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令你看，我们的朋友端纳先生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国际战士! ”身着男式便装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亲热地挎着民国政府顾问，准确地说是她的私人朋友端纳先生的手，稍稍夸张地对蒋介石说过。
“尊敬的端纳先生，我的国家和人民要向全世界感谢你和你朋友的支持，”蒋介石满脸笑容地走出门来，同端纳握手送行，“我等待你们的好消。”
五十二岁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穿着一身黄布的国民党士兵服，他刚刚风尘仆仆地从华北前线回来，鞍马未卸就陪同蒋夫人到松沪前线慰问国军将士和伤兵。在上海，端纳先生计划运用他个人在西方外交、新闻界的广泛影响，动员和说服英美各国使团在对日立场上采取更为一致的强硬态度，因此委员长夫妇对端纳此行抱有很大希望。
威廉·亨利·端纳，原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记者，副主笔，辛亥革命前来华任特派记者。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对西方民主抱有信心的热情洋溢的业余政治家，曾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和张学良的政治顾问，一九三四年到南京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顾问。同本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大多数西方冒险家不同的是，端纳先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改革进程始终抱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和国界的类似宗教信仰那样执著的社会责任感。他在中国呆了三十多年，曾经满怀热忱地帮助孙中山革命，一心一意为北洋政府制定改良政策，帮助张学良戒烟，富国强兵，帮助中国政府抗战，等等。他或许对政治抱有某种西方式的野心，渴望一鸣惊人，但是他毕竟把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同改革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国家、民族与阶级局限的人类使命感后来被人称作“国际主义精神”。
具有这种献身精神的外国人我们还能说出白求恩、柯棣华、史迪威、陈纳德，等等名字。
“……你们的士兵很勇敢，人民的抗战热情很高，very g00d! ”端纳先生从吉普车里伸出头来边挥手边高声说道，“但是你们的国家太穷，人民吃不饱饭，他们需要和平，搞建设，他们不需要战争。NO! No! ”
端纳先生的激动表情使得委员长和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都笑起来。
西方人就是好冲动，手舞足蹈的样子，不似中国人稳重，不苟言笑，个个都把喜怒哀乐藏在心里。尽管委员长不大喜欢几乎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几年后他同盟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严重冲突，但是他还是破例地对端纳先生表示了个人好感。这是因为他认定端纳先生对他的权力没有野心的缘故。
“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端纳先生这样的西方朋友主持正义，给予我国人民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政治家的语言就是宣言或者文件，委员长与其说回答吉普车里远去的端纳顾问不如说在向国内外新闻舆论表态。
民国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三七年酷暑三伏，蒋夫人宋美龄及其顾问端纳一行离开首都南京前往战火纷飞的上海。
有宪兵开过的官方车队沿着被日本飞机轰炸得千疮百孔的宁沪公路颠颠簸簸地行进。由于越来越多的月本飞机控制了白天的制空权，中国许多城市甚至大后方的武汉都成了日机的空袭目标，因此公路两旁随处可见“隐蔽防空”的红白两色标语牌。
宋美龄与端纳先生同乘一辆吉普车。
天气闷热，车内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几度，随行副官替夫人打开车窗，宋美龄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窗外历历在目的战争景象：翻倒的车辆，未及掩埋的死尸和牲口，焦黑的断壁残垣和还在燃烧的村庄。夫人的脸色看上去又憔悴又忧郁，战争好像一个狞恶的魔鬼无情地折磨这位贵妇人的脆弱神经，使她看上去好像一下子衰老了十几岁。
“你得坚强些，密斯摩。”端纳凝视着雕像一样端庄美丽的蒋夫人，用英语小声说道。他习惯把“密斯宋”称为“密斯摩”，“……这是战争，你的士兵和人民还在前方流血战斗，还在等待你带去政府不屈服的意志和力量。你要像圣女贞德一样坚定，无所畏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密斯摩？”
宋美龄认真玲听端纳先生的话。
其实她并不是一个柔弱的女性，十年前当她决定把自己的婚姻同蒋委员长的政治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再软弱。但是她还是真诚地感激面前这位来自西方世界的澳大利亚前辈，他常常在她困难的时候及时给予她父亲般的关心和精神支持。端纳是宋氏家族的老朋友，早在辛亥革命前端纳就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并通过宋结识了当时正在进行地下反清活动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而那时未来的中国第一夫人还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我会记住我的责任，亲爱的端纳先生。”宋美龄轻轻回答道。
