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1)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人要“扫荡”什么地方，是会有种种迹象的。
从大的形势来说，日本人要“扫荡”某个根据地，一定要先千方百计地进行“蚕食”，压缩我们的活动地盘。冀中“五一”大“扫荡”自然也不例外。聂荣臻指出：“日本侵略军从1941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
冀中根据地南北两侧，被敌人“蚕食”得尤其严重。北边大清河北十分区所辖地区，1941年6月大“扫荡”后，已基本沦为敌占区，成建制的部队已难已立足。南边石德路两侧的六分区所辖地区，也被“蚕食”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东部不大的一块地方。西边“宁晋、赵元宁、栾城、藁正获等地区则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除有少数游击队从事隐藏活动外”只能不定期的派小部队(一、二个连)深入“赵元宁”地区进行短期的隐藏活动，大半也变为日本人的天下。靠近平汉线的九分区，潴龙河以西沿铁路线的高阳、蠡县、清苑一带，已是岗楼林立，公路深沟如网。日本人且已越过潴龙河，向肃宁北部一带“蚕食”。靠近津浦路的八分区，据老人们讲，当年在几个分区中，是顶敌人的“蚕食”顶得比较硬的，子牙河以东地区也仍遭敌“蚕食”。位于冀中腹心的七分区，也被“‘蚕食’了450个村庄，”连同安有据点的村子，占全分区村庄的1/3。只剩下约千把个村子(有的人甚至说最多只剩几百个村子)那么一块地盘，还算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在深武饶
日方资料载“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地区形势要图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说，“五一”大“扫荡”前，这一带像点样的村子，不是住着队伍，就是住着机关。可见，当时我们的回旋余地已是相当狭小了。
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除了从大的形势判断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外，敌人要“扫荡”，还一定会有许多具体的征兆，如修路、抓伕、屯粮、调兵，等等。正如聂荣臻指出的：“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囤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伕，为它承担给养运输。”
敌人各个据点抓夫、屯粮、调兵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中国人的。这分散的情况层层汇报上来，冀中军区的领导人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某某地区的敌人是否增兵了，某某地区的敌人又要了多少民伕。等等。或许就在这个意义上，吕正操指出：“‘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是比较清楚的，对当时周围日军的部署、调动，了如指掌。”
不过，从大的形势分析也好，从具体的征兆推测也好，都只能是我方的一种判断。要想知道敌方的具体部署、计划，则必须靠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
日军是有重视谍报工作的传统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日本军队却是兵马未动，间谍先行。要进攻了，先派遣许多特务潜入进行侦察、配合。
土肥源、本庄繁、川岛芳子等谍报之“星”，与指挥作战的日军将领一样有名。而八路军缺少谍报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缺乏在城市开展针对异民族军队的谍报工作的经验。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侦察科长的原星回忆，冀中真正有了称得上是谍报的工作，那已是1941年的事，他说：“面对新的形势，给军事侦察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了军事侦察工作的效率，确保军事情报的质量，引起军事侦察工作组织上、方式上、手段上的一系列变化。”
愈来愈残酷的敌我斗争，使得八路军将领们懂得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懂得了情报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防备敌特打入我军内部，或是仅仅停留在优待俘虏的工作水平上，这些工作，严格地说，应当属保卫工作、敌军工作，而不是谍报工作。1941年初，晋察冀军区召开军事侦察工作会议，会上专门提出冀中要成立情报委员会，以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的统一领导。并要求冀中迅速建立各级情报站，以获悉日军战略性的战役情报为根本任务。随后，冀中军区又新成立了情报处，开展谍报工作。
在此之前，冀中没有一个情报工作的主管部门。
各地区、各系统各自为战，同一处据点里，可能有这个军分区的“关系”，又有那个军分区的“关系”。同一个军分区或地区，又有党、政、军各个不同系统各自为战，同一个县城里，可能有城工部系统的活动，又可能有政府的公安系统的活动，还可能有军队的情报部门的活动，十分混乱。有的“关系”，既为军队系统工作，又和别的什么系统打进去的人拉上了线。如此一旦这个“关系”被捕，就很可能暴露、破坏我方几个系统的工作。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们说，各自为战还带来这样的弊病：一个重要的“关系”，好几个部门、好几个系统都去争，结果我们自己人倒先争起来了。这些，都表明一直到1941年，冀中的情报工作，还比较简单，未走上正轨。
在此之前，冀中主要还是针对附近的敌伪据点开展工作，通过敌人调动、屯粮等迹象来判断敌人的行动。还少有针对敌人的战略、战役企图而进行的工作。帅容在谈到1941年春十分区遭受从远处用大车拉来的日伪军的突然“扫荡”时，曾很有感触地提到：“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的侦察工作有点近视，战略侦察不够，只知道周围敌人的情况，不知道远处敌人的动态。如果在地委统一领导下，设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总侦察机构，从战略到战术对敌实行侦察，时刻掌握敌军动态，做到知己知彼，我们就更主动了。”
其实，帅容这个愿望，在“五一”大“扫荡”以前就已实现，只是因为十分区斗争残酷，未能如愿罢了。
原星说：“整个军区的情报网，在‘五一’反‘扫荡’前，除第十军分区由于1941年区内敌我斗争形势已发生了严重变化，仅建立了局部情报站外，已经基本形成全区网络，就是说冀中全区城市、乡镇和大村落敌已设点者均建立了情报站，各个情报站都在隐蔽地积极地有效地工作着，有些情报站的工作相当出色。”从仅重视邻近据点敌军的动向，到注意交通线上及更远处敌军的动态，这是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地区，没有冀中那么多“扫荡”，这一步走的就更迟一些，像冀南，是在1942年“四二九”、“六一一”两次大“扫荡”后，才提出注重战役情报。原星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冀中军区本应建立情报总站，底下各军分区建立总分站，每个总分站下又有若干个情报站。形成情报总站——总分站——情报站三级情报组织。考虑到冀中地处平原，敌情变化快，部队游动性大，又被敌点线分割的实际情况，冀中军区未建情报总站，只是成立了情报处，主管情报业务，底下各军分区则都成立了情报分站(十分区除外)，形成情报分站——情报站这样的二级情报组织，与别的地区略有不同。当时，各部队都指派专人每天去军分区的情报分站去领取当日敌情动态情报。原星又说，根据1941年晋察冀军区侦察工作会议的要求，军区和各情报分站都十分注重搞日军的战略、战役情报。他说：“战略战役和重要战术据点，如当时的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德州、沧县等是情报站的主突目标，但又容许两个以上军分区各自进行重复性的情报工作，如石家庄(当时叫石门)我之六、七军分区和太行一军分区、冀西三、四军分区都有自己的内外线工作活动。”
像石门、保定这些城市，都是敌伪的统治中心，要想打进去并站住脚，是十分困难的。说到冀中的情报工作，不少人可能会想起冀中作家李英儒创作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及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就是李英儒根据他在保定情报站工作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李英儒去保定，已是“五一”大“扫荡”以后的事情。1942年底始任冀中区党委敌伪军工作部部长的史立德同志，回忆起派遣李英儒去保定的情况，说：英儒同志接受任务后，很快带爱人张淑文同志进入保定，在他姐姐家落户，办好一切居住证明后，即迁入极为隐蔽的民房。于1943年春，在淑文同志协助下开始了保定站的工作。地下工作生活条件极艰苦，在此期间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不敢请接生员和进医院助产，不得已英儒把老母亲从农村接来照顾他爱人，孩子出生后衣、被都是英儒从他家拿来的。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1943年，到保定去从事情报工作，且如此艰难，“五一”大“扫荡”以前，就更为困难了。因而原星说，在1941年以后，虽开始重视派遣、情报工作，但“冀中军事谍报工作，建立时间较短，虽为当时对日斗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是根底较浅，还未形成显著力量。”
在抗战期间，冀中谍报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获取了日军即将大规模“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
除了保定工作站获取了日军即将“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外，据说石门情报站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原星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名叫王格非的同志，受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的派遣，潜入石门。据说该同志先由一般职业掩蔽站住脚后，经过努力，最后打入敌宪兵特务系统，曾在1943年日寇对冀西山区(北岳区)要进行秋季“大扫荡”
时的重要情报，提前一周作了报告。
可见，在1943年时，冀中的谍报工作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能够准确地提供日军战役性行动的情报了。如此人们不禁会想，如果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情报部门能够像1943年时一样，提前获取敌人即将发动大“扫荡”的情报，历史，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1942年，冀中的谍报工作的水平比1943年要差一大截子，打入日伪核心机密部门的人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打入日伪的外围组织，像七分区情报人员孟鱼，打入正定伪警察局当了特务队长，另一名情报人员谷再兴，打入无极的特务队。李英，打入伪治安军六团。等等。而在1942年要判断敌伪增兵的动向，比1943年更难。因为在1942年，如果敌人增兵平汉路沿线据点，那么敌人是要“扫荡”路西呢?还是要“扫荡”路东呢?而在1943年，路东冀中基本在敌人控制之下，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扫荡”路西。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冀中七分区情报站，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当年任七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的牛臻回忆说：“1940年6月，冀中七分区司令部侦察科(股)派张文盛到新乐县苏仙庄建立了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一直是藁无中心情报站的主要目标。1941年以后，建立了石家庄情报小组，由鲍俊德负责……冀中七分区要求藁无中心情报站，严密监视敌人动态，随时上报敌情，军分区首长还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从石家庄获得敌人的战略、战役的重要情报。1942年春，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小组负责人鲍俊德，通过内线人员，利用关系搜集到石家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要与一一〇师团换防，并在近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的重要情报。情报指出：敌人准备采取‘声西击东’的办法，打着窜扰冀西的幌子，实际要对冀中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并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大量炮楼、据点……情报站搜集到的这些敌人情报，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对部队反‘扫荡’和安全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段回忆看，冀中军区七分区的情报部门，早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知晓日伪军在平汉线一带大量增兵，频繁调动，表面上宣称是要“扫荡”路西，实际上是冲着冀中来的。而且，情报部门还指出，这次“扫荡”，不是采取以往“分进合击”的形式，而是“拉网式的”，也不同于以往的是，“扫荡”过后，日伪军要大量安据点，而不是返回原出发地。尽管这些情报是“零零碎碎的”，但敌人阴谋的要点，应该说是抓住了。
