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了冀中，不仅可以威胁敌人，还可以保护我方的其他根据地。吕正操将军说：“冀中是晋察冀山丘地带的外围，没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来。冀中直接掩护着冀南和晋东南，使敌人只能够由铁路实行线的进攻，而不能进行面的‘扫荡。’”冀中不仅是其他根据地的外围和屏障，而且也是日后反攻的前进基地。
翻开河北省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京广铁路由北京经保定、定县、石家庄往南而去。津浦铁路由天津经沧州、泊镇往南而去。北面，是北宁铁路的北京——天津段。南面，在石德铁路通车前，主要的交通干线是沧石公路(沧州至石家庄)。这四条铁路、公路，正好组成一个梯形。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就在这个梯形中间。据吕正操将军估算，这个梯形，东西宽度约为200公里，南北长度约为300公里。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一说45万平方公里）。是一块比海南岛（33万平方公里）还大的大平原。在这块大平原上，有着星罗棋布的村庄，密如蛛网的道路，纵横交错的河流。较大的河流有6条：大体成东西走向的有3条，自北向南，依次为永定河、大清河和滹沱河；大体成南北走向的亦有3条，自西向东，依次为潴龙河、子牙河和滏阳河。冀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吕正操将军指出：“冀中直接威胁平、津、保、石各大城市及敌人之战略生命线——津浦、北宁、平汉三交通干线。”
的确，当时北平是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和华北伪政权所在地，而“敌人的特务机关是以天津为中心”的，保定、石家庄则驻有日伪高级指挥机构，这些地方，可以说都是日伪心脏地区。而日本人要进攻中国，调兵遣将，要向后方运送掠夺来的物资，又必须依赖津浦、平汉等几条铁路干线，这些铁路，的确是日伪的战略生命线。
既是心脏地区，又是命脉所在，如果这地区叫敌人占了，则可以保护自己的心脏和命脉；如果这地方叫我们占了，则可以威胁敌人的要害和干线。
占据了冀中，不仅可以威胁敌人，还可以保护我方的其他根据地。吕正操将军说：“冀中是晋察冀山丘地带的外围，没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来。冀中直接掩护着冀南和晋东南，使敌人只能够由铁路实行线的进攻，而不能进行面的‘扫荡。’”冀中不仅是其他根据地的外围和屏障，而且也是日后反攻的前进基地。1939年，贺龙在冀中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冀中这个地方多好啊!素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来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还是个前进基地呢。部队从这里一捅，就可以捅出关外，一鼓劲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可见，占了冀中，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打击敌人。
可是，这样的地方，是那么好占的吗?如果把华北比做一盘围棋，冀中则是中间的一块“大空”，日伪早就在周围的城市和交通沿线摆好了子，驻上了兵，围上了这块“大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敢不敢，能不能钻进去而且“做活”呢?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等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讨论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及我方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还只是讲应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用毛泽东的话讲，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尽管在会上聂荣臻“考虑到华北那个地区，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在发言中使用了“游击战争”这一笼统提法，意思是不要限定是山地，还是平原，但这些问题在会上未及展开讨论。故而1937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仍说：红军的“拿手好戏”，是“山地游击战（运动战）”。1937年底，吕正操等率冀中部队2000多人，来到路西整训，讨论起冀中的情况，聂荣臻说：从军区侦察得到的情况来看，冀中地区日军兵力相当空虚，伪军伪组织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基础很差。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打下一个地方后，留下守备的人数很少，有的不派兵，有的派兵大多也只有班排规模……我们将冀中敌人兵力空虚的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作了报告。据此，毛泽东同志曾指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两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聂荣臻接着又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吕正操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他说：“冀中平原大得很，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根本没法控制这么大的地方，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可以到处走来走去，活动余地是很广阔的。”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意见：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于是，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向吕正操等人交待任务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聂荣臻还鼓励充满信心，准备回冀中大干一场的吕正操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吕正操率部回到冀中后，紧紧依靠地方党和当地人民，发展很快。当时日军正全力南进后方空虚。吕正操回忆说，当时他们都开着吉普车到处跑，那真是冀中的“黄金时代”。采访吕正操记录。1938年4月21日，由黄敬主持召开了中共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机构，并统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5月初，又成立了冀中行署，由吕正操任公署主任。这样，冀中党、政、军机构均建立起来，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
并不擅长下围棋的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在冀中这样的地方，居然建立了一块根据地，中共党的领导人对此一定是感到十分振奋。1938年4月21日，也即冀中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毛泽东等人打电报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一二九师主要领导，说：“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当年任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回忆：“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指示。师首长收到电报后，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在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为加强对冀南军区的领导，由徐副师长亲率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到冀南工作。”