车队顺利经过常州，无锡，抵达苏州时恰好遇上一列长长的运兵列车拉响汽笛开进火车站。这是奉命前往淞沪参战的桂系军队一个先头团，因前方铁路被日机炸断，军队就在苏州下车步行前往上海。广西官兵一听说蒋夫人也要到前线去，立刻土气大振，于是蒋夫人就在车站空地上即兴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抗战演讲。士兵们亲眼目睹了委员长夫人的动人丰采，于是举起步枪刺刀喊了许多誓死如归的战斗口号。
不料这时防空警报响起来，夫人被众人簇拥着躲进防空洞，可是车站的士兵怎么也不肯主动疏散。
“……你们赶快命令部队防空呀，敌机马上就要来了! ”夫人急了，对那些依然站得笔挺的军官们嚷道。
“报告夫人，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打日本就不能怕死，怕飞机还算什么革命军人？”军官铿锵回答。“对！我们不怕死……头可断，血可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破坏活动仍然层出不穷，甚至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日本人正在进攻，而一些中国人却在拖另一些中国人的后腿，我们不能说这种“窝里斗”现象是个别。因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 包括东北 )替日本人打仗的雇佣军( 伪军 )多达二百万人，而服务于日本占领机构的中国人则数倍于这个数字。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表现常常令人失望，中国人因为落后挨打所以民族精神十分羸弱，如果说替日本人打自己同胞是一种罪恶，那么打内战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了呢?……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末的一天，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抗战将领张治中将军大步走出设在南翔车站的司令部，他的大脑被有关战场和官场的种种信息塞得满满的。战争前景眼见得不大乐观，而南京政府一日三令，人事更迭频繁，这就不能不使他对自己在前方的地位感到忧心忡忡。
汽车刚刚开出南翔镇，天空中就出现一架涂有膏药旗的日本“中岛式”战斗机。这类零星出动的日机特别可恶，专门到处偷袭公路上的活动目标，一旦发现汽车必定穷追不舍。将军的车队走走停停，总司令也不停地被人从车里扶出来或者按下去，或卧倒在路旁水沟，或匍伏于田埂泥塘，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污泥。可是敌机却不肯离去，这架飞走，那架又在头顶盘旋，所以总司令的小汽车从南翔出发整整三个小时，竟没能开出一半路程。
张将军很生气。中国空军丧失了制空权，天空就成了别人的领空，敌机的猖獗使他无法不感到愤怒，但是却无可奈何。
“……天黑以后，路上就安全了。”参谋长小心翼翼劝道。
“难道我们要在这里等到天黑么? ”总司令望望还在天空盘旋的敌机，毅然决然地说道，“把车留在这里，我走路上前线去！……革命军人，哪能让敌人看了笑话! ”
于是视死如归的集团军总司令从地上站起来，在敌机呼啸声中率先走上通往前线的漫长过路。将军穿一身德国式黄呢将官制服，脚蹬一双高腰牛皮马靴，仿佛对天空的敌机视而不见，独自大步走在中国南方泥泞的田间小过上。就在总司令带领一群将校在小路上蹒跚而行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正好路过此地，看见长官赶紧跳下车来敬礼。张治中喜出望外，抓过自行车就歪歪扭扭地骑上去，蹬了一阵兀自消失在小路前面不见了。
“总司令怎么不坐汽车?”传令兵还在莫名其妙。
没有人答理他。参谋副官重重松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然后说说笑笑衣冠不整地朝城里方向走去。
八月二十五日，张治中将军接连视察了江湾、虹口、闸北、杨浦等处战场，又匆匆去到江苏太仓，与第三十九军军长江防司令刘和鼎将军共进午餐。下午驱车赶到嘉定县城第十八军司令部，意欲听取该军抗登陆战斗的汇报。
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中将得知集团军总司令驾到，笑呵呵迎出门来。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广东大埔人。罗卓英与陈诚同为保定军校八期炮科同学，两人过从甚密结为莫逆之交，以至于后来陈诚发迹，罗卓英也一路顺风，深得蒋介石信任。罗为陈诚系核心人物，在国民党中有‘小陈诚’之称。
罗卓英见到张治中，分外热情地问道：“啊，什么风把张总司令吹到我们这里来了? ”
这句反主为客的话便张治中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罗军长开什么玩笑? ”
“我说张总司令怎么有空到我们这里来走动？”
淞沪开战之初，第十八军奉命临时划归第九集团军指挥，那个险些被张治中拆散的倒霉的夏楚中师就是罗的部下。总司令到自己下属部队视察，怎么成了“到我们这里走动？”但是张治中毕竟久经官场历炼，他意识到罗卓英的话里一定藏着别的意思，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反问： “罗军长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客气? ”
“难道总司令还不知道么? ”罗卓英怀着掩饰不住的快意，一字一句地把最新消息通报长官：“……南京命令，温藻滨以北地区归第十五集团军陈总司令管辖，我第十八军即日起复归陈长官指挥，愿与友军协力作战。”
张治中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伸出双手与罗卓英亲热地握了握，既往不咎地拍着对方的肩膀说道：“……慈威兄，你我都是为党国生死效力的人，如果先前调遣有何不周，看在共同抗战的份上，还望罗军长多多担戴才是。”
话虽这样说，转身出了嘉定县城，总司令的怒火还是压抑不住地腾腾燃烧起来。第十八军复旧建制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他一声? 陈诚一到前线罗卓英的腰杆就便起来，这分明是南京那些人有意让他难堪。陈诚为什么放着军政部次长不做要到前线来打仗，是不是那个老头子对我有什么看法?
