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北和淞沪地区的隆隆炮声无情地摇撼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大地时，无论中国民众怎样不愿意看到战争迫近的事实，但是日本人燃起的战火毕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烧到他们家门口。
“……你们不知道，那种时候做个人有多难! ……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到处有子弹追赶，死个人跟死条野狗一样……”一个皓首老人抽动脸上年轮般的皱纹，用苍凉的声调同我讲述发生在那个并不遥远年代的故事。
对于本世纪上半叶已经经历了太多战争和灾难的提心吊胆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生活过好了就害怕动乱，没有人愿意打仗，就像没有人愿意选择破产和自杀一样。“九一八”东三省沦陷，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北京数千学生卧轨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但是在广大交通闭塞宛如世外桃源的中国乡村，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春种夏收，谁又会为一个陌生得如同外国的东三省去操心呢?
但是这回情况完全不同了。
几十万气势汹汹的日本大军打进了长城，已经攻占和正在攻占北平、天津、上海、华北、华东各地，日本飞机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几乎所有城市：长沙、武汉、桂林、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上空狂轰滥炸。他们的野心已经不是割让一两个城市或者地区，而是企图吞并整个中国，让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做日本铁蹄下的亡国奴。一种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壮烈情绪在华夏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迫使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
“……俺祖祖辈辈庄稼人，没文化，几亩簿地，够吃够喝。富裕说不上，但是也没有饿过肚子……抗战那年，都说日本人来了，到处杀人放火，俺爷爷姥姥死活不信，说日本人咋例，俺庄稼人还不得照常种庄稼? ……”一位山西籍离休干部对我唠叨。他记忆中的那个源远流长的古老家庭不幸被日本人的炮弹炸得四分五裂面目全非，他主要是为了报家仇而不是国恨才投奔了一支从村外路过的穿灰布军装的军队。“……芦沟桥炮声一响，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神洲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我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到军营里慰问官兵，宣传。‘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那时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谁不抗日就是卖国贼，蒋介石要是不抗日全国人民不答应！……”半世纪后，在统战部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座谈会上。一位须发全白的老教授发言时依然慷慨激昂情绪激动。
“……你爷爷生平最痛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东洋纱几乎抢占所有的中国市场，把他的工厂逼得快破产……国民党政府号召抗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你爷爷带头捐献了一架飞机……”我父亲不止一次对我提起爷爷的爱国主义业绩。根据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我相信每个民族资本家都没有理由站在爱国主义的对立面。
从任何意义上说，危机意识都是一种催人上进的积极精神动力，当原始人类满足于树巢穴居而没有危机感时，人类还会继续进化吗? 当一八五三年佩里舰队开进东京湾时日本人没有危机感，大和民族会创造出二十世纪的奇迹和辉煌吗？如果说中华民族强大了五千年，只是近代一百年才落后挨打，那么世界列强的飞机大炮终于惊醒了昏睡中的炎黄子孙很难说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他们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我坚持认为本世纪中华民族有过两次全面蜕变和再生：一次始于上半叶全民动员的抗日战争，另一次则发端于下半叶万众踊跃的“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员何征夫匆匆跳上一辆人力车赶到八仙桥召开秘密会议。
何征夫是一位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平时以经商为掩护、戴黑色礼帽，穿一袭青布长衫，混迹于上海商界大亨和三教九流之间。他的实际身份是党的地下支部负责人，负责领导学运和工人运动。