还有人说，在“五一”大“扫荡”前，不仅军队系统的情报部门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政府系统的情报部门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不仅七分区首长获悉了这个情报，冀中区最高领导，也同样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五一”大“扫荡”前在八地委工作的罗玉川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张国坚同志(时任冀中区公安部长)对我说：‘扫荡’前两天就给黄敬说了，敌人要‘扫荡’了，要做准备。他从内部掌握了情况，反映了两次。但黄敬同志没及时研究，注意不够。”
从上面两段回忆看，“五一”大“扫荡”前我方已知悉敌人的阴谋，似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冀中的老人，包括一些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对此却坦率地表示怀疑。他们说：“搞伪军的情报容易，毕竟都是中国人，有些还套着亲戚，搞日本人的情报可不容易。”
“搞驻在什么乡镇据点的日本人的情报，总还有些办法，要想摸石家庄这样的城市里日军的情报，难度就大了。”
“就像天气预报，短期的好说，今天说明天有没有雨，好讲。中期的、长期的就不好讲，一个月以后下不下雨?谁知道?要是还要求讲清一个月以后什么地方下不下雨，这不就更难了。”
“时间一定要准确。情报搞到手了，是不是及时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我们这边是不是及时收到了。收到了，首长是不是及时看到了。关节多了。”
“这个事情，我怎么没听说过?”
……
可以设想，有许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当时许多情报人员被敌人制造的种种假想迷惑了，送上来许多份日伪军即将“扫荡”路西的情报。那份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真实的情报，反被这数量上占优势的内容不真实的情报淹没了。又比如说，也许送上来的那份真实的情报，证据还不是那么确凿，结论也只是情报人员的一种猜测，不是十分肯定，因而难以引起领导的注意。历史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年情报工作都是单线联系，黄敬、张国坚、罗玉川、鲍俊德等当事人又均已作古，故而在目前的确难以讲清，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悬案吧。
情报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直至今日，或许还不为人所知，也许当年有极少数优秀的谍报人员确曾打入日伪机密部门，获取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报告给八路军总部或中共北方局以至延安。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方当时并不了解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李健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主要来自百姓们无数双眼睛的监视，敌人各个据点，有什么动向，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而不是在于事先就获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扫荡”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图。日本人作为异民族在中国作战，有许多困难。同样，我们要想获取异民族军队日军的情报，也不那么容易。
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军事家的人，大概都读过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战争论》。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他认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他认为：“不能忽视精神因素，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八年抗战，八路军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与日军相比，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因而精神因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进攻，就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防守，就要稳如泰山。那么，“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军民，又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当年将帅们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答案。
聂荣臻在谈到“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大部地区沦入敌手的原因时说：“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程子华也认为这个回合没有打好，思想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这次‘扫荡’中，我们无论在物质上或人员上的损失，远比历次反‘扫荡’为大。原因是：对敌人的这次‘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这次‘扫荡’与过去的‘扫荡’作同样的认识，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不充分……”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从将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均认为“五一”大“扫荡”前，我们的精神准备还不够好。那么，人们或许要问：冀中是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四周一直是强兵压境。1941年以来，日伪军又实施“蚕食”，步步紧逼。在这种弦拧得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按理说只会有人夸大敌情，惊慌失措，怎么还会“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呢?■定期的操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假的，但在涉及人们的心态等方面，却又可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它又是清初社会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历史画卷，要想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读懂一部《红楼梦》，也许比看十部干巴巴的历史书还有帮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才认为，虽说是搞历史的，但“小说亦可参考。”研究古代历史，可以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去把握当时人的心态和情绪，研究现代历史，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研究“五一”大“扫荡”的历史，就不应忘记冀中作家王林创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扫荡”为时代背景的小说——《腹地》。
这部小说，据作者自己说：“写于1942年冬到翌年夏。当时正值日寇对于冀中平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所谓‘五月大扫荡’。我相信中华民族抗战必胜，但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幸存到最后胜利。为了给这场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留下一点儿当事人的见证，我就守着洞口动起笔来，随时写随时藏在墙窟窿里……希望对于冀中平原根据地军民粉碎日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所谓‘五月大扫荡’斗争的英雄史迹能表现其万一。”这部守在地道口写成的小说，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真不如说是历史著作。要想了解“五一”大“扫荡”前后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应该好好看看这部书。
在这部小说中，王林写了这样一段话：反“扫荡”斗争，成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的一种定期的操练。敌人多日不出来“扫荡”，倒是等得不耐烦。出来“扫荡”一下子，又扑个空逃回去，群众反倒感到是还了一笔阎王债，又轻松又愉快。出来“扫荡”的敌人回王八窝了，据点里增加的敌伪又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群众和干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防备敌人下一次的“扫荡”
。从军区一直到县、区、村，开会的开会，做总结的做总结，布置工作的急忙召集下级，传达决议的立刻下乡。
坚壁了一个时期的文件包从土里刨出来，冲散了几天的同志又重新集合起来，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仿佛经过反“扫荡”
斗争，更加亲热了。钢笔在湿土里埋出了“汗”，纸本返了潮，可是经小风一吹，热空气一哈，等不到开完会，一切又都照旧了。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繁华，“扫荡”
一过，游击集市也飘忽不定地转着村开了张，赶集的人也还不算少；游击小学校也照常上起课来。叫卖声、歌声、笑声、读书声，重又飘荡在大小村庄里。
显然，日伪军这种周期性的“扫荡”，在王林笔下，不过是“一种定期的操练”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许有人要说，虽说王林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小说。
别人是这样认为吗?翻开将帅们的回忆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将帅们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还更为“浪漫”。
比如聂荣臻就说：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周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
在聂荣臻这样身经百战的将领看来，敌人的“扫荡”，连“定期的操练”都算不上，大不了是“一次大旅行”。心情自然不紧张。
冀中的基层干部和一般百姓，久经“操练”，对敌人的“扫荡”，也不觉得多么紧张。《腹地》中有一段描写说一个村的村长范世荣，到区里听区委书记张昭进行反“扫荡”
动员：张昭接着说道：“今天传达冀中区党委的形势报告和紧急通知：根据各方面的征候和可靠的情报，日寇对咱们冀中平原根据地要发动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区党委号召我们动员起来，迎击和粉碎敌人的这次大‘扫荡!’”
