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沪西四行仓库。
这是一幢钢骨水泥建造的六层民用大楼，位于现在苏州河桥头的**北路，与英租界毗邻。大楼原来是中央集团军第八十八师师部，随着日军攻陷大场，市区战局恶化，中国军队奉命撤出闸北。
南京统帅部电询师长孙元良将军：能否以八十八师坚守闸北？孙答：上海沦陷，我八十八师纵然全体牺牲亦有何益？再询问以部分兵力坚守四行仓库大楼，孙勉强复电同意。
用军事家的眼光看，坚守闸北是没有意义的举动，因为决定淞沪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争夺外线而不是市区。但是用政治家的眼光看，上海是一座大舞台，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将被国人乃至世界舆论所注目，尤其因为四行仓库紧傍英租界和领事馆，地理位置优越，所以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直接的或更为深远的影响。
至少当时的蒋委员长是站在政治家的角度认真看待这场局部战斗的。
我们说“时势造英雄”，那么一大批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注定要登上这个由政治家布置的舞台而成为轰轰烈烈的民族英雄。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蕉岭人，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历任排、连、营长，淞沪战争打响后调任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中校副团长，时年已经三十二岁。
同他的黄埔同学宋希濂、孙元良等人相比，谢副团长的军旅生涯始终磕磕绊绊不大顺利。他从军十二年，参加过北伐战争，有过多次战斗负伤的光荣记录，但是他的职务始终升迁缓慢。我们很难判断这是时势还是英雄本身的原因，总之谢副团长渐渐落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第八十八师撤出闸北前，孙师长亲自召见五二四团正副团长，郑重说明南京方面意图，并把一张写有“坚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委员长亲笔命令的字条交给他们。当时情况明摆着，孤军作战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师长征求团长意见，团长低头不语，师长只好把舍生赴死的希望寄托在升迁缓慢的副团长身上。
谢晋元沉默数分钟。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话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因为有时即使不奋斗也会有牺牲，比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突发疾病，等等，但是具体轮到谁去牺牲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奋斗，有人注定要牺牲而另外一些人却步步高升呢？
孙师长与谢晋元同为黄埔毕业，年纪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问题是孙同学已经做了整整六年将军，相比之下，谢同学是不是应该觉得命运有些不大公平或者心情复杂呢？
恰好这时电话铃响起来，师长回答几句就把话筒递给谢晋元，告诉他南京蒋委员长要亲自同他说话。
“……你就是那个副团长吗？叫什么名字，什么军阶？”电话流声干扰很大，委员长的声音仿佛一根尖细的抛物线立刻绷紧谢副团长的神经。
“报告校长，学生是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中校副团长，姓谢名晋元，黄埔第四期毕业。”谢晋元立正回答，额头紧张地渗汗了。
“黄埔四期？唔，好、好……你们那一期，我记得有张灵甫、李弥，当团长营长的很多嘛，当师长旅长的也不少……”
“是，是……”
“……我说过，我一个人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打日本要靠大家努力。黄埔学生要做抗战的榜样，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回去代我向你的部队全体官兵敬个礼，就说我蒋中正，以抗战的名义感谢大家……”
委员长的最后一句话决定了中校的命运。
中校副团长放下听筒时努力挤出了一个悲壮的笑容，然后向师长敬礼，大声报告：
“……谢晋元遵命，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十月二十六日夜，师主力撤出闸北，谢晋元率领第五二四团一营进入四行仓库。该营计有官兵四个连，共四百三十余人，为了迷惑敌人，壮大声威，对外号称八百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百壮士”的由来。
四行仓库原为师部驻地，弹药、粮食和饮水储备都极为充分，至少可为留守部队坚持半年以上。仓库大楼为法式建筑，钢骨水泥浇筑框架，花岗条石砌墙，地面楼高六层，地下室（金库）一层。从地理位置看，四行仓库背靠苏州河，与英租界和领事馆隔河相望，其余三面均为平房，射界开阔。选择这样的楼房作据点不仅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时时提醒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关注河对岸的战争，因为日本人射出的炮弹稍有偏差就回落到英国人头上。
开战前照例由指挥官进行队列思想动员。
“……稍息，弟兄们，外面的形势你们都看到了，我们不久将孤军作战。”全营官兵整队肃立，大楼里鸦雀无声，只有谢副团长的广东口音在空空荡荡的大楼四壁撞来撞去，“敌人可能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我们也许能坚持几个月，几十天，或者几个星期，但是我们决不投降……我们虽为孤军，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孤单。你们往窗户外面看看，整个上海的灯光都是中国人的，每幢房屋里都有中国同胞，他们的眼睛在看着我们，心完全向着我们……想想看，我们为几百万上海同胞打仗，让他们亲眼看着我们消灭日本鬼子，身为抗日军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使命更光荣，更自豪的呢？
“……我在师部领受任务时，委员长亲自从南京打来电话，对我全体官兵坚守闸北这块最后阵地的壮举勉励有加。委员长嘱咐我，代表他向留守部队的全体官兵敬个礼——弟兄们，我在这里以指挥官的名义，请你们不要忘记领袖和人民的神圣嘱托。”
值星官喊起口令“立——正”，谢晋元面对黑暗中肃立的整齐队列，脚跟一碰，庄严地抬起右手。
官兵齐声回答：“抗战到底，誓死不降！打败日寇，报效祖国！……”部队士气高涨，精神暂时得到升华，八百壮士人人都有理由信心百倍，要让孤岛变成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于是官兵同仇敌忾，迅速搬运木料水泥加固工事，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战斗。
天亮之后，闸北一带的枪声已经平息，经历多日激战的街道寂静无人。八时左右，第一批日军约五六十人出现在进入大楼外面的街道上。日本人大约得到中国军队撤出苏州河以北的消息，所以未作战斗警戒，只管大摇大摆地打着太阳旗前进。谢晋元命令轻重机枪准备，等把敌人放进离大楼只有几十米的空地上，然后大喝一声“开火”，日军立刻人仰马翻，弃尸十多具慌慌张张遁去。
首战告捷，日军中了埋伏，大意失荆州。我军无一损失，报了一箭之仇。
更重要的是，四行仓库骤起的枪声打破了沪西清晨的沉寂，苏州河对岸租界楼房里的中国居民纷纷把头从窗户探出来观望，刚好目睹了这场鼓舞人心的战斗表演。日本人横尸街头，中国士兵缴获他们的武器，把他们的尸体扔下河去。于是四行仓库的胜利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只要中国军队还在上海战斗，他们就没有理由失去希望。