权衡再三，张治中终于决定到苏州去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把话说清楚，免得将来仗打败了替人背黑锅。
不料他的汽车刚到苏州就有一个电话等着他，张治中拿起听筒。
“喂……你是谁? ”
“我倒要问你，你是谁？”对方听来火气很大。
张治中一宿未合眼，连日疲惫和劳累便他感到极度烦躁。
“老子是陆军上将张治中! ”
“张文白！……放肆！”对方的声音尖利而生气，“……我是谁? 我是蒋中正! 你现在回答我，你的位置在哪里? ”
张治中一下子清醒了，赶紧立正报告：“报告委员长，我现在已到苏州。”
蒋介石更加生气：“你身为集团军总司令，不在前线指挥部队，跑到苏州来干什么? ……”
张将军本来心里有许多委屈和不满，但是现在一句也说不出来，电话另一端的独裁者根本不打算听取别人的理由，他在电话里严厉申斥这个比他小三岁的陆军上将：
“……为什么整整两天找不到你? 原来你就为这点小事跑到苏州，真是不像话！……你的士兵要是都跟你一样，仗还打不打? ”
张治中从前在委员长面前都是百依百顺和小心翼翼的，他连想一想顶撞这个独裁者的勇气都没有，但是今天他仗着远在前线，加上连日劳累肝火上升，因此竟然斗胆大声反问道：
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你委员长究竟要怎么样？！”
对方突然被噎了一下，就像冷不防被水呛住，或者老子打儿子的时候不提防被儿子打了一个耳光。于是盛怒之下连逻辑思维埋乱了套：“……你究竟怎么样? 还问我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
就“砰”地挂断电话。
张治中放下听筒，脑袋乱哄哄的，突然感到有些后怕。从个人品质讲，张将军也许是个无可厚非的人，这些品质后来都在许多回忆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记载。但是他毕竟生活在本世纪初叶那个充满腐败气息的封建时代，是那个被称作“官僚阶级”的官场里的一员，所以他的个人品质就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污渍的包围和腐蚀。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存在决定意识，只是张将军对于旧时代的官场黑暗有了许多铭心刻骨和深恶痛绝的深刻认识以后，才有了一九四九年的重新抉择。
九月初，也就是张将军挨了蒋介石训斥从苏州返回南翔后数天，日军第二批增援部队开到上海。张将军看出整个战局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国军队的逆转，但是无力回天，为了日后不授人以柄做打败仗的替罪羊，陆军上将决心激流勇退，向委员长写了一封文辞恳切的辞呈，坚决要求辞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批准张治中的辞呈，以另一位陆军上将朱绍良代之。
张治中将军后来离开军界去湖南做了省主席，再后来调停国共内战，致力于和平事业。全国解放后他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废寝忘食，辛勤工作。逝世于人人你死我活的文化大革命。
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营长姚子青奉命率部坚守宝山县城。
姚子青，号中漠，广东平选人，出身世代农家，黄埔六期毕业，与前面提到的英勇殉职的黄梅兴旅长是同乡。同国民党内大多数的黄埔系中下级军官一样，姚子青的缓慢升迁也经历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艰辛过程：十七岁参加北伐，多次负伤，从当见习排长开始，历任排、副连、连、副营，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到民国二十六年的少校营长。
在军队里，营长是过门槛，标志你在等级森严的营房里顺利跨越了下级军官的阶级，跻身校级军官的行列。少校军官拥有许多下级军官所没有的特权，比如带勤务，带家属，行军骑马，不用同士兵一道冲锋陷阵，等等。并且往后的前景越发诱人：当团长，当旅长，当将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已经当上营长的士兵就更没有理由停步不前。
二十八岁的姚营长还有足够时间为实现将军梦的宏伟目标奋斗。
八月底，增援日军开到，沿江多处地方发生激战。作为旅后备队的姚子青营奉旅长方靖命令，火速开往地处吴淞口的宝山县城，在那里抗击登陆之敌。
临行，姚营全体庄严誓师，决心翦灭倭奴凶焰，湔雪国耻，复我失地。