抗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上级党指示他抓住有利时机，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大力在学生和工人中间发展组织，并把其中的骨干分子输送到延安。
秘密会议地点安排在八仙桥南一条狭窄的弄堂里，门外对了暗号，里面的人才“嘎──”地开了门。经过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狭窄楼道，在遮得严严实实的昏暗阁楼里，他看见他的年轻同志们一张张因紧张而激动的脸。
“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来到了。”负责人环视与会者，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道，“……党指示我们，必须放手发动和争取群众，加强对救亡协会与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作，扩大这些团体在群众中的积极影响，打一场全民族动员的抗日战争。谁不抗日，或者反对抗日，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取消对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批评和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如果我们对他们抱有幻想，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上级党指示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二……三……四……”云云
年轻的地下工作者纷纷发言，认领各自任务。
“我有个看法，不知对不对?”一个像后来银幕上的江姐那样梳着短发的文静的女大学生鼓起勇气说道，“‘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情绪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高涨，尤其东北的流亡学生更是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但是其他阶级的觉悟就明显的……唔，落后，比如工人同志，你去发动他们，他们却对你说要是大家都去打仗，谁来挣钱养活老人孩子呢? ”
“我也同意工人是很自私的，他们最关心的事就是涨工薪，闹罢工，他们才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民主自由……”
“同志们! ”负责人打断他们的话，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你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我党的依靠力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团结对象，需要在革命斗争中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这是党的阶级路线，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糊涂和动摇……”
“我拥护党的阶级路线。”一个戴鸭舌帽的工人代表激烈发言，“……你们如果不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你们怎么可能理解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 比如那些失业工人，他们就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本质有很深刻的认识。还有农村中的贫雇农，他们那么穷，常常起来造国民党的反，怎么会是觉悟不高的表现呢? ”
“我同意……”
“……”
“……”
其实老百姓同政府的对立完全是天生的。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史，没有哪个朝代老百姓不造反，同样也没有哪个王朝不残酷镇压老百姓，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相生相克的矛盾。而只有当外来战争爆发时，作为同一民族的阶级利益才找到共同点。
“同志们，请你们牢记自己的使命，工农商学兵都要发动起来！”负责人的话低沉有力，“我们要善于利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大造声势，扩大影响，起到宣传和舆论准备的作用。爱国学生中的骨干要保护他们，动员他们到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去……要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支部，壮大我们的队伍……”
“我们为什么不给工人阶级发枪，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像法国巴黎公社那样? ”有人提议。
“我们党现在力量还很弱小，不宜过早暴露。”负责人严肃指出左倾思想的危害之后说，“……我们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否则我们就要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我们对外的口号是：‘全民动员，抗敌救亡’，‘打败日本侵略者’，‘誓死保卫大上海’……”