人们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期待打败日本鬼子的奇迹出现。
激烈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进行。日本人虽然吃了亏，但是他们知道上海市区已经没有中国军队的主力，所以并没有把这个小小的据点放在眼里。
日军派出大约一个中队（连）的兵力，附迫击炮数门气势汹汹扑向四行仓库，结果遭到意想不到的有力反击。中国士兵从地下室和附近民房钻出来，手榴弹冰雹一般砸来，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到处都在爆炸和射击，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喊杀声。日本人简直闹不清中国人究竟埋伏了多少兵力，只好又弃下十几具尸体退去。
这场战斗以日军轻敌冒进的失败而告终。
上海舆论界振奋了，不断有电话打到四行仓库里慰问子弟兵，更有一些舍生忘死的中外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闯进仓库大楼进行新闻采访，报道战斗经过，渲染中国官兵的战斗精神。也就在这个时候，中校指挥官谢晋元一夜间出了名，他终于战胜默默无闻的命运，成为上海和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日本人对中国守军的顽强战斗深感恼怒，他们很快明白不拔除这颗钉子整个沪西将不得安宁，可是当他们组织炮火调集重兵进攻的时候，这才发现中国人事先选择了一个多么巧妙的位置同他们作战。
四行仓库背倚英国租界，英国海军陆战队早已在苏州河桥头筑起沙袋工事，架起机枪大炮，布置坦克高射炮严阵以待。。英国人的态度十分强硬，如果租界遭到炮弹攻击，他们将坚决还击，这就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甚至招致西方社会的联合干涉。
日本人不得不对此有所顾忌。他们无论从任何角度开炮都不能保证没有炮弹落在英国人的地盘上，因此只好取消从前肆无忌惮狂轰滥炸的火力掩护，改为小心翼翼地实施步兵围攻。一旦没有炮火掩护日军的进攻就失去了明显的优势，于是坚固的四行仓库好像一块风雨中的磐石，任凭枪林弹雨我自巍然不动。
战斗又进行了一天一夜。
日本人的进攻遭到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阻击，伤亡惨重，有一次已经攻进大楼底层，又被顽强的守军赶出来。中国军队虽有战斗减员，但是官兵士气高涨，他们为打败敌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决心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谢晋元命令副官在指挥部搭起一座“功臣台”，每日公布战报和个人战果。据统计，仅二十七日一天，全营共毙伤日军一百三十余人，其中一个名叫龙德树的机枪兵，一人毙伤日军达六人之多。
最受鼓舞的当然要数饱受战火之苦的上海民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打进来，中国军队一步步退出去。心中当然起了做亡国奴的悲观和恐慌。在上海即将沦陷之际，四行仓库守军的英勇战斗无疑相当于一场精彩的告别演出。虽然演出终归难免要落下帷幕，但是这个最后的高潮还是能够收到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和短暂鼓舞人心的效果。
于是就有热血沸腾的台下观众冲破重重封锁上台献花。
杨惠敏，女，上海人，文化程度高中，当时芳龄十八岁，未婚，上海商会童子军编号为00041 号。杨小姐和千千万万的爱国男女青年一样，淞沪抗战爆发即加入上海战地团为前线伤员和难民服务。在亲眼目睹了四行仓库守军两天英勇战斗之后，杨小姐在都市少女特有的浪漫情怀和爱国主义冲动的驱使下，毅然做出了一个惊动世人的冒险决定：她要亲自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送进枪林弹雨的四行大楼，把一个上海少女的爱国热情献给最可爱的人。
杨小姐的雄心壮志一经披露，理所当然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许和大力支持。上海是座浸透商业文明的国际都会，那里的数百家报馆一旦缺少新鲜消息的刺激就好比花儿没有养料，所以得到消息的报馆都争先恐后派出记者现场采访，几家有影响的报纸还空出版面虚席以待。
二十八日夜，勇敢的童子军小姐就在众目睽睽下登场亮相。小姐的出发路线是这样精心安排的：借助黑夜和英租界掩护，经**路抵达新垃圾桥头，然后匍匐过桥到达苏州河北岸，在越过一条十米宽的马路就可以进入正在激战的四行仓库大楼后门。届时已经得到献旗消息的大楼守军将以猛烈炮火牵制敌人和接应亲人的到来。
黑夜朦胧，杨小姐将一面国旗庄严地缚在腰间，告别送行的人们，心跳如鼓地踏上征程。其实危险地带只有那条马路，日本人从东、北两面进攻，南面是空白地带，所以杨小姐得以顺利通过河岸和新垃圾桥。但是两军交战，偶尔一两串流弹飞过，还是让趴在地上慢慢蠕动的杨小姐受了虚惊，后背流出许多香汗。
奔过马路，象一头小鹿或者一只面粉口袋那样跌进战壕，再后来杨小姐受到的欢迎场面如何热烈可想而知！军人们把亲人举起来抛向空中，官兵各个热泪盈眶，许多人拉着亲人杨小姐的手（不是亲吻！）嚎啕大哭，他们包围着天使一样灿烂的杨惠敏唱起国歌，其实少女带给这些孤军作战的男子汉的力量远不止她的爱国行为，更来自作为男人一半的女人杨小姐自身。
时光恨短，匆匆即过，这一夜杨小姐到仓库各处阵地慰问了抗日官兵，亲手扣动扳机向敌人发射子弹数发，并为数十名伤员包扎了伤口。小姐热血澎湃，表决心要留在大楼里同军人一道战斗，同赴生死，但是谢长官毫不通融地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小姐热泪长流之际，请求亲眼看过升旗仪式以后再返回租界。
这是杨小姐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在战场上度过的不眠之夜。
天亮以后举行升旗仪式。士兵列队持枪，护旗兵正步从队列前走过，全体行注目礼。谢长官亲手升旗。这一仪式虽然只进行了短短几分钟，但是气氛极其悲壮肃穆。更感人的场面在大楼以外，当盼望已久的中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着朝阳在仓库大楼顶上冉冉升起时，等候在苏州河对岸租界里的中国居民立刻欢声雷动，许多人不顾危险站在河岸上欢呼鼓掌，如同欢呼胜利一样。精明的日本人很快猜到夜里有人潜入大楼，于是一面组织对大楼的猛烈进攻，一面集中火力封锁大楼通往租界的南面马路。
剩下的悬念就是杨小姐怎样安全返回租界。
其实当时至少可以有两种以上安全选择：或者天黑以后再走，或者打退敌人进攻再返回。但是杨小姐偏偏决定马上就走。她当然知道外面有许多危险在等着她，可是她很奇怪自己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坚强起来，不再害怕枪弹，不在乎死亡，她要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敌人的子弹吓不倒她。
即使中弹倒下，那也是一个无比壮烈的举动。成千上万的抗日先烈都倒在我们的前面，让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有什么理由贪生怕死畏葸不前呢？
于是勇敢的杨小姐深深地吸一口气，高高扬起她的年轻美丽的头颅，瞅准枪声间隙箭一般射出去。不知因为日本人有所顾忌还是发现是个女人，总之那阵枪声竟然稀落了一会儿，因此杨小姐得以顺利奔过马路，跃入苏州河里，安全游抵苏州河北岸，被早已等候在岸边的记者和市民救起。
当日上海各报即以头版配以大幅照片报道杨小姐孤身献旗的事迹，许多外国通讯社也相继报道此事。杨小姐的名字传遍上海滩乃至全国，成为本世纪同后来的雷锋、张海迪有相似之处的青年榜样。
杨惠敏女士后来迁居台湾，据说现仍健在。
八百壮士的英勇战斗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
