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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无人区

日本侵略军在宽城制造“无人区”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宽城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其范围:东起青龙河西岸的双松汀,西抵滦河东岸的兰旗地,长约150公里;北自冷岭子(后延伸至锦承铁路南);南至长城,宽约100公里,遍及现今行政区划的25个乡镇、180个村。这块“无人区”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宽城的“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是同步进行的。大体分为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在青龙国民优级学校召开有全县各机关、各协和会、各警察署、各村公所头目参加的“集家并村动员大会”。大会由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宣读《青龙部落建设通告》及《集家并村命令》,而后县协和会本部、日本宪兵队头目讲述所谓“集家”工作意义和具体时间、方法、步骤。大会决定把大地村作为首批试点,并成立县集家工作指导部,主任由西岛宽兼任。大地“集家”试点组织机构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组,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子队。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备队、县本部驻孤山子中队、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大地协和会分会、大地村伪自卫团共350人在集家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所谓“协同作战”。集家工作组组长由伪民政科科长桑春担任,副组长由伪民政科街村股股长王子合担任,组员3名(其中1人是翻译)。动员大会后的第3天,大队人马窜赴大地。  

  集家工作组副组长王子合设计《大地标准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赏识。此方案规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线上建立3个武装防备“部落”,即大地、熊虎斗、木匠屯,需迁22个自然村。“部落”规格200米见方,四周修筑石墙,墙高3米,宽1米,四角设有炮楼,东西大门两个,墙上加设铁丝网,警戒线放在突出位置,墙外土壕围城。“部落”间隔5至20华里。据王子合在1984年供认:“那时山区部落建设以方形为原则,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岗,以有利我方军政活动,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后,任务交付各班,武装班负责武力督迁,巡视班负责巡回检查,协和会搞欺骗舆论宣传,拆房子队负责拆烧,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烧,拒者——抓,逃者——杀。搬出搬入限定10天,违者以“反集家罪”论处。最惨的是松树沟8个自然村,瓦房沟3个自然村,120户、500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远的是十几华里,700多间房子全部拆烧。被赶到“部落”的居民只好先露天居住。在“集家”中,枪杀刀挑、活活烧死13人,至于挨敌人棍棒的不计其数。当时敌人把老百姓赶入“人圈”后,紧接着划“无住禁作地带”。规定“部落”10华里以外全部是“无人区”,并埋上“无人区”界碑(1米见方的标准板石,松树沟、破城沟将此石保存到建国后,到“文革”期间被损坏),然后宣布“部落”法规,给自卫团配备武器。  

  敌人在这里折腾1个半月,宣布所谓试点(也叫实验区)圆满结束。强迫22个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进入“人圈”,在敌人刺刀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烧毁房屋800多间,毁地1600多亩,划为“无人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以上。  

  试点结束后,伪青龙县政府组织各级要员到大地进行所谓参观学习。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村村派驻集家工作队;到1943年3月,宽城境内修筑“部落”99个,“集家”自然村1382个,“集家”28 100户,占总户数82%,“集家”人口 124 000 人,占总人口的85%,“无人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以上,毁地23万亩,损失房屋23 000间。  

  “治安肃正”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其残暴手段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日伪军在“无人区”里的主要暴行。  

  烧光:就是彻底烧毁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条件,使游击根据地庐舍为墟,林木为灰。宽城“无人区”烧得最惨的是王厂沟、松树沟、大汉沟等三大川游击根据地。1942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在一个半月里,去王厂沟讨伐7次,烧了7次,全庄230多间房子被烧得片瓦无存,十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住的“猫山户”,敌人更不放过,放火烧山,一片片山林化为灰烬,漫山焦土。元宝盖张兴华家被烧8次,最后没啥可烧的了,敌人一看院外碾子轴、井梁架是木头的,便倒上汽油给烧了,碾子给掀翻了,水井给填死了。那时节,村村户户碧血殷殷,烈焰腾腾。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里烧房(不包括拆毁)9800间,烧死牲畜11 000头。  

  杀光:就是敌人企图把反满抗日人员斩尽杀绝。他们采取“扫荡”屠杀、检举屠杀、狱中屠杀、秘密屠杀等多种形式,在宽城“无人区”境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主要惨案有:  

