缝把这7000多烈士的头骨安放在坑内掩埋。因为被狼、狗和鹰叼拽遗的散碎尸骨太多，到处都是，当时没有捡净，直至今日在老阳坡还能见到裸露的遗骨。人们步入墓区，只要蹴蹴脚，就能见到掩埋50多年的烈士骨骸。土质松软的老阳坡，从雨水冲刷形成的许多龟裂断层中，由地面至数十公分深的地方，可以看到斜突出来的东西，那有的像大腿骨、肋骨或者是头盖骨的顶部，遗骨残骸到处可见。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杀害中国人的准确数字无法弄清楚，主要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6、17日两天，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受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示，亲自监视将机要档案搬到热河省公署院内全部烧毁，毁灭了罪证。但是，当时留在承德人民心目中的3万多的数字至今记忆犹新，是永远毁不掉的。
水泉沟万人坑，解放后一直成为承德市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每年清明节，市里很多单位组织人们到墓区祭扫，献花圈，凭吊先烈，继承遗志。1945年11月，著名音乐家李劫夫随同热河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万人坑掩埋烈士遗骨，触景生情，愤恨长久难平。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极大的仇恨，对革命先烈无限缅怀之情，于1946年春谱写了一首歌曲《忘不了》，这首歌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篇章，一直传唱至今。
水泉沟万人坑已经名传中外，受到中日两国人民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都曾登过照片和文章，进行过专题报导。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唐山冀东烈士陵园等单位来承拍过万人坑录像片。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壮士行》电视艺术片第四集“不屈的山川”中，根据承德市党史资料通讯第五十八期提供的宝贵资料，将万人坑摄入十几个镜头向全国播放。日本国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专程来这里考察，他于1989年出版发行的《三光作战》一书第一部第二章专文记述了“水泉沟万人坑”，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90年8月，日本国家放送局《万里长城》摄制组来承德拍摄万人坑墓区场景。1991年8月11日，日本福冈县和平之旅教职工访华团一行52人到承德考察万人坑情况。1992年7月1日将在中国考察资料汇集成册，题为《日本军侵略中国》写真集，由学术出版社在日本公开发行，7月4日，《读卖新闻》、《西日本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以史实驳斥了主张修改教科书的谬论。
万人坑已经成为一块历史记录碑，它不仅镌刻了抗日人民的爱国功绩，也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后人应该永远记住：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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