日本人既不好放肆进攻，又不能无视中国守军的存在，因此对这种左右掣肘的局面感到非常恼火。此时的日本帝国早已经不是上个世纪对西方人唯唯诺诺的弱国小民，他们已经长大了，要同英美平起平坐。日军总司令向英国租界当局下了一道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如果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继续顽抗，大日本皇军将派飞机进行轰炸，届时一切后果皇军将不负责！
这就是说，既然租界当局容忍中国军队在门口作战，那么皇军的炸弹也就不长眼睛。你们找中国人负责去！
租界当局立刻软下来。
在苏州河南岸的租界里，距离领事馆几百米矗立着两座巨大的圆柱形煤气储气罐，这两座煤气罐一旦被击中无异于引爆两颗巨型炸弹。英国人自然有英国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必要为中国人的战争付出代价。于是南京的英国大使亲自出面会见蒋委员长，强硬要求中国军队马上撤离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的战斗原本就是虚张声势要引起西方人的注意，现在目的达到，继续坚持下去也没有更大的意义，何况委员长还指望获得英美支持和援助。于是南京一道电令，八百孤军只好奉命放弃阵地向苏州河南岸撤退。为了鼓舞士气和不挫伤守军的积极性，蒋介石亲自签署命令，通令嘉奖四行仓库全体守军，并宣布提升谢晋元为五二四团上校团长，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余全体官兵每人晋升一级。
英勇悲壮的四行保卫战终于结束了。
十一月一日拂晓，中国守军乘黑夜退入英国租界，按照国际惯例向英军交出武器，成为中立国的战俘。日本人立即占领租界以外的市区。中国战俘按照达成的协议在战俘营里享受优待，一日三餐养精蓄锐，天天跑步做早操，照样站岗放哨出勤喊口令，还自力更生办工厂，织毛巾造肥皂做木工活儿，等等。
问题是中国人的秉性总是不安份和要搞阶级斗争的。
团结战斗和枪口对外是迫不得已的事，一旦外部威胁暂时消除，中华民族便非但不会更加团结，而且立刻就要陷入你死我活的自相残杀。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即使这些关在别人战俘营里的曾经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也不例外。
八百壮士（还剩三百多人）在四行仓库浴血奋战个个都是英雄，个个都是那么英勇无畏，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有记者把他们誉为“中华民族的魂魄”。可是换了一种相对宽松有吃有喝并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的和平环境，这些“魂魄”们的世界观就出了问题。民国三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一年四月，四名士兵在出早操时用刺刀捅死了谢晋元，据说事件起因只是因为谢团长态度粗暴而招致这些士兵的报复，后来又有人说那些中国士兵是败类，早被租界当局收买。
总之抗日英雄谢晋元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被自己的战友消灭的。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例如二十年后的许多革命元勋功臣，都是步了谢晋元的后尘。
谢晋元殉国后，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和影响，通令全国官兵效法忠贞。委员长签署命令，追赠其为陆军少将，批准入祀忠烈祠。
高志航秘密离开南京，率队到兰州接机。
南京政府用苏联贷款购买的苏制“伊—15”战斗机首批十九架到达兰州，另有数名苏联援华飞行员同机到达。由于上海和华北战事激烈，中国空军急需飞机补充，因此这批苏制战机的到来无疑等于给抗战中的南京政府雪中送炭。
经过短期训练，高志航率队分两批驾机飞抵河南周家口机场。机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入机场的，他们奉命在这里隐蔽集结，随时准备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但是天公偏偏不作美，他们抵达当天就遇上天气转坏，西伯利亚寒潮袭击北方平原，中原地区提前下了入秋以来第一场大雪，到处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飞行员身不由己，只好天天蹲在宿舍里收听前线战报。
第六天清晨，天空终于放晴，一轮红彤彤的朝阳升起来，明亮的阳光照在雪原上格外晶莹夺目。晨六时许，机械师开始工作，他们围着飞机忙碌，清楚包裹在机身上的冰凌，烘烤马达，加油料补充弹药做好起飞前的各种准备。机场人员包括驻军紧急出动，还动员当地村民一起清扫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七时，中、苏飞行员坐在会议室里，听取指挥官高志航介绍敌情和布置任务。按照空军总部的命令，战斗机群定于上午八时起飞，抵达南京机场后短暂加油，然后对上海方向的敌人机场实施突然袭击。
如果日本人对苏制战机的到来蒙在鼓里一无所知，那么他们无疑将遭受沉重打击，而中国政府将因此发布一连串胜利公报，抗日军民将为此欢欣鼓舞。问题是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想象和低估我们的敌人，把他们刻画成（在银幕上和文学作品中！）一群呆头呆脑的笨蛋或者近亲繁殖的低能儿，那么我们最终就将无情地捉弄我们自己！
日本军部早就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援华飞机的紧急情报。第一批苏制飞机到达周家口机场当天，便有潜伏的中国汉奸将情报报告了日本人。暴风雪期间敌我飞机均不能起飞，但是日本间谍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机场，昼夜监视中国飞机的动向。这种情形就好像猎人蹲在洞外监视野兽。渔夫等在岸上注视鱼群，而真正被蒙在鼓里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七时二十分，第一批从长城口外飞来的日本战斗轰炸机九架，经过两小时长途飞行突然出现在周家口机场上空。由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阴险空袭，日本飞行员避开中国防空哨的监视，选择大雪初霁的早上对中国机场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
当机场拉响凄厉的防空警报和枪声时，高志航才从窗口看见狡猾的日本飞机已经在空中拉开距离，一架接一架向下俯冲。他跳起来，一面大喊大叫，命令飞行员马上起飞，一面带头奔向自己的战机。
机场陷入一片混乱。
日本人有备而来，他们抢到宝贵的半小时战机，中国人仓促应战，因此被动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当高志航跳上飞机，准备冒着敌机扫射强行起飞时，这些飞机却因为气温太低马达预热不够而无法发动。于是从空中看上去，在白雪皑皑无遮无拦的机场上，十九架苏制战斗机暴露在简易停机坪上，好像一条条扔在河滩上的马林鱼绝望地等待死亡命运的到来。
日机开始扫射投弹。
第一轮空袭摧毁了大部分中国飞机，白皑皑的积雪上炸开许多黑黝黝的弹洞。停机坪燃起大火，燃烧的飞机迅速融化了四周的积雪，使机场看下去更像一个千疮百孔的垃圾场。
八时差几分，第二批日机七架飞到，再次对机场进行空袭。
高志航坐在飞机座舱里，他的飞机因为没有化冻还是不能起飞。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去一样，此刻敌机是否能击中他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坐在飞机里却飞不起来，这种感觉就跟被宣判死刑没有什么两样。
他被耻辱烧灼着，或者说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被谁出卖呢？被飞机吗？不对，被自己吗？也不对，总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种被出卖了的感觉如此强烈，如此令人悲愤交集。
