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 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把国内的劳动人民送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战场当炮灰，国内出现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1942 年11 月27 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会议作出了从中国掳惊劳工的决定。决定说：“日本之劳务需要，近年来益显紧迫。尤以劳动部门之劳务不足，更为严重。因此，本内阁决定，..将华人劳动者移入日本内地，期其协力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
自此，侵略者便开始了罪恶的劳动力大劫掳。在战场上，日寇以活捉我抗日战士为重要目标之一。以前，日军俘虏了中国士兵，大多杀掉；此时，全部关押。鬼子在占领区，设立了许多俘虏营，专挑身强力壮者，押送日本。在沦陷区，鬼子汉奸到处抓人，被抓的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小贩..罪名往往是“私通八路”。日寇加紧对我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在扫荡过程中，疯狂地掳掠青壮年。
这里，记述几位“花冈惨案”幸存者关于被捕的回忆：
王敏，河北深泽县人。1938 年19 岁时，在本村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副村长、区民政助理员和区长等职。他说：“1944 年4 月的一个深夜，我和区委书记到本区的甄家庄执行任务，进村后谈完工作已到后半夜，天下起了大雨，我与房东和衣睡下。黎明时分，五六个待枪的敌人突然破门而入，没等我爬起身来，几只枪口已把我堵在炕上，连拉带扯把我推到屋角。敌人发现我手腕上戴块手表，便争着抓我胳膊。就在敌人争抢我的手表时，我拔腿向外跑，因跑得太急，滑倒在院子里。敌人追上后，用麻绳把我倒剪手捆上，我被捕了。”
王敏被捕后，被押到无极县城的日本宪兵队。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阴险的目光，用中国话对他审问：“你叫什么名字？”王敏随便报了个名字：“我叫张开花。”“不对！你的为什么叫女人的名字？”边说边狠揍了他两下耳光，敌人露出了凶相。王敏沉着地回答：“是爹娘给起的。”敌人又问：“是哪个村的？你的，什么的干活？”王敏回答：“是侯村的，老百姓，送信的。”简单审问后，鬼子便把王敏关押起来。
第二天，鬼子又开始审讯，敌人见他一问三不知，恼羞成怒，用棍子朝他劈头盖脸打来，边打边问：“你的，到底什么的干活？不说，就打死你！”王敏忍着疼痛说：“打死我，我也是老百姓。”这时，又过来几个鬼子，用枪托狠狠往他身上捣，疼得他不由发出呻吟声。鬼子歇斯底里地嚎叫，玉敏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一个鬼子大声喊叫：“给他电的干活！”另一个鬼子立即将两根电线头分别缠在王敏的两只手上，顿时，手摇发电机发出的电流，通过他的手涌向全身。王敏“啊”的一声，昏过去了。醒来后，敌人继续审问，王敏始终不露身份。此后，敌人把他押送到石门市集中营，“张开花”的名字，一直跟随他到了日本。
赵满山，河北保定市郊人，1944 年4 月，他和父亲赵有义先后被抓，一起被押到日本花冈町中山寮服苦役。赵满山说：“俺村离城不远，村中人家大多从事制造毛头纸的手工业。父亲做小买卖，卖毛头纸和盐、烟之类的小
商品，还常给西边八路军驻地送纸、盐、布匹等用品。日子一久，被村上的汉奸、特务知道，报告给日军。一次，父亲骑车夫保定车站附近卖货，鬼子、伪军一哄而上，就以通八路的罪名把父亲抓走了。”
赵满山的父亲被抓后，急坏了全家。牲口卖了，大车也卖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求爷爷告奶奶，托有门路的人设法把他父亲保出来。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保出来，而且过了不到半个月，汉奸、特务带着一帮日本兵，在天将明未明的时候，撞开了他家的门，把赵满山从被窝里给抓走了。那年，赵满山刚18 岁。这次，村里和他同时被抓的共有5 人，其中一人叫杨义，是共产党员。在保定，杨义受的刑最多，拷打、灌辣椒水，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了，尸体喂了洋狗。赵满山也受到拷打，日军用烟头烫他的脸和嘴，问他是不是八路，他死不承认。敌人就把他和一同被抓的几个人由保定押解到石家庄集中营。
袁子河、张洪辰、张士贵，山东齐河县人。他们回忆说，1937 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齐河县城，经常出城骚扰，烧、杀、抢、奸淫、掳掠，什么坏事都干，对略有反抗者，便加以杀害。大姑娘、小媳妇更是惊怕，穿的是破衣烂衫，还在脸上抹上泥土和锅底灰，鬼子一来便躲进柴草堆、芦苇塘。
1945 年2 月的一天清晨，鬼子出城大扫荡，来势汹汹地一下子包围了袁子河家所在的村庄，大肆逮捕青壮年。全村约有40 多人被鬼子五花大绑抓到齐柯县城，安的罪名是八路军嫌疑。张洪辰被抓时他正帮助大哥摆摊卖茶叶、纸张，在回家歇晌时撞到4 个日本兵，不容分说就被抓走了。张士贵是出门走亲戚，走在去济南的大马路上，上来几个日本兵，硬把他抓走，说是“皇军要人的干活”。时至1944 年至1945 年年初，鬼子在这一带经常进行疯狂扫荡。齐河县是如此，整个鲁西北大平原的各县以及邻近的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均遭殃。他们把人抓走后，先集中关押在济南，然后押到青岛，运往日本。仅在花冈町中山寮，被日寇从齐河县劫掳的同胞就有近60 人。半年过后，日本投降，已有26 人惨死于花冈河畔，死亡近半数。
耿谆，河南襄城人，国民党第15 军上尉连长，在洛阳战役中受伤被敌俘虏；刘智渠，河北蓟县人，八路军战士，在河北省定县火车站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和日本兵发生冲突，子弹打完了，和战友刘小碗、王诚汉一同被俘。还有李振平，八路军120 师独立第三支队侦察员；刘虞卿，国民党军第15军上尉军需；孟连琪，八路军老一团一营战士。还有刘锡才，青岛码头工；褚万斌，河北掌鞋工；刘玉林，山西介休人；翟树棠，河北饶阳人，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被日本兵劫掳或俘掳，共同患难于日本花冈中山寮。
自1943 年3 月至1945 年5 月，日本帝国主义将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以及在华北、华东各省进行大扫荡中掳掠的中国平民，分批押送到日本国内从事奴役，先后达41758 名。由于日军的残酷虐待，在押送途中便死亡2823人。中国劳工被强行分配在日本35 家企业的135 个场所从事非人的劳动。其中土木建筑业最多，共63 处，15018 人。其次为采煤、开矿、冶炼业，共47处，15816 人。还有港湾运输业21 处，6073 人。造船业4 处，1210 人。死亡率在40％以上的有7 处，以花冈中山寮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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