范世荣默默听着，心里说道：“反正哪一次动员都说是‘空前残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闯过来了!”
区委书记张昭，村长范世荣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当年像有这样心理的村长，的确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们听了敌人要大“扫荡”了，又是什么反应呢?王林的小说中也有一段很真实的描述：反“扫荡”紧急动员部署传达以后，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冀中平原。各村游击小组和男女自卫队日夜戒严，一方面警惕地盘查行人，一方面突击地道，修整道沟，准备战斗。八路军也都做了紧急战斗动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后方勤务部门把所有的文件、工具器材都坚壁起来；非战斗人员也统统分散，各自建立社会关系隐藏在群众里。于是各种工作人员东去西来，像乱搅云一样穿来穿去，散布着恐怖和战斗气氛。地方武委会系统的情报，更像雪花一般飞到这村又飞到那村，说敌人在这个地区天天抓人修岗楼安设据点，在那个地区疯狂地修汽车路挖封锁沟，稳扎稳打地加紧向冀中腹心地区蚕食和压缩，处处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但是，日寇的“大扫荡”并没有马上到来，于是紧张一阵以后，太平观念又在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滋长了。人们笑着质问隐藏在群众里的工作人员道：“鬼子要大‘扫荡’，你们怎么事前会知道，给你捎信来啦?”
“俺的心刚不跳啦，你们又吓唬俺!”
青年和村干部们，见地道工程太费力气，就猜疑上级传达下来的日寇“大扫荡”情况是一种动员办法。因而自作聪明地分析道：“敌人吹出风要‘大扫荡’，是一种谣言攻势，鬼子专会玩这一套阴谋诡计：什么‘大扫荡’、‘小扫荡’，季节‘扫荡’，我见识过不只一次啦，到时候像推碾子推磨盘似的一转悠就回来啦，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最毒辣的方法还是从边缘地区一步步地向咱们腹心地区压缩，一口口地蚕食!”
民以食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迹象前，农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多打点粮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粮价飞涨起来了。群众成天坐在街上庙台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叹息春荒春旱，把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扔在耳朵后边了。每天虽然有闲工夫，但是只要干部不催，挖地道的劲头怎么也鼓不起来。眼看就要饿肚子，谁还愿意干那营生子呢?”后来，天遂人愿，果真盼来一场春雨。农民们高兴地一边干活一边议论：“‘扫荡’就‘扫荡’，咱见过多啦，只要种上庄稼有吃的，什么也不怕!”
读了王林的《腹地》，对“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心态，应该有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印象。不过，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人说，有的地方，恐怕还不如王林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连敌人要“扫荡”动员指示都未传达。比如我们在离安平县城只有8里地的深县西大染庄采访时，村里的老人就说，当年没听干部说，日本人要大“扫荡”了。又如刘秀英老人，当年在家乡——离任丘县城50里的一个村庄，也未听说过日伪要大“扫荡”。
西大染庄是近敌区，刘秀英老人是1942年11月入的党，当时是村里的积极分子，而且据她讲，这个村没出过汉奸，是个抗日斗争开展较好的老根据地，居然都没有听到有关反“扫荡”的动员。
到1942年，抗战也抗了五六年了，如果说，最初老百姓对日本兵还觉得有些陌生和惧怕，现在已是相当熟悉和了解了。日本人是凶，是残忍，但日本人的烧杀，反倒让冀中的百姓们挺起了胸膛，没什么可怕的，再说，怕也没有用。
1941年，安国县一位百姓曾写过一篇短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冀中的百姓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天拂晓的时候，我正在甜蜜地睡着。忽然听得狼嚎似的一声：“快快的开会去!”
我由梦里惊醒过来，披衣下床，再想逃走，实在不能。
因为村子四面全被敌人包围了，并且街上都是敌人，只得在敌人的皮鞭下到街上去开会。
……
有几个手里拉着小孩的妇女，来的晚了些。那个鬼子把洋刀朝她们一指，大声呼喝道：“你的，开会为什么来晚?死了死了的有!”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妇女慢慢挪来。那个鬼子嚎了一声，举起洋刀跑到那个妇女跟前，寒光一闪，洋刀搁到妇女的脖颈上。人们见鬼子要行凶，异口同声地嚷道：“不能杀她!不能杀她!”呼声震撼了田野。鬼子为了收买人心，才把刀收了回去。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鬼子恐怕是要行凶了，而这只会增添百姓们的仇恨。在一篇题为《被鬼子糟蹋后的××村》的短文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鬼子离开被它们烧杀后的××村，爬回王八窝饶阳城里去了。村头麦场里金黄色的麦子，被烧成一堆黑灰；田野里已熟未割的麦子，也被烧去了大半。
房子还在燃烧着，黑烟冒入天空。整个村庄，包围在浓黑的烟雾里。
大街上乱得不成样子了。家家的东西都混乱地抛在地上。几个年轻妇女，躺在鲜红的血泊里；几个将死未死的老人，还在地上哼哼呻吟着……
逃出去的老乡们回到自己被烧毁的家里，惊恐未退的面孔上，堆满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
……
孩子们紧握着铁锤一样的小拳头，小眼像灯似的闪着光：“妈的，捉住鬼子，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老年人伸出了手：“妈的，再来了拿切菜刀去杀他两个……”
青年们愤怒地说：“报仇!年轻人当八路军去!”“不打走鬼子过不了安生日子……”
冀中的老人们说，当年，冀中的百姓，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似乎人人有一腔英雄气，小鬼子来了吗?咱就跟他打，打不了就跑，没跑了，让开会，咱就去。让咱卖国，打死也不干，杀就杀吧，烧就烧吧。老人们说，冀中的百姓，真是横下一条心，跟鬼子拼了。大不了是一死，不就是烧房子、抢东西，杀人吗，还能怎么着?鬼子不让咱过好日子，咱偏要乐。所以，鬼子白天“扫荡”，晚上识字班照样开课，村村差不多都有剧社，一位老人回忆说：“‘遍地歌声’这个词，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环境那么残酷，却还要唱歌。开会唱歌，劳动唱歌，钻了地洞还要唱歌，打完一个仗，自然更要唱歌。”死不了，爷们就要乐，就要抗日!死也不服，不当亡国奴!
“定期的操练”，这话透着对鬼子的藐视和乐观的精神，不过，这也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觉得鬼子“扫荡”
大不了就这么回事，雨过地皮湿，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而就容易麻木和松弛，紧张不起来。对敌人的新花招、新动向，也变得不是那么敏感了。杀人、放火，都见识过了，还能怎么着?■“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说到“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不能不说到当时公开宣传的一个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当时似乎有不同的“版本”，一位当年在冀中军区机关报——《前线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说：“1942年1月，《前线报》着重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小日本’的号召。在国际方面，着重报道了莫斯科前线传来的苏联红军大反攻的胜利消息，以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对这个口号怎么看呢?当年任冀中军区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认为这个口号与冀中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准备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说：“‘五一’大扫荡以前从上面来了一个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一下来，党政军民都很高兴，家喻户晓，人人知道。‘五一’大‘扫荡’前，人们也知道大的‘扫荡’要来了，但也认为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不过一个月或几个月；对反‘扫荡’有所准备，但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敌人‘扫荡’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因而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够充分。”
当年任七分区参谋长的苏锦章，也很明确地指出：“自从‘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提出后，一方面对部队起到一些鼓舞作用；另一方面部队中也相当普遍地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
听一些老人讲，因为越是基层传达得越晚，直到“五一”大“扫荡”前夕，也就是1942年4月中、下旬，他们疏散到下面村子时，有的地方还在传达这个口号。于是不少人自然会想，既然明年就要打败小日本，那么今年虽说要大“扫荡”，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蹦不了多高了。公允地讲，这个口号虽说有消极影响的一面，但也有振奋人心的一面。正如有人所评价的：“1942年初，苏联对德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曾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冀中军区路东、路西所有单位对这个政治口号也广泛宣传，人心振奋。但对日寇向冀中可能发动更残酷的进攻，放松了警惕与准备。”
1942年春节，吕正操在冀中和群众一起会餐“五一”大“扫荡”过后，有人又想起了这个口号，不禁发牢骚说：“明年?明年?不知道哪个明年?”且“不论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耐心解释，由于与战士、工人的亲身经验相距太远，也不能奏效，”或许正因这个口号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个口号的怀疑和批评，做了一些解释，他说：1942年，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速胜论”。什么“速胜”!六个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实际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同这个口号所提的时间，相差是不多的。
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口号，一方面，应该肯定这个口号对于振奋人心，坚持抗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无需讳言，这个口号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聂荣臻讲当年提出这个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也是为胜利做准备。的确是看得很远的。但如果当时只是提醒领导干部注意多为胜利做准备，不要事到临头措手不及，而不要公开宣传，以免给群众造成胜利就在眼前的错觉，就更理想了。因为从那一年到抗战胜利，毕竟还有着漫长的、艰难的三个年头。何况，也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会是很猖狂的。我从晋察冀去延安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聂荣臻是在1943年9月离开的晋察冀，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在1943年环境仍十分紧张、艰苦，就不用说1942年了。据说，在1941、1942这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两年，彭德怀在向干部、战士和百姓的讲话中，最爱引用毛泽东说的八个字：“咬紧牙关，渡过困难。”
有些冀中的老人说，当年要是宣传这个口号，那一定要好些，这当然是马后炮了。
如果说，“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像是一片雾，遮住了一些人的眼睛，看不到敌情的严重；那么，在1942年初，还有一个消息，像是一阵风，刮得一些人轻飘飘的，似乎胜利即将到来。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王林的小说《腹地》中，是这样描述冀中的百姓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反应的：这天排练完毕，大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国梁从武委会风风火火地走来，打老远就向他手舞足蹈地嚷嚷道：“大刚哥，好消息!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一生气跟日本宣战啦!”
