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十月最末一天，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奉化县境内，在武岭山下一座依山傍水的溪口小镇的盐铺楼上，一个体重不足三千克的瘦弱男婴从母腹中呱呱坠地。据说这个男孩出世时，许多人看见东边天上出现一道士彩续纷的巨大彩虹，有个算命先生说当时看见小镇上空环绕一派象征帝王气象的氤氲紫气，后来还有人梦见百鸟朝凤，龙凤呈祥，等等，总之各说不一。无独有偶，仅仅六年之后，在距离溪口镇大约一千公里的湖南内地，在一个地名叫做韶山冲的偏僻山村的一间瓦屋里，同样有个面目清秀哭声嘹亮的中国男孩降临人世。许多年后，当地人以同样丰富的想象力传说看见彩虹，紫气，百鸟朝凤，龙凤呈祥，还有风水先生赶来论证该山冲的龙脉地气，等等，总之中国民间文化的精髓尽被囊括其中。毫无疑问，这两个年龄相差无几的男孩的出世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他们是本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人物：前者曾经统治和影响了本世纪上半叶的落后中国，后者一度改变和决定了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命运走向。
他们的名字，一个叫蒋介石，一个叫毛泽东。
关于伟人的身世秘闻，历来是那些下流小报和无耻文人追名逐利的对象。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流行一本香港出版的政治通俗小说《郑三发子》，这本内容拙劣的畅销书使几乎所有不懂历史的读者都信以为真上当受骗。其实伟人也是人，只不过我们的弱点影响家庭，他们的弱点影响国家罢了。
少年蒋介石出身富裕的商贾之家，从小性格顽劣，出类拔萃，有强烈的征服欲和领袖欲，不大喜欢老老实实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类，却推崇文治武功的帝王将相伟人名人，这一点他与少年毛泽东的志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青年蒋介石投笔从戎，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振武学堂，归国后投身辛亥革命，参与推翻帝制，协助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的事业。他在中国军阀混战风云变幻的大千社会纵横捭阖，终于初步削平军阀割据完成统一中国的春秋大业。“乱世出英雄”是个真理，在大一统的封建秩序下人人论资排辈，真正的人才或者天才很难冲破压制有机会脱颖而出。而青年毛泽东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起初信奉“读书救国”的理论，后来研究《共产党宣言》和农民问题，三十四岁之后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造反有理”的“康庄大道”。
对青年蒋介石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东渡大海到日本留学，一件是投奔民主先驱孙中山。留学日本，使蒋介石有机会走出中国文化的局限去认识一个强大富裕的东方邻国，接受异邦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军事科学教育的洗礼，并头次站在中国以外以亚洲( 不是世界! )的目光思考中国问题。走出中国，对青年蒋介石的思想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在流亡和下野时又多次东渡日本工作和考察，“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断定，明治天皇成功治理日本的独裁方式和富国强兵之道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这位中国未来的军事独裁者，成为他日后统一和治理中国内政的卓有成效的榜样。
投奔孙中山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不能说投奔孙中山先生是投机，因为本世纪初蒋介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和帮助北伐，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势力都远远说不上强大，要投机不如投靠盘踞大半个中国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或者奉系军阀张作霖。不能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主张对青年蒋介石没有影响，当蒋介石投身广东国民政府并在著名的广州叛乱中解救孙中山于危难之中时，他只有三十多岁，青年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怎么可以像老人一样顽固不化而不受到外部先进思想的撞击和影响呢? 因此革命先驱孙中山把自己同这个有远大报负的青年助手的关系说成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评价比自己小二十一岁的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见《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邓小平年六月版第一章第三节 )”云云，则是可以理解和恰如其份的。
一九二三年八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使者前往社会主义苏联考察，历时三月余，详细考察其政治、军事、社会诸多方面，并会晤许多著名的苏共领导人。俄国人的傲慢、霸道、野心，强加意志和种族偏见极大地刺激了青年蒋介石的民族自尊心，这种情形与二十六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出访苏联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考察结果，蒋介石坚信苏联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中写道：“……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我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同上《蒋介石传》第三十六页）”
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苏俄的判断是有一定见地的。从老沙皇侵略掠夺中国，强占大片中国领土起，到斯大林三十年代趁人之危，直接插手策划外蒙古独立；后来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内战，撤走专家，直至六十年代末酝酿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等等，都是有力的证明。从世界范围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是臭名昭著劣迹累累：与希特勒狼狈为奸，肢解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入侵芬兰，残酷镇压各占领国人民的反抗，大规模屠杀俘虏；直到本世纪下半叶出兵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出兵阿富汗，到处挑动内战，武力威胁邻国，等等，真是坏事于尽无恶不作。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主席毅然决定中美和解，共同对付穷兵黩武的苏联人，这样的高瞻远瞩与五十年前的蒋先生是不是殊途同归，站在同一民族立场上取得某种超越党派利益的民族共识呢?……
勿庸讳言，蒋介石是个思想杂驳的雄心勃勃的大独裁者，同时也是个坚定的和偏激的民族主义分子。一般说来，在独裁者的字典中很难找到“卖国”的可耻字样，因为独裁的前提是对权力的高度垄断。本世纪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天皇、卡扎菲、萨达姆等都是对内实行独裁，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不屈服的战斗者和恶名昭著的大独裁者。我们从蒋介石大力扩充军队，发展军工生产，消灭地方军阀和共产党，走“富国强兵”道路的治国方针中是不是可以看出这个当代中国独裁者渴望御侮和重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雄风的某种由来已久的东方帝国之梦呢?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准确说是日本人没有给他这样一个从容不迫的机会。
中日战争爆发了。
“亮畴兄哪，你的那些英美朋友有什么消息吗？”蒋介石笑吟吟地迎出门口，对匆匆拾级而上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大声说道。
“介公，您知道那些西方人可是滑头得很。”王宠惠在屋里坐下来，掏出手帕抹抹额头的汗珠回答委员长，“……四国调停委员会虽然对日本人野心不满，但是他们谁也不愿意为中国的利益同日本发生直接对抗。英、法、意立场比较软弱，美国态度强硬一些，但是他们的代表告诉我，西方国家遵守《中立法协定》，直接出兵干预的可能性很小。”
蒋介石的脸拉长了。
他原本心情很好，就像短暂放晴的天空。八月十六日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决议，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三军大元帅行使陆海空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全国党政军进行抗战。应该说：对外战争促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暂时紧密团结在以蒋介石为统帅的中央政府周围，其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集权程度前所未有，实现委员长多年内战梦寐以求的个人愿望。
可是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软弱态度直接破坏了委员长的美好心情。他原本指望在上海打一仗，炮火一响，西方列强就会出面调停，从而取得像“一·二八淞沪抗战”那样“以夷制夷”和“以战求和”的效果。
不料这次西方人也拿日本人没有办法。
“娘希匹! 这些帝国主义! ……欺软怕硬，统统都是欺软怕硬！”蒋介石一生气，就骂帝国主义。可是骂归骂，他心里很清楚，谁叫你实力不如人，谁叫你恰恰属于那种受人欺负的“软”而不是让人怕的“硬”的角色呢?