宝山县城坐落在黄埔江流入长江的交汇口突出部，扼两江咽喉，是封锁和阻止敌人军舰出人黄埔江的天然要塞，同时也是屏护市区战场侧翼的重要堡垒。姚营六百余人一经抵达宝山，就连夜构筑工事，作好战斗准备。
九月一日凌晨，天刚蒙蒙亮，猛烈的炮击突然惊醒了战壕里枕戈待旦的中国士兵。姚子青从望远镜里赫然看到：十余艘溯江而上的日本军舰排出长长的队形，仿佛一座首尾相连的活动炮台，喷吐火光气势汹汹朝着吴淞口开来。
与此同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二十多架日机也呼啸而至，边投弹边扫射，一批走了另一批又飞来，直到把宝山县城炸得大火熊熊天昏地暗为止。
上午九时，敌人开始登陆，数十只满载步兵的橡皮冲锋艇从大船上慢慢放下来。日军使用的这种老式皮艇没有推进器，靠人力划桨前进，吴淞口江流洄漩，因此冲锋艇们就在江水中颠颠簸簸吃力地朝岸边划来。
对于装备了少数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姚营官兵来说，这是开天辟地头次与比自己更强大的外敌作战。中央军在国内可以称得上强大和威风凛凛，这就好比打遍江湖无敌手的少林拳师，忽然遇上一群手持冲锋枪的外国强盗，他生平的晕头转向和狼狈景象可想而知。尽管部队提前修筑了许多并非不够牢固的防御工事和防空掩体，但是等到敌人炮火延伸以后，姚营长才发现那些工事和掩体大多已被炮火摧平，官兵多有伤亡。
作为一个在国内身经百战和有经验的指挥官，当姚营长伏在地上，具体地实实在在地承受敌人炮火猛烈打击之后，他的那些豪言壮语和空洞的民族自豪感就此灰飞烟火。六百条步枪，十挺机枪，三门迫击炮，这是他要挡住那些来自海上武装到牙齿的入侵者的全部物质力量。
电话铃响了，师长询问战况。
“……报告师长，敌人正在向我进攻，我部已伤亡数十人。”
“姚营长，我把宝山县城交给你了，我随时会派援军增援你们。”师长在电话那一端鼓励道。
“是! 我保证人在阵地在……”营长大声回答。
军人是一种把服从命令看得高于生命的职业。在战场上，个人没有位置，命令高于一切。反之，人是有欲望的动物，比如营长希望当上将军，士兵渴望提升军官，等等，但是一旦上了战场你就身不由己。不管你是否愿意，你必须随时准备舍弃一切，包括己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军人的表现在战场内外常常判若两人的原因。
姚营官兵初步经受敌人炮火洗礼之后，明白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置之死地反而沉着，都把手榴弹掏出来揭开盖子。姚营长把敌人橡皮艇放进两百米以内，然后撕破喉咙大吼开火。日本人虽然骄横，火力强大，但是他们毕竟漂浮在暴露无遗的江面上，因此当中国人的几百条步枪一齐射击时，他们就被打得哇啦哇啦叫起来，纷纷跌进波涛汹涌的浑浊江水里。好几艘橡皮小艇也瘪了气，慢慢中弹下沉。
顽强的日本人尽管遭到迎头痛击但是仍不肯后退，他们继续高举燃烧的太阳旗，边开枪还击边意志坚定地划着冲锋艇前进。越接近岸边，越多小艇被击沉，掉在水里的十兵不断被湍急的漩流卷走，活着的人就不屈不挠地划着水向岸边游动。战斗持续半天，日军进攻暂时被击退，约有百余人游上岸，趴在江岸的沙塔后面顽抗。
初战告捷的中国士兵欢欣鼓舞。
他们终于发现日本人也是人，那些气势汹汹的冲锋艇也会被击穿打沉，被消灭，于是信心大增，战斗热情高涨，纷纷请求主动出击，把上岸的敌人消灭干净。姚子青狠狠啐了一口，用军帽抹一把脸上的硝烟和油汗，痛快淋漓地说: “放兔崽子多活半天，晚上再好好收拾他们！……X 他娘! 有他们在跟前敌人不敢开炮。”
敌人果然停止炮击。是日晚，姚营组成突击队多路出击，准备围歼登陆之敌，不料摸到跟前却扑了空，原来狡猾的日本人乘夜幕掩护顺着江堤悄悄逃跑了。
此后两天，日军只用大炮猛轰县城，飞机投弹扫射，步兵一直没有露面。到第三天中午，黄浦江面上出现一队好像棺材一样难看的平头船，这种船浑身钢铁，不怕机枪扫射，也不怕迫击炮弹，轰隆轰隆一直冲上沙滩。船头哗啦一打开，船肚子里立刻开出许多搭乘步兵轧轧作响的装甲车来。
原来日本人使用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登陆艇战术。
毫无疑问，目瞪口呆的中国官兵头次领教这种完全陌生闻所未闻的战争方式：登陆艇直接把战车和步兵送上滩头阵地，装甲车一面喷吐火舌横冲直撞，一面搭载和掩护步兵冲锋。从完成登陆到攻占对方阵地，前后总共用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在敌人机械化扫荡一切的强大攻势下，姚营支持不住，当天丢失城外所有阵地。不想打胜仗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关键在于你有无取胜的实力。中国官兵遭受重创，只好收缩进县城里，准备依托残破的城墙和民房进行巷战。