  大屯惨案: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人为搜捕周治国游击队,以报峪耳崖金矿、城子岭、三道关的惨败之恨,伪青龙警务科长、绰号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纠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关、孤山子等日伪军300多人,对大屯实行血腥大屠杀。一个400多户的村庄被杀害187口人,烧房530多间,杀绝了14户、50多口人,有19户各剩下只有1口人。刘振久一家10口人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5口。当时仅13岁的幸存者侯永会,被敌人一连捅了7刺刀,至今背上仍留7处伤疤。这场惨案中还烧死毛驴10头、猪120口、羊350只,烧毁粮食30万斤。  

  暖河塘惨案:1941年4月26日,驻承德70多名日军武装护送3只军用货船,从滦河直下。到宽城贾家安被何子桥抗日部队阻击,敌人气急败坏,下午4点多钟,敌人疯狂扑向暖河塘,刀砍火炼15人,17户人家有15户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妇庄”。

  王厂沟惨案: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敌人为彻底摧毁王厂沟这块抗日游击区,伪热河省警务厅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于友三讨伐队和孟子岭、喜峰口等日本守备队近5000人,对王厂沟9个自然村实行灭绝人性的8天大屠杀、毁青。庄稼逐块割,山林逐座烧,猫山守土抗战的居民被逐洞杀,8天毁庄稼700多亩、屠杀百姓112人,其中杀绝45户、90多口人。王厂沟的关界村有31口人,只剩下关贞瑞1人。当时关贞瑞7岁,全家6口,被杀5口。爷爷为保护3个孙子,被敌人割掉舌头,挖掉双眼,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岁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亲被敌人蹂躏后开胸剖腹悲惨死去。  

  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是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实行“梳篦山林”、“断臂绝瘤”,几乎哪天都有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943年9月13日,张雪涛讨伐队去井家庄讨伐,将1名抗日人员抓捕,绑在苇子沟西河套木桩上,给150多日伪军打了活人靶。据参加打活人靶先开第一枪的张雪队队员宁永满在1966年12月29日审讯中供认:“那次讨伐烧了井家庄11户,55间房子,抢走毛驴7头。‘人圈’外连人带物一齐搜查,那个抗日人员骨头还挺硬,我头枪没打心口窝上,他还骂我狗娘养的,熊种一个。”据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讨伐“扫荡”制造大小惨案153起,其中屠杀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组织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7次,1942年伪青龙经费总开支5 087 627元,其中“讨伐”、“治安”费为2 350 003元,占总经费的44%。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无人区”人民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见于“人圈”内,在“人圈”内也实行检举、屠杀。伪满制定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内乱罪、背叛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50多种,尤其是规定“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条款,给日伪军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无限特权。  

  1942年3月9日,伪青龙宪兵队、警务科对大地、熊虎斗、榆木岭、椅子圈、唐杖子等24个村庄实行一次大检举,抓捕420人,惨杀340人,其余判刑。仅唐杖子一处就杀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敌人在宽城搞了三次大检举、大屠杀,伪热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镇判决,抓捕213人,在宽城街南山根杀死164人,其余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伪热河省警务厅特高科长高石(日本人)亲临宽城坐镇指挥检举,抓捕1500人,杀死410人,当劳工630人。  

  有的检举纯属拿着中国人民生命当儿戏。1943年1月13日,宽城日本宪兵队带着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让相面先生相面认定哪个是八路军,哪个是共产党,结果当场胡乱点名,抓走27人,杀害8人,其余判刑。更为荒唐透顶的是1942年春,驻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围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张着嘴,敌人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妇,亲朋好友前去道喜,宽城特搜班闻讯赶到,从新郎、抬轿人、贺喜人中检举10多名送往宽城。  

  从1943年至1945年初,敌人搞检举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杀人之多极为惊人。1943年12月30日,敌人在全县99个“部落”里搞大型检举,残杀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山家湾子两个“部落”,从1943年到1945年检举46次,被检举341人,被杀79人。  

  1943年夏,伪青龙日伪机关别出心裁实行“防范月”,在特务股长赤种(日本人)指挥下,在宽城境内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个月。  