“……介公请息怒。”刚刚进门的汪精卫、宋子文诸人纷纷劝道，他们都已经知道淞沪第一次调停失败的消息。
“委员长钧鉴：刚才淞沪前线来电，张发奎部己经肃清浦东之敌，正加紧围攻闸北残敌。”报告战况的是总参谋长何应钦，“……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部进攻受阻，正与敌相持不下。”
“给我电令张治中，限期肃清上海市区之敌，违令者严惩不贷！”蒋介石大怒，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娘希匹! 小小一个上海，两个集团军都拿不下来，都是一群废物! ”
“……华北方面，日军分兵多路猛攻南口、居庸关和张家口，我军汤恩伯、傅作义部正与敌激战。然而敌寇还在继续向天津港和秦皇岛增兵，似有大规模西犯山西，南下保定、石家庄的模样。”
天气炎热，总参谋长报告完毕已是满头大汗，就坐下来喝水。
“……华北战场吃紧，这本是预料中的事啊! ”汪精卫听完汇报忧心忡忡地发表意见道，“上海战事一开，局势更加复杂化，日本人还肯不肯谈，要什么条件谈就很难说了。”
“汪先生恐怕过于悲观了吧？”宋子文点燃一枝大号雪茄烟，喷出一口烟雾说道，“依我之见，日本人未必真敢打下去。近来欧美舆论反响极为强烈，伦敦、纽约等地民众团体纷纷集会游行谴责日本，如果日本人一再拒绝英美调停，则必将在国际社会形成孤立。”
“宋部长真是乐观派呵。”汪精卫苦笑一下回答，他太了解中日实力的对比，因此一脸倦怠，对战争前途表示无可奈何的悲观。“……我早就说过，打不是上策，还是要谈，发动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如果必要，可以考虑给西方人更多的在华利益，以牵制日本人的野心。”
“汪先生的话当然也有道理。”宋子文轻蔑地一笑，“最近美国大使詹森先生同我讨论对华贷款时，表示如果日本坚持战争立场，美国将提请国联大会制裁日本，包括经济制裁，实行钢铁和武器禁运等。”
“如果日本人不服从国联制裁，中国怎么办? ……单独打下去? ”汪精卫是政治家，政治家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更善于从不利的角度去提醒别人思考问题。
“汪先生未免失之多虑吧？”宋子文厉声反驳道，“……撇开国际社会援助不说，我五千年中国，四百万将士，四万万民众，难道就不足以与日本人一战吗? ”国舅宋子文时年四十三岁，壮年气盛，加上在美国读书生活，受西方式民主思想影响，因此对国内流行的恐日情绪颇不以为然。
汪精卫没有吭声，满腹苦衷似无人理解：只好在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此时的汪精卫尚未决意要投降，而是要和谈。“谈”与“降”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至于一年以后汪出走重庆，辗转到南京组建傀儡政府，沦为“曲线救国”的千古罪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还有一个正式的消息带给诸位，”王宠惠把头转向蒋介石，“俄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先生通过外交途径转告我国政府，斯大林愿意同我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贷款五千万美元，条件是必须用于购买俄国军火。”
蒋介石脸色渐渐缓和下来。
不管怎么说，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毕竟占多数，尽管这种支持暂时尚无实际行动。斯大林态度积极无非是因为他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人，而决非主持公道，在国际社会中只有利益而决无正义可言。制裁日本当然很好，但是英美列强究竟能够给予日本多大的压力，或者反过来说日本人是否敢于完全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战争打下去，对此他感到心中无底。
“……我说过嘛，仗迟早总是要打的，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不打日本人怎么会坐下来跟你谈? ……我还要对全党同志说一说，要准备坚持长期抗战，准备打十年二十年，打一代人两代人，嗯! ”蒋介石站起来，严厉地扫视众人说道。作为领袖，他必须再次准备用超乎寻常的强大意志力量去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艰难统一：统一中国版图不被割裂和统一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及此后的多处秘密或者公开讲话中都强调“长期抗战”的观点，它至少表明蒋介石对未来的抗日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和已经作好长期艰苦的心理准备。仅仅过了九个月之后，中国人民的另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写下《论持久战》的光辉篇章，用系统的理论文字指导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到高瞻远瞩和“英雄所见略同”。
“……日本人要在北方动武，我们偏要拖他到南方打，北方天险可据，他的飞机大炮坦克就能发挥优势。我们主动选择上海同他决战，就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上海有那么多英美租界，西方人办的公司、工厂，战争一旦打起来，日本人的炮弹就会落到西方人的头上。西方人天天挨炮弹，他们会无动于衷么?!”
“……子文带些人到欧美去走一走，要造舆论，欢迎那些西方记者都到上海前线去看看，嗯！……谈判一定要抓紧，娘希匹！我就不信日本人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英美作对……”
领袖的训示突然被屋外传来的空袭警报打断，这是自淞沪开战以来日机首次袭击南京，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断。宋子文在蒋介石避进防空洞前匆匆说道：
“介公，我看上海那个张治中恐怕不大得力，该换个能打仗的去替换他。”
“……你看谁能打仗？”
“中国将领之中，懂军事善战者当然莫过于广西白健生( 崇禧 )。”宋子文稍一踌躇回答。
“子文差矣。文白虽庸，然忠心不贰；健生善战，却养虎为患……养虎与养狗，你说我该对谁放心? ”蒋介石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这位大鼻子财政部长肩头，抛下一句话，“……你还记得民国十九年蒋桂大战的教训么? ”
淞沪调停谈判时断时续，狡猾的日本人一再借谈判拖延时间。
八月十八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称：“……用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年要录、统计荟萃》第一七七页，海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云云。
八月底，中国代表向国联大会提交声明书。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屠杀平民的行为，日本代表当场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九月初，日本政府宣布追加侵华战争经费二十五亿日元，内阁通过天皇对华战争诏书。
中日战争节节升温。
当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上将脸色铁青地走出设在上海郊区南翔镇的司令部大门，并在一大群将校参谋和卫兵护送下驱车前往杨树浦前线指挥所时，一场来自南太平洋的热带台风即将在上海登陆。城市上空漆黑一团，雷声在头顶隆隆地滚动，闪电不时划破黑暗。一阵阵狂风从长江口外的海面刮来，将硫磺燃烧弹的辛辣气息和房屋废墟的灰烬刮得漫天飞舞。
吉普车打开雪亮的大灯在暗夜的海洋里颠颠簸簸地行进。
在这样恶劣的环天气里，人们完全有理由松弛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既不用防备敌机空袭，也不用担心灯光会召来敌炮的猛烈轰击。雨夜是一张安全的大伞，将人类的一切仇恨、厮杀、狡诈和阴谋诡计都牢牢地掩盖起来，不露痕迹。
但是总司令张治中压抑的心情丝毫没有因为大雨的降临而感到有所轻松。
这位大权在握的民国陆军上将近日来肝火上升是司令部里众所周知的事，出于对权力而不是对将军本人的普遍敬畏，人们纷纷噤若寒蝉不敢大声喧哗，以免无缘无故自讨苦吃。现在，总司令把自己隐没在黑暗里，独自靠在吉普车后座上不停地抽烟。马达大声轰鸣，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跳跃，车窗外偶尔有灯光掠过，才映亮将军那张如同车外的坏天气一样阴郁的长脸。
一小时前，张治中两次接到委员长亲自催问战况的电话。委员长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进攻，并大声申斥第九集团军进展缓慢。作为一个资深自负和政治性很强的陆军上将，他对领袖的申斥表现出一贯忍辱负重的顺从态度，但是内心里却永远看不起那个远在南京发号施令的顶头上司有限的军事才能。
尽管张将军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失利辩解，但是他绝对不敢当面顶撞和激怒委员长。
十三日开战伊始，中国军队占据地面优势，日军节节退缩，很快被压制在虹口、闸北一带不到三平方公里的狭长阵地上。民众举国欢呼，报纸天天出号外，连张将军也毫不掩饰胜利在望的喜悦心情，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一周之内将倭寇统统赶下黄埔江去。
不料这块最后的阵地竟变成梗在中国军队喉咙里的一根阴险的毒刺，无论第九集团军官兵怎样轮番进攻，大炮轰击，飞机轰炸，敌人阵地巍然不动。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进攻乏力，只好处于半休战状态。
恰恰相反，南京统帅部通令嘉奖了隔江作战的右翼友邻张发奎第八集团军。他们虽然没有啃上硬骨头，但是他们确实肃清黄埔江东岸之故，收复浦东失地。
从战术指挥的角度看，张将军命令第九集团军所属各师分三路沿市区推进，采用通常的正面进攻战术并没有什么不对，敌人固守据点，中国军轮番冲锋，一个团残破了再投入一个团。如果平心静气地检讨和总结经验，这种将部队逐次投人的人海战术并非张将军的发明而是来源于中国落后的内战实践，是缺少重武器、运输车辆和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的传统战术。问题是任何人要认识自身局限都需要时间和过程，张将军有充分理由为第九集团军攻击乏力辩解：我军不是尽了最大努力吗? 要是让委员长来做总司令不也得这样指挥吗? 但是为什么偏偏他就该受到指责呢?
