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通过亿万年才摆脱了兽性，成为万物之灵。但是要某些人倒退为野兽，却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年，多少年轻的日本军人刚刚侵入中国领土时，有的怀里贴心揣着妻子送的彩漆双偶，耳边响着母亲的叮咛；有的囊中藏着一缕恋人的乌发，身上还带着家乡的稻香。然而，用不了多久，日本军国主义便将他们训练成了一头头天良混灭的战争野兽，唆使他们毁灭道德、毁灭良知、毁灭生命，同时也毁灭了他们自己。岁月在飞速流逝，一些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犯管理所中，混灭的人性逐渐复苏，良心受到日益严厉的审判，他们纷纷向世人忏悔自己在中国犯下的弥天大罪，以恳求历史、世人与良心的宽恕。
日本战犯大部分是在1950 年7 月由苏联移交我国的，移交时苏方代表还警告说：“这是一批极端反动的法西斯魔鬼，不可救药。”的确，他们在苏联伯力的几个监狱辗转5 年之久，来到中国时依然反动成性，气焰嚣张。他们被关在座落于巍巍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以前，这里曾是日本人建造的伪满洲国的抚顺监狱，是九死一生的地狱之门，正如但丁《神曲》中“地狱篇”内说的：“跨进这个门的人们啊，摈弃希望吧！”
灰色高墙内，布满了阴森森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壁，叫做“镇静间”。我们的爱国同胞，有的就被关在这里，连坐都坐不起来，被活活地闷死、饿死！
可是，此时此刻，这座伪满监狱的监狱长大村忍和其他日本战犯一同，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大材忍一见这个熟悉的地方便苦笑着说：“这是从前咱们给中国人盖的监狱，想不到现在由咱们自己来往啦！这叫‘自食其果’呀！”
曾在这里被关押的日本战犯982 名，其中原属军队系统的667 名，行政系统的44 名，警察系统的139 名，宪兵系统的116 名，特务系统的16 名。这些人可谓是战争魔鬼中的极其凶残者。
军队系统的有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他沿我长城内外，到处建立无人区，仅在河北省遵化、迁安二县即杀害和平居民230 余人，烧毁房屋1570 余间。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河南省长坦县小渠村惨案、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惨案、河北省滦县潘家峪惨案等。仅潘家峪惨案一次就杀我和平居民1200 多人，其中19 名幼儿被摔死，63 名孕妇被杀死，100 多名妇女被强奸。有的孕妇遭强奸后又被剖腹挖出胎儿。
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自1931 年起5 次随军侵入中国，4 年进行了36 次血洗城乡的“讨伐扫荡”，制造了上段村等多次大惨案，残杀我军民49000余人。他的部队用刺刀逼着我100 多位同胞跳进一口井里活活淹死。最恶毒的是用我同胞做扫雷工具，炸死60 多人，还用我同胞做活靶，训练士兵的杀人胆量..
行政系统的有伪满洲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们仅仅根据“治安维持法”就抓捕我177000 多名同胞..
警察系统的有伪满警务总局警务处长今吉均、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宪兵系统的有驻伪满新京的日本宪兵大佐队长斋滕美夫、日本关东军完兵大佐队长吉房虎雄。特别系统的有伪满中央保安局特务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驻奉天日本特务机关中佐辅佐官内藤一男、日本特务机关华北交通团防卫本部“富永机关”主事富永顺太郎。
正是这些战犯们，使中国的神圣领土，痛受蹂躏；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未有的深灾大难！哪座青山，没有烈士的尸骨？哪条江河，没有民族的血泪？
然而，这些战犯走进战犯管理所的时侯，并未恢复人的良知。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衔，足蹬马靴，两撇浓密而稍弯的仁丹胡，将他凶恶的目光衬托得更加凌厉。他每天都认真地向日本宫城遥拜。
伪满警正鹿毛繁太可谓是罪大恶极，仅1936～1937 年，就抓捕、杀害吉林省柳何县委组织部长刘喜明等52 人。用刑极其残酷。火烧、装进麻袋摔死等等。如今他却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我要回国！我要自由！”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硬说他不但没有罪，而且“帮助满洲国建设”还有功。那个仅在1939年的10个月当中就在北满抓捕中国抗日军民将近3000人的中央保安局特务调查科长岛村三郎，不但不写坦白材料，却写了厚厚的一本书，书名是《民族矛盾不可调和论》。伪满新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饭守重任说他残杀中国人民是执行了“神的意志”。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在厕所里和其他战犯订攻守同盟。少将旅团长庄司巽，在小组会上硬说他“爱护中国人民”，理由是：他部下抢了24 匹马，他只留下了3 匹。最令人气愤的是宪兵少校绫真喜雄，装作对世事无争的样子，整天拜佛念经。
在中国政府与人民长时间耐心的人道宽恕和疏导下，许多日本战犯终于良知发现，由昔日的嗜杀成性的魔鬼变成呼唤与热爱和平的卫士，成为中国人民坦诚的知友。他们懊悔为了邪恶而毁灭了中国多少个春红夏绿、多少个水秀山青。于是，他们用曾经行凶的双手，以自身的经历写出了小说、诗歌、剧本等各种体裁的悔罪文728 篇，这既是日本战犯的悔罪自白，又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