晚上下起小雨，敌人在城外安营扎寨，黑暗的旷野中不时响起清脆的枪声和日本哨兵远远的吼叫。中国官兵被围困在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县城里，通讯切断，师长亲口答应的援兵迟迟未至。姚子青巡视狭小的阵地时，发现他的部队总共还剩下二百人，其中不少伤员，许多熟悉的部下已经横尸荒野。“……弟兄们，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姚营长被这种悲壮的战斗氛围所包裹，不由得红了眼眶，他动容地说道，“你们中间许多人从广东北伐时候就跟着我，风风雨雨十多年，枪林弹雨钻过来，可以算得上同生死共患难。可是今天许多弟兄已经先走一步，走得堂堂正正，上对得起皇天后土，下对得起家乡父老……明天一早敌人就要进攻，我们必须誓死战斗，坚持到援军到来。”
一个嘶哑的声音从黑暗中飞出来：“要是援军不到怎么办？”
这个可怕的问题折磨着所有人，阵地上笼罩着死一般沉默。
营长叹了一口气。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除非你不得不死。如果阵地失守在所难免，又为什么一定要让所有人去死呢?
“好吧，如果有你们有不愿意留下的，现在可以随伤员出城。”他毅然决然说道。城里尚有少数没有来得及撤退的老百姓，他们都被安排随同伤员一起从城西小路撤退。
一个年轻士兵举起手来。
“……还有多少人愿意离开？”
陆续又有几十个人举起手来。
“好吧，我姚某说过的话决不食言，但是请你们脱下军装站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营长背过身去，虽然不能同生死的军人不是好军人，但是他还是宽容了部下对他的背叛。
远处传来激烈炮声，那是市区敌人又在反攻。一个通讯员送来师长迟到的命令：坚守阵地，任何人不得擅自后退。姚子青再次环顾他的部下，军人们低下头来。营长慢慢把命令撕掉，对撤退队伍挥挥手。
人们远去，绝望的营长只好暗自仰天长啸：“我姚子青身为黄埔军人，上有老父，下有妻儿，救国救家乃我军人之重任。如果我手持武器之军人尚且偷生，尚且不敢赴汤蹈火，四万万妇孺同胞将何以生存? 我辈将何颜以对江东父老?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我姚子青决不后退半步，誓与倭寇决一死战。”
次日，视死如归的战斗又进行了一天，宝山县城变成一片焦砾。援军始终不至，第三营剩余官兵在营长率领下浴血苦战，又毙伤敌人二百多名，自己终于全军覆没。姚子青浑身负伤仍坚持战斗，直到被一发枪榴弹炸得四分五裂为止。
姚子青壮烈殉国的消息曾经产生很大影响，全国报纸大肆宣传他们的事迹，广大人民群众倍受鼓舞，纷纷拿榜样的力量去鼓舞所有的子弟兵。毛泽东同志坐在陕北的窑洞里写文章，称赞黄梅兴姚子青是“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会上的演说词 )”。
南京政府亡羊补牢，破格追晋姚子青为陆军少将，亦有电影导演把姚营长的事迹搬上银幕。姚烈士含笑九泉，虽死犹生矣。
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利用到上海开笔会的机会专程前往吴淞口和宝山县采访。
这年全球气候反常，阳春四月。我的家乡成都风和日丽乍暖还寒，上海地区竟已经赤日炎炎，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多度。我在几位当年的云南知青陪同下顶着酷暑去到离市区三十多公里的江边寻访淞沪抗战的旧址。有必要顺便说明一下，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刚刚出版就在上海引起不小的轰动。“文革”期间上海是全国盛产知青最多的城市，累计下乡和支边人数超过一百万人。上海知青的脚迹和苦难同时遍布中国二十几个省市的边远乡村，因此他们有权利认可一本记录他们人生历程的小书并宣泄积郁的情感。
我因此获得许多原本不相识但却心灵相通的朋友。
第一站寻访日军登陆旧址狮子林。据《文汇报》记者老许提供线索，狮子林早已被划进了著名的宝山钢铁总厂界内，旧貌荡然无存。几年前他曾去参观，那里有棵大树，树下有石碑，注明为日军登陆旧址。云云。
知青老吴是浦东区某企业厂长，亲自驾驶一辆国产“桑塔那”轿车送我们去访旧。车外热浪扑面，但是车内却凉风习习，因此大家有说有笑兴致很高。
不料宝钢总厂放星期，门卫坚持原则不肯放行，我们只好隔着铁栅门远远地眺望一阵，望见半截郁郁葱葱的树顶，和一些高高低低的厂房。
在吴淞口和炮台湾，汽车被高高的围墙挡住，门口有哨兵站岗。经询问那一带已经变成海军基地，戒备森严，据说有许多军事秘密。我们兴致被打消大半。只好快快地折回最后一个目的地宝山县城。