从性格上讲，张将军是个城府很深和反应敏捷的人，他自投军之日起便以政治头脑而不是军事才能著称。这种情况同右翼军张发奎不同。张发奎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心一意打仗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居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是由于他常常与蒋介石作对，所以不能被委以重任，只好摆在浦东敲边鼓。张治中重任在肩，心思却时时受南京的官场政治和人事关系的牵制，因此难免心有余力不足。尽管他竭诚指挥第九集团军广大官兵英勇战斗，许多将士付出生命鲜血的惨重代价，却始终没能消灭盘踞在据点里的一小股顽敌。
淞沪开战前夕，蒋介石密召张治中回南京，询问一举围歼上海之敌有无把握? 陆军上将慷慨作答：忠勇奋战，复我中华，为国捐躯，再所不辞。据说委员长深受感动，当场勉励有加，不仅委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重任，还把原属陈诚系的第十八、第三十九军六个师兵力交由他一并指挥。
即使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嫡系里，张治中也算得上蒋介石权重一时的亲信。但是任何事情都得有个界限，你将属于别人的军队拿去指挥打仗，当炮灰，别人会因此感谢你么? 你是不是犯了官场上“手伸得太长”的大忌呢?
想到这里，他仿佛看见陈诚那张因飞黄腾达而容光焕发的脸，和一双幸灾乐祸的眼睛……天上下起雨来，沉重的雨滴打在车棚顶上砰砰作响，一个炸雷落在近处，闪电刹那间照亮迷蒙混沌的天地。总司令猝然惊醒，意识到汽车快要进入市区，于是他掐灭烟头，烦躁地解开衬衣领口，让车窗外呼啸掠过的风雨驱散郁积在胸中的怨气和燠热。
平心而论，张将军的委屈也是有道理的。
开战一来，中国军参战步炮兵总数已达十数万之众，日军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在军舰炮火支撑下顽强抵抗死战不退，双方往往为争夺一房一地反复拉锯，以致于中国军久攻不克进展缓慢。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实力”的概念决不简单地等同于人数多寡，或者雄心的大小。一辆坦克载有三名乘员，你能说他们的战斗力只等于三个人吗? 不怕死固然可贵，但是不怕死并不等于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本土作战，中国军十倍于敌，他们仍不能做到“一举扫荡”或者“速战速决”的原因。
随着时间推移，仅仅几天，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敌人庞大的海上舰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己经纷纷向松沪海面集中，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两个师团约六万人已经分别从日本港口登船出发，预计首批先遣队可于八月下旬头一周在上海登陆。一旦日本援军到达，或者日军登陆前仍不能扫除敌人市区据点，那么再往后中国军队的优势必将丧失殆尽，上海战场将因此变得形势险恶不容乐观。
所以，无论委员长如何申斥张将军都不辩解，因为一切辩解的理由在失败的事实面前都将苍白无力。古人云“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中国人恰恰最以成败得失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贼”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 ……
吉普车马达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原来汽车前轮陷进一个炸弹坑里。黑夜中大雨如注，好容易推出汽车，将军才发现前面通往市区的道路经过炮火洗礼，已经布满大大小小的弹坑无法通行。
人们只好下车步行。张将军跌跌撞撞地在黑暗中摸索，尽管警卫们都努力拱卫他，簇拥他，但是总司令还是不可避免地摔了几跤。直到经过大约一小时艰难跋涉，泥泞中的人们才好像暴风雨中的航海者，终于远远看见了那座经过伪装的指挥部里透出来的几缕桔黄色的温暖的光亮。
“……不惜一切代价，三天之内肃清上海市区敌人据点，这是委员长亲自下的死命令。畏缩不前者，临阵脱逃者，贴误战机者，一律军法从事! ”
本总司令命令：明晨丑时起，各师、旅、团开始进攻，不得有误。如果天气转睛，南京空军将出动飞机支援地面作战。具体作战区域划定及事宜，由参谋长加以说明……”
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各级将校军官个个正襟危坐鸦雀无声，参谋长徐权咳了一声，指着墙壁上那幅三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开始详细阐释总司令的战略布署：
“……淞沪之敌背倚黄埔江，主要依靠敌舰炮火力支援，各处据点连成一务长蛇阵，互为犄角，固守待援。我军必须集中战力，从虹口、闸北、杨浦三处同时出击，砍掉蛇头，砸烂蛇身，斩断蛇尾，令敌人首尾不顾，取而胜之。各位注意，处于中间地位的江山码头是敌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也就是‘七寸’所在，打蛇要打要害，所以这个任务很艰巨。
“根据总司令命令，各师作战位置划分如下：第八十八师以主力由北向虹口方向攻击，八十七师沿四川北路向沪江大学和公大纱厂进攻，第三十六师即夜加入沙烃港至保定路正面，由一零八旅二一六团担任主攻，向江山码头江边实施关键性突破……”
第二一六团上校团长张绍勋起立：“是! 决心完成任务……请配属炮兵火力掩护。”
“……炮十团、炮三团集中全部炮火摧毁敌人工事，另以第九十八、第十一师各旅分别配属上述各主攻部队，接受主攻师长官指挥……”云云。
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少将脸白了，该师原隶属陈诚系罗卓英第十八军，奉调淞沪参战，临时划归第九集团军指挥。不料尚未出场，就被张治中一个命令顺手牵羊地瓜分了，还美其名曰“配属”。谁都明白，建制师一旦被打散，师长就成了光杆司令，打完仗你还能指望收回你的部队么?