军人一旦被解除武装，就如同女人被剥光衣服一样无依无靠。思维已经停止，只有敌机在天空肆虐。人在死亡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能为力，仿佛一场噩梦，你在噩梦中能干些什么呢？日本飞机好像憧憧鬼影在天上飘来飘去，那些金属的小炸弹好像可笑的鸟蛋一样从日本飞机的屁股里掉下来，然后晃晃悠悠掉在地上，激起一团橙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的火焰。敌人的机枪好像鬼火一样不停闪烁，于是他看见那些正在奔跑的中国军人纷纷好像沙漠里受惊的袋鼠一样，蹦蹦跳跳然后栽倒在地。
一张极度惊骇和焦急的脸贴在座舱玻璃外面大喊大叫，他骤然一惊，赫然看见那人竟是蒋委员长。
“报告，学生不能离开飞机! ……”
“你错了，抗战乃民族大业，飞行员乃国家栋梁之材，岂可轻言牺牲？……”
“学生心里难受……”
“大丈夫当卧薪尝胆，洗雪国耻，不计一城一地得失……”
“……”
幻觉消失，他重新看清原来是机械师冒着危险催他离开飞机。高志航重重叹了一口气，推开座舱盖站起来。委员长远在南京，没有人能挽救这里的失败，就像他没法挽救自己的飞机一样。他承认日本人暂时占了上风，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战斗结束，他今后要在天空向日本飞机讨还血债。
就在中国指挥官准备放弃飞机暂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的时候，盘旋在天空的死神一下子攫住了他。一枚炸弹准确地落在飞机右侧爆炸，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团火光和浓烟吞没了飞机，大片积雪和飞机残片被抛到几十米以外的空中去。
等到浓烟散去，人们赫然看见，那架金属结构的苏制战斗机已经炸成几段，机头变成一堆废铁，那个尚未来得及离开飞机的空军英雄也如同飞机残片消失在那声巨响之中。后来人们在机舱里找到一块残缺的躯体和一段大腿，才勉强完成了下葬仪式。
“空军军魂”高志航终于没能完成打败敌人的夙愿，他变成烈士。高志航牺牲后，举国痛悼，南京政府明令褒奖，追赠为空军少将。
一代军魂化为历史青烟，无影无踪矣。
“中国空军上那里去了？”当我的目光逡巡在本世纪上半叶狼烟四起的中国战场的时候，这个问号就一直顽强不休地纠缠我的大脑。
我承认在我的意识深处对“小米加步枪”的战争理论一直持有不大信任的怀疑态度，我宁可接受“空军制胜”的西方战争观，如果一九三七年中国那支年轻的空军不是两百架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而是两千架两万架新式飞机，淞沪战争的结局是不是会重新改写呢？
我查阅历史。
许多支离破碎的史料表明，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空中力量打击下，如同一直脆弱的盘子那样悲惨地四分五裂，然后消失在中国布满硝烟和阴云的历史深处。到了一九三九年之后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空军已经基本上没有飞机上天迎战了。
从统计数字看，中日两国飞机的战场损耗大约为一比一点二，中国空军甚至略占上风。但是日本人拥有年生产一万架飞机的工业能力，而中国贫穷落后，飞机打一架少一架，因此从战争逻辑上讲，中国空军的惨败必不可免。
中国空军极其悲壮的战斗历程，与上个世纪末甲午海战中那支著名的北洋水师有相似之处，都以前赴后继英勇失败而告终。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邓世昌因此成了后世景仰的民族英雄，而高志航则很快化为尘土，从此默默无闻。
我继续寻找这只航空舰队沉没的历史航迹。
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的战功卓著的飞行员，他们各自命运归宿如下：
——“空军军魂”高志航，辽宁通化人，一九零八年生。参加淞沪抗战，曾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空战中击落击伤敌机约十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往兰州接收苏联飞机，归途中遭遇敌机偷袭机场，不幸中弹身亡。时年二十九岁。
——“红武士”刘粹刚，辽宁昌图人，参加淞沪抗战仅七十天，击落敌机达十一架之多，击伤十余架，创下中国空军战史上击落敌机最多的纪录因功奉颁多种军功勋章。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山西战场英勇殉国，时年仅二十四岁。现台北市仍建有一座“粹刚小学”以志纪念。
——“飞将军”乐以琴，四川芦山人，在淞沪抗战中击落敌机九架，击伤多架，战绩仅次于刘粹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保卫南京的激烈空战中阵亡，时年仅二十三岁。他的事迹被编入当时的小学课本，题目就叫作“飞将军乐以琴”。
——“空中骁将”梁添成，福建南安人，抗战开始即参加大小空战百余次，击落击伤敌机十几架。一九三九年在保卫陪都重庆的激烈空战中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
另外还有家喻户晓的空军英雄沈崇海、阎海文、李桂丹、陈怀民、段文郁、郑少愚、周志开、任云阁、梁鸿云、黄保珊、邵瑞麟、等等数不胜数。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用鲜血和生命同号称“空中霸王”的日本强盗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据统计，中国空军将士先后为国捐躯多达四千余人，损失各种飞机一千二百余架，其中主要是作战飞机。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亲自为淞沪前线将士撰文：“……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其他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仅以无上的热忱，向全国所有的爱国部队，爱国同胞，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转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第一二一页）
我们似乎有理由因八年之后抗战胜利的结局而松一口气。
因为美国盟军终于出面教训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他们的舰队，击落他们的几乎所有飞机，轰炸他们的城市和工厂，后来还扔下两颗原子弹，迫使那个野心勃勃的傲慢的小个子日本天皇举起白旗投降，为长眠地下死不瞑目的中国烈士报了血海深仇。
何况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建纪念碑一座，笼统地纪念包括高志航们在内的抗日烈士。
烈士英灵可以瞑目矣。
公元一九九二年岁末的那一天，我和妻子从中山陵出来之后就向路人打听去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路线。那座公墓大约很没有名气，所以接连问了好些人都摇头，还有人反问那个地方有什么风景，是不是同不久前的那次空难有关？等等。后经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指点，知道公墓坐落在与中山陵方向相反的钟山北麓一个叫做王家湾的小镇附近，据说很僻静，没有公共汽车相通。因此经辗转换车，然后又步行约半小时，终于走近那个叫王家湾的的乡间小镇，望见村镇背后掩映在山林里的牌坊楹柱和琉璃瓦屋顶。
这一带的确行人罕至，诺大的天地之间，除了风声鸟鸣，长长的石阶几乎没有人迹，这与仅一山之隔的旅游观光名胜中山陵的热闹景象形成强烈反差。当我们的脚步在空荡荡的山间石阶踏响时，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剧烈心跳和来自一个遥远时代的空谷回音。