秘密会议结束，负责人同与会者一一握手，然后消失在门外的茫茫黑夜中。
洋径浜的青帮小阿弟“皮鞋沪生”打劫了虹桥一家没有店主的小当铺，惹得青帮老头子杜月笙大发雷霆。
如果平时弟兄们犯了小错，老头子最多呵斥几句，晓知以理，并不动辄绳之以家规家法。杜先生在上海滩有门徒三千，徒孙无数，要是人人犯了错误都要老头子来生气，那么老人家岂不是要被活活气死不成么?
但是这回杜月笙不幸动了真格的。
“来人，告诉万管家备车，”杜月笙吩咐，“叫各路帮会老大都到福熙路大俱乐部见我。”
福熙路大俱乐部是三十年代闻名上海的赌场之一。但是随着战火迫近，赌客星散，偌大的赌场门可罗雀。
“……今天我请各位老大来，不为别的，只为一件小事。”杜月笙在小香堂正中坐定，对肃立两旁的各路好汉说道，“你们都知道，我杜月笙在上海的名声，一是乐善好施，二是爱党爱国。值此国家危亡之际，南京蒋先生号召全党全国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杜月笙自然要为上海父老做个榜样。”
他开始历数自已为上海抗战所做的贡献。
据《中华民国史丛书．杜月笙传》载：“……‘八一三抗战’开始，杜格外忙碌，每逢有国民党部队开到，杜必定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劳军，从不间断。一次张治中的部队急需地方支援电台和机器脚踏车（摩托车），当时这类军用物质极为匮乏，杜还是通过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老关系才搞到手，为前线军队解决燃眉之急。”
据当时报纸报道：杜月笙不仅自已捐献钱财支援中国军队抗日。而且还把手下的人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协助正规军作战，趁黑夜派到日军阵地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等等。这支质量参差不齐的抗日队伍人数最多时达万余人。
另据《档案与历史》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载：抗战爆发时，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写信给杜月笙，请求支援防毒面具，杜想了许多办法，最后从荷兰进口一千具防毒面具捐赠八路军，这批作战物质当时价值高达数万美元。等等。
以黑社会起家的杜月笙为抗战所做的这些义举使他在上海人民心中一度保持了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的良好形象。
“……既然全民抗战已经到了最紧急的关头，因此但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要做损害中国人的事。岳飞精忠报国，万世留名，秦桧陷害忠良，遗臭万年，这样的故事你们该知道吧？
“可是今天有个人，就做了这样一件不仁不义的事……你们把那个人带进来，让他自己说一说经过。”
皮鞋沪生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进门就磕头如捣蒜，鼻涕眼泪一齐流出来。
“……我做错了，求杜先生宽恕一次! 求求各位老大……”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外面并没有人知道，有的老大就劝道：“杜先生饶他一回吧，念他初出道，不懂规矩……”
杜月笙“嘿嘿”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你们有谁能替他回答了，那么我可以饶过他。如果回答不出来，我就只好按帮规办事。”
空气紧张起来，众人竖起耳朵，静听老头子下文。
“……古人有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你们说说，你们作为臣与子该怎么办？”
众人全都傻了眼。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分明是，不论你是否愿意你都得做出牺牲。
“……我们青帮社会是个大家族，别人怎么看待我就是怎么看待你们，你们以为捅了乱子只要对我求个情就算完事了吗？不对！你们全都错了! ”
老头子的拐杖把地板拄得咚咚响，满腔怒气爆发出来。
“……你们听着! 这个败类不是抢了一间当铺，而是陷我杜月笙于不仁不义! 要是这件事被报纸捅出去，我杜月笙成了什么人? 指使手下的人趁火打劫，趁抗战去偷别人的东西，这不是跟日本汉奸差不多吗? ……将来我青帮老大还指望在上海的地皮上站住脚吗?!”
众皆悚然。人们终于明白老头子的愤怒并不完全出于爱国主义，而是因为那个可恶的小蟊贼无意中损害了杜先生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公众形象。
“……来人! 剁掉这个败类的双手，逐出上海永远不许再回来! 今后凡是拜在我杜月笙门下的人，如果同日本人勾结，或者做了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一律杀无赦！”
后来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果然多次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把他的复杂的爱国主义形象保持到晚年。
西南大后方的四川成都，声威赫赫的“四川王”刘湘正在将军衙门街的原督军府里召开高级僚属会议。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出身农民家庭，少年投笔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从此开始作为军人政治家大起大落的一生。一九一一年清朝政府垮台，中国政治舞台出现权力真空，全国各地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刘湘身逢其时，在军队里施展才华，从一个见习排长节节擢升，三十岁当上总司令，四十岁终于削平群藩，统一四川，成为雄据一方的西南土皇帝。