“……我要问一问张总司令，凭什么拆散我九十八师建制? 这样的配属经过南京方面同意了吗?”夏楚中抗议道。
“本总司令重申，违抗命令者，以军法论处。”
张治中理也不理，扬长而去。光杆一条的夏师长无力回天，只好自认倒霉，“暂时一蹶不振”。这件事后来被当事人写进回忆录中( 见《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九十三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
八月十九日，淞沪战斗重新呈现白热化。战车连长崔钟岷少校正在三十六师师部了解敌情和接受任务。
南京装甲团系国防部新成立的现代化兵种之一，前身为陆军交辎（后勤交通）学校战车营，南京政府为了提高军队对日作战能力，于一九三六年秋着手组建这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部队。所有战车都从国外购进，重金聘请德国坦克专家做教官，学员一律从军校选送。毫无疑问，这支威武雄壮的装甲部队是中国军队的骄傲，它的诞生同那支翱翔蓝天的年轻空军一样，给那些穿草鞋扛“汉阳造”的瘦弱的中国军人带来一线国防现代化的希望曙光。
沪战伊始，中国军队攻势受挫，进展缓慢，究其原因，缺少城市攻坚手段也就是缺少坦克大炮的火力掩护和摧毁能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蒋介石痛下决心，亲自下令抽调两个战车连和一个战车防御炮营开赴淞沪前线参战。
按照部署，崔连长将以战车开路，掩护第三十六师步兵进攻江山码头敌军司令部，控制敌人援军经水路进入上海市区的登陆点，这就是“打蛇打七寸”的关键性战斗。另一连战车则配属第八十七师进攻杨树浦租界，执行“斩断蛇头”的艰巨任务。
崔连长是东北人，满族，黄埔军校六期学员，时年二十七岁。作为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的下级指挥官，他既有头次参战的新奇和冲动，跃跃欲试，内心充满对钢铁履带轧轧作响摧枯拉朽扫荡日寇的神往和自豪感，同时又有对这种从未体验过的陌生战斗的种种担心和顾虑。
“……你们的进攻路线，就是从这里，喏，码头大门，仓库，敌人火力点，这是炮阵地……到这里街口，大约一千米距离，打开一条通道，掩护步兵占领敌人司令部大楼。”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将军亲自布置任务，他无疑为这些现代化战车的到来感到振奋。
“你们配属第一零八旅进攻，这是彭旅长……记住，一-定要消灭敌人火力点，还有炮兵阵地。”参谋长叮嘱。
毫无疑问，指挥官们对装甲兵参战寄予莫大的热情和厚望，由于装甲兵的组建是新生事物，大多数步兵指挥官甚至从未见过战车。其实当时南京装甲团只拥有西方国家淘汰的性能落后的轻型战车，如意大利二十年代生产的两吨半“菲亚特”战车，英国皇家“威克斯式”轻型坦克，它们的正面装甲只有三到五公分厚，不仅不能抵御炮弹直射，甚至难以承受步兵集束手榴弹的打击。
“……从这里，往……这里吗? 哦，是不是……可以迂回一下，利用敌人炮兵死角? ”坦克连长对进攻路线琢磨好一阵，才小心翼翼地对正面攻击敌人炮兵阵地的方案提出异议，“……这里是城市巷战，地形复杂，战车只能与步兵保持同步距离，平行推进，交叉掩护。尤其在这个街口，你们看，四周没有障碍物掩护，敌人平射炮可以直接瞄准射击，如果我战车过于暴露不仅将招致敌炮集中轰击，而且不利于步兵突进。”
指挥官对于战车的不肯勇往直前很感意外。
战车不是有装甲钢板么? 不是有机枪小炮开路么? 不是有轧轧作响的履带便地面震颤么?为什么还要坚持同步兵一道慢吞吞地前进呢? 战车如果不能打冲锋，要战车来干什么呢? 难道人的身体比钢铁还要坚固么? 战车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显而易见，不是战车而是人，也就是这位连长同志的革命意志出了问题。
应该说科技落后的中国人天生不是唯物论者，他们因为缺少物质所以只好崇尚精神，把精神同原子弹相提并论。从高举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到高举红宝书的造反派，我们不是都可以追寻到许多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唯意志论（信鬼神、宗教崇拜、灵魂转世）”的意味深长的精神传统么?
宋师长正欲说服战车连长，解释关于出奇不意和速战速决的重要性，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沉重的马靴声，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陆军上将出现在师指挥所狭小的地下室里。全体立正，稍息，指挥官汇报战况。总司令并不说话，绷紧脸来回走动，于是橐橐的马靴声就好像鞭子不停地敲打着人们紧张的神经。
“……你们的精神很好，总之视死如归，革命军人就应该这样。”总司令终于露出一丝疲惫的笑意。他喝了一口水，再次严厉地环视部下作指示，“我还要补充你们的作战方案，战车强攻正面，步兵突击两翼，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部队打光了也要冲上去……拿下敌人司令部，淞沪之敌就不攻自乱，‘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嘛。各级指挥官要身先士卒，政治主任要开展思想工作，我就在这个指挥所里看着你们把国旗插在敌人司令部大楼顶上……”
当总司令得知装甲兵对正面强攻持有异议时，就很生气，拍着桌子下死命令：“你给我冲! 那里面就是刀山火海你也得给我冲进去。”
崔连长结结巴巴申辩：“报告……装甲太薄，敌人……火力太强，步兵跟不上……”
一个作战参谋在一旁试图悄悄提醒总司令，如果战车报销不好向南京方面交待。
“……混账话! 拿不下敌人阵地我向谁交待? ”总司令勃然大怒，“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关键时刻不上阵，留在南京城里当摆设就光荣? ……”
他转向那个战战兢兢的战车连长，不由分说地命令：“来人，电告南京装甲团杜团长，两连战车均已英勇地投入战斗……你给我听着! 你的战车不攻入江山码头，就不要来见我！”
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崔连长悲壮地登上战车，在步兵的欢呼声中，向他的队伍也就是那十多辆轧轧作响的轻型坦克一挥手，发出了冲锋陷阵的战斗命令。发动机立刻大声轰鸣起来，坦克炮塔不停转动，短粗的炮口和机枪都一齐对准敌人据点。
这是公无一九三七年八月发生在上海战场上的中国第一场现代化坦克攻坚战。操纵坦克的是那些刚刚走出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军人，尽管他们操纵战车的技术还远远够不上十分熟练自信，实战经验也几乎等于零，但是他们仍然无私无畏地按照德国教官的教导，把战车摆出“品”字队形，视死如归地冒着敌人炮火冲锋陷阵。
街道两旁的上海居民受到感染，纷纷从躲藏的屋子里探出头来喝彩观战，还有许多青年男女不顾流弹横飞的危险走上街头喊口号，捐赠毛巾食品慰问子弟兵。整整一百年来，中国人受尽外来列强的欺凌，准确说是吃够了没有现代化的苦头，但是现在中国人也有了自己的飞机坦克，有了同东洋鬼子一模一样的先进武器，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振奋，没有理由不大长志气。这是一个相当感人的场面：人们彼此鼓舞，彼此感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因此乐观和一厢情愿的情绪如同病菌一样在空气中迅速传播。坦克一发动，机枪一响，人群就欢呼，还有人把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仿佛已经取得了胜利一样。
两连步兵跟在坦克后面浩浩荡荡地冲锋。
武器简陋的中国十兵雄赳赳气昂昂，许多人扬眉吐气，连腰也不肯弯，好像只要有坦克在前面开路敌人就只好投降一样，这实在是一种对于现代化的误解。因为战争的“矛”“盾”从来相生相克。中国人对于科学知识常常会产生许多莫名其妙的误会，这些误会的怪诞和离奇程度，足以令我们今天的先锋派荒诞派小说家自愧不如。比如慈禧太后视火车头为妖怪，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命部下打造钩镰枪以对付洋人的弯腿，义和团念咒符以避枪弹，气功师登台发动呼风唤雨倾覆英国舰队，红灯照们把猪血抛向外夷战船以令敌人化为血水，等等。就是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还在义愤填膺地批判电子琴，八十年代批判流行歌曲，九十年代批判比基尼泳装，等等举不胜举。问题在于，任何对科学的误会都不能不付出代价，只不过有的代价由个人付出，有的由整个民族付出罢了。
敌人枪炮响了。
日军据点隔着江边开阔马路，江山码头外面有大片空地。中国坦克一露头，日本人的各种轻重武器就开始猛烈射击，炮兵开炮，步兵急促地寻找坦克后面的活动目标。机枪哒哒扫射，那些仓库、楼房、地下室的窗口和沙袋工事的枪眼到处向外喷吐火舌，飞蝗般的子弹炮弹织成一张浓密的火网，把死亡的阴影从四面八方罩向进攻者的队伍。
顷刻之间，汹涌的欢呼之声消失了，代之以密集的炮弹爆炸、子弹肆虐的呼啸和受伤者痛苦的呻吟，侥幸未受伤的士兵赶紧趴在地下或者滚进街道两侧的门廊里，噼噼拍拍地开火还击。这幅悲惨的图景与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十月革命进攻冬宫迥然不同，电影里的枪弹并不伤人，所以那些热情洋溢的群众演员可以从容不迫兴高采烈地爬上冬宫的大铁门高喊“呜拉”。可是如果当你面对的炮弹爆炸震耳欲聋，尖锐的子弹全都好像长了眼晴，打在坚硬的花岗石墙壁上溅起一串火星，或者钻进干燥的泥土里腾起一团团呛人的烟雾，你还能继续挺起你的并不结实的血肉之躯去同敌人枪炮较量么?