穿过高大的牌坊楹柱之后，看见石阶两侧各有一间休息室。门窗紧闭，里面的桌椅落满灰尘。再拾级而上，有碑亭一座，记载修复公墓之事。然后是祭堂，里面光线暗淡，觑不大真切。我们唤了几声，无人应答，只好继续沿山坡上行。
祭堂后面即为坟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场环抱之中的一座六角形碑亭，亭内竖有汉白玉石碑一座，高三米余。走近才看清，石碑已经伤痕累累，为航空公墓原物，由国民党军政部航空总署署长黄秉衡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撰文并书写，记载航空公墓的由来。碑的背面刻有“捐助建筑航空烈士公墓官衔姓名暨钱币数目表”，记录个人、团体、单位捐款情况。
从碑文得知，航空烈士公墓始建于一九三二年八月，时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空军首次与日军进行小规模空战，黄毓全、吴明辉等飞行员三十余人壮烈殉国，国人轰动。为弘扬民族气概和让后人祭奠先烈，中华民国航空总署决定自筹款项在南京建造航空烈士公墓。筹款首先在政府官员和高级将领中进行，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白崇禧等四十余人共捐资一万三千余元（银元），另有政府各部募捐，总造价为二万六千余元。
原公墓占地五十亩，建筑群包括牌坊、左右公房、碑亭、祭堂和坟场。最初辟有坟位二百六十个，以后陆续葬入烈士数百人，其中许多人未能寻到尸体，只好葬入衣冠合冢。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正式定于每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此举行公祭和公葬仪式，以吊唁亡人，慰籍活着的生灵。
我在这里找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高志航、刘粹刚、阎海文、沈崇海、乐以琴、任云阁、李丹桂、梁添成，等等，还有几位来华参战的美国和苏联飞行员。
我的心终于禁不住大跳起来。
在这片偏僻的墓地里，几乎埋葬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和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全部空军精英。他们曾经都是被全国人民争相传颂的英雄人物，名字妇孺皆知，其知名度绝不亚于我们今天风靡一时的歌星、舞星、球星之类。但是战争结束了，英雄化为尘埃，于是他们就被遗忘在这片草木茂盛的小小的山坡上。
妻子到处数过之后告诉我，坟场共有坟墓一百八十座，比碑文记载数目少八十座。这个发现使我很惊讶。我当然能猜到这些公墓连同它们的主人都经历了很多劫难，可是劫难之后为什么不全部恢复它们的历史原貌呢？
石阶上有了脚步声，一个戴草帽皮肤黝黑穿蓝布衫的老者缓步走上山来。他明明看见我们，但他仿佛视而不见，目光冷漠地在坟场逡巡。
“老同志，等一等，请问……”
老同志没有理睬，充耳不闻地继续走动。
“老人家，请原谅……我们有个问题想打搅您一会儿。”妻子上前拦住他。
老人家终于站住了，但是脸上依然没有表情，目光倔强地盯着地上的一滩泥水，仿佛是那滩泥水在同他说话。
我连忙贿赂老人一支“红塔山”。
“……下面那个碑我们看了，公墓是一九八七年修复的对吗？”
老人吸着我的“红塔山”，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市政府拨了四十五万元人民币，对吗？”
“唔。”
“根据碑文记载，公墓应有多少多少，实有多少多少座，为什么……是不是……”
老人家把半截烟头小心地掐灭，装进口袋里说：“你们都是记者不是？我是山下王家湾的……有事上城里找园林文物管理处问去，他们那里印的有书，卖一元钱一本。”
“……‘文革’以前您是不是也在这里？现在修复的公墓跟从前有什么不同？还有……” 我不甘心地问。
“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掘坟烧山，把死人骨头刨出来喂狗我都记得……造孽喽！”
“就是说，日本人掘了一次，‘文革’又掘了一次？”
“黄花菜……保不住今后谁还要掘第三次呢！”
老人呵呵冷笑一声走开去，那种暮气沉沉的目光里透出一种阴森森的敌意，让我们这两个自以为很优越的年轻人打了一个寒战。
我在山下的饮料摊上买到一本当地风景旅游指南，里面有一些关于航空烈士公墓来龙去脉的史料记载，读到这些粗糙然而沉甸甸的铅字，我的心终于不可遏止并且相当悲哀地沉下去。
史载，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曾经遭到过两次浩劫：一次是抗战初期南京沦陷，日本占领着似乎不大喜欢看到这些曾经在他们头上扔过炸弹的中国飞行员在他们眼皮底下安静长眠，尽管从任何物理学的意义上讲，他们都懂得死人并不是人，而是转化成为另一种类似肥料或者泥土的物质的科学道理，但是他们还是派出许多士兵押着当地百姓，大动一番干戈，将公墓统统捣毁，将那些没有知觉的尸骨挖出来烧成灰烬抛入江河中。东方文化造就了东方文明和愚昧。抗战胜利当年，中国政府即征用两千名日本俘虏重修公墓，并将分散全国各地的阵亡飞行员遗骨或者衣冠移葬于公墓。历时数月，始得完成。重建后的航空烈士公墓规模更加巨大，气势更加雄伟。
另一次浩劫发生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穿粗布吃供给粮的大陆炎黄子孙似乎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不愿意让那些躺在地下的同胞亡灵享受安宁，他们虽然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懂得死人已经或者必然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简单道理，但是他们还是浩浩荡荡地喊着口号杀向公墓，再次将死人掘出地面蹂躏，炮轰火烧，鞭尸毁迹。
当时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是首要问题，当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完全有可能在首要问题上迷失方向。于是又有第二条语录进一步指明方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今天重温这两条语录，我们依然会不可避免地糊涂起来，因为我们越是相信上述逻辑就越是无法分清是非。因为曾经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法西斯与他们受害者的后代竟然在相距三十年前后，在同一地点以同样方式干了一件性质完全相同的事情。日本人仇恨不肯屈服的另一个民族的烈士，这不难理解，可是我们中国人（包括被屠杀和强奸的南京人民的后代）同样对他们抗战牺牲的前辈充满仇恨，鞭尸毁坟，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在干着蠢事的时候没有想一想，我们的脑袋是不是出了毛病？
…………
史载，作为二次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的日本民族，尽管他们发动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而且最终被打败，沦为国际社会管制的不光彩的战败国，但是这个民族并没有自暴自弃。自暴自弃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出几个替罪羊，比如中国的林彪、“四人帮”之流，然后把罪责统统推给他们就万事大吉。在遍布日本岛国的所有靖国和护国神社里，供奉着历次对外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亡灵达二百四十万人。东条英机等人作为战争责任的具体承担者被送上绞刑架，他们的尸骨不是被当作罪该万死的战犯，而是当作做出最大自我牺牲的民族英雄被护送进东京靖国神社。