用个人而不是历史的眼光看，“乱世出英雄”当然是件好事，如果没有乱世（历史契机）和乱世给千百万人造成的苦难，刘湘们（英雄）就不会脱颖而出。这个简单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政党。
“……现在华东、华北形势危急，中央频频电令出川，催逼甚急，今天特请诸公来共谋出川抗日大计。”刘湘患病已久，大腿浮肿，因此只能靠在躺椅上说话，而他的谋土只好团团围坐在他的四周，这就不大象开会而像探望病人。
“……八月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曾经保证，四川面积为日本倍半，民众七千万，抗日当负有不贷之责。甫澄此言决非逞一时之勇，而是抗战势在必行唇亡齿寒。当时委员长发言后是阎百川（锡山）阎之后是我。我说如果中央带头抗日，我川军出兵三十万，壮丁五百万，粮食若干万石，此言曾令我川军在全国同胞中声誉倍增，亦使中央对川军实力刮目相看．
……我早有心亲率川军与日本人一战。甫澄戎马生涯二十余年，什么样的战场没有见识过? 打刘文辉邓锡候，打滇军桂军，打中央军，打共产党，这回我倒要看看日本人究竟有多么厉害! ”刘湘毕竟是军人，重病在身说话依然铿锵有力，“日本人如此侮我中国，我怎可不奋起一战? ……现在我担心的问题是如果中央军趁虚而入怎么办? 还有西康刘文辉，一直试图东山再起，亦不可掉以轻心。”
众僚属原本对于川军出川一举持有很大异议，多数人认为川军的首要任务足保卫四川而不是保卫全国。但是关键在于，四川是刘湘的四川，既然刘湘决心出川抗日，因此僚属们只好开动脑筋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
“甫公既然决定挥师东征，这对全国四万万抗战同胞不啻一个极大鼓舞。”最先开口的是省政府秘书长，人称“外交大使”的智囊人物邓汉祥，他曾多次代表刘湘到南京与蒋介石打交道。“……川内事务，我以为堪喜堪忧者参半。究其有利因素，一是我川人一贯拥戴‘川人治川’，任何外来染指都将受到民众坚决抵制。二是甫公治川卓有成效，众望所归。以上二条，非但区区刘文辉之辈，即使中央派员亦不可妄自觊觎。”
“不利因素呢？”
“一是甫公亲自挂帅，若有不测，川中将临无主之局面；二是川军若倾巢出动，时间一长，难免有后院失火之虞。”
“依你高见？”
“……川军最大限度以半数以内的部队，即派十至十五个师出川，费用和弹药均由中央负担。另以各县保安团的名义，迅速组建十至十五个师补充川内地方防卫。出川军队可由参谋长真吾公( 傅常 )代行指挥。”
刘湘沉默不语。
作为长期独霸一方的地方军阀，刘湘对抗战的一切考虑都不会超出巩固四川统治这一基本原则。军阀和政治家都是利益动物，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变得如同诗人一般浪漫和冲动。但是当刘湘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不仅仅是个四川人时，他的地方主义就有可能因此升华为爱国主义，战斗激情升华为民族精神。
“鸣阶公言之有理，甫公与我川人血肉相连，四川可一年无中央，不可一日无甫公也。”一位僚属进言道。
“……去年‘大川饭店事件’，川人鼎沸，险些酿成国际纠纷，中央派员亦无济于事，最后还不是甫公一句话就平息下来。”另一位高参附和道。
提到“大川饭店事件”，原本犹豫不决的刘湘眼晴里情不自禁地放出光来。一九三六年八月，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日商在中国西南进行商业贸易，迫使南京政府同意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件事当即激怒了占山为王的刘湘和性情剽悍四川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封闭落后的内地越是天然保守排外，因此也就越容易酝酿出纯粹的民族主义举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四川许多交通闭塞的偏僻县城还在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么? 刘湘顺应潮流，精心策划这一幕民众闹事的不幸事件，组织学生、市民上街游行，喊口号，然后冲进日本人下榻的骡马市街口的大川饭店。惊恐万状的日本人甚至来不及打电话求救，就被愤怒的民众和暗中操纵的便衣团团围住，当场击毙二人，重伤二人，造成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川饭店事件”。
刘湘由此爱国声誉大增。
川人都以为自己干了一件别人不敢干的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壮举而自豪，许多志士仁人学者诗人竞相赋诗庆祝，还有不少报纸热烈吹捧刘湘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
“……诸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甫澄既向全国父老许诺亲赴国难，便不敢有违誓言。甫澄主意已定，各位不必多言。”刘湘支撑起身体，决然地说道，“我川中子弟兵头次出川东征，意在张扬爱国之心，甫澄身为总司令，如何能够安心坐镇后方，岂不落入‘贪生怕死’的口实?
“甫澄戎马一生，南征北战，现在大敌当前，桂、黔、滇、鲁、晋各地方派系均已纷纷捐弃前嫌出兵参战，全国民众亦踊跃抗日，甫澄若不一马当先，将来如何见信于国人? 告慰于地下的列祖列宗?