宝山县的建制已经取消，改为上海市宝山区，旧城早已不复存在，新城区到处都在施工，尘土飞扬，不难想见不远的将来这里将要矗立许多结结实实的大楼。在一位热心向导带领下，我们来到濒临两江交汇口的江边公园，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当年姚子青营誓死保卫的宝山县城旧址。
公园很俗气，假山和喷水池到处留下工匠们拙劣的斧凿痕迹，但是公园里仍然挤满从狭小的里弄和亭子间释放出来的上海人。向导说，当年那场大战打完之后，宝山成了一片坟场，直到抗战结束才重新有了人烟。解放后政府在旧址外重建宝山城，这里就开辟公园，供人们休息散步。
我们满头大汗四处寻找姚子青纪念碑或者其他抗战遗迹，但是经询问许多当地游客和工作人员，他们都摇头，拿责怪的目光打量我们，仿佛我们神经出了什么毛病。我的满心歉疚油然而生。
这确是一个令人心情不安的事实。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所有重要战场遗址都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彼得堡、明斯克等地，纪念碑下鲜花簇拥，燃烧的火炬终年不熄，象征英雄业绩不朽。可是在我们脚下这样一处以抗战闻名的历史遗址上，竟然找不到一块纪念碑或者一段说明文字。当中国人说说笑笑步履轻松地踏在姚子青们鲜血浸透的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全然不知这方泥土的神圣和价值。这能怪谁呢?怪他们不懂历史，或者历史疏远了他们?
有确凿资料表明，不仅苏联，在英美诸国，在东欧，在亚洲的南韩、菲律宾和新加坡，甚至在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人们都为二次大战中英勇阵亡( 或死难 )的人们修建纪念馆，树立纪念碑，让子孙后代永远崇敬和铭记他们。可是在我们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却几乎没有一座一九四九年以后修建的像样的抗战烈士陵园和纪念碑，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割断了历史脉搏，而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什么时候又变得这般惊人的无知，这般麻木不仁和心安理得呢? ……
据说全国解放后，姚烈士遗孤被遣送回广东老家务农，后来自然难免吃了许多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上级安排一个子女进乡办工厂做合同工，一家人热泪盈眶感恩不尽，称“……可以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云云。
当我们走出公园，登上逶迤数十里的防波大提的时候，我的胸襟才又重新变得开阔起来。
眼前江波浩淼，水天一色，雪白的江鸥好像许多碎纸片在江风中纷纷扬扬地翻飞。极目远眺，我看见宝钢总厂气势雄伟的万吨级船运码头沿江排开，各种高大的吊车伸出巨臂好像森林一样遮断我的视线。远处有崇明岛隐隐约约的陆地影子。一艘外国轮船正拉响汽笛驶大黄浦江，许多兴趣盎然的外国船员不时向岸边游人挥手打招呼。
我努力想象着半个世纪前发生在眼前这片忙碌江面上的战争场面。
但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支耀武扬威的日本舰队怎样沿江排列成十几里长的钢铁堡垒，大口径舰炮轰击的巨响怎样震耳欲聋，黑烟怎样像幕布一样升起来遮天蔽日? 我同样想象不出的是：姚子青们怎样不屈地呐喊，沈从诲怎样驾驶起火的飞机英勇地撞向敌舰，成千上万不知姓名的普通士兵又怎样默默无闻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如今这一切早就烟消云散，黄浦江水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淌，姚子青、沈从诲、高志航、阎海文、张绍勋们的痕迹早已被流逝的岁月无情地抹去。
吴淞口风平浪静，历史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领受着二十世纪末叶中国东海岸的阳光普照与和风吹拂，在长长的防波堤上漫步。近处的江面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小渔船在波光中跳跃着撒网，江堤外面有人搭起许多歪歪倒倒的简陋的木棚子，一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赤裸的孩子在棚子里跑进跑出。知青朋友告诉我，这些人是江北来的“淘金”专业户，你别看他们现在潦倒，发起来可快了。见我不解，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淘金”就是捕捉鳗鱼苗，养大以后出口。你别小看这玩艺儿，一条两三寸长的鳗鱼苗能卖十块钱，人称“活黄金”。