战争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后，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送行。望着徐向前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刘伯承说：“冀南情况复杂，又是大平原，打游击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志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呢!”邓小平说：“这副重担，非他挑不可。”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我们不难看出，冀中的确如聂荣臻所说的，“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已变得十分肯定，相当乐观了。不过，这是毛泽东给党内高级干部的指示。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仍是十分谨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敌后工作的抗大学员讲：“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讲，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
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是学聂荣臻同志，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又具体指出：“太行山、吕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见，在那时，毛泽东仍主要是把山区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仍说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长期支持下去的根据地，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此前，共产党只在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过根据
地，还从没到像冀中这样的敌伪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过根据地。党内不少人对此的确信心不足。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战士习惯于在山区作战、生活，乍一到平原，就会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回到山区，就如同回到故乡一样高兴。程子华在回忆起红25军在1934年的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的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难理解，一些长年战斗在山区的干部来到冀中，看到这样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根据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说：我参军后，净是战斗在贫穷的山沟，一直没看见过平原，这次一过铁路，就望不见山了，一马平川，真是村庄稠密，处处饮烟……啊!真是与山地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我们党能否在山区创立根据地表示怀疑，那么，在抗日战争阶段，也有人对在平原地区能否打红旗，表示疑问。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战，就是要比山区更困难一些。其实，早在1939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曾阐述过这个道理。他说：“经过敌人五次战役‘扫荡’之后，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敌陷。这里必须了解，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从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们的兵团——游击部队即在这种狭窄的地区艰苦奋斗。”这里提到的“敌人五次战役‘扫荡’”，是指日军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对冀中的五次围攻，经过这五次进攻，日伪军占去了冀中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这样一来，敌军不仅在冀中四周驻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摆上了子。形势更加严峻。关向应说：从冀中的具体局势看，即可以意识到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环境。很明显，在那样密集的据点之间的狭窄地区遭到敌人不时的合击，它不能不处在不断的连续行军与作战中。二年来的考验证实了，如果不是素质优良的部队将不可担负起这一个任务。另外因为是在平原上，利于敌人一切技术兵种行动，所以我们在那里是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中，残酷地战斗着。再加上城市的陷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物质资财补给的缺乏，所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不能不是残酷的和在与克服一切困难中来实现的。
还拿下围棋来打比方，你从对方围好的“大空”中挖出去一大块“实地”，对方岂能坐视?人家会竭尽全力挤压你，缩小你占据的地盘，人家会想尽办法隔断你，封锁你与外界的联系，人家甚至会投入更大的力量，一口气吃掉你，重新夺回这块实地。
因而，在平原地区，能够创立根据地是一回事，能否坚持下去，又是一回事。当年，毛泽东作为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巩固、长期的根据地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得更深、更远一些。他对此持谨慎和冷静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和十分明智的。当然，今天，我们都已知道，冀中根据地，是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冀中军民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一页页历史已完全证实，在平原地区，是完全可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
应该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思想。还应该说，冀中百姓在对敌斗争中创立的地道战、两面政权等斗争形式，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一笔宝贵财富。不过，当年人们大多还看不到冀中根据地的创立和坚持所具有的这些理论上的意义，人们看到的，只是冀中对其他根据地直接的、实实在在的支援。
冀中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棉花、粮食、水果等。高阳的土布，过去是行销全国的，深县的蜜桃，个大色鲜，皮薄肉细，汁多味美，平均约半市斤一个，大的一个就有一市斤。据《深州志》记载，早在汉代就已被列为贡品。沧州的西河红枣，肉质细腻，剥开有金黄丝牵连，故又称“金丝小枣”，营养价值很高，可做成枣切糕、枣粽子等食品。当地有“天天吃三枣，一辈子不见老”的说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但比较起来，平原毕竟比山区要好一些。在冀中，不管粗粮、细粮，总算能吃上正经粮食，在当年，这也是冀中“引进人才”时颇具吸引力的一个条件。
1940年2月来到冀中工作的李健同志，回忆起他到冀中的过程时，说：那时，我军在冀南地区进行讨伐石友三的战役，程子华政委率领的冀中部队正在冀南。
冀南部队就将我们送到程子华政委那里。他听说我们是从八路军总部来的，一天中午请我们十人吃了一顿饭。饭间，程子华政委问我：“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我说：“左权参谋长介绍我们去一二〇师贺老总那里。”
子华同志开玩笑地说：“好啊!左参谋长好大方啊，一下子给贺老总送去十个高参，怎么一个也不给我们呀!”他接着又说：“李健同志，跟我去冀中吧!”