因此当第一批中国士兵被敌人交又火力打得血肉模糊横七竖八时，敌人军舰上的大炮也不失时机地加入打击行列。一发发预先测定目标的巨大炮弹呼啸而至，城市大地发出一下一下的沉重震颤，炮弹爆炸的火光和烟柱直冲云天，空气中到处充满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和黑色烟雾。进攻者的队伍更加不可避免地发生混乱，人们四处躲藏和逃窜，中国步兵从未受过步坦协同的实战训练，不懂得怎样利用坦克跟进和互相掩护，不能适应这种现代化战争的作战方式，所以没过多久，除了坦克车还在轧轧地前进外，它们后面已经没有一个步兵的影子。这是一个相当英勇同时又相当绝望的战争场面：步坦脱节，步兵受到炮火打击不得不匍伏地上，坦克兵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孤军深入，因而也就造成被敌人分割围歼的大好机会。
……一发拖着尖锐哨音的大口径加农炮弹飞来，径直击中一辆正在行进的英制“威克斯式”坦克。随着“轰”地一团火焰腾起，坦克猛地向前一歪，仿佛陷进大坑里一样，履带哗啦垮下来。烟雾散去，人们看到坦克被掀掉半个炮塔，那层并不坚固的装甲被撕开一个大洞，油箱燃起熊熊大火来。
紧接着成群的炮弹呼啸而来，在坦克群周围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不断有坦克中弹燃烧。有几辆战车试图退回去，却被击毁的坦克挡住退路。崔连长眼晴起了火，他带领剩余的战车一面还击，一面全速冲过马路空地，靠近敌人据点以避开炮火。
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纠缠战术立刻起了作用，敌人炮击减缓，坦克暂时逃脱打击。
指挥所观战的人群刚刚来得及松出一口气，庆幸坦克兵机智果断绝处逢生，不料敌人据点里又同时冲出好几组全副武装的爆破手来。
这是一群更加危险和亡命的敌人，他们都是被称作“肉弹”的日本敢死队员，训练有素，意志坚定。他们手握爆破筒，身上捆满炸药，或利用墙根拐角，或借助破损工事的掩护，匍伏跳跃机警灵活地向中国坦克运动。这无疑是个更加惊心动魄和危机四伏的时刻，因为坦克有观察和射击死角，按照步坦协同原则，此刻只有步兵的掩护才能有效地阻挡和消火敌人爆破手。
问题恰恰在于：中国步兵全都被炮火远远阻隔在马路那一头，他们只能趴在地下眼睁睁地看着装甲兵战友陷入敌人重围，看着日本爆破手好像在做演习动作一样接二连三发起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攻，一次又一次扑向涂有青天白日国徽的中国坦克而无能为力。于是在这种令人绝望窒息的紧张氛围里，一阵阵响亮而尖锐的爆破声传来，一团团黑色浓烟好像大型魔术表演的雾障一样腾空而起，中国坦克无法逃脱的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了。
一辆坦克刚刚哗啦啦地瘫痪在地，另一辆随即又壮烈地起火燃烧，当最后一辆坦克冒出熊熊大火冲进敌人工事时，迎面却挨了一发平射炮弹，终于死不暝目地翻倒在壕沟里。那个浑身受伤的年轻指挥官崔连长企图挣扎出被击毁的战车，立刻被一排机枪子弹打得浑身都是窟窿，倒挂在炮塔上好像一截烧焦的木头。
这场类似屠杀的战斗只进行了短短一个多小时。
中国军队进攻再次受挫，战车连全军覆没，无一幸存者。另一连战车在毗邻的第八十七师进攻杨浦租界的战斗中遭到同样命运，伤亡殆尽。
张治中将军在前线指挥所里亲眼目睹这场战斗，他至此才对现代战争的指挥艺术有了一点小小的领悟。将军的指挥艺术总是用土兵的生命来实践的，因为如果没有失败，也就没有成功，“一将功成万骨枯”讲的就是这个辩证法的道理。
我以为现代化的概念决不仅仅指武器而言，更重要的是指人的素质包括精神和观念的现代化。享受波音飞机、高级轿车、进口彩电的封建暴君依然是暴君，同样，没有现代素质的军队即使操纵先进的坦克大炮依然是一支落后的军队，就像我们今天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一样。
“……他们确实忠勇可嘉，不负我的教育。每一想及当时的情景，我心里就十分难过。”这个教训被载入张将军回忆录《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一文中。
上海松江火车站内外，扶老携幼的难民成千上万。
淞沪战事一起，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战争的猝然降临而变成血肉横飞的战场。城里城外到处都在开火，在厮杀，大火和烟雾吞噬房屋，枪炮声震耳欲聋。随着战火蔓延，那些原本以为躲在家里就可以相安无事的芸芸众生终于变成被开水灌了巢穴的小动物，不得不争先恐后外出逃难。
和平年代，人分三教九流，官分大小尊卑，社会秩序等级森严，比如个体户见了工商税务点头哈腰，司机受到警察挑剔忍气吞声，知识分子见了领导自动矮一大截，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得毕恭毕敬，等等。但是逃难就不同了，逃难的队伍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人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难民。
火车一到，人人都在拥挤，身强力壮的挤上去，妇孺老弱者就只好原地淘汰。但是火车大多被征用去运送军队，因此本来车次就少的松江车站滞留的难民越来越多，不少人已经担惊受怕地等候了整整一星期。
八月十八日，星期二，天空短暂放晴，有消息说南京将发出两列空车来运送难民。消息传开，车站人头攒动，万民拥挤。这是一个同时充满希望和绝望的关键时刻，人人都有充分理由让自己而不是别人抢先登上火车脱离苦海，问题是当许多理由拥挤在一起的时候，人人都没有了理由。
因为两列火车的全部载运量只能运走滞留难民的不到十分之一。
中午一时，火车在万众欢呼声中开缓缓进站来，许多人过于激动，把前面维持秩序的警察挤下站台，导致当场压死压伤同胞多人的惨案。接着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子弹被屋顶钢梁反弹回来又击伤数人。不料民众视死如归，个个前赴后继，警察只好退居二线，听任自由化到处泛滥。此后几个小时不啻一幅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车上车下，人人争先恐后，你推我搡，你不推我也搡，把别人拖下来，自己爬上去，爬窗户，爬车顶，爬一切可以爬人的地方，甚至连车头上也坠满蜂窝一样沉甸甸的难民，于是又发生挤死踩死窒息暴卒事件若干。
下午三时左右，车站局势基本明朗，列车大大超载。未上车的在车下垂头丧气，挤上车的在车上不免暗自庆幸，更有许多走散了亲人的女人孩子到处喊爹叫妈，车上车下嚷成一片。不料就在这时，站外响起尖锐警报，敌机空袭。车下的人得了近便，纷纷四散逃跑，或卧倒于田边地头，或藏身在沟坎河岸之下。难就难坏了已经挤上火车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车上宝贵的一席之地，如果下车防空，岂不等于前功尽弃将胜利果实白白断送了么?