“啊，美国跟日本宣战啦?”
“对对，不信你亲自到武委会看看《号外》去吧!这一来，日本鬼子的兵力更分散，咱们大反攻的阶段就到啦!”
大刚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赶忙拄着拐杖往武委会走去。
武委会的大炕上挤满了小伙子，横三竖四地坐着、躺着、依着、倚着，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头，吵吵闹闹，笑声和嚷叫声简直把屋子抬了起来。大刚一拐杖闯进屋来，问道：“《号外》呢?”
小伙子们在炕上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半天才从一个人的屁股底下找到了那张《号外》，连忙递给大刚。大刚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怎么仍然是‘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难道还不到反攻阶段吗?”
姜振兴瞪圆眼珠子问：“什么？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啦，咱们还不到反攻阶段？！”大伙也七嘴八舌地叫道：“小日本已经成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咱们赶快反攻!”
……
姜振兴放开嗓门过戏瘾，小伙子们都嚷嚷起来，有的挖苦他的破锣嗓子，有的哈哈大笑。屋子里一片欢乐，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大反攻即将开始、抗战胜利指日可待的幻想中。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号外》有可能是小说的虚构的话，那么1942年1月17日，冀中区党委发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则确凿无疑地是历史文献了。该指示声称：“在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时，敌必以大力巩固其后方，特别是处在其后方心腹的冀中。因此，冀中的环境将会更加残酷、更加困难。”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该指示又称“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将暂时不可能了。”这不能不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以至对敌情估计不足。
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两年日子虽苦，但人们精神却挺振奋，觉得挺有奔头，老人们说，当年年青人，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珍珠港什么的，上点岁数的人弄不那么明白，但都知道小鬼子又添了个对头，因而都挺高兴。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打了个“百团大战”，冀中的百姓们跟着队伍扒铁路、烧炮楼，直至1941年春，大伙都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很是振奋了一下子。1942年春，传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人们又振奋了一下子。
也许，生活愈是艰苦，人们就愈是需要看到一点希望吧。
虽说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不是那么充分，但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
——多次进行反“扫荡”动员，一再宣传要准备迎接敌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坚决压缩非战斗人员，本地人回家乡，外地人也动员他们找一切社会关系，先到民间去生活；
——注意保护领导机关，调一个主力团专门保护冀中领导机关；——坚壁物资，深藏一切暂时用不着的设备。
……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九分区之光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刘剑华，因身体不好，领导安排他去中心区休养，他回忆说：“搭伴走路的人都爱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说起自己所在地区的抗日工作情况……说到敌人把之光县吞食完了，我们已基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觉得意外。”
其实，不要说“五一”大“扫荡”前，边缘区和中心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一个地区已打得鸡飞狗跳，相邻的地区却仍然十分平静。滹沱河北已是鸡犬不宁了，“而河南地区却异常平静”，对此，在当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小说《腹地》：天色大亮，汽车路东广阔的平原上好像是另一种世界，稀稀疏疏地散布着早起收拾青苗的农民。绿葱葱的树林，围绕着一个个村庄。村口照旧有儿童或者老头、妇女站岗查通行证，并且和颜悦色地要求每个过往行人朗诵和回答识字牌上的问话。大刚看到这景象，心里又是喜悦又是惊异：滹沱河北地区已经被敌人蚕食掉，汽车路西正在遭受敌人的疯狂烧杀，跟这一片土地相距不过几十里，仅仅是一条汽车路和一道滹沱河的分隔，竟是这样的不同，真令人不敢相信。是敌后根据地人民的麻痹，还是敌伪点线间的群众在反“扫荡”斗争中已经磨炼出来了呢?村口站岗的儿童，要问过往行人什么问题呢?据王林讲，当时“各村站岗的儿童查通行证时要考问你今年是什么年?你就得回答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是决定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年，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是决定我们县、我们区、村，我们自己命运的一年。”
当时许许多多回答过这个问题的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回答，竟真的成了历史的预言。这一年，真的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也真的是决定“我们自己”命运的一年。
据刘剑华讲，1942年初，他所在的地区，斗争已是非常残酷了，他回忆说：“之光县是冀中区的边沿县，又是保定敌人的门户。
1941年底已被敌人蚕食了，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修公路，建碉堡；三五成群的汉奸、特务随时出动，搜捕我抗日武装和工作人员，建立了各种伪组织等。一时乌云密布，群众抗日情绪受到挫折，暂时低落下来。”
刘剑华说，1942年3月出了这么一件事。之光县的两位干部，王毅(区委书记)和李凯卿(区小队成员)正住在南百塚村，不料这村里有个汉奸张文华，探知村里住着两个抗日干部，就带着据点里的敌人来抓人。这村子南边，有条几米宽，半人多深的河沟，汉奸是本村人， 觉得村南有水，就领着敌人重点封锁村北，不想王毅他们两个没往村北跑，而是奔村南跑。他俩不顾天冷水凉，涉水而过，过了河沟，前头就是一片满是泥泞的大洼地。他们在头里跑，敌人在后头追，边追还边放枪，“王毅、凯卿飞快地跑着，棉鞋被烂泥粘掉了，泥下面还有没融化的冰茬，赤脚踩在冰上，像刀割一样痛。他们的棉衣在过河时被水浸透，越跑越觉得身上沉，跑着跑着跌倒了，爬起来再跑。湿衣服太沉，带不动，急中生智，他们边跑边脱衣服，将湿棉衣甩掉，赤裸着身子跑得更快，飞似地奔向胡指挥村了。”
两个人跑到胡指挥村，就进了村边一户人家。“恰好，里屋坐了一炕妇女，在玩纸牌。妇女们见外屋来了两个赤裸的青年，都吓愣了。青年妇女捂着脸跑出去。有人认识李凯卿，上岁数的妇女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俩简单地叙述了脱险情况。说完后，妇女们有的打水他们洗脚，有的拿出棉被让他们先盖上，有的去找衣裳，他俩吃过晚饭后转移了。”事后，刘剑华找到他们俩，“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两人都有点难开口。他们说，区里干部看不见了，村干部有的躲到外村，有的到外地跑买卖了。我们也得出去跑跑吃饭的道哇!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决定是坚持反蚕食斗争，隐蔽活动，保存力量。他们劝我先回县里，过了这阵再说。我看村里这种情况，是不能坚持工作的。村干部都想走，区里又没人，我只好回县请示上级了。”
刘剑华从工作已难以开展的六区回到当时在县里算是形势最稳定的一区，不料“这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情绪也暂时低落下来。领导同志采取了更为隐藏的活动方式，没有重大的问题向领导汇报和向上级请示是不易找到人的。”当时刘剑华住在南邓村，却不知道县长董杰就住在三里之外的大柳树村。直至4月26日上午，大柳树村的老乡跑出来，说村里来了好些鬼子，还有汽车，把董县长给抓走了，这才知道自己“苦思冥想”要找的上级，原来就住在附近。
可以想见，刘剑华从这么一个见上级见不着，下级又都想走的地方，从这么一个吃不好，睡不稳，大冷天让敌人追得光着身子跑的地方回到巩固的根据地，是怎样一种感受。他说：“我在根据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在休养所里，吃着病号营养饭，晚上脱掉衣服睡了几宿舒服觉。刚从残酷的斗争环境来到这里，像是进了天堂。”
那么，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如同“天堂”般的巩固根据地，究竟还有多大地盘呢?1943年7月冀中公安局的一份报告说，自1941年底至1942年初，敌人对我根据地加紧“蚕食”，“敌人这种步步压缩，进度很快，以致当时的整块巩固根据地，只有滹沱河南、沧石路北、滏阳河西、深安路东，南北七十余里，东西百余里的一个地区。”而就在这么点地盘上，却拥挤着“我七、八、九分区及军区机关部队、后方勤务部门，以及各种制造场所等。”
当然了，“天堂”也不是那么宁静，人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扫荡”。刘剑华提到，来休养所看他的人也说，敌人要“扫荡”整个冀中区，这里也要准备反“扫荡”。不过，各个系统准备的情况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军队系统准备得要好一些，深入一些，而地方系统则差一些。当时任冀中回民抗战会主任，并兼抗联会主任的马玉槐老人对我们说，“五一”大“扫荡”，“从我来讲，是感到相当突然的。”他说，离敌占区近的，还有些敌情观念，地道战等也是在那些地方。而“深武饶安”及定县西部、肃宁南边等腹心区，生产、生活相对安定，敌情观念要淡薄得多。马玉槐说，当时干部有的也讲究点穿戴了。上身是白布衣服，下身是紫花布裤子，有点线条了，和老乡的穿戴不大一样。机关里不少人又留了头。各个群众团体差不多都有刊物。“从这也能看出形势好。”采访马玉槐记录。