我突然有所感悟。
中国人不是正在致力于脱贫致富奔小康么? 中国的历史不是由于中国人物质生活的改变而改变么? 当年姚子青们浴血奋战的地方，人们正在热烈地谈论股票、期货、房地产、第二职业，谈论经商、发财、办实体、开发投资和投资开发，而姚子青被赶到广东的后代大约也不再忍受贫困，也能切实地做起中国人的发财梦，等等。不管怎么说，他们总算开始为自身的物质利益和幸福生活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子青们的牺牲不是没有白费么?
至于今后我们致富了的中国人是否记得那些历史的铺路石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历史的愿望己经和正在实现。
于是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人类来到二十一世纪，世界消除战争，中日友好并且成为一家人。那些山田松井的后代们握着我的手说：既然是一家人，当初何必打得你死我活呢?
我醒来后觉得似是而非，遂弃之脑后，不提。
“密斯摩，你真的相信蒋先生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吗? ”当汽车停在路边躲避空袭的时候，忧心忡忡的端纳先生用英语小声询问略显疲惫的宋美龄。
蒋夫人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天空中盘旋寻找目标的敌机，没有马上回答顾问的话。
接连几天的前线生活彻底搅乱了夫人的心境。
在上海的医院和红十字会，她看到成千上万的伤员很快挤满了狭小的病房，继而好像溢出来的血水一样将浓重的血腥味儿迅速蔓延到附近的街边和居民区。药品匮乏，医护人员不够，转移伤员的车辆奇缺，上海各界都被动员起来支援前线，许多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志愿到医院当临时看护。
但是前方受伤的官兵还是源源不断地抬下来。
问题在于，这样的战争打下去，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前途有希望吗? 夫人是基督徒，基督徒诚然不愿意看到血腥的战争祸及无辜的人民，内心虔诚地为一切死难看祈祷，但是夫人毕竟又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她的个人和集团利益决不允许放弃抵抗，放弃抵抗就意味着付出更大的牺牲。因此当她在上海进行战地慰问和发表演讲时，她都是以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圣母玛丽亚的面孔出现的。
以蒋夫人为首的战地慰问团在上海大张旗鼓的慰问活动与其说是鼓舞士气，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决不屈服的意志和决心。在国内外记者云集的上海前线，蒋夫人的行踪自然十分引人注目，她在前线的一言一行都通过电波传遍全世界。但是端纳对九国公使团的游说却非常失败，顾问先生过高地估计了私人情谊的作用，各国大使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决不会为个人情谊所动，因此他们都表示不愿意过深地卷入中日战争。只有美国大使答应提供部分药品援助以表明人道主义立场。当他们终于一无所获地离开噩梦一般血流成河的上海前线时，夫人陡然变得心情黯然，顾问先生的话无疑像小锤子敲到她颤抖的灵魂上。
“先生，我想我们会坚持下去的。”夫人用英语低声回答。
“我看到中国人到处流血牺牲，我敬佩他们的勇气。请原谅我的冒昧，如果牺牲仍然不能取得胜利，那么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愿选择做粉身碎骨的玉石，不做卑贱的完整的瓦片。”
“粉碎的玉石难道比瓦片更有价值吗？”端纳先生摊开双手，表示不可理解。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死观，先生，”夫人平静下来，望着这个比她大二十几岁的父亲般的老朋友说道，“我知道这不符合你们西方人的道德观，你们看重人的物质存在，我们则更看重人的精神存在。”