《细菌实验》写的是伪满的一个日寇细菌工厂，怎样把我们4000 多名爱国同胞用作细菌试验、枪伤实验、冻伤试验、爆炸试验、毒气试验，有的被活活地拔出神经，有的被开膛后扔进了炼人炉。
《太行山下一魔窟》揭露了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的野战病院，在河北省焦化镇拿我们的被俘战士作活人解剖试验。凶手，就是作者本人。他们把一名健壮青年突然按倒在手术床上灌麻药，一连进行了三次开膛试验，然后又切断四肢。受难者还没有死，野兽们又往他的血管里打空气加以杀害。作者写道，这时候，“那个中国人的左胸脯发出了“吐噜噜、吐噜噜”的响声，声音是那样的凄厉和悲惨。他的下鄂缓缓地下垂了..用听诊器，只能听到胸膛里微微地响着断气后特有的一缕沙沙的凄凉声音..这声音，在11 年后的今天，依然真真切切，响在我的耳鼓..我的心如同刀绞。”
“制造无人区”是铃木启久暴露自己在中国长城内外实行“三光政策”的血腥罪行。他总结历史教训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用尽了阴谋诡计，也无法使历支的车轮倒转，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无人区的阴谋终于不能实现。中国人民创造了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繁荣的人间乐土。如今，山，是照样地林木青葱；水，是照样地碧波荡漾。而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永远被埋葬在中国大地！”
《小小的木偶》是一篇悔罪叙事诗，作者姓田村，却没有留下名。原来，作者出证时，妻子赠他刻有一对恋人的木偶，这是他们爱情的象征。但随着他人性的丧失，也就抛弃了木偶。他透过泪花，想起他毁灭一对中国恋人的情景。于是，他拿起了笔。诗，并不地道，现摘录一部分，不妨作为一篇韵文悔罪录来读。小小的木偶啊，勾起我的悔罪心；简直一模一样，想起另一对年轻人。那是13 年前，铁蹄踏在中国的山东。对于争取自由的人，我的回答是：“鲜血磨亮我的刀锋！”“残暴”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我是杀人魔鬼，万恶的畜一道道的峡谷绕山岗，“白泉”是个朴素的村庄，山上青松泉下柳，石头垒屋泥做墙。这是普通一座房，春联散发着笔墨香；彩纸剪成红喜字儿，刚刚贴上纸格窗。在那个小的玻璃上，好一对和谐的纸鸳鸯。这和木偶上的一对年轻人，简直一模一样。.. “开始扫荡！”我喊叫得那么疯狂！像恶魔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军队一阵阵地嚎叫，像扑食的恶狼；枪声响处，哭声，一片沧凉。从屋里，跑出一位老大娘，仇恨的眼泪，声讨我这杀人魔王。她额上的皱纹，抖动着愤怒的心；惨叫声随着两手，揪住我的心房。啊..
那是一副多么吓人的仇人模样。我不愿染污了屠刀，把子弹推上枪膛；紧紧贴着老人的头，发出血债累累的又一枪。“放火！”一声令下，大火飞扬。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还有美丽的一双鸳鸯。小小的木偶啊，我听得见你愤怒的胸膛，掀起八万里滔滔大浪。野兽们纵有万把条枪，杀不绝中国人民的斗志昂扬；纵然烧毁千万个城市村庄。也烧不尽中国人民的热血汪洋。中华民族从血泊中站起，我这魔鬼已缴械投降。
日本战犯自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完毕。他们临别时在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前痛哭悔罪，给中国政府写感谢信，称中国为“重生之地”、“第二祖国”，在“告别词”里千恩万谢。 20 多年前，当他们踏入我国神圣领土的时候，是一群灭绝人性的恶鬼；20多年后，他们挥泪告别时已经恢复了理性，成了人类队伍中的一员。
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以后，他们究竟表现怎样。这是对改造日本战犯工作的最后考验。
最初被释放的战犯在日本午鹤港一登陆，就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表示“低下头来，衷心谢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促进日中友好”。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中国归还吉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本部设在东京，支部遍于全国。
“中归联”坚决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派国友俊太郎和三轮敬一等当年的战犯到国会去请愿。请愿条件很特殊，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中归联”的会员不是什么“民族英雄”，是可耻的战争罪犯。他们的目的是，只要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一条，就不得不承担起发动过侵华战争的罪责。
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被提前释放回国以后，立即加入了“中归联”，而且拿着服刑中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写给老同事岸信介（当时的首相）的警告信到日本政府，吓得岸信介东躲西藏，不敢露面。藤田茂就向新闻界公布了这封信，揭露岸信介的侵华罪行和复活军国主义的罪恶阴谋。这封信轰动了全日本。不久，藤田茂被选为“中归联”会长。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是“中归联”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会亲访友，发表文章，出版了《三光》，活生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的滔天之罪。这本书刚一问世，就被抢购一空。《诞生》的作者古尾荣一，是在《三光》的影响下写了这本侵华罪行的忏悔录，而且自费出版，赠送亲友，表示悔罪。一本《日中不再战》的书里，也发表了藤田茂写的一篇悔罪文章。