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冀中的文化建设是有名的，岂止是办刊物。在1941年，冀中的文化生活中有好几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一是发起“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一是军区火线剧社演出了大型话剧《日出》；一是文艺工作者到敌人据点、炮楼前开展“政治攻势”。文化事业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形势相对而言还比较稳定。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1937年底至1938年秋是冀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话，那么1940年秋至1941年冬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算是冀中第二个黄金时代了。有的老人甚至说，一直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都没觉得有多紧张。尽管日伪要大“扫荡”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但东西早就收拾好了，敌人来了，要不跟着部队走，要不到下面去躲一躲，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老人还说，1941年以来，形势虽日趋紧张，但这种紧张与此前有些不同。1941年以前，敌人每年都要搞几次大“扫荡”，气势汹汹，不可一世。1941年以后，特别是1941年下半年，敌人没搞大规模“扫荡”，只是不声不响地“蚕食”人们在感觉上，并不觉得多紧张。就好比一个人，一年生了几场大病，发了几次高烧，就记得那一年身体不好。而如果在一年里只是小病小灾，尽管病菌在步步深入，连续发作，但在记忆中似乎是没闹过什么病。有的老人还说，印象中“五一”大“扫荡”前，中心区据点的敌人，似乎较以往“平静”，他们说，这，说不定也是日本人的诡计。采访王炎记录。
马玉槐很是留恋那两年的时光，他说，那两年，“抗日歌曲也唱，情歌小调也唱。”采访马玉槐记录。
1941年7月11日——距“五一”大“扫荡”9个多月。
在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中国事件仍是日寇之基本国策，严重镇压我党我军又成为敌寇北进反苏或解决中国事件的必要手段，根据近日敌兵北撤及集结情况来看，敌有大规模‘扫荡’晋察冀边区全部，特别是首先‘扫荡’冀中区之极大可能。”为此“冀中区之党政军民应迅速地进行广泛的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在敌人极严重的‘扫荡’情况下，能坚持斗争战胜敌人的‘扫荡。’”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急于利用对他们有利的国际形势捞一把：要么“北进”进攻苏联，要么“南进”进攻东南亚。但不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必须尽快从中国战场脱身，而要从中国战场脱身，又必须打击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八路军，又必须进攻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在华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八路军总部对日军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估计是正确的，对日军即将对晋察冀实施大规模“扫荡”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但对日军的主攻方向估计不太准确。现在我们都知道了，1941年华北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是路西山区根据地，而不是冀中。
1941年，我们估计日本人要“扫荡”冀中，而日本人却“扫荡”了路西山区；1942年，日本人声称要“扫荡”路西，实际却“扫荡”了冀中。历史，有时也真是会捉弄人。1941年10月4日——距“五一”大“扫荡”6个多月。
这时日军对路西的“扫荡”已接近尾声。冀中区领导分析了日军对路西山区“扫荡”的形势后，认为日本人腾出手后，有可能回过头进逼、压迫冀中。为此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各部适当分散，以免遭敌合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阻止敌之“蚕食”。
据此月月底的统计：敌人在冀中的据点，为1026个，公路达到4310公里，封锁沟(墙)达2751公里。铁路两侧普遍挖有一至两条封锁沟。形势已是十分严重，但10月15日日军结束对路西的“扫荡”后，并未回过头来对冀中实行大规模“扫荡”，只是继续实行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争夺的“蚕食”政策。
1942年1月——距“五一”大“扫荡”约4个月。
一批日伪高级特务于天津海光寺召开会议，对即将开始的冀中作战进行了“专门详尽的讨论”。
1942年2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个多月。
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命令各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认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
冀中区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军分区都进行了部署动员。像七分区在安国县南马村召开县、团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冀中军区指示，提出准备反“扫荡”。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a分散人员，地委干部分散到县，县委干部分散到区、村，部队干部有的临时下到战斗部队；b分区举办的连排干部集训队提前结束，学员回原单位；c给部队补充了子弹、手榴弹，每人发了两双布鞋，还准备了一部分防毒用品；d根据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对部队进行了先敌展开的作战部署，以免过于集中遭敌合围；e要求各级部门加强除奸工作……会议前前后后共开了十几天。其他各分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八分区在2月份召开了军事、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军区反“扫荡”指示，并提出“坚持熬时间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动员口号；六分区也在2月进行了反“扫荡”准备工作。精简人员，能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不能回家的到可靠的地方分散隐藏，取消营以上干部乘马，部队分散活动。六分区被服厂，还赶制了大批便衣，凡是划到后方的人一律换穿便衣。
总之，冀中军区2月7日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级组织层层部署，准备“扫荡”。不过，此时日方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的具体部署尚未出笼，冀中军区自然也只是针对日军往前春、秋季“扫荡”的规模发出警告，进行准备。
1942年2月12日——距“五一”大“扫荡”两个半月。
冀中行署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下精简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级部门坚决精简机构，当时，冀中政府机构已十分臃肿，竟达10467人，这么多的人，多为非战斗人员，打起仗来，还要靠战斗部队掩护的。不精简怎么行？据统计，精简后，全冀中各级政权干部、勤务人员减少了3397人。
1942年2月21日——距“五一”大“扫荡”约两个月。
冀中区领导机关在博野县凤凰堡村一带突然遭到千余日军偷袭。多亏警卫部队27团英勇善战，与敌展开肉搏，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总算掩护领导机关突出了包围圈。27团伤亡二百余，战后，该团由3个营缩编为2个营。
1942年3月2日——距“五一”大“扫荡”不到两个月。
日伪军3000多人，“扫荡”九分区清苑、蠡县、高阳一带唐河两岸地区。敌人的如意算盘是把我军势力驱逐出这一地区，压缩我军的活动地盘。九分区部队与敌激战数日，3月6日，敌人退回出发地。
1942年3月20日——距“五一”大“扫荡”约40天。
冀中 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开展地道斗争，挖地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基层地道斗争尚未完全开展起来。冀中的老人回忆说，“冀中的地道斗争，主要是从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后搞起来的。开始在蠡县、任丘、高阳一带，以后逐渐扩展开来。”其中尤以蠡县开展较早，所以冀中武委会派人调查地道斗争时，去的就是蠡县。但就是蠡县，也并非村村有地道。当时在九分区工作的冯佩之老人，就曾提到蠡县东北的悟儿头村，直至“五一”大“扫荡”也没挖地道。吕正操说，“如果早一点开展地道战，敌人的‘五一’‘扫荡’就会好对付些。”
是月，冈村宁次到石家庄，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对冀中的“扫荡”。当时在冀中军区作战科工作的成学俞说：“冈村宁次到了石家庄，当时是知道的，但会议的内容，当时并不知道。”采访成学俞记录。1942年4月1日——距“五一”大“扫荡”一个月。
日军第27师团部队开始“扫荡”冀东。冈村宁次“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于4月6日到了唐山27师团司令部及丰润等地。
日本人“扫荡”，是有规律可循的。从时间来说，日军一般是每年春、秋两季出动，进行“扫荡”；从空间来说，日军一般是合击它认为是我领导机关或有生力量所在地，烧杀一番后，退回出发地。聂荣臻曾谈到日军“扫荡”的特点，他说：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虽然在1942年2月底出笼的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中，冀中就被列为“治安肃正的重点”，但给人的印象是，在这个计划中，对冀中的作战，还是一种例行的“扫荡”，故而没有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各部队参照往年的“扫荡”行动即可。而3月份石家庄会议后，对冀中的“扫荡”变得重要起来，成为此一年度日华北方面军的一项主要活动。