“……我命令，川康绥靖主任交筠友公( 钟体乾 )代行，省政府主席交鸣阶公( 邓汉祥 )代行，保安司令交方舟公( 王陵基 )代行，参谋长真吾公( 傅常 )诸人随长官部东行……”云云。
九月一日，川军十四个师又两个独立旅共计十五万人马兵分两路：一路沿川陕公路北上出川参加晋北和徐州会战，一路顺长江东下，经武汉投入淞沪战场。刘湘自任总司令，率随员抵达南京，受到蒋介石委员长热烈欢迎。不料未能尽忠报国便旧病复发住院治疗，次年一月病逝于武汉万国医院。
刘湘遗体运回成都时，川人万人空巷以迎灵柩，哭声恸地。陵墓建于南郊武侯祠旁，国礼葬之。“文化大革命”遭掘坟鞭尸，在劫难逃。
中央集团军某江防守备师步兵一连上尉司务长兼代理连长龚敬堂被批准带领五名士兵到上海市区采买军需品。
所谓军需品，无非补充些锅碗盆瓢毛巾牙刷之类用具，外带采买粮食肉类蔬菜，搞几条香烟几瓶绍兴黄酒回去犒劳连队的弟兄们。
淞沪开战前龚上尉的军衔仅仅是个上士，职务为炊事班长，兵龄五年，有过到江西安徽剿匪的战斗经历。当兵五年，升了一个饿不死的炊事班长，这样的仕途在农民出身的龚敬堂看来还马马虎虎过得去。没想到这次部队开上前线才短短两个多月，他就官运亨通连连提升，当上一个受人羡慕的挂三颗星的上尉军官。
其实说穿了并不是龚上尉立下多少惊天动地的战功，也不是炊事班长在战争中表现出多少卓越的军事才能，而是由于他的运气实实在在比别人都好。
因为过去人们熟悉的步兵第一连已经不复存在，自淞沪开战以来，该连官兵几经恶战伤亡殆尽，经过多次补充，原来的老兵还剩下十多人，龚敬堂在敌人飞机轰炸和枪林弹雨中居然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此该连从前线撤下来休整时，炊事班长被任命做了代理连长，虽然他的连队能够拿起武器战斗的士兵还不到一个满员排。
战争带给人的唯一好处就是提升快同时淘汰也快，否则龚上尉一生最大的荣耀很可能就是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炊事班长。
挂着上尉肩章的代理连长意气风发地走出营房，走上绿荫如盖的宽敞的上海大街，身后跟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兵。尽管代理连长距离威风八面的将军还差得很远，可是眼前是战争年代，战争中的军人是最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走在马路中间并把地皮踩得咚咚直响的。一辆老式有轨电车哐当哐当地开过来。
代理连长很神气很威严地叉开双腿拦在马路中央，要是换了平时，一个小小的连长决没有胆量在上海大街上随便拦车的，否则宪兵队随时可以逮捕他们。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战争期间，战争期间军人乘车一律免费，他挥挥手，电车果然停下来，让军人们上了车。司机是个面色冷漠的中年男人，他用上海土话嘟哝了一句什么，仿佛埋怨天气不好什么的。
车上乘客不多，大都是上下班的工人职员，男女都有。他们像所有有局限性的自私自利的上海小市民一样，用很谨慎很戒备很疑虑很不信任的表情对待军人们的到来，仿佛不是日本强盗而是这些浑身土气的乡下佬闯进城市来打搅了他们的平静生活。
“……请问长官，你们是从前线下来的吗? ”一个白发老者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要打听什么？”
“欢迎欢迎，长官辛苦了。”
“那当然，老子们已经打了好几个月，个个都死了好几回的！”军人长久压抑在心头的抱怨和救国救民的豪气一齐发作起来。
