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文版《日本时代周刊》以头条报道的方式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里见甫文件”（《宏济善堂纪要》）。这份作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并被标注“秘”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怎样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实际上，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经专门研究过上面文件中日方的重要贩毒机关——华中宏济善堂。但是，由于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日本大特务，“里见机关”负责人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提前解散了这一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证据文献。因此，对于它在中国从事鸦片贩卖的细节和具体业务数据，此前一直是一个谜。
《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夹杂在日本某前财政大臣捐赠的图书中，此人曾是里见甫的一个密友。它清晰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
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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