促进中日友好是“中归联”的又一项主要工作。战犯们感激中国人民的再造之恩，积极地促进中日友好，纷纷加入了“中日友好协会”，“中归联”还被选为常任理事团体，藤田茂在青森县创办了“日中友好协会”支部，还和前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共同组织了“前军人日中友好协会”。三本武夫不顾生活艰苦，创建了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支部，制造过“三肇事件”的岛村三郎被选为“日中友协”高知县支部的常任理事兼组织部长。“中归联”还有100 多名会员，被选为“日中友协”的中央或地方领导人。
从前的细菌战犯榊原秀夫，让儿子上大学，专修中国语。塚越政男给女孩子起名为“真理子”，给男孩子起名“友好”，教育下一代和中国人民永世友好。
欢迎中国赴日代表团是“中归联”的第三项重要工作。
“中归联”的成员衷心感谢中国人民使其获得新生的大恩大德，每当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他们奔走相告，热诚款侍。如1963 年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在东京的金刚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会长藤田茂代表全体会员向我代表团赠送礼品，表示感谢。营野荣和他的妻子背着亲手收获的新大米，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来，把新生活的劳动果实献给恩人。在广岛，一名曾经参与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中归联”会员，自愿在夜间给中国代表团当警卫，保护代表的安全。此类迎来送往、竭诚接待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另外，“中归联”还大力宣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如曾任汪伪政权指导官的原陆军少校城野宏，自愿在中国贸易会上作义务解说员，还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长篇文章，赞扬毛泽东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战犯归国后，经常从日本备地给中国捎来或寄来无数封书信，表达他们悔罪谢恩的心情。
从前谋杀赵尚志的伪满警察署长井田久二即在信中感谢中国人民使他“死去了的良心复苏，恢复了人的感情”，“总觉得断绝音讯，心中有愧。若不写信感谢，难受得寝食难安。”还发誓说“决不会离开认罪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我亲眼听见的、中国的崇高与美丽，在我的眼里至死不变。”
改造初期扬言要把认罪服罪的战犯推进大海的市毛高友来信说：“我积极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队伍，虽然慢步如牛”，却也正为持久和平与中日友好而奋斗呢！”
筑谷章造来信说：“我既然从中国获得了新生命，就绝不再背叛中国人民。”
最后释放的原特务头子富永顺太郎在信中说：“离开的地方越远，日子越久，我们对于‘第二祖国’——温暖关怀胜于父母的伟大中国，越从内心里感到无法克制地爱慕和向往，我每天晚上都洗耳恭听发自北京的无线电广播，每当我收到订购的《人民中国》和其他的画报周刊时，我都像遇见了怀念已久的亲兄弟一般，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城野宏来信热烈祝贺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核爆炸试验的成功。菊池义用大字正楷，把心里的话写给了北京中央广播电台。题字是“毛主席万岁！”“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1965 年9 月7 日，76 岁的团长藤田茂率10 人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献了铜碑。碑文是：“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他们来到了抚顺市郊平顶山的烈士纪念碑前。藤田茂用悲痛的声音读了“悼词”。其中说：“生儿育女，建立家庭，这9 年的生活，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啊！每当忆念到此，对于中国人民的感谢，便从内心深处汹涌而来，成为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我们反对侵略战争，拥护持久和平，呼吁日中友好！”他们邀请了当年的被害者夏廷泽作了报告，目的是再一次敲响警钟，以防昔日的悲剧重演。
他们来到了“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藤田茂在门口站了足足一分钟，心潮起伏、热泪盈眶。他们紧紧围住了曾经引导他们认识真理的“恩师”、挽救过他们生命的大夫、一口一口为他们喂过饭的护士、给他们做饭做菜的炊事员，止不住的热泪滚滚，说不完的千恩万谢。
大批和平善良的人由于走上侵略战争之路，变成了嗜血成性的鬼，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大批的战争魔鬼通过改造，不仅恢复了人性，甚至成了坚定的和平战士，这却是旷古未有的珍闻。这是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所创造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类文明史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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