我说：“政委，那可不行啊，左权参谋长给贺老总的信还在我腰里揣着呢。”赵部长(随程政委南下讨逆的敌工部长，山西人)开玩笑地插话说：“到贺老总那里吃山药蛋，跟我们到冀中吃白馒头，你说吃哪个好!”一句话把我和同志们都逗笑了。
当然，李健后来来到冀中，还是服从组织分配，也不是冲白馒头来的。何况，就是在冀中，也不可能老吃白馒头。不过，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冀中生活水平比山区要强一些，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公认的。
至于路西山区，有山药蛋吃还真算不错。正像刘伯承当年说的：“晋西北的山药蛋、荞麦面和晋东南的小米都很好啊!不要小看这些粗糙东西，它能抗日，使我们兵强马壮。”实际上，有的地方，有的年景，恐怕连山药蛋都没得吃。
就说1940年吧，如果当年李健等人去了晋西北一二〇师，可能真是连山药蛋都吃不上。一位当年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那一年的生活，说：1940年初，发生了“晋西事变”。我们战斗剧社随部队返回晋西北。这个地区经过敌人“三光政策”的洗劫和阎锡山顽固军的无情掠夺，似乎变成一片废墟，人民生活十分穷困。再加以敌人连续“扫荡”，战斗频繁，整个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有好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粮食，而主要是以黑豆充饥。偶然吃一顿煮豌豆，便很高兴，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黑豆，即使在晋西北——中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也是用来喂牲口的。对我们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更不要说吃了。我在江苏老家农村，吃过煮鲜毛豆，样子和黑豆差不多，鲜毛豆的皮是青的，老了变成黄的，无论鲜毛豆或老毛豆都很好吃，清香还带甜味。而黑豆煮出来却是一锅黑里透红的稀汤。因为已经变质，气味也很难闻。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冀中根据地和路西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区遇到了困难，冀中，就好比家庭里经济宽裕些的成员，予以支援是义不容辞的。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运去粮食1900万斤。
说冀中宽裕，也是相对而言。冀中虽是产粮区，但1939年刚闹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为了解洪水造成的损失，冀中领导机关组成4个工作团赴各地进行了摸底调查。据各团报告，冀中全区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众缺半年以上口粮”，“粮价开始上涨”，“有的地区已出现十四五岁女孩子出嫁的现象”，“小孩、老人要饭的事”，“杀牛宰驴的现象”均已发生。总之，在大水盈门的情况下，群众的悲观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人详细听取了各工作团的汇报，心情都非常沉重。黄敬和吕正操本来都是非常豁达，平日有说有笑的人，听了汇报，他们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再也笑不出来了。
1939年9月，洪水才逐渐退去。洪水过后，地里上了一层好污泥，土地肥沃，对丰收有利。
百姓们忙着秋耕秋播，部队也抽出人力、战马支援。到了冬天，各级政府又组织群众利用冬闲，搞副业，跑运输，“有纺织基础的地方，几乎男女老幼都投入了纺织行列，到处可以听到纺车与织布机的声响，”到了1940年春，冀中“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荠菜，老瓜筋、马翼菜，以及无毒的各种野菜、树叶、地梨都拿来当饭吃。机关干部也随同群众去挖野菜充饥。”就这么吃糠咽菜地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4月，又落了一场透雨，小麦长势喜人，6月，终于迎来了夏粮的大丰收。
冀中军民刚从百年不遇的大灾中缓过一口气来，一听说路西缺粮，立即就拿出了1900万斤粮食。约占当年冀中征收公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1900万斤粮食，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1943年春，彭德怀把精于理财的八路军后
勤部长杨立三找来，研究粮食问题。杨立三汇报说，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生产540余万斤粮，约摸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彭德怀听了很高兴，说：“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
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
3公斤粮，也即6市斤，就可以维持一个农民10天的生命。那么，18斤粮，即可维持一个农民1个月的生命。1900万斤粮，足可以维持100万人10个月的生命。而当时整个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的人口，不过二百六七十万。
这批粮食，在当年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粮食，就意味着生命；就意味着胜利。因而，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供给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冀中的粮食要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把它运过来。
的确，就是在和平年代，要把这么多的粮食一斤、一斤地集中起来，再平安无损地从平原运往山区，也不是件简单事，何况在那个年代。首先，要把粮食从冀中几千个村庄汇集起来，就要通过许许多多敌人封锁的公路、河流。然后，又要把集中起来的粮食运往山区，更是要经过日伪重兵把守，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姓沿路轮班打更(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乡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啰”的情景)。如今，这么多粮食要过路，这出戏可怎么唱?