在《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中，对冀中的作战是这样叙述的：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在1942年度第一期，华北方面军计划进行的肃正作战如下：冀东作战(一号作战)冀中作战(三号作战)上述两项作战，主要由华北方面军直属兵团进行。
而到了石家庄会议之后，日方对冀中作战叙述如下：在冀东地区，由第二十七师团从4月初开始进行“冀东一号作战”，在冀南地区由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从4月末开始进行“十二号作战”；在冀西地区，由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从4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行肃正作战。上述各地区作战的用意是要使敌人误认为例行的春季讨伐，并且兼起佯攻牵制的作用，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三号作战)和第一军执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显而易见，在石家庄会议之前，冀中虽被列为“治安肃正的重点”，但不过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肃正讨伐作战”中的一项，甚至还列在冀东之后。而在石家庄会议之后，对冀中的作战就突出了出来。与日军对晋冀豫边区也即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作战一道，成为驻华北日军最重要的两项作战。而其他作战，则只起两项作用：一是牵制我方，二是迷惑我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暂时难下定论。不过可以猜测，很可能与太平洋战争有关。或许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决策当局要求驻华日军随时准备抽调出若干兵力，并要求驻华日军进一步“以战养战”，掠夺中国的财富。本来，在2月份制订本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时，就已把“方面军的直辖区缩小到只限于河北省，而且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兵力，首先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河北省的彻底肃正与迅速恢复治安方面。”而后，由于兵力的缺乏和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要，驻华北日军又将本年度的“主要着眼点”缩小至两点：一是“扫荡”冀中，“计划要在青纱帐起之前取得肃正作战的成果。从5月初开始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然后，长期坐镇，一面进行扫荡作战，一面实行治安建设。”以期“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另一项主要作战，是企图搞掉驻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
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华北日军确实需要保持相当大的机动力量，无法抽调过多的兵力进行“讨伐扫荡”。在1942年，驻华北日军一方面正在积极准备对西安的作战，另一方面，“对苏备战的研究和训练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为具体和迫切了。”1941年12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驻华北日军中的第17、第32、第36、第41等4个师团，“在不妨碍现在任务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对苏作战训练，”并要求在1942年3月底以前，“大体完成基本教育。”为此，驻华北日军已开始研究一旦相当兵力被抽调走，如何确保治安。这样，驻华北日军就必须缩短战线，确保重点。大概是经过石家庄会议的研究，日军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上述两项作战。“扫荡”冀中，是为了夺取这一“华北的乌克兰”，从经济上打击我方；进攻晋东南，搞掉我指挥机构和领导机关，则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我方。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在1942年的“扫荡”有一套周密的部署，先“扫荡”冀中周围的冀东、冀南及冀西，然后集中重兵一下扑向冀中，当我们的视线正被冀中所吸引，以为这就是日军的“底牌”时，日军却又猛然扑向晋东南……采访冉淮舟记录。
一些当年在冀中从事军事工作的老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日军大规模“扫荡”冀中，决不仅仅是为了“扫荡”晋东南作陪衬，作铺垫。从敌人的作战规模、战后部署等一系列因素看，日本人的的确确是要占据冀中。采访成学俞记录。日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在谈及1942年日军的行动时，说：“在此期间各肃正作战的特点为，以覆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为主要作战目的，设法使治安区空前扩大。”
相反，在“扫荡”冀中和“扫荡”晋东南这两项作战中，“扫荡”冀中似乎比“扫荡”晋东南更为重要。“扫荡”冀中，是由日华北派遣军直辖部队实施，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而“扫荡”晋东南，是由日华北派遣军属下的第一军实施的，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直接指挥的。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以冀中作战为主题叙述华北方面军的主要肃正作战情况。”不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对冀中的“扫荡”变得重要起来，那么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是不行的。1942年三四月间，日华北方面军各主任参谋进行了现地侦察及研究准备工作。4月中旬，在日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有末精三少将主持下，在保定附近召开“现场会”，研究对冀中的作战和“讨伐”。三四月间，日军兵力也开始集中。驻冀中地区的日军开始集结，以伪军代替守备。4月7日原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始向冀中移动。原驻石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调往冀南邢台。日军还加强了对冀中的情报工作，破获了冀中军区电台的密码，已能掌握其动向。侦悉冀中军区司令部“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到了“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这时，距“五一”大“扫荡”，只有半月时间了。该“计划”声称，此次对冀中“扫荡”的手段及目的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冈村宁次下了相当大的本钱，据日方文献，此次“扫荡”直接参战的日军部队有第41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由第110师团、26师团各一部组成的白泷部队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组成的小川部队，“共计步兵十八个大队为基干”，另有110师团、27师团及空军一部配合作战。共计日军约5万人。1942年秋季，日军对冀东的“扫荡”，出动兵力为步兵约11个大队；对冀鲁边区的“扫荡”，出动兵力为步兵约10个大队。1943年春季对冀西的“扫荡”，出动步兵12至16个大队、秋季对冀西的“扫荡”，出动步兵20个大队，对鲁中的“扫荡”，出动步兵9个大队。通过上述“扫荡”日军使用兵力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日军对冀中“扫荡”出动18个大队，是相当大的压力。日军对冀中“扫荡”的详细计划，一方面，确比以往周密；另一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仓促的。这个计划，与1940年日军第十一军对宜昌地区国民党军发动的“扫荡”在大的框架上，是十分相似的：第一，在“扫荡”前，也对周围地区进行了佯攻，4月23日，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进攻九江，20日开始，以海、空军部队攻击洞庭湖一带。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引向正南，然后突然向西发动进攻；第二，也是五月一日发动的进攻；据称，此次作战，国民党军遭受严重损失。“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而国民党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虽然料到日军即将发起进攻，但没能准确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日方文献声称：“敌方似乎早已侦知日军的进攻企图，但对进攻方向并未得出准备判断，推测或是宜昌方面或是襄阳方面，颇有战战兢兢的状态。”而此次宜昌作战，又“完全可以说只是一年前在此地进行的‘襄东会战’的再现。那次会战的时间也是5月1日开始，在同一战场经过大体相同的战斗。”
日军在战役指挥上，水平并不高，十分僵硬、死板，不仅进攻的框架大同小异，而且连发起进攻的日期也不作变动。宜昌作战，是由冈村宁次曾任司令官的第十一军，在他调任后几个月实施的。到了1942年，匆忙之中要制定对冀中的“扫荡”计划，冈村宁次及其下属，很可能会想起这次成功的战例，并如法炮制。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同，宜昌作战的规模当然要大得多，“参加此次战斗的重庆军约47个师30万人。日军兵力只54个大队。”
“五一”前夜1942年4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4天。
上一年年底调往武汉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始从武汉移向冀中地区，至4月中旬，已大体完成配备，旅团部设在石德路上的衡水。
1942年4月10日——距“五一”大“扫荡”21天。
原驻山西临汾的日军第41师团主力，接到命令准备向冀中地区移动。