因此车上的人都硬着头皮不愿下车。胆小的见别人不挪动，便也壮了胆子不动，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巴望敌机驾驶员看清这是一车手无寸铁的难民而不是军队。有个有国际知识的医生在车顶上铺开一面自制的红十字会旗，好让日本飞机遵循国际惯例回避民用列车。
但是这回他们恰恰想错了。
九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三菱式”轰炸机排出整齐队形飞临车站上空，他们的任务原本是寻找和轰炸军用目标。天气晴朗，地面的车站列车历历在目，红十字会旗和难民的身份也不难识别，但是对于每一个被战斗冲动折磨得浑身燥热的日本军人来说，他们是决不愿意放过面前这个打击中国人士气的大好机会的。你们中国人不是万众一心吗? 你们不是众志成城全民抗战吗? 既然你们的政府敢于宣布向皇军开战，那么就应该让你们全体国民懂得抗战的代价意味着什么！
战争伊始，日本军部下达命令，对中国境内“一切危害帝国利益之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军部没有解释哪些属于“危害帝国利益之目标”。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中国境内的目标：一所学校，一座医院，一名妇女，一个儿童都可能被视为“危害帝国利益”之目标而遭受打击。日本军队公开取消对战争的一切禁令对平民大开杀戒的野蛮行径，甚至令当时尚末疯狂的另一位欧洲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也感到难以接受。他愤怒地对他的将领们说：“你们看看，这些野蛮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 ……（《墨索里尼秘传》第四章第四十三页）”
换另一种角度讲，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得人类对待战争的思路也大相庭径，西方人认为屠杀平民和虐待放下武器的战俘都是犯罪，日本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既然军队都来自平民，那么轰炸平民也就是间接地消火了敌人军队，这样的作法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因此当飞行员发现地面的列车目标时，他们无疑个个感到精神亢奋喉咙咕哝作响，一种类似把敌人赶进屠宰场的快意极大地刺激着日本军人绷紧的大脑神经。轰炸敌国火车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军人只管完成任务而不管道德，研究道德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事，何况轰炸平民列车不会遇到危险，就像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样安全。所以日本飞机几乎无需任何战术动作的掩饰，就一架接着一架朝目标直接俯冲下来。投弹，扫射；拉起来，再投弹，再扫射，如此循环往复。机枪喷吐火舌，炸弹一枚接一枚落入车站，有的炸弹竟直端端钻进车厢里，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松江火车站顿时被淹没在一片粉红色的血雾和遮天蔽日的火海中。
这场血腥屠杀历时约半个小时，两列火车被炸脱轨，车站内外到处是人的断肢残体，许多尸体已不可辨认。据当时有关资料称：死难看约一千二百余人，伤者无数。
空军第二轰炸机大队官兵是从当晚的广播里得知上海松江惨案的不幸消息的。
对受害一方来说，轰炸平民当然是一种违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行径，理应受到国际舆论谴责。但是战争本身即是屠杀，没有人道可言，因此任何对于战争的道义谴责和正义言词同战争的行为相比，都是苍白无力和微不足道的。
分队长沈崇海中尉由此感到某种无言的自责。
虽然平民列车遭到轰炸并不是他的过失，并且空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攻击敌人舰队，但是惨案的发生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责备和期待。
如果军人不能保卫国防，保护自己的妇孺儿童，那么国家和老百姓( 纳税人 )，供养军队有什么用处呢?!
沈崇诲，祖籍江苏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父亲为政府高级官员。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高干子女，享有许多令人羡慕的特权。三十年代社会上留学经商风气很盛，许多官僚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沈崇海大学毕业正值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虽然战火还没有燃到他的家乡，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从军的道路，跨进中央航校的大门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的情形与农民参军不同。农民往往因为走投无路，因为被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家乡、流离失所、奸淫了妻子女儿才怀着深仇大恨拿起枪杆子，知识分子则出于爱国主义的传统和责任感选择从军。
八月十九日，天气继续放晴，早晨天刚亮，飞行员全体集合，收听广播里南京蒋委员长的命令。委员长操着浙江奉化口音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平民的暴行，然后命令各大队飞机起飞，轰炸吴淞口海面的日本舰队。
“……要让敌人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好随便欺负的! 向敌人航空母舰开火，炸沉它们! ”委员长愤怒的声音在机场宁静的上空嗡嗡震响，“……抗战是要流血的，但是我们不怕流血，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
沈崇诲和战友们都流下激动的泪水。领袖的怒火感染了他，他感到周身的血液正在燃烧。
战斗警报拉响，机场马达轰鸣，轰炸机鱼贯滑向跑道。沈崇诲座机编号九零四，副驾驶兼投弹手为陈锡纯少尉。他们驾驶的“诺式”单发轻轰炸机载弹一千一百磅( 约合五百公斤 )，最大航程九百英里。
此时空军参战己经一周，第二大队担负轰炸任务，飞机平均每天起落两个架次以上。连续作战不仅使飞行员极度疲劳，许多飞机的发动机部件也因缺少足够的备用零件更换而每况愈下。但是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超常行为，只要人活着你就不能退出战斗。因此飞行员虽然个个眼睛布满血丝头重脚轻，却仍然斗志不减精神饱满，同仇敌忾地驾驶飞机编队出航。
机群起飞约三十分钟后进入上海战区东面现今南汇县上空，远远能够看见地面战场腾起的一缕缕炮火烟柱，更远处白龙港海面有一些大大小小敌人舰船灰蒙蒙的影子。带队长机开始爬高，发出 “搜索航母，准备进攻” 的战斗信号。
轰炸机拉开距离，护航战斗机已经在头顶占据高度，沈崇海紧跟长机爬升到六千英尺高空，然后瞪大眼晴搜寻目标。
敌舰就在眼前，那些张牙舞爪的小个子日本人正在向中国城市开枪开炮，他们的飞机就停在航空母舰上装弹，加油，然后气势汹汹地飞上天空屠杀中国老百姓。问题是凶手不能欠下许多血债却不受惩罚，于是这一小队代表正义复仇力量的中国飞机就借助太阳光的掩护偷偷摸摸向着敌人舰队接近。
“……陈少尉，打开保险，做好投弹准备！”沈崇诲头也不回地命令。
“是！……一定要把鬼子的军舰炸沉到海底去！”副驾驶大声回答。
这无疑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关键时刻。因为再有几分钟，不管日本舰队是否发现或拦截中国轰炸机群，他们都将无法逃脱领略一番从天而降的炸弹滋味。一想到将沉甸甸的炸弹劈头盖脑扔到骄横的不可一世的敌人航母甲板上，将他们的飞机、飞行员和水兵统统炸到海里去，中国飞行员心中就充满不可遏止的亢奋和快乐。
但是偏偏就在这时，‘九零四’号飞机不幸发生严重机械故障。发动机突然空中停车，机舱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蓝色烟雾。
这是一个出人意外却又相当必然的飞行事故。由于中国飞机太少，超期服役年限过长，轰炸任务频繁，没有充足的战斗间隙进行大修保养，没有足够的零配件按时更换，等等。这就好比一辆不按时保养的汽车难免肇事，或者一个常年累月积劳成疾的人必定会累垮一样。
“……机长，火势继续蔓延，我们怎么办? ”年轻的陈少尉沉不住气，惊慌失措地叫起来。
“挺住……我试试重新发动，你扑火机舱里的火。”沈崇诲头上渗出汗珠。
飞行员的努力很快归于失败。