  敌人的屠杀,凶狠残暴,花样翻新,亘古少闻。什么“断食空腹”(不给饭吃,强迫招供)、“倒栽莲花”(倒头活埋)、“军犬舞蹈”(让狼犬扑身乱咬)、“内滚绣球”(把人脱光衣服放进钉满钢针的木箱里,盖上盖顺地乱滚)、“电磨粉身”(把人放在电磨里碾成肉酱)、“枪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敌人练习刺杀)、“钢针刺骨”(用钢针扎入致命处)、“火烧活人”(往人身上倒汽油,点燃烧死)、“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捆在一起,像虾一样投入水里淹死)、“木桩勒马”(把人绑在木桩上活活勒死)、“电动绞死”、“开膛取心”等等。1944年5月8日,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吉尾带领大地特搜班去南沟门讨伐检举,将青山口村抗日干部王福、邢金堂抓捕,带到大地小西沟门,毒刑追问八路军情况,王、邢二人至死不说,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将二人开膛把心肝取出。当场,叛徒马君捧着两位烈士血淋淋的心肝对其主子说:“食人心脑聪,吃人肝眼明。”日本鬼子吉尾当场吃掉心肝,并赏马君10块银元。至于灌煤油、辣椒水、凉水,压杠子,砍头,刀铡,那是到处可见的刑法。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损失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检举抓捕21 750人,其中杀害13 400人。

  抢光:就是抢空游击根据地一切财物,不让抗日人员立脚生存。敌人每次讨伐“扫荡”,除杀人,抢财、抢物、抢牲畜外,还要抢人。1943年初,姜大讨伐队去县西野鸡峪、椁椤台、蘑菇峪一带讨伐,抢来20多名青年妇女,威逼嫁给手下官兵。据《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暴行》一书中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宽城“无人区”被抢走大牲畜250头、猪羊68万只,抓丁要夫75万人次,抢走衣服14万件。  

  “人圈”是人间地狱,吃、穿、住、行无法言状。  

  吃无粮:由于天灾敌祸,土地荒芜,有许多“部落”连年颗粒不收,只好夏吃野菜冬吃糠,树皮扒尽山菜吃光。王厂沟刘殿阳全家5口人,有一角子(折合一市斤)小米吃了半个月,小米没了,没办法把枕头糠倒出来吃掉了。那时,富人过年肉山酒海,穷人吃糠咽菜。有的户到过年用柴禾换点豆腐渣就算过好年了。  

  穿无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见人躲在“避羞坑”里的事不足为奇。一年四季换不上衣服,几件衣服全家人轮换穿的比比皆是。 

  住无房:有的住碾道棚、门洞子、破庙,即使有个住处的户也是马架子房,拥挤不堪。隆冬满屋飞雪,炎夏臭气熏天。晚上睡觉能盖上破麻袋片、破簸箕就算将就户。蔡家峪“部落”周占尧妻大雨季节生孩子没处生,只好把孩子生在水没膝盖的碾道里,起名叫“水生”。  

  行不让:“人圈”实际上是个“集中营”,人们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检举、查户口家常便饭,一天出入身带“许可证”,通过岗楼如过鬼门关,浑身上下搜个遍。1942年腊月,王厂沟刘殿甫因外出超过规定时间,岗哨不让进“部落”,结果冻死在碾盘上。1943年6月,破城沟肖印发因下地种萝卜误了时间,被敌人活活打死。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早上菜,晌午汤,晚上糠粥照月亮。  

  “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没衣裳。  

  “借债、上吊、坐监牢。”这就是日寇制造的“人圈”里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不仅这样,“人圈”一到夏季,污泥浊水满地,苍蝇臭虫成灾,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疥疮广为流行,每天冻、饿、病死屡见不鲜。1942年夏季,大地“部落”传染疥疮,死了30多口人。当时人们说:“生疥先由手上行,腰里转三转,屁股扎老营,毒气归一就丧命。”蔡家峪“部落”800多人,平均每年疫病而死100多人,从1942年到1945年,死了300多人。家家陈尸,户户嚎啕,人死无人抬,就地房中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建设部落,自兴乡土”的“人圈”生活。据统计,八年抗战时期,全县冻、饿、病死在“部落”的有8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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