当年，这出戏主要有两种唱法：一是“武唱”，一是“文唱”。
所谓“武唱”，就是部队用武力掩护运粮队伍过路。当年冀中军区曾动用了4个主力团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来承担这项任务。“武唱”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原晋深极县后马里村几位参加过运粮的老人对此留下了生动、具体的回忆：1941年的开春，区里下来指示，叫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再次向铁路西背送公粮。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觉着有使不完的劲，所以二次运粮任务下来，我们又被选上了。这次自动报名的是四十多人，经过选拔和动员，把个儿矮的、年岁小的、瘦弱的都减了下来，最后共选了二十六七名粗腿大膀的小伙子，由村武委会主任李文法带队。走之前，人们在“青年救亡室”集合(原是财主孙老振家的客厅屋)，检查了人们应带的东西——口袋一条、绳索一条、针线包一个、饭碗一个。在检查时，发现有的人不带口袋而带一条新粗布单裤。原来参加过运粮的人，发现口袋不如裤子装粮背起来得劲——扎紧两个裤管，装上小米，绑好裤腰口成个“人”字形，往脖子上一套，走起路来又稳当又省劲。参加背粮的人，以区为单位集合后便向定南县的存粮处出发。定南县的东里村(据说也有在邢邑装粮的)一带村庄囤积着大批准备运往铁道西的公粮——小米。沿途都是抗日根据地，天不黑就赶到了目的地。后马里村的宿营地就在东里村，早有人给号妥了房子。听说东里村周围一带的村庄都住满了。背粮的人吃了晚饭就是睡觉；第二天白天，除了吃饭还是睡觉。这是叫人们养足精神准备夜行军。据说这次运粮，不单是晋深极县一个县，定南、新乐等县的一些村庄也组织人参加了，估计是专署组织的统一行动。
背粮的人，以村为单位去粮库装小米，每三个人分装一口袋——每人四十斤。并说明，背到路西，三个人的粮灌满一口袋就算如数完成任务——不过秤(嫌耽误时间)。
太阳平西，运粮大军出发了，成五路纵队朝正西偏北方向前进。回头一望，约有两万人，也真好看，每个人的肩头上都鼓起一个又粗又圆的家伙——有偏在一个肩头上的，有两耷头套在脖子上的，也有两耷头偏在一个肩上前后搭拉着的。“人”字形的裤子粮袋套在脖子上，活像背着一个孩子，格外引人逗乐和羡慕。队伍浩浩荡荡，俨然一股铁流。才开始走，小伙子们根本没把这“四十斤”放在心上，如同背了半袋糠，一路上撒欢打逗。有的人逗着别人一阵一阵地跑——他先是故意磨蹭着走，挡着后边的人不能走快，当他和前面的人拉开一段距离时，便突然跑步赶上去。这一来，后边被挡住的人流也非跑不能跟上距离，越后头拉开的距离就越大，跑的时间就越长，真使人哭笑不得。
常说“远道无轻担”，几个钟头过后，觉得身上汗津津的，很少有人再撒欢，人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急促地走着。两万来人行进的脚步声，像刮大风，像不断音的闷雷——“呜呜呜”、“嗡嗡嗡”地连续不断。在夜间，这股声响能传出十几里外。人们肩上负着重，没法使脚步声减低，慢不得，脚抬得高，步迈得大，落音格外沉重，真是万马平川，纵情驰骋，大地轰鸣。
掐着时间计算，必须在天黑时赶到铁路附近，待机猛冲过铁路。路西的目的地——大户村，距铁路还有几十里。完成任务后，还得趁夜跨过铁路返回宿营地——东里村。时间就是胜利。
天慢慢黑下来，接力式的口令不断由前往后传着：“离铁路还有二十里！”“还有×里了!”
“不要吸烟，咳嗽时把嘴用袖口堵住……”
“前边就是铁路!挨近距离，准备过路!”