“请问……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打败日本人? ”
军官立刻噎住了。
这个简单问题简直就像一块滚烫的马铃薯卡在喉咙里，使他足足几分钟喘不过气来。虽然抗日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可是老百姓不指望军队指望谁呢？
“妈拉个巴子！”军官恼羞成怒，把德国造驳壳枪拍得嘭嘭响，“老子们浑身都是窟窿，挂花带彩，天天出生入死，你们怎么不去跟日本人打一打? 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上海王八蛋！赤佬! ……你们谁有种就跟老子上前线去，省得躲在一边说风凉话！”
一车的上海人自然都没有种。军官得理不让人，又喋喋不休地骂了半天。幸好当时抗战靠自觉，不大盛行抓壮丁，加上代理连长官衔太小，否则这一车人都难免被送上前线去体验爱国主义的滋味。
电车抛下他们哐当哐当开走了，他们来到租界附近的外滩繁华街道。
由于上海市区的虹口、闸北一带炮火连天，被战火驱赶的难民大批逃进租界所以南京路淮海路一带依然热闹非凡。外国租界的房顶上铺了几丈宽的外国国旗，沿线街道都拉上铁丝网，筑起沙袋工事，并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外国水兵站岗。
连租界外面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都一如既往地开门做生意，黄包车上坐着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招摇过市，浓装艳抹的卖笑女当街拉客，酒馆饭店依然生意兴隆，吆五喝六杯盏之声不绝于耳。
可见“商女不知亡国恨”并不只是古代的事。问题是如果一个政权本身很腐朽，很不景气，连政府都无法救国救民于水火，那么亡不亡国同下面生计维艰的弱女子们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军人看得目瞪口呆，仅仅隔了一条黄埔江，那边是地狱，这边却是极乐世界。代理连长看得咬牙切齿，恨恨地一拍大腿道：“妈拉个巴子! ……老子们也进去享享福！”
不料外国水兵拦住他们，指着一块牌子连声说：“NO！NO！”原来那块牌子上写着几个大字，华军禁止入内！
再看租界里那些高头大马的黄头发外国水兵，个个营养充足居高临下，武器清一色是冲锋枪卡宾枪和自动步枪，楼房顶上架着高射炮，楼房下面停着坦克装甲车。穿草鞋的中国军人立刻泄了气，自己灰溜溜地走开去。
代理连长心中突然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怨愤，一路上骂人，骂爹骂娘骂小兵，直到把中国人的男女祖宗统统骂了一遍。
后来他们走过著名的“大世界”娱乐场，这一带因为沾了租界的光所以也很繁华，电影院正在上映卓别林的新片，妓院开门纳客，店铺老板们脸上挂着职业的谦恭笑容，把生意照样做得火红。而那座类似罗马斗兽场的椭圆形建筑物“大世界戏院”，则好像一座漂浮在霓虹灯广告海洋上的五光十色的欢乐岛屿，洞开的大门深处，一阵阵高亢的越剧唱腔伴随观众的喝彩声和喧天的锣鼓不绝于耳。
军人们脸白了，仿佛个个都被子弹击中停步不前。
咫尺之隔，那边是枪林弹雨血流成河，这边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两相对照，谁该去打仗而谁又该理所当然地享受幸福生活呢?