当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人的亡灵被他们的子孙小心地放在靖国神社里，并于每年的“八一五”战败日受到国民朝野的参拜和祭祀时，我们这些自诩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却在自相残杀。我们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却年复一年地制造贫困。两相对照，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更多的理由尊重历史，团结一心，珍惜本世纪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呢？
……
这天下午，我和妻子离开王家湾步行回城里去，途中遇上一伙心怀叵测的当地人，不远不近地尾随我们。天色向晚，暮鸟归林，这一带人少车稀，有许多树林和黑黝黝的山影，于是原先看过的那些很粗糙很恐怖的凶杀色情电影电视剧镜头就一齐浮现在脑海里，不由魂飞魄散，把那些很沉重很高尚的爱国思想统统扔到九霄云外。幸逢一辆“马自达”出租汽车路过，司机见义勇为，搭上我们逃之夭夭，否则我不知我的采访与写作是否能延续到今天。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淞沪前线登陆日军已达二十余万人，中国方面则以六十万大军与之对抗。下旬，南京蒋委员长决定再次投入川、粤、桂军十四个师对日军进行代号为“G” 的战略反击。
“G” 战役由大本营副总参谋长，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白崇禧上将亲自指挥。
白崇禧，字建生，十四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十五岁加入北伐学生敢死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三十岁统一广西，成为实力强大的桂系军阀中举足轻重的第二号人物。白为人极精明，足智多谋，擅长军事谋略，尤其擅长指挥大兵团运动作战，素有民国“小诸葛”之称。据说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广泛流传一句话：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两个半在共产党（林彪、刘伯承、粟裕），只有一个在国民党（白崇禧）。可见白能打仗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发动战略反击的设想是白将军在南京亲自向委员长提出来的。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考虑，副总长认为中国军队必须实施一次出其不意的大规模反击，才能打破上海战场眼前这种对中国军队越来越不利的僵局。即使从政治谋略出发以战迫和，如果不打一两个大胜仗，日本人绝对不会主动坐到谈判桌上来。
白将军的思路与委员长正好不谋而合。
战争越打越大，委员长急于调动各省军阀出兵参战，但是这个话要由别人来讲。白崇禧走马上任，急于打个胜仗有所建树，让世人看看地方军并非都是草包。两人出发点动机不同，见识却达到完全一致。
据说委员长故意沉默不语，只有那双深不测底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盯着他的来自桂系而不是黄埔军校的副总参谋长。
“……委员长放心，我已命令桂军廖磊集团军六个师火速赶往上海。”白崇禧果然聪明过人，他完全洞悉委员长的处境，于是胸有成竹地慷慨陈词道，“……我决心以廖磊集团军为主力实施中路突破，二线粤、川军担任支援，一旦突击成功就全线压出。此战意在出奇制胜，如同利刃洞穿敌人要害，加之我桂、粤、川地方部队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战只可进不可退……如果战役失利，建生甘愿负罪，请委员长任意处置。”
委员长当即批准反击计划。
两天之后，白长官在战区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参战各集团军及桂、粤、川将领个个目不斜视屏息静气，听候白长官训话。
“诸位知道，淞沪前线形势十分严峻，第三战区部队的战力已经接近极限。从地图上看，北起江苏太仓，南至浦东川沙，近百里的我军防线呈绷紧的倒弓形，这个弧形的防线中心，也就是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段在这里，”他用马鞭在地图上的大场、温藻浜和罗店各划出一个重重的圆圈，“……如果这架弯弓要折断，诸位想必都很清楚，其崩溃之处必定在中路而不在两端。反之，如果我军要进行反击，予敌重创，迫使敌人全线后撤，其突破口也只能选在中路而不在侧翼。
“以我军目前战力，上海前线中央军六十个师，再坚守半年当不成问题。日军八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经过两个多月战斗消耗已经疲惫，许多基层战斗单位十分残破，我军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出击……一旦敌人大举增援，战机即刻消失殆尽，我势必陷入更加被动和苦战……”
此次反击完全由地方部队实施，其向中央军炫耀实力的意图十分明显。在当时军阀割据的南方各省，其装备和战斗力接近中央军的只有桂系，因此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大戏就责无旁贷地要由桂系部队领衔主演。
“我命令，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总司令，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之第一七零、一七一、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一七六共计六个主力师担任主攻，实施中路突破，攻击方向在南翔与真如之间，切入敌人第九与一零一师团结合部。川军第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师及粤军三个师快速跟进，沿温藻浜向纵深扩张战果，压迫敌人向海边撤退……”
桂、粤、川军将领起立领命，中央军将领则互相交换揶揄的眼光，他们对白副总长盛气凌人的态度报以幸灾乐祸的冷笑。
一直没有吭声的第三战区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突然在一旁插言：
“白长官，恕我直言，日军与我军争夺焦点在大场和罗店。尤其大场，地处市区与郊区结合部，为敌我必争之地。依我之见，第二十一集团军如果首攻大场，得手后经侧翼攻击罗店，敌人失去支撑点，将不攻自退。”
白崇禧呵呵冷笑，不以为然。
应该说“小诸葛”白将军是自负的。他戎马生涯二十年，南征北战，以一介文弱书生在虎狼横行的中国打出一块诺大的桂系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何况他现在指挥的是桂系军队，是他自己的人马，他才不要谁来对他指手划脚呢。
“……顾副长官的话当然很有道理，可是以兄弟之见，大场罗店均为敌人重兵屯集之处，易守难攻，更有中央军与之对峙。我二十一集团军如果侥幸突击成功，顾副长官指挥大军全线反攻，区区大场、罗店岂有不克之理？”
顾祝同当然听出白崇禧话中有刺。
“蒋桂战争”时，顾祝同是讨桂军总司令，与桂系有过一段战场渊源。但是眼下是抗日战场，过去的恩恩怨怨是不好计较的，所以他尽量用大度和屈尊的语气同白崇禧商量：
“……敌人舰炮猛烈，飞机亦占据绝对优势，温藻浜地势低洼，易受攻击。大场前沿我军已经建立既设阵地，各处以交通壕相连，有利于大部队隐蔽出击。万一出击失利，亦可有所依托，不致动摇整个战线。”云云。
问题在于白长官是决不会轻易向别人的意志屈服的。
白崇禧贵为广西之尊，一向不大看得起中央军的饭桶，认为他们只是一群嗷嗷叫的走狗，装备精良人多势众而已。何况他还认为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都说日本人打仗怎样的凶狠顽强，他的桂军打仗不是同样以不怕死著称吗？
“……多谢顾副长官费心。”白崇禧傲慢地说道，“我将奉蒋委员长手谕指挥本次战役，参谋本部已经制定作战计划，呈请委员长批准，顾副长官就不必过问了。”
会议结束，将领们全体起立，目送白长官登车离开指挥部。
十月二十一日夜，桂军六个主力师兵分三路隐蔽前出到南翔至如真一线，当晚对敌人发动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歼敌约两千人。次日又强行在敌人大场与刘行阵地之间撕开一道几公里宽的缺口，并将战线向海边推进五公里。