这是前头运粮指挥人员传过来的命令。人们个个都憋足了劲准备冲过铁道去。
队伍是贴着距铁路不足半里的一个小村的东边向铁路运动。此处有个道口，可通大车，据说此处是卡子，白天有敌人的岗哨，晚上就撤走。卡子南北几里处有敌人的护路岗楼，这些岗楼已被定南、新乐的县大队包围，以掩护运粮队伍通过。
正当人们要向铁路猛冲过去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开来一辆装甲车，这是敌人的铁路巡逻车。车开到卡子口停了下来，显然是敌人发现了异常的动静。“原地蹲下，不许动！”前边又传下命令。突然，铁甲车上对空射上去一个贼亮贼亮的东西，亮得耀眼，人们的面孔、眉毛、口袋上的字等都看得清清楚楚。“照明弹，这是照明亮弹!谁也别动!”有晓得这是什么东西的人悄悄告诫人们。这个亮家伙在空中停了好一阵子刚要落下，接着又射上去一颗。“轰—轰—轰!”敌人从车上向东面射出几发炮弹，在远处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机关枪向东面乱射一通。看情况，我们的运粮队是被敌人察觉了。敌人的装甲车不走，今夜的路就过不成了。于是，指挥人员决定队伍撤回宿营地待机。命令一下，大队前锋一“卷簿”就返了回来。后边的大队人马来了个向后转，朝路两侧散开往东撤。最后边的人，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见前头向回撤，就跑开了。这一跑，两万多人的跑步声，比来时大得多，敌人的枪炮朝黑暗处嗡嗡地乱打一通，枪弹在头顶高处吱吱地飞过。后马里村的人没有跑乱，离开大队向东南方向穿过人流踏上漫地，谁知却误入一大片酸枣地，酸枣棵尽是二三尺高长满刺的朴拉荸子，密密麻麻无路可通，左转右拐怎么也走不出去，可把人们扎毁了。走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走出这片酸枣戈针地。
这一夜好跑，可把人们累坏了。这一带的井没井台，和地一般平，有人只顾瞎跑，“扑通”掉下井去，幸亏井水不深，伙伴们垂下绳索先把米布袋拽上来，再把人拉上来，背起水淋淋的米袋继续走；有的人跑着跑着，布袋口绳脱落，米撒一地，便急忙连米带土收入口袋背起就走，跑出十多里外，人们才慢下来，枪声隐隐约约还可听见，但人们已意识到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大约是吃早饭的时间，人们陆续返回驻地——东里村，“四十斤”小米又如数背回。
敌人的装甲车，这是意外的遭遇，使这次运粮过路没成功。两万多人不能在此久待，于是领导让大家暂回家去听候指示。半个多月后，我们又参加了第三次运粮。和先前一样还是三个人分背一口袋，每人四十斤。这次比较顺利，人们在夜里跨过铁路急行军到达大户村时，刚好半夜，到了目的地，把粮一倒扭头就走，一刻也不停留。我们没见过铁道，晚上又看不见，过路时我们蹲下来摸了摸，原来和个大铁梯子差不多，这也算长了点见识。
从上面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想象，武装运粮是一项多么庞大、多么艰苦的工作。一位当年在冀中后勤部门工作的老人说：“向山区运粮，是一项复杂、艰苦的战斗任务。每次运输，要把上千万斤的粮食首先集中到路东的集结出发地，从集结出发地利用夜间通过铁路封锁线。每人都携带干粮，没有水壶一类用具，在铁路两侧十至二十里的距离内都是小跑步，发生战斗情况更趋紧张，仅口渴一事即很难克服，途经的死水坑都喝干。”这段回忆显然经过了文人加工，但我们仍不难从中体会到当年那些纯朴的冀中农民的心情，晴朗的星空，拂面的晚风，新鲜的空气，同村的伙伴，抛开了长辈的约束，增添了干抗日工作的荣誉，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枪弹，如果不是背着一大包粮食，这简直是一次愉快的晚间漫游。虽说跑了些路，出了些汗，但那几万人行军的阵势，过路时的紧张，退却时的笑料，还有铁轨、照明弹、装甲列车……都够人们回
味十天半月的，多么有趣、多么宝贵的经历啊!无怪当年大伙都抢着去背粮，连赵小栓的父亲这样年近五十的中年人都觉得跑这么一趟真过瘾。
日军的装甲巡逻车“武戏”虽说过瘾，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戏能“文唱”还是“文唱”好。当年在九分区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起1940年他组织运粮时的经历，写道：夜深，冷月高挂，繁星眨眼。这时，鸡不叫，狗不咬，只有寒风吹的电线嗡嗡作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行动的命令了。
我抬头观察前面，路基像一堵墙挡在前面，左右两边立着的炮楼枪眼里闪出点点灯光，像狡黠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正看着，忽然从北面传来隆隆的响声，一个老乡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听，巡逻车来了!”
果然，一个黑家伙顺着铁路爬过来，震得地皮直呼扇。车上架着探照灯，刺眼的白光不停地在扫射，其实这是吓人，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轰隆轰隆地过去了。
“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
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
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
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
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
“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
“你怎么不去报告?”
“老总，你看我能动吗?”
“你怎么不喊叫?”