1942年4月18日——距“五一”大“扫荡”13天。
这一天日本首都东京天气很好，在“午后零时三十分顷”，从浙江衢县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突然飞临东京上空，进行了轰炸。这对正在向日本国民大吹“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的日本当局，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4月21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立即要占领中国沿海，以防备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当时，日中国派遣军曾提出能否暂缓一步，先执行已完成部署的十九号作战(进攻广德、宁国)但日本大本营于22日即予坚决的否认，答复说：“根据全国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十三军的十九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作战。”“这样一来，连畑总司令官(指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畑俊六）也知道再提意见也无济于事，于是接受了上述指示。”
要达到日军预期的作战目的，需要40余个大队的兵力。仅靠第十三军还不够，只得由各地抽调。日华北派遣军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献声称：“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扫荡”的前5天，冈村宁次突然接到这么一个命令，要他抽出14个大队(约占驻华北日军138个大队十分之一强)的兵力，他不能不考虑：对冀中的“扫荡”是否还如期实施。当时冈村宁次无非面临着几种抉择：或是中止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推迟对冀中的“扫荡”，或是按原计划执行。27日夜的会议上，一定有各种意见。最后，冈村宁次作出决定：如期“扫荡”冀中，调驻山东的日军第32师团主力等部队去南方，未从直接参加冀中作战的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抽调兵力。但尽管如此，对冀中“扫荡”的日军实力，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肃正建设计划从年度一开始就被削弱了。”1942年4月24日——距“五一”大“扫荡”7天。
冀中区领导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区党委书记黄敬、参谋长沙克、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开会，商定了分散人员、搞好侦察等几条反“扫荡”措施。同时，再次向各地委、各军分区发出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五一”大“扫荡”后，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他提到的指令，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紧急指示。其实，此时冀中方面虽已觉察到敌人即将开始“扫荡”，但对日军“扫荡”的规模、作法，并不知晓。
据当年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冀中党政军委员会书记的卓雄讲，在“五一”大“扫荡”前，也就是4月份的样子，冀中区党委几位常委，有吕正操、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及他本人等共七八个人，曾开过一个会，讨论形势。从当时的形势看已是“待不住”了，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都有电报，说不要硬拼，不行的话先撤到山区。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卓雄讲，他是主张往山区走，避开一时，吕正操不想撤，并讲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三四条经验。黄敬没有明确表态，那意思是能坚持下来也好。最后决定再待一段时间看一看。卓雄老人年事已高，他说，会议的准确时间和准确内容都回忆不起来了，但肯定是“五一”大“扫荡”前不久的事情。采访卓雄记录。或许，就是24日这次会议?1942年4月25日——距“五一”大“扫荡”6天。
驻保定的日军110师团对冀西地区发动“扫荡”。
1942年4月26日——距“五一”大“扫荡”5天。
在这一天夜晚，冀中九分区18团一举攻入博野、蠡县两县城，俘伪军、伪警及伪政府人员300多人，打开两城监狱，解放同胞50余人，摧毁两城碉堡工事，缴获各种物资甚多。冀中部队突然袭击敌伪占据多年的县城，给日本人很大震动，当时的日华北方面军编辑的《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称：共军“对于我方不断的扫荡，煞费苦心地研究对策，在军事上不见有主动的活动，但在平西、冀西、冀中、冀鲁各军区部署了对冀东的策应，或估计到对冀西的扫荡，而部署了晋西北、太行、冀中的策应。4月27日夜(此日期不确——引者注)对冀中军区的高阳、博野、安国一带发动了全面袭击。这些都是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统一命令进行的，其战略倾向值得注意。”显然，日本人非常害怕八路军再来一次“百团大战”，对我各根据地采取的统一行动——尽管规模并不是很大，也非常敏感，可以设想，在27日夜日华北方面军的会议上，18团的进攻，对于坚持按原计划“扫荡”冀中的意见一方，一定是个不小的砝码——连县城这样的大据点都失守了，再不“扫荡”，事态将难以控制。
在这一天，冀中军区变更了密码，日方“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指无线电探测——引者注)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日本人本已在3月破译了冀中军区的密码，以为稳操胜券。冀中军区忽然改变密码，日本人对此是很失望的。
1942年4月28日——距“五一”大“扫荡”3天。
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下达了对冀中“扫荡”的作战命令。日方文献记载说：“4月下旬，由于华中作战，突然抽调了兵力，而且对冀中地区的特种情报活动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方面军仍然按既定计划决定从5月1日开始冀中作战，在4月28日召开的兵团长会议上，下达了作战命令。”
1942年4月29日——距“五一”大“扫荡”2天。
日军对冀南地区我军及国民党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一被日军称为“十二号作战”的行动，“为了隐藏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敌人，”特地安排“在冀中作战之前进行。”日本人不仅在“五一”大“扫荡”前利用对冀南的“扫荡”“迷惑并牵制”我方，直至“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仍在利用对冀南的“扫荡”扰乱我方视线。5月7日，日军41师团万余人，从山西临汾地区东移，先是乘火车至邢台，企图使我方误以为是去“扫荡”冀南，10日突然乘火车北上至石德路衡水、辛集一线，“扫荡”冀中。
日军4月1日开始对冀东的“扫荡”(至6月方结束)，4月25日开始对冀西的“扫荡”，4月29日开始对冀南的“扫荡”(5月15日结束)，5月1日又开始对冀中的“扫荡”，我河北各根据地几乎全面受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一系列“扫荡”中，日军的重点，是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而当时我方是难以一下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的。等到我方明了了日军的企图，时间又已过去了。而日军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几十年后，吕正操在回顾起“五一”大“扫荡”时，还特别指出：敌人在对冀中区作战之前，先于4月初由敌27师团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于4月25、26日由敌110师团对我冀西地区进行“扫荡”；于4月29日开始对我冀南军区进行了突袭。敌人的这几次作战，都是为了起佯攻牵制作用，用以迷惑我军，目的是为了隐藏即将对冀中区的重点作战。
1942年4月30日——距“五一”大“扫荡”1天。
上午：献县盖田庄一带九分区为庆祝“五一”节，召集党政各界干部聚餐，会间九分区政治部袁心纯主任把敌工科一位干部王闻介绍给地委组织部长，他说王闻即将带一个武工队去高阳、蠡县一带活动，请他给蠡县县委书记写封介绍信，让蠡县县委书记准许王闻列席县委会议，以便了解全县情况。当天晚上，这支由42区队三四十名老战士(1/3以上是班排干部）组成的武工队，就穿过肃蠡公路，向已被敌人蚕食的蠡县地区进发。上午，赵县西南角的中近村。六分区所属44区队九百多人，在头一天晚上刚刚秘密进入这个村子，这村有个三层高的岗楼，但无敌人驻守。部队进村后，立即在村边和街上放了游动哨，在岗楼上放了瞭望哨，然后才进屋休息。
这天早饭后，连长杨义山正和值班班长赵永清研究放哨的事，八点来钟，两个便衣哨急急忙忙跑回来报告说：“连长，来了三个狗子(伪警察)，带的全是新三八大盖，要不要?”杨义山还未说话，赵永清就说：“这么好的事，又是送上门来的，还能不要?给我一个班，去去就来。”杨义山也未来得及细想，刚一点头，赵永清带着几个人扭头就出了屋。他们几个人正隐藏着向敌人接近，不料刚一拐过房角，就被狗子们看到了。几个狗子大叫“有八路，有八路”，一边喊一边顺着街就往村外跑。赵永清几个在后头打了几枪，也未打中。
这枪一响，目标就暴露了。队领导也顾不上批评他们，只是命令：“让岗楼上的瞭望哨随时报告情况，部队准备战斗!”这时在岗楼上站哨的，叫侯小保，原来是理发员，快到九点的时候，小侯报告说：“正北起了一流趟土，其他看不清。”过了一会儿，他又报告说：“北边是敌人的骑兵过来了，还有一些步兵，大约几百人，”敌人把村子团团围住，但地形对他们不利，冲不进来，丁当丁当一直打了一天。外头打得这么热闹，队政治部主任康万聚却坐在村里一处露天磨台上，和一个地方干部商量晚上突围的事。康万聚一拳头砸在磨台上，说：“当年诸葛亮还草船借箭，咱们也不能白打了子弹，临天黑，冲他一家伙，捞一把就跑。”
天黑下来了，44区队几百人一个猛冲，冲出了敌人包围，预先安排好的30名捡东西的战士，每个人都捡了点枪弹。打了大半天，44区队不仅无一减员，还多了一个人——捉了个俘虏。
中午，饶阳县张保村，冀中军区驻地。午后，村外土路上，几匹战马飞驰而来。他们是冀中军区骑兵团的马团长、汪政委和当时到骑兵团帮助工作的李健。李健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说：
我们到时，吕司令员、沙克参谋长、张学思参谋处长，都在作战室等候。张学思处长说：“你们走得怎么这么慢呀!”