毫无疑问，如果桂军这一重要战果继续得以扩张，或者说按照白副总长的指挥意图，桂、粤、川十四个师直插海边，威胁敌人侧背，那么被拦腰斩断的敌人战线势必崩溃。加上我大军展开全线反击，淞沪前线的中日战局立刻就会出现根本性的改观。
可以说，这是自淞沪开战以来，阴霾满天的数十万中国大军头上出现的最后一道希望的曙光。
桂军第七军一七一师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蹲在前沿指挥部里数敌人的坦克。
“一、二、三、四……好家伙！整整二十辆。”
他要通后方指挥部：
“廖长官，我这里吃紧，敌人坦克正在进攻，请求炮火支援……”
“秦旅长，我只好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没有炮火支援。”电话那一头传出廖长官无可奈何的广西话，“两个炮团都被飞机炸光了，剩下几门大炮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白长官命令大炮撤到后方去……你们得靠自己顶住。”
“……我旅伤亡严重，敌人炮火很凶，如果得不到增援恐怕难以坚持。”
“知道了，你与右翼五一零旅加强联系，你们务必坚持到天黑……”
然后电话里就剩下一片嗡嗡的蜂鸣声。
秦霖，广西桂林人，世家出身，文武并举，善战，尤以敢打硬仗恶仗著称。三十岁任少将旅长，是白崇禧部下赫赫有名的“五虎少将”之一。
桂军第七军在国内战场号称“钢军”，有过在北伐时期横扫江南诸省不败的骄人战绩，也曾在蒋桂战争时大败南京政府的中央军。该军一律装备德式步枪，穿类似日本军队那样的黄军装而不是通常中国军队的灰布军装，士兵头戴德国钢盔，背一把大刀，脚下蹬布鞋而不是穿草鞋，这就是该军在众多中国兄弟部队中鹤立鸡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几天之前，战区长官部组织参战的桂、粤、川军将领到前沿阵地熟悉敌情，适逢敌机轰炸，阵地上弹片横飞一片火海，带队的中央军参谋只来得及大叫一声“隐蔽防空”，然后就不知去向。日本飞行员欺负中国军队缺少防空武器，那些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轰炸机几乎贴着地皮肆无忌惮地低飞，投弹扫射，杀伤躲在战壕里束手无策的中国官兵。问题是中国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受德国教官的训练，按照德国的正规战条例，凡“步兵武器一律禁止对空射击”。其实西方人制定的这些条例是十分机械死板和没有道理的，但是中国官兵居然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所以淞沪上空就成了日本飞机低空肆虐的安全场所。
秦旅长先是趴在地上，对敌机的过分猖獗感到十分恼火。可是敌机偏偏没完没了地扫射，于是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个子广西汉子就冒起火来。他是桂军，不是德国教官的学生，有充足的理由不管德国佬那一套规矩，因此他连滚带爬地跌进战壕里，抱起一挺轻机枪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朝着迎面飞来的敌机猛烈开火。那架敌机好像被野蜂蛰了一下立刻受惊地拉起来，然后慌慌张张地爬高飞走了。
有人看见从那架飞机翅膀底下冒出一股淡淡的青烟来。
于是左右又有好几挺轻重机枪哒哒地咆哮起来，喷吐火光的枪口将一串串复仇的子弹射向天空，射向不可一世的日本飞机。猝不及防的日本飞机受到地面轻重火力的意外打击，居然被击中一架，当那架倒霉的飞机拖着黑烟向下坠落，“轰隆”一声触地爆炸时，其余飞机纷纷抬起高度，再也不敢目中无人地盘旋低飞。
这是中国军队首开淞沪战场用机枪射击击落敌机的纪录。
阵地上欢呼起来，蜷缩在战壕里的中央军官兵这才发现原来机枪也可以射击飞机，由此打破步兵武器不许对空射击的先例。硝烟散去，秦旅长扔下机枪，这才惊讶地发现战壕里还有个抱着机枪射击的军人，也戴钢盔，穿桂军黄布军装，脸熏黑了，露出一口白牙朝他微笑。
“哎，庞旅长！”“秦旅长！”
两只骨骼粗壮握枪的大手亲热地握在一起。这是秦霖未来的右翼友军，桂军另一位“五虎少将”第一零五旅旅长庞汉桢……
反击战开始，中路前锋第五一一、五一零旅并肩作战，他们仿佛两只无坚不摧的钢铁钻头，一路顽强而又艰难地向海边突进，三天之内把阵地向前推进了几公里。到二十三日，两旅部队均已损失过半，最后终于在敌人强大炮火的屏障面前停顿下来。
进攻战终于变成固守待援。
日本人的全面反击开始了。这是一种真正铺天盖地的立体进攻：飞机不分白天夜晚轮番轰炸，海上大口径舰炮好像犁地一样朝岸上倾斜炸弹，地面坦克排出三角形战斗队形，炮口喷火，机枪哒哒，成群结队在中国军阵地上碾压。步兵则好像凶狠地呲出牙齿的狼群，跟在坦克后面不声不响地冲锋。这种以炮火为核心的现代化进攻战大为奏效，作风一贯顽强善于打冲锋肉搏战的广西官兵在敌人钢铁攻势面前表现得手足无措，他们无路可退只好挥舞大刀向敌人坦克扑去，不是被坦克消灭就是被机枪打倒。有时竟然连续出现整营整连无一幸存者的悲壮场面。
敌人依然攻势如潮。
阵地上又传来激烈的枪炮声。秦旅长头上的青筋暴起来，手指关节捏得啪啪响。看来敌人决心要折断五一一和五一零旅这两根钻头并把他们一同埋葬在这块不到三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卫士排，勤务排，准备战斗！”秦旅长摔下军帽，将一顶钢盔扣在头上，“电话兵，快给我接通右翼五一零旅，我要庞旅长说话。”
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已经坍塌一半的横梁发出嘎嘎的呻吟，指挥部里能听见秦旅长对着话机的吼叫：
“五一零，五一零，我是五一一……庞旅长，你那里情况怎么样？能顶住吗？”
“……秦旅长，敌人坦克正在进攻，我前沿阵地多处被突破。”话筒里噪音干扰很大，庞旅长的声音嘶哑微弱，“我胳膊和头上中了弹，副旅长阵亡，局势十分危险……”
“庞旅长，我这里也出现敌人坦克……如果援军迟迟不到，你那里能坚持到天黑吗？”
“我已经没有预备队，恐怕不能……”
秦旅长思忖几秒钟，谨慎建议：
“你向我靠拢，两旅合兵一处，击退敌人进攻……庞旅长认为怎样？”
对方沉默一会儿，拒绝了这个责任不大明确但是可望保存实力的提议：
“秦旅长，还是各自为阵吧，你我都重任在身，不能企求两全……”
“好吧……请坚持到天黑，庞旅长多保重。”
……
新一轮酷烈战斗开始了，秦旅长派出预备队顶住敌人进攻，他调整部署收缩战线直接指挥部队战斗。不幸的是，他们的后续援军始终没能赶到，敌人的飞机和炮火把中国人派出的增援部队毫不留情地消灭在半路上。
时值下午，当震耳欲聋的炮火轰鸣如大潮般退去，秦旅长摇摇晃晃站起来，掩蔽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他费了好大劲才挪开两根横梁钻出洞来，站直在硝烟滚滚凉风习习的大地上。
一轮红日从烟雾里露出脸来，将军在黑暗的洞里呆久了，张大的瞳孔如同蝙蝠一样不能立刻适应阳光照耀，他只好眯起眼睛。但是等瞳孔重新适应白日的强光之后，将军突然吃惊地发现，大地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何等生动壮丽的战争画卷。
眼前是一望无垠的肥沃的长江冲积平原，滚滚长江犹如天上之水，在遥远的东方地平线上闪动着粼粼波光。东方最古老的农业文明所造就的诗情画意好比一只早已风化的陶瓷花盆，一夜之间就被来自异域的战争机器碾得粉碎。日本飞机不分白天黑夜从长空掠过，大炮在远处喷吐火光，数以百计的大型水面舰只包括航空母舰在长江口游弋，亚洲东部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这里摆开战场，于是中国和平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燃烧的村庄，阻塞的河流，扭动和呻吟的生命，已经凝固和将要凝固的尸体，以及无数深深浅浅的弹坑和战壕。
战场出奇地宁静。
将军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脚下的战壕大多炸塌，壕沟里或坐或卧着许多血迹斑斑的伤兵。参谋长躺在一块油布上昏迷不醒，他蹲下来，一个护士对他说什么，奇怪的是，他根本听不见她的声音。他看见人们的嘴巴都在一张一合，好像抛在岸上快死的干鱼一样。
哦，我听不见了，他突然悲观地想到。