“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
“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
聂荣臻多少年后，也仍忘不了冀中人民对山区根据地的支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说了吃的，再说说穿的。
军队没有粮食，军心要乱；军队没有衣服，同样不行。何况，粮食可以凑合，军服最好不要凑合，应整齐、干净。聂荣臻当年就曾指出：“服装整齐，衣服做得好看些，牢些，是有政治上和经济上意义的。政治上，如果服装整齐，鬼子见了也要怕我们些，对群众影响也好。经济上说，衣服做得好，战士们也喜欢，更能爱惜保存。我们八路军一直都是要整齐、要干净的，有人以为把衣服穿得烂和脏就是‘无产阶级的作风’，那是错误的。”
可是，冀西山区并不产棉，“我们的产棉区主要在冀中，”在路西许多地方连纺车都未见过。要想让山区的部队穿上整齐的军服，还得靠冀中往路西运布。据史载，1941年一年冀中即往路西运布10余万匹。其中，仅安平一县，即组织妇女织布突击队，在两个月内织布3万2千匹。聂荣臻对冀中土布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他仍念念不忘地写道：“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 、热南等地。”冀中的粮食和土布，给予山区根据地很大的支持。当年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在‘五一’大‘扫荡’前，冀西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高阳布做的，吃的粮食也有不少是从冀中运来的，兵源有的也从冀中补充。”
说到“冀中的财富占边区的重要地位，”杨成武又指出：“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
关向应甚至提得更高，他认为冀中的得失，不仅是关系到晋察冀边区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到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而且还是保持全国抗战力量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冀中平原从整个边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无疑是在战略上孤立边区，孤立了山区。日寇完全懂得这一点。所以日寇之方针是‘迅速肃清平原指向山地’。”的确，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早就看到“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1942年5月14日，也即“五一”大“扫荡”后十余天发表谈话称“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
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
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应该说，冀中平原，也同样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这是与其他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人民杰出的子弟，带着“一二·九”运动的记忆，带着“七七”事变的硝烟，回到家乡，他们会向父老乡亲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们说起日本兵的残暴，说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举行大演习时杀死中国孩子的事情。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当日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纪才11岁，和他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日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日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11岁的女孩，从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在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景，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说起汉奸们的可恨，说起1935年12月16日大游行时同学们被拒之门外，只能以血肉之躯撞开城门的经历。清华大学的校史是这样记载的：这天，由清华大学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时即出发，途中联络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们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书写的“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向西直门前进，于八时许到达。城门仍像七天前那样紧闭着。同学们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门，仍遭闭门阻拦。领队乃决定一部分学生约四百余人，留于西便门，其余六百余人向永定门进发。留在西便门的学生来到附近的铁路门，想从这里进城，城门也关闭着。同学们同城门上面的军警展开了说理斗争，促他们开城，交涉甚久无效，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于是，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开铁的城门。立刻，几百条臂膀结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一，二，三，冲!一，二，三，冲!”大家有节奏地喊着，奋力地冲击着铁门。从高处望下去，煞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的千年古岩。北风如刀割，寒气穿透棉衣，袭人肌肤；可是，同学们却汗流淋漓，早已驱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渐渐地，闩住城门的铁环开始动摇，门缝愈来愈大了。城头上的军警见势不妙，急忙从城墙上砸下大块的卵石和砖瓦。这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一面加紧冲击城门，一面向军警们回敬了大量的砖石。
约十时许，铁门终于冲开了，顿时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
冀中的百姓们，或许不知道坦克为何物，但他们一定知道一个孩子从小长到11岁，是多么不容易。冀中的百姓们，或许没到过北平城，但他们一定懂得，大块的石头从城墙上丢下来，是会砸死人的。可以想见，在那些日子里，在炕头，在田间，在井台，在河边，人们一定都在谈论着从城里回来的学生们带来的消息。