飞机迅速下滑，发动机徒劳地格格呻吟，机身剧烈震颤，火苗已经窜上机翼的油箱。如果再不弃机，飞机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弃机跳伞当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南汇地面为第八集团军控制区，飞行员一旦着陆立即就会受到陆军全力救护。飞机毁坏可以重新制造或者购买，但是人死却不能复生，生命不能被重新制造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比飞机更宝贵。
问题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东方民族包括中国人都不肯这样看待自己和别人。比如日本人 “全体玉碎”、“忠于天皇”，中国人的“大公无私”、“精忠报国”，阿拉伯人的圣战，等等，东方民族的价值观决定了军人的生命意义。
就在轰炸机下滑的那一瞬间，二十六岁的空军中尉沈崇诲几乎不加选择就作出一个英雄主义含量很高的决定。他没有听从生命本能的召唤，而是受到那种来自本民族很古老很辉煌的传统文化和献身精神的驱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是次要的，死的质量却有泰山与鸿毛之分。其实这种情形同飞机坠落的巨大惯性一样，黄皮肤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巨大推动力早就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殉国情结和悲剧命运，比如屈原、司马迁、康有为、谭嗣同、老舍、傅雷，等等。
沈中尉边同失控的飞机作斗争，边命令副手跳伞。
“机长……你怎么办？”副手绝望地叫道。
“你活着回去……我去撞沉……狗日的! ”英雄说出这句决不逊于任何后来在银幕上出现的矫揉造作的豪言壮语之后，他的心情反倒趋于平静，后来就专心致力于操纵不大灵活的飞机，不再理会别的事情。
“机长……我决心跟随你，决不贪生怕死！”二十一岁的少尉副驾驶经过短暂思想斗争，终于战胜恐惧，实现灵魂升华。其实从任何意义上讲，两人同机殉职都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问题是如果一人去做英雄，重于泰山，另一人活下来却轻于鸿毛，两相对照，谁愿意去接受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判决呢? 对一个军人来说，生命毁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和名誉的粉碎。
如果死人是对活人灵魂的鞭挞，那么与其被鞭挞，不如一同精神不死。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传统在这里再次发生作用，实现年轻军人灵与肉的永恒转变。
于是我们看到这架冒出滚滚浓烟歪歪扭扭的轰炸机脱离队形，一往无前和无私无畏地冲向一艘正在海面上游弋的距离最近的日本军舰。日舰观察哨发现天上有一架中国轰炸机。马上发出空袭战斗警报，可是等他们看清这是一架冒着浓烟下坠的飞机时又放松警惕。于是九零四号就在敌人防与未防的空隙中最后一次校正目标，对准敌舰的要害部位狠狠撞去……
“轰隆”一声巨响，一股高高的水柱冲天而起。有人看见敌舰爆炸起火，很快倾斜沉没，中国人首创一机换一舰的自杀性进攻大获成功。只可借该舰是一艘小吨位巡洋舰而非大型航空母舰，否则九零四号轰炸机的战绩将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后来日本“神风敢死队”又将这种东方军人不怕死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他们驾驶几千架各种类型飞机包括客机、运输机、木头飞机争先恐后去撞击美国航空母舰，去同怕死的美国大兵同归于尽，因此弄得沈崇诲陈锡纯们的光辉业绩一直黯淡无光。
同九零四号机组的壮烈举动相比，空军第五大队二十五中队飞行员阎海文取得的战果就要逊色得多。
八月十七日，二十五中队八架“霍克 3型”战斗轰炸机奉命空袭上海虹口地区日军司令部，阎海文少尉驾驶的第二五一零号飞机不幸被击中，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
一个更加不幸的偶然因素是，当时天空正好刮着大约三级左右的东南风，他的降落伞被歪歪斜斜地刮向交战正酣的闸北方向，然后不偏不倚地落在天通庵路附近一片属于日军控制的阵地上。
天通庵是三十年代上海有名的贫民区。所谓贫民，除了物质贫乏住房狭小垃圾成堆外，这里人们的精神也绝对地处于赤贫之中。“穷则思变”是一种哲学，“甘于贫贱”同样是一种古老的东方哲学。问题在于，人类的许多罪恶，比如愚昧、贪婪、暴力、**、自私自利、浑浑噩噩、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不是都同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吗? 尽管没有人甘愿贫困，但是贫困本身是一种事实，所以我们只好认定，所谓“贫贱不能移”决不是什么美德和真理。
当不走运的飞行员从天而降时，饱受战火困扰的中国市民没有一个人敢于鼓起勇气，像后来电影中的群众演员那样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冲出门来表演抢救或者掩护人民子弟兵。他们知道凶残的日本人马上就会出动搜捕，因此都把门窗关得紧紧的，惊恐不安地躲在屋子里倾听动静。
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的礼物。一群头戴钢盔的日本义勇队员( 日侨 )端着枪从战壕里钻出来，猫着腰成散兵线包围上来。
“支那飞行士，侬的投降不死! ”“……缴枪的，侬不死啦死啦! ”这些日侨都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把国语上海话日本话都讲得一踏糊涂。被称作“支那飞行士”的二十一岁的空军少尉阎海文起先想躲进居民家里藏身，但是天通庵路到处关门闭卢，一个人影也不见，他连敲几家都没人开门，不知是屋子里真没人还是拒绝收留他，总之飞行员后来只好躲在一堵断壁残垣后面想以装死来蒙混过关，问题是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法将死装得很像，而且也没法让健康有力的脉搏停止跳动，因为这并非且黑风高之夜，也不是荒无人迹地形复杂的深山老林，敌人脚步距离他仅有百米之遥，而光天化日之下是绝对不可能指望有什么魔法让一个大活人从敌人眼皮子底下消失的。
他听见自己一阵阵心跳。
敌人杂沓的脚步越来越近，他不用观望也能判断日本人至少有十几个。尽管溽暑八月，悲哀的中国飞行员还是感到脊背阵阵发凉，心如死灰。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那时的空军少尉对战争和人生的感受如何，但是据说当时有人看见他一动不动仰面躺在地上，眼晴噙满泪水，手指按在一支小巧的德国手枪上。
在中国蔚蓝色的晴朗的天空下，明晃晃的阳光炙烤着空军飞行员的脸，将他的故事带向世纪末的远方。半个世纪以后，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在一篇题名为《中国无被俘空军》的充满激情的小说中讲述了他母亲同阎海文交往的故事，我们才知道少尉还有一位富家出身的杭州姑娘在后方苦苦等着他。我读这篇小说时几乎流了泪，但是我没有谈到阎海文曾被同胞拒于门外的细节。
敌人终于走近了，英勇不屈的空军少尉从地上猛坐起来，扣动板机接连击毙数名日本鬼子，然后把最后一粒子弹送进自己的大阳穴，完成一个东方军人杀身成仁的伟烈壮举。
当时的报纸把阎海文的事迹宣传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而中国飞行士宁死不当俘虏的勇气同样赢得尚武的日本人的敬佩。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以崇敬的语气刊登这刚来自前线的消息，东京一家商社则在橱窗里展出“支那飞行勇士”阎海文用过的飞行服、降落伞、手枪、子弹壳等实物来招揽顾客。若干年后，战败的日本人又将上述实物交还给中国政府，只是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阎海文们才落得从此一蹶不振无人喝彩的下场。
“……其实我们中国人并不怕死，抗战以来，像沈崇诲、阎海文这样英勇献身的国民党官兵何止千千万万! ”一位曾经亲历抗战的文史馆员邹老先生坐在阳台上感慨地对我说，我注意到他身后窗台上有只黑猫始终满怀敌意地注视着我。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怕死并不等于能够有效地保卫祖国？”我试图短暂地转移一直笼罩我们谈话内容的陈旧的爱国主义主题。