嘴角抽搐的代理连长就带着他的一小队人大步闯进了妓院。
“……长官息怒，请勿要发火。”精明的老板当然不敢得罪带枪的军人，他连连点头哈腰，亲自递上“哈德门”牌香烟：“……阿拉不开门做生意，怎么以实际行动纳爱国税支援前线呢? 长官在前线打胜仗，我们在后方繁荣市场，就是全民抗战嘛! ”
接下来老总们的怒火终于被来自妓女同胞的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所扑灭。老板为了鼓舞前线将士的抗日斗志，宣布军官只收取百分之五十茶钱，士兵可免费接受慰劳一次。
这天晚上，步兵一连驻地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领到军需品的官兵个个喜气洋洋，炊事班倾其所有做了许多酒菜犒劳弟兄们，人人都吃了许多肉喝了许多酒，然后说了许多发自肺腑的昏话。
连长喝醉酒就歪歪倒倒地放开喉咙吼，吼得地动山摇。吼累就趴下关，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翻来覆去只有一句梦话：
“……不要、死……活、着好……”
夜雨潇潇，袭人的江风把细雨打在人脸上好像许多冰凉的小虫子在慢慢蠕动。郊区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隆隆的炮声好像闷雷一样不时从漆黑的夜空中滚边。
夜雨潇潇，袭人的江风把细雨打在人脸上好像许多冰凉的小虫子在慢慢蠕动。郊区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隆隆的炮声好像闷雷一样不时从漆黑的夜空中滚边。
苏皖浙抗日别动总队大队长廖曙东上校背过身去，用湿淋淋的风衣挡住风，双手围住火柴点燃一支香烟，然后使劲吸了一口。他实在太困了，眼皮沉重得好像灌了铅，里弄对面几十米处的那座被监视的房子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变得若隐若现恍恍惚惚，有一刻连他自己也闹不清这场秘密行动是不是在做梦。
他们在暗中埋伏监视已经整整三天了。
早在三十年代初，中日情报机关的间谍战就已经在中国各大城市里不动声色地进行。日本特高课( 特工部 )好像一只阴险的毒蜘蛛，悄悄在中国大地上织起一张张无形的大网，从北到南渗透到中国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大肆网罗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军官、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安排他们潜伏下来进行间谍活动。淞沪抗战一爆发，上海的日本特工就异常地活跃起来。他们到处刺探军事情报，进行上层策反，破坏通讯线路，引导敌机轰炸，搞爆破暗杀，等等，弄得蒋委员长在南京多次大发雷霆，命令戴笠限期找出线索和肃清敌特。
受到斥责的戴笠不敢怠慢，立即赶往上海坐镇反间谍行动。由于杜月笙的青洪帮积极介入，一支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青洪帮为外围，吸收大量男女爱国学生参加的中国特工武装“苏皖浙抗日别动总队”就秘而不宣地诞生了。别动队肩负的使命一是反间谍，二是深入敌后完成各种特殊任务。黄埔六期毕业的廖曙东从正规部队抽调到这条特殊战线担任上校大队长。
这时淞沪战场的形势已经变的错综复杂。敌我阵地犬牙交错，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加上各国租界林立，敌人特工往往只要躲进租界，或者逃到苏州河北岸。你就只好干瞪眼，辛辛苦苦追踪的线索就此中断。
经过几次大规摸行动，敌特的猖狂活动有所收敛，许多白天的公开破坏改为夜间进行。别动队在一次夜间行动中偶然缴获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发现这幢紧邻法租界的外貌平常的灰色楼房原来就是日特的首脑机关，并得知近期特高课头目将进入灰楼召开一次重要会议。
机会千载难逢，戴笠亲自出马布置和指挥这次重大行动，廖大队长带领一队精悍的别动队员潜入灰楼对面一家废弃的作坊，四面埋伏昼夜监视灰楼的动静。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廖大队长除同戴老板保持联系外，其余人一律封锁消息，进入伏击现场的别动队员全部经过严格挑选，保证万无一失。
一张严严实实的大网在黑暗中悄悄张开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人们瞪大眼晴，只等鱼儿钻进网里。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三天三夜过去了，信号竟然一直没有出现。队员们因为睡眠严重不足而警惕松懈，廖大队长眼晴也充满血丝，情绪烦躁不安。他盯着黑沉沉的雨夜，觉得自已的脑袋好像一只拧得过紧的发条，无数不祥的惟测和问号折磨着他，使他绷紧的神经不堪重负脑袋一阵阵发痛，
黑暗中他仿佛看见戴老板那双无所不在的眼晴。
“……计划很好，我已呈报校长批准执行。”戴老板说话声音不高，却很有分量，那双微微眯缝着的眼晴里射出一种类似钢铁一样冷冰冰和寒气逼人的东西，每个信心不足的人都会背心里嗖嗖地冒冷汗。