“我的上帝！”端纳轻声嘟哝道，“密斯摩，我原先以为你到美国生活，上帝己经把你变成一个西方女人。现在我才明白，人的灵魂是不能改变的，你永远都是一个道地的东方女人。”
“谢谢你，我的端纳叔叔，我们该上路了。”夫人脸上终于浮现一丝疲惫的笑意，敌机远去，她挽起这位满头白发的外国顾问的手登车继续出发。
这一天夫人的日程安排是返回苏州并在后方医院继续看望和慰问伤员。
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全副武装的宪兵车开过，另有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派出的一个警卫排沿途护送，许多报馆记者得到消息都找关系搭乘军车随同采访。但是这天天气晴朗，日本人的飞机出动特别频繁，在公路上到处轰炸扫射过往车辆和行人。
车队刚刚开进昆山地界不远，两架翅膀涂有膏药旗的日本“三菱式”舰载战斗机突然从一座小山坡后面窜出来，尖利的呼啸好像骤起的狂风掠过地面。目光敏锐的日本飞行员根本不用分辨就发现这支目标显著的车队，飞机在空中做了一个急转弯动作，追上汽车开始俯冲扫射。
“哒哒哒……”一阵阵密集的机枪子弹在干燥的砂石路面上掀起呛人的生烟，高速旋转的穿甲弹头撞击在坚硬的岩石上迸绽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来。第一轮袭击立刻打翻了几辆军车。这一带路面宽阔，没有树丛竹林或者别的掩蔽物，车队暴露在无遮无拦的公路上好像一群惊慌失措的甲壳虫，因此只好开足马力企图逃脱敌机的紧紧追逐。
在两架敌机的轮番扫射中，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蒋夫人的座车被机枪击中，狂奔的汽车突然冲出公路，仿佛一只失去控制的轻飘飘的小鸟那样飞离地面，被强大的惯性推动着滑行了大约十几米，然后重重地跌落在路基下面一片金黄而柔软的稻田里。
车队全都被飞机驱散，中弹汽车起火的起火，歪倒的歪倒，公路上到处都有伤员痛苦的呻吟。端纳先生与夫人坐在同一辆车里，他被汽车翻滚的惯性抛出车门外时，不幸丢失了眼镜。等他终于摸索着找回一只镜片，他最先看见几步之外的水沟里，躺着那位血流满面人事不省的美丽夫人。
这是发生在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沪前线的真实一幕。在天空一轮火辣辣的太阳照耀下，本世纪上半叶万众瞩目的中国第一夫人如同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带着高贵的表情静静地熟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草木和落叶的腐朽气息包裹着她，使她的表情看上去有如天使般纯净和真实。
“密斯摩! ……密斯摩! 你醒醒！”端纳吓坏了，用力摇撼蒋夫人， “我知道你不会死，你还是个小姑娘对不对? ……哦上帝。你能听见我的话吗? ”
在中国秋天的田野上，金子一般明晃晃的阳光烘烤着澳大利亚人端纳的记忆，他开始回忆本世纪初认识宋耀如一家的经过。那时候宋美龄还是个不到十岁的扎着小辫的小姑娘，在花园的草坪上跑来跑去，把花瓣一样可爱的笑声尖叫声撒满屋前屋后。可是她现在长大了，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女人，她才三十多岁，怎么能这样不声不响就离开她的国家和人民呢? ……
他忽然听见一声轻微的呻吟，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心深处，夫人奇迹般地睁开眼晴，茫然而且陌生地望着他。
“哦好极了，我知道你是个勇敢的姑娘，你不会向那些可恶的小鬼子屈服对不对，密斯摩? ”端纳生气勃勃地笑起来。他看见夫人明亮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一颗晶莹的泪珠，就俯下身去小心地擦掉它。
“Thankyou! ( 谢谢 )”夫人微弱地说道。
敌机终于飞走了，七零八落的随从这才纷纷寻过来，把夫人抬到安全的地方救护。不料夫人稍事休息后坚持要往苏州慰问，此后一连几天都令随从们心惊肉跳唯恐再遇上什么不测。再后来夫人回到南京住进医院，经检查摔断一根肋骨，另有多处内伤。这个案件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真相大白。
一个内奸把蒋夫人的车队路线报告了日本人，险些造成中国委员长婚姻家庭史上又一次不幸。宋美龄晚年移居美国，据说除了做礼拜多数时间都在医院治病，治疗包括淞沪抗战留下的肉体和心灵的种种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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