或许，在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更谈不上电视的冀中农村，农民们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从回乡的学生们嘴里得知，东洋鬼子占了东北不说，还想占华北，还想灭亡中国。而政府却一味退让，并用大刀、水龙、石块来对付学生。
比如说，像深县西蒲町村这么一个离县城25华里，480多户的村子，“‘七七事变’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学程度(三个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未算在内)。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们在家里随时随地宣传日本侵华和城市里的反日活动情况，他们的宣传很容易地被群众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变”前，村里百姓就知道“高丽”亡国后，日本人把那里的百姓当牛马，一点自由都没有，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众非常痛恨日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人们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说这是“洋药材”中国人是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有些百姓听了学生说的日本兵如何残忍，也是半信半疑。觉得咱不招惹他，能把咱老百姓怎么样?很快，当1937年夏、秋之际，日本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时，冀中的百姓，特别是交通沿线的百姓，都亲眼看到，日本军队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日军士兵是如何如同一路释放着罪恶的怪兽一般，在身后留下无数尸首和废墟。1937年9月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侵入大城县子牙河北村，盘踞7天，残杀村民147人，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几乎无一生还，34户被杀绝；12日，又在姚马渡村残杀村民70余人。1937年9月9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又往南侵入青县，在青县北王庄这个只有37户、180人的小村，杀死30人，烧毁房屋100余间；1937年9月10日，大批日军侵入青县流河镇，仅半天时间，这个不满500户的小镇，就有86人被杀，6户被杀绝；1937年9月15日，日军第14师团数千人渡过永定河，16日占领固安、永清县城，18日占领涿县城。短短几天时间，日军在这一带就杀死无辜百姓近2千人；1937年9月18日，又一股日军侵入大城县，在其后的几天，日军在大城县境内八方、韩裴庄、西庄、李贾村等地接连制造几起惨案，杀死百姓483人，在八方村村民李宝瑞家墙上，还留下用我同胞鲜血写下的“此村鸡犬不留”几个字；1937年9月20日，雄县大清河沿岸娘娘宫(现名兴隆庄)一带群众，自发起来与进庄奸淫妇女的日军搏斗，打死日军80余人。战后第4天，千余日军前来报复，娘娘宫一带18个村庄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3天，几百群众被惨杀；1937年9月22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在徐水县于坊村遭到抗日武装痛击，日军立即疯狂报复，屠杀村民33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保定，在北关和东大街惨杀居民50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沧县，在二天时间里，就在张辛店、柳孟青、捷地村等地杀死322人；1937年10月8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正定，当天就在城内及近郊实施大屠杀，共杀死百姓1500余人。受害最重的岸下村，250户人家中有55户被杀绝；1937年10月12日，日军侵占正定东南的藁城，在梅花镇杀了3天，全镇550余户，2500余人中，有46户被杀绝。
但是最惨的，还要数梅花镇惨案。梅花镇，位于藁城县城正南20公里，是个有名的商业重镇。当年这里商业很繁荣，较大棉花店就有13家，小的有50余家，粮店大的有4家。这里常年驻有平、津、保、石各大城市经营棉、粮的商人，为藁城、赵县、栾城一带棉粮集散的中心。是一个街道宽阔，房屋整齐的镇子，镇子还有土围墙，方圆四里，墙高丈余，东南西北各有一门，便于防守。当地人传说，曾有一位美丽善良的梅花公主在此住过，所以就叫做梅花镇。这个有着美好的名字、动人的传说的中国村镇，在1937年10月12日这一天，可遭了大难了。
10月11日晚，吕正操带的队伍在梅花镇与来犯的日军坂垣师团两个大队展开激战。接连打退日军9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军七八百人。12日黎明，大批日军即将来援，吕正操的部队决定撤退。部队撤退前，还在街上喊话：“老百姓都走吧!日本人来了，逃命吧!”“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的，乡亲们快逃命吧!”可是不幸的是，一方面仗还打着，枪炮声中听不清喊的是什么；另一方面，“老百姓认为自己不是军队，日军来了不至于完全杀了，存在着不要紧的心理，都在家里守着。”结果正如吕正操将军在回忆录里写的：“人们这时还不曾体会到敌人的残暴，也有没听见的，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团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了出来。”
10月12日凌晨，响了一夜的枪炮声停了下来，中国军队已经撤走，镇外的日军还未赶到。这时，天还没有大亮，晨雾还未散去。多数人家尚未开门，街上只有少数人在走动，雄鸡也仍旧在报晓，完全是一片和平景象。突然，首先从镇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嘈杂声，日军从镇西南翻过寨墙，扑进镇来，接着东、北等各个方向，均出现日军。自从侵入中国，还未吃过大亏的日本士兵，红了眼睛，见门就砸，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刚刚还是一片和平景象的梅花镇，顿时枪声、砸门声、哭叫声响成一片，上空是滚滚浓烟，火光四起。
如果那时已发明军事卫星，卫星上的摄像机会拍到一组组什么样的镜头呢?镜头一：镇西王淘气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顺手一枪先把出来看动静的王淘气的母亲给打死了。王淘气的父亲王保云，一见妻子被杀，随手抄起一把三齿耙，一边叫孩子们快跑，一边向日本人冲过去。他用耙打死一个日本兵，又向另一个鬼子扑去，不幸中弹身亡，王淘气乘机逃了出来，他的两个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院里，他怀孕的妻子，则被开了膛。
镜头二：镇东门外大眼井，45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日本人举着战刀嚎叫着，强令人们跪下。人们沉默着，没一个人下跪求饶。日本兵恼羞成怒，一刀一个，把45人全部砍死，头挂在树上，没头的尸体扔进井里，呼呼直冒鲜血，把井水都染红了。
镜头三：南门外寨墙下，日军驱赶着200余名妇女、儿童，问他们中国军队的去向，无人回答。日本兵立即拉出4个不满10岁的女孩，把吓得直哭的孩子一个个活活劈成两半，接着逼问。人们眼里透着仇恨和不屈，一句话也不说。最后这200多名妇女、儿童全部被枪杀，尸体丢进寨沟。