我说：“不慢呀!接到电报就出发，一路快马加鞭。”看来首长都很急切，我们三人敬礼后，就让坐下了。
沙参谋长说：“吕司令员特地要向你们骑兵团交待任务。”
吕司令员神情严肃，一字千斤地指着地图说：“总的情况你们从军区的几次敌情通报已经知道了。今天要说的是根据现已掌握的情况看，驻定县、新乐的第26师团的坂本部队，明天可能倾巢出动到沙河以南的定县、邢邑一带，继续进至安平、深泽及滹沱河以北地区；驻安国、博野的第110师团的白龙部队，于同一时间可能出动到潴龙河以南与滹沱河以北的走廊地区；驻河间的第七独立旅团的小川部队，于同一时间可能分路出动到肃宁和滹沱河北岸的饶阳、献县地区。这三支部队可能反复‘扫荡’以上地区，将我军赶至滹沱河以南、石德路以北的中心地区，并严密封锁滹沱河。同时已发现由石家庄增援石德路敌人万余，正封锁石德路和沧石路。驻束鹿的第七旅团池上部队，沿石德路南侧东进‘扫荡’，企图将我军驱赶至石德路以北；驻衡水的骑兵十三联队的山崎部队，沿滏阳河北进，控制滏阳河中段，同时在小范镇以北筑坝以提高水位，封锁滏阳河。这样看来，敌人是企图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和献县西南，我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构成一个大包围圈。”
说到这里，吕司令员用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圈圈，并以轻蔑的口气说：“冈村宁次好大的野心啊!想在这个圈里消灭我们，不那么容易吧!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还准备开大会演大戏呢!”
李健说，接下来，吕司令员向他们几个交待任务说，骑兵团的任务，是“在内线坚持，牵制、吸引敌人，侦察情况和向人民群众宣传。骑兵目标大，容易吸引和牵制敌人，但骑兵走得快，也容易摆脱敌人。”最后，吕正操说：“如情况严重，可以连为单位分成几股活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在这之前，骑兵团一些干部议论过在这次反“扫荡”中骑兵的使用问题。他们建议应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把骑兵团放在前来“扫荡”敌人的侧后，袭击、牵制敌人，而不应把骑兵放在内线。李健说：“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会儿一听司令员让他们留在内线，“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在想，让我们这‘四条腿’的部队，到外线快速袭击‘扫荡’之敌的后方和侧翼，岂不更好么?”但作为军人，在危急之际是不能提出这种意见的。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回答：“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任务明确后，他们几个就急着赶回去。沙克、张学思要留他们吃晚饭，可他们怎么吃得下?骑上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赶回在安平、深县之间活动的骑兵团时，天已黑了。可当他们走进团部时，却发现团的干部及各连干部，都在等候着他们，一双双眼睛无声地望着他们。当天夜里，李健和马团长，汪政委就研究好了分股活动的方案，几乎一夜没睡。李健回忆说，“五一”大“扫荡”的前夜，是个不眠之夜。
中午，饶阳张岗村。十分区35区队驻地。
1941年6月大清河北被敌占据后，十分区领导机关和一部分部队都退回到冀中腹心区。35区队，是在1941年12月，由原分区警卫营和五总队特务大队部分人员组建的新队伍。在这一天中午，35区队接到十分区命令，让他们立即向文安洼地区转移。当天黄昏，35区队由驻地出发，一路向北走，穿过数条公路，封锁沟，一口气走了百余里，5月1日拂晓时，已到了文安洼的皇甫村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中心区。
晚上。七分区部队开始分散活动。当时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回忆说：“4月30日晚上，我们七分区党委开会研究决定，司令员于权伸带17团和分区机关到沙河南北安国、定县、无极一带，我带22团到滹沱河以南，副司令员尹诗炎带32区队东去饶阳。”
当天夜里，22团来到滹沱河南深泽县城附近，发现城里的敌人正在杀猪宰羊，哇哇乱叫。估计敌人明天很可能要“扫荡”滹沱河以南地区，遂连夜跳到了滹沱河以北。晚上，深泽县大兴村；在此前几天，冀中军区第4期摄影训练班的学员80余人，分成三个小队，分别由队干部石少华、焦国珍和梁明双带队，转移到安平、深泽交界的大兴村、马里村一带。来自22团，此时任教育干事的梁明双回忆说：就在“五一”大“扫荡”的头一天晚上，大兴村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携带护照，自称是吕正操司令员的爱人，村治安员及时向石少华同志报告了。石少华、焦国珍立即赶到村公所一看，根本不是吕司令员的爱人。因焦国珍同志给吕司令员当过警卫员，认识其爱人。经过严厉审讯，原来是敌人派遣的特务，专门来刺探我军情的。她以此身份蒙骗了许多人，通过了我军民设置的哨卡，直接窜入我们的驻地。
根据敌特乱窜这个征兆，说明敌人马上要大“扫荡”了。于是石少华等决定把这个女特务交给村干部处置，马上带队转移。
这一天，岂止是这一个女特务，还有货郎担子、小炉匠，捏糖人的，等等，陌生面孔愈来愈多。咱们自己的队伍又纷纷转移。老乡们都有经验了，一看这阵式，都知道日本人要大“扫荡”了。有的老人回忆说：“四月的最后一天，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十分混乱。敌人据点大量增兵，使气氛更加紧张。少部分群众已开始逃难了。”
往哪逃难呢?老乡们也有经验了！往敌人的“爱护村”逃。敌人大“扫荡”时，位于敌占区或近敌区的“爱护村”反倒安全。在这一天冀中乡村的土路上，不像往常那么平静，来来往往，都是人，有携幼扶老逃难的老乡，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有飞驰而过的骑兵，还有贼头贼脑的特务……
这一天，在饶阳往安平的土路上，走着两个神色疲倦的男人。他们一个是之光县(今清苑县东半部)的干部窦森瑜，一个是警卫员孟庆善。4月26日，县长董杰不幸被捕。他们两个是专程去找上级领导汇报的。当时谁也说不准分区和地委在哪里，他们俩只好沿着潴龙河南堤，挨村去问，每天走七十多里地。转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地委书记吴立人。吴说：“老董被捕，县委已有报告，地委与专署研究，由你任县长。”并要他们去见一见专署赵专员。4月30日这天，他们找到了专员赵介，汇报了之光县的情况和董县长被捕的经过，还吃了一顿红高粱米饭。赵介告诉他们，明天敌人要“扫荡”这一带，分区机关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走。你们过两三天回来再详谈。傍晚，窦、孟两人到了潴龙河北岸，走到博野县一个村庄，刚要进村，见村边插着日本旗，估计村里有敌人，只好又返回河南岸，这会已是半夜光景，两人索性就露宿在一块麦地里。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一睁眼，就看见四周村子的百姓都往外跑，日本人的骑兵在后头追。“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了。
参考文献：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8期、39期、44期、第7期、第2期、第24期、第5期、第2期、第49期、第21期、第50期、第2期、第32期、第35期、第33期、第46期、第46期、第40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
③《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④《帅容回忆录》，1990年油印本。
⑤《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⑥《历史的记忆》，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⑦《冀中区在石门的地下斗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征编室，1987年铅印本。⑧《河北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1992年铅印本。
⑨《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腹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冀中一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8年版。
《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杜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烽火情：冯佩之和他的战友》，吴继路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冀中熔炉》，抗大二分校三团史编委会，1986年编印本。
《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徐光耀著，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一期。
《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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