“……你代我向参加行动的全体同志传达校长手谕，第一句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二句是‘肃清日奸，纯洁抗战’……这次行动哪一级出了纰漏，我拿哪一级队长的人头是问。你记住，我将随时把你们的胜利消息报告南京……”
廖大队长已经下边命令，一旦围捕开始，宁可滥杀一百，决不放过一个敌特漏网。他要亲自把这伙凶恶的日本特高课头目一网打尽。
但是狡猾的敌人偏偏迟迟不肯露面。
莫非情报有误? 或者走漏风声? 再不就是敌人狡兔三窟，已经转移开会地点，凡此种种，故我形势变化莫测，任何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伏击失败，他该怎样向戴老板解释，他能承担失败的责任吗?……
……
风声雨声，他感到一阵阵寒气已经透进心里。
就在廖大队长快要丧失信心和胡思乱想的时候，灰楼里有了灯光和人影晃动。接着一个队员压低声音报告，说内线发出信号，敌人全部进入监视地点。
廖大队长看看表，已是凌晨四点钟，他望望那座隐伏在黑暗中的面目可憎的灰楼影子，不禁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几天的疲劳和倦怠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艰苦的等待终于快要有结果，只要鱼儿进了网，就不怕它们插翅飞掉。那些原本头重脚轻的别动队员一听目标出现，个个立刻精神抖擞，无数双昏昏欲睡的眼晴一齐放出猎狗一样兴奋的光来。兵贵神速，大队长扔掉烟头，果断下达出击命令。
敌人发现中了伏击，要冲出灰楼四散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负隅顽抗开枪抵抗。急促的枪声在暗夜里格外清脆，子弹嗖嗖地飞来飞去，接着机关枪嘟嘟地扫射，黑暗中不时传来有人受伤的大声叫喊。
“……妈的！快去告诉李队副，封锁西面那堵围墙，不要放一个狗杂种溜进租界。”廖大队长眼看有敌人不顾死活从窗户里跳下来突围，就对传令兵大声吩咐。
又过了十多分钟，随着灰楼里响起几声手榴弹爆炸，敌人停止抵抗。李队副兴奋地报告，击毙日本特工十余名，俘获一名，无一漏网者。
大队长亲自进入楼房审讯俘虏。
俘虏是个穿西装头发拳曲的年轻人，脸色苍白，腹部受了重伤，经过包扎抢救己经苏醒。据说他在昏迷中一直不停用日本话念叨一个女人的名字，大家猜测那人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情人。翻译俯下身去向他提问，并说大队长保证留他一条性命。
“……你们不用让、翻译、同我说话，”俘虏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道，大队长听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一口非常纯正的东北话，“我知道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得到什么，我统统、告诉你们……我的革命战友，他、他们没有一个孬种，他们都是满洲人，我、也是。……”
“好你个汉奸卖国贼! ”有队员愤愤骂道。
“……你错、错了，我们并不喜欢、日本人，但是我们更、反对你们独裁政府。我们反对、过日本人，是你们中央出卖了我们东北，我们干吗要帮助你们打、日本? ……做殖民地、受暴政统治，不是一回事吗? 你们中央，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死活? ……”
“赤佬！”大队长忍无可忍，扬手给了汉奸一个耳光。
“……你们怎么看，我们都无、所谓，”一粒泪珠溢出青年的眼眶，他显然情绪比较激动，大口喘息，眼睛里有种回光返照的亢奋，“总之我们最终都、都不要暴政，也不要、日本人的统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
“快把你的日本头子讲出来，不然我就下令绞死你！”大队长几乎贴着他的脸咆哮道。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我可以保证不处死你。”
“不，你保证让……我死。”
“你没骗我？”大队长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说过，我们都不、喜欢日本人。”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俘虏清楚地说出了那个日本人的住址和姓名。然后大队长扔给他一支手枪，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俘虏艰难地抬起枪。对谁自己太阳穴放了一枪。
几天之后，别动队在法租界采取行动，将一个名叫福田信一的日本教授秘密绑架出来。动用酷刑掏出情报后予以处死。他才是真正的日本间谍头子，上海日军特高课的中佐军官。
别动总队大获全胜，戴签受到委员长通令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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