镜头四：地主杨洛风家的粉坊大院里，绑着11名日本兵抓来的孕妇。这些孕妇，有的被扒光衣服，吊在门梁上，先打一顿。有的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然后一个个都被活活解剖，挖出胎儿。这些胎儿被日本兵吊在树上，练习打靶，打着打着打烦了，一个日本兵又一刺刀挑起一个胎儿，抛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其他日本兵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
惨案发生后，“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像那位父母妻子都被杀害的王淘气，后来就投奔了八路军，并为了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起起惨案，开始让善良本分的冀中农民认识到日本军队的残暴，坚决要求抗日。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三光’政策也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梅花镇日本人杀得最厉害，可梅花镇人的民族觉悟，也是最高。
1985年，吕正操将军重返梅花镇时，与当地的乡亲们有这样一段对话：吕司令听了乡亲们的讲述，心情沉痛地说：“我们打那一仗，可给你们惹祸了。”乡亲们纷纷说：“可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一仗打得硬气，才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鬼子，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你不打，他也照样到处杀人放火。”
“还会更邪乎……”
七八位老奶奶也围上来插话：“俺们的孩子都是没爹的，那年头拉扯大个娃可不容易，打走日本鬼子，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打得硬气”，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语让人深深体会到普普通通的冀中百姓的坚强和不屈。自古燕赵多壮士。冀中这地方，民风很纯朴，民性很强悍。每个冀中人的内心，都是充满自尊和骄傲。这种自尊和骄傲，是美丽富饶的大平原给他们的，是上京下卫的经历给他们的，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给他们的。冀中人的自尊和骄傲，不像山东沿海那样外露和粗放，也不像山西山区那样柔弱和内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而面对日本人的屠杀，冀中百姓的反应，不是拿起锄头去拼命，结果仇没有报倒把自己的命给送掉；更不是一味忍耐和退缩，而是一种内在的刚强和外在的不屈：活下去，想尽办法斗下去，直至胜利!日本人的屠刀，并没能吓住谁，压服谁，而是相反，更激起了冀中百姓的觉醒和反抗。吕正操将军曾谈到冀中西部，像高阳、蠡县、定县等地，群众觉悟尤其高。而这些地方，正是日本人沿铁路线南下时杀人杀得最厉害的地方。另外像梅花镇所属的藁城县，在1938年即抗日政权刚刚创立时，便被命名为抗日模范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的血腥屠杀没能如他们所愿制造出“顺民”，反倒激发了人们的抗日觉悟和民族仇恨。
不过，当时日本人兵力有限，又忙于向南进攻。因而在冀中的活动地区，还仅限于交通沿线的村镇、城市。广大冀中腹地的百姓，一般还没有亲眼目睹日本兵杀人放火的“荣幸”。何况，这种由日本人烧杀奸淫激发出来的仇恨，也只能是一种狭隘、简单的民族仇恨，还不能上升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抗日觉悟。
一位当年在高阳县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春节前后一次战斗，写道：“战斗停止，自卫军打扫战场，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周围村庄青年小伙子们，听到枪炮声长时间不响了，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着刀斧等器械奔向战斗的现场。需亲眼看看，到底把鬼子打死了多少?走到前边的人，有的扒下鬼子身上的军装，有的捡起钢盔装胜利品，后边来晚的人，捡不到物品，也不空手而归。有的人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有的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人们说这些是‘洋药材’，能治病。人们在发泄狭隘的民族仇恨，一定要弄点 ‘洋药材’”。
其实，百姓们也未必相信这些臭肉能治什么病，只是因为实在是太恨烧杀抢掠的日本兵了，恨不能千刀万剐了才好。怎么把百姓这种单纯的仇恨上升为抗日的觉悟?怎么把几百万冀中的百姓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决。
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1982年铅印本。
⑥《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冉淮舟、刘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⑦《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星火燎原》选编之六，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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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9期、第5期、第1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铅印本。《帅容回忆录》，帅容口述，熊安余整理，湖北省黄梅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年油印本。《古城外的斗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九分区编委会，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中共安平县党史大事记(1923—1945)》，安平县党史办编，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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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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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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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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