阵地前面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破碎的尸体，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一轮深秋的太阳出没于硝烟之中，将亘古不变的宁静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慷慨照耀在满目疮痍的战场和死去的士兵身上。
将军的目光继续逡巡。
活着的士兵都用一种劫后余生的绝望表情迎接长官的到来，现在只有这位被大炮震聋耳朵的将军能够读懂他的士兵这种求生的语言。这是一支即将被粉碎的队伍，他们原有九千人，站起来好像树林一样密集，但是当他们在这块无遮无拦无险可据的低洼地带整整打了三天三夜之后，一个旅有生命的士兵加在一起还剩下不到一千人。
将军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士兵们，我们被包围了，没有退路。”将军开口说道，他从嘴里吐出一口带血沫的口水，脑袋嗡嗡作响。
远处又出现敌人进攻的队伍。
在氤氲蒙蒙的正午的阳光下，前面开路的那些形状怪异的坦克好像一只只在幻觉中无声无息慢慢蠕动的大海龟，让人觉得眼前这幅画面仿佛不太真实，而更像一场恍恍惚惚的梦境。
“……你们坚持战斗吧，要记住，哪怕还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天黑。天黑以后援军就会赶到并发起反攻……我作为你们的长官，为你们的英雄行为感到自豪。军人们，看看你们面前，敌人肮脏的尸体布满阵地，战友的遗体尚未冷却，我们没有理由停止战斗……退却和投降一样可耻！
“我宣布，要是旅长战死，以团长代，团长战死，以营长代，依次类推……要是有人活着回到后方，请转告我广西父老和家人，我桂军第五一一旅没有给广西一千万父老乡亲丢脸……”
他困难地拾起一支步枪，走进士兵的战壕里。
战斗再度打响，猛烈的炮火和硝烟笼罩阵地，酷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半夜援军终于赶到，桂军两个旅撤下阵地，包括轻重伤员在内，活着的官兵不足三百人。
代号为 “G”的反击战役全面失利。
又过了许多年，我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分别查到：桂军第五一一旅旅长秦霖少将，第五一零旅旅长庞汉桢少将均于当天下午在各自阵地上相继殉国。
两人阵亡时间前后相差仅半小时。
中华民国政府于次年追赠秦、庞二人为陆军中将，广西父老为其立碑树传，以志永久纪念。
“……你就是那个成都来的作家，叫什么……邓贤，对对，我读过你写的那本《大国之魂》，写滇缅战区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的不是？……我外孙女一句一句读给我听的。”
广西柳州，都乐岩公园一处流水潺潺的树丛下面，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老人郑忠直正在精心侍弄他的画眉鸟。他拥有足足十来个形态精美的鸟笼子，那些羽毛光亮的宠物们在笼子里有恃无恐地叫出一片响亮的噪音来。
“……告诉你吧，滇缅战场我去过，‘八一三‘淞沪抗战我也参加过。”一提起抗战，老人的眼睛立刻放出光来，话语变得滔滔不绝，“……啥叫打仗？没上过前线不知道，光挖挖铁路，剪剪电线就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要是小日本那么不经打，抗战能整整打了八年？……对你说，你写的松山大血战，那些国民党官兵泡在发黑的尸水里打仗，手脸几个月洗不干净，都是真的，我经历过。泡在血水里打仗，我就是那样过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候，天气正热，头天人死了，太阳一晒，肚子就鼓得老高。夜深人静，你蹲在战壕或者掩体里，那种浓烈的恶臭随风一阵阵飘来，让人翻肠倒肚……更让人恶心的是，你不时还能听见身边那些尸体发出肚子裂开的‘砰砰’的爆响声……
“……还有日本坦克在死人堆里碾压，那些死人竟也会发出吱吱的惨叫，跟受酷刑的老鼠一样，你听见过吗？……”
郑老十六岁当兵，一九四八年随部队起义。后来转业到黑龙江开荒务农，直到八十年代才退休回老家安度晚年，任民间养鸟协会理事。
“……那阵打仗哪有什么工事，战壕都是临时挖的，早已经炸成坑坑洼洼的平地，敌人的枪弹跟下雨一样；飞机炸，大炮轰，坦克碾，死人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参加过一九三七年十月那场著名的桂军反击战的抗战老人韦宗珉激动地比划着手势对我说道，他是英勇殉国的秦将军那支部队侥幸活下来的不多的几百个幸存者中的一个。
“……战壕炸平了，就用尸体垒起来做掩体，那些机枪子弹打在人肉掩体上‘噗噗’直响，死人的脑浆、腐肉、污血溅得到处都是。时间一长，就粘死在脸上，用刀子都刮不下来……到后来死人太多，干脆就在死人堆里打滚，有时打得麻木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脑子一片空白，连自己都感到奇怪，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一九九二年，广西某市一座豪华民宅，我采访该市政协委员，原桂军第七军少校参谋，抗战老人黄佑祺先生。
“……我们那时候打仗，那种残酷和壮烈的场面，你们和平年代的后人，恐怕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老人年近八旬，精神尚好，和我面对面坐在一株浓荫覆盖的葡萄架下，平静地注视着我这个不速之客说道。一个年轻妇女沏上一壶福建的“铁观音”，我嗅到那茶味浓烈而苦涩。
“……打日本，谁不想打胜仗，谁不想把日本人赶走做民族英雄？可是喊喊口号就能打胜仗么？……我们那时也就二十多岁吧，血气方刚，我们桂军在国内打仗时出名的‘钢军’，从长官到士兵，都是清一色的广西子弟，人人一支步枪，一把大刀。冲锋陷阵从来不怕死。照理说，人到了不怕死的份上，也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可是等我们同日本鬼子一交手，才发现我们以前对战争的全部认识，包括精神、武器、战略方针、战术原则，以至于战争经验、体验、思想准备等等，全都失去作用。
“……比方说防空，谁见过几十上百架飞机在头顶上轰炸扫射？那些炸弹机枪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们中国军队没有防空武器。这就等于光挨打不还手。更糟糕的是，开始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躲避飞机，所以抗战初期我们吃了飞机很大的亏，伤亡惨重。
“问题是，经验和教训是靠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取得的。没有这些代价，抗战能坚持下来，能取得最后胜利吗？……哦。请原谅，你能同意我所说的先烈，是指所有为抗战牺牲的军人，其中主要是国民党官兵么？……”
他用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我。
我足足花费了几分钟时间，把他的最后一句话放在历史、政治、政策、原则、社会学、逻辑学、进化论、一国两制、真理标准的天平上进行认真推敲之后，终于很严肃很有气度地点点头。
没想到老先生大大地激动了，喉咙像猫一样呼噜呼噜响起来，以至于呛咳不止，险些背过气去。他的儿子，一个模样很精明面色红润的香港生意人惊慌地跑出来，很生气地终止我的采访，然后七手八脚地把老爷子抬回屋子里去将息。
史书以寥寥数语记载下述事实：“……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白崇禧副总长亲自筹划指挥淞沪前线战略大反击失利，桂军主力六个精锐师几乎全部被击破，官兵伤亡达五万余人……阵亡少将以上师、旅长夏国璋、秦霖、庞汉桢等七人，营、团长达四十余人……”云云。（《抗日战争大事记·卷二》）
二十万装备精良的日军在七十万中国军队前赴后继的英勇打击下，伤亡近十万人，攻击乏力。
淞沪前线战事再度陷于短暂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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