老先生默然。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小心翼翼步入危险的雷区，“您讲的那些历史故事，当然都很生动，很感人，比如驾机撞敌舰啦，宁死不屈啦，等等，可是我们怎样来判断这些历史素材的真实性呢? ……打个比方说，阎海文击毙的敌人只有零个而不是三个更不是五个，或者他不是自杀而是被敌人开枪击毙。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下，阎海文举起手来走进战俘营，直到抗战胜利同恋人团圆。活着不是比牺牲更富有人道主义的意义吗? 而沈崇诲并没有撞沉而是撞伤，甚至根本没有撞上敌舰……”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抗日先烈?!”老先生理所当然愤怒起来，那头猫也呼噜呼噜地发出威胁。“……他们为了民族利益不惜生命，血染沙场，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过去极左路线向他们泼污水，搞得面目全非，现在你居然敢怀疑和中伤他们，你是什么态度? 你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你的屁股同谁坐在一起，同日本人吗? ……”
地雷终于爆炸了，我只好狼狈逃窜。幸好我的屁股上没有“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 )”字样，否则我就是浑身有嘴也说不清楚了。这是许多年后，我在上海查询史实时遭遇的许多次不受欢迎的采访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次。
《文汇报》载：一九九三年初，“上海通天庵路也就是半个世纪前阎海文烈士为之献身的地方，近日发生一起轰动上海的公开污辱妇女案。案犯某某，与邻居某某( 女 )因小事口角，双方恶语相向。案犯竟将女邻衣裤剥光，赤裸裸拖至光天化日的大街上侮辱近两小时，围观者达千人之众，道路阻塞，竟无人出面制止。后来案犯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到上海开笔会专程去到通天庵路转了转，那里果然是一片贫民区，房屋低矮，垃圾遍地，女人拎着马桶走来走去。一个捡垃圾的老头把炉渣灰翻得沸沸扬扬。我想这大约就是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和沧桑岁月留给世纪末的一个珍贵纪念吧。
好在阎烈土们没能亲眼目睹通天庵路上展览裸体妇女的一幕，否则我相信他们高尚的理想主义情操和视死如归的抗日斗志都将因此打上许多不必要的折扣。
毕竟岁月悠悠，历史如江河大川，滔滔不绝。由于真正的当事人已经灰飞烟灭，飞机和军舰的残骸都己经沉入大海，因此那些幸存的采访对象( 大多年逾古稀 )可以依据各自的爱国主义激情自由地发挥残存的想象力，将那段历史变成一个充满迷人魅力的浪漫主义的迷宫。我相信无论怎样高明的历史学家都将在这里迷失方向。好在我的使命不是考证历史，而是取舍历史长河里无数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来完成我的纪实文学写作。
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一个浅显道理：当历史的躯干腐烂之后，岁月的土壤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发酵出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它们是滋养文学家创作灵魂的不可缺少的甘露和养料。这就是为什么作家总是被那些故事而不是结论所吸引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充满情感魅力的文学作品同那些表情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之间的本质区别。
史载：“……队员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所驾之机，在南汇附近脱离队形，于吴淞口外，坠落海中。”云云。( 摘自“南京空军总指挥部作战命令( 民国二十六年空字第七号令 )”，见《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三八五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 )
抗日烈士的业绩和精神永远不会磨灭!
天色微明，中央军上士班长张成富就率领一个由特等射手组成的伏击小组悄悄离开阵地，进入虹口公园附近一座建筑物内对敌人进行游动狙击。
特等射手是从全团挑选出来的老兵，战场经验丰富，个个枪法如神，练就一身百步穿杨的本领，夜间不用瞄准就能打灭百米以外的香头。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军里，能被称为神枪手的步兵射手极为稀少，往往百余人的连队只有一、二名或者数名不等。
导致军队射击人才严重匮乏和官兵军事素质不高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困难和军费开支的短缺。一名新兵从穿上军装到上战场，他所能接受的全部训练就是打完十五发子弹。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三十年代的落后中国，一发子弹( 工业产品 )的成本竟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者三十五只鸡蛋( 农产品 )的价值，而中央军士兵在战场上的全部装备也只有二十发子弹。区区十五发子弹显然不能造就射击天才，这就好比优秀汽车司机都是用成吨汽油浇灌的结果，而奥运会射击冠军许海峰决不可能每天只用弹弓练习瞄准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班长张成富和他率领的狙击手无一例外都是在战场上死里逃生自生自火的幸存老兵。
天光终于大亮起来。
前方两三百米处就是敌人虹口据点，现在凭肉眼也能够看清敌人工事里黑洞洞的射击孔。张成富指挥射手们悄悄隐蔽在建筑物内，各自选好射击位置，然后派人爬上附近屋顶用竹竿挑起灰布军帽不停晃动。敌人果然上当，随着“啪”、“啪”枪响或者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军帽立刻被打飞。
早已子弹上膛的特等射手马上瞄准敌人射击，枪响处弹无虚发，不及隐蔽的敌人纷纷中弹。等到敌人清醒过来企图寻找狙击手报复时，他们己经迅疾转移位置，准备射击新的目标。初战告捷，狙击小组接连打哑了敌人好几个火力点，消灭十几个敌人，其中还有一名挎指挥刀的日本军官。
受到教训的日本人很快组织反击，他们在楼顶上也布置步枪射手，用居高临下的冷枪射杀暴露目标的中国官兵，并试图消灭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中国狙击兵。
于是一场危险的射击对抗开始了。
一名中国射手发现敌人工事里有个穿黄呢军衣的军官，就瞄准开了一枪，但是几乎枪响同时，立刻就有三颗步枪子弹从不同方向飞来击中了他。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叫出一声，头就软绵绵地搭在墙根上，鲜血顺着额头汩汩地往下淌。
不一会儿，那个穿黄呢军衣的敌人军官又出现了，原来那是个专门用来引诱中国射手开枪的假人。张成富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吩咐人去弄来许多鞭炮，等天黑以后派人潜伏在敌人据点外面到处燃放，当受骗的敌人朝黑暗中开火时，中国射手立刻瞄准敌人枪口的火光射击。这一招果然很灵验，他们接连击毙击伤不少敌人，但是等到敌人发觉上了当，双方都陷入沉默的对峙。
第二天白天，狙击小组再次进入阵地时，他们突然发现形势变得对中国射手很不利。敌人不仅在据点里，而且在到处制高点、楼房顶、平房上都埋伏下狙击手，只要中国射手一开枪，敌人的子弹就像长了眼晴一样立刻就会从四面八方飞来。
狙击小组终于好像暴风雨中的小船那样沉没了，留下六死一伤的不幸记录。班长张成富中了敌人四颗子弹，他在临死前还瞪着眼晴想不明白：“敌人……哪来那么多、神……枪手? ”
过了很久以后，中国军方才从被俘的日本伤兵嘴里得知：在日军步兵中队( 相当于连 )里，优秀射手的比例通常都占士兵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皇军步兵操典》规定：日本新兵入伍以后，平均每月用于训练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一百五十发，机枪不得低于三百发。
而三十年代出版的英国权威的《韦氏大词典》曾对日本陆军做出“……装备 B级( 二类 )，技、战术水平……尤其单兵射击技术为 A级( 一类 )”的恰当评价。
由于第九集团军攻坚乏术进攻受阻，蒋介石命令中国王牌炮兵部队──南京独立炮兵第一、二、三、四旅全部开往上海战区，以强大炮火打击敌人水面舰艇和支援步兵进攻。
炮兵旅装备从德国进口的“福卜斯”七十五毫米山炮，最大射程九千米，最高射速为每分钟二十五发，是当时中国陆军中口径最大最先进的优良炮种。由于该炮在国内战场上和“剿共”中曾经屡建奇功，令几乎所有地方军阀闻风丧胆。
我们从蒋委员长这种孤注一掷的举动中不难看出，他已经不是作个姿态而是己经完全陷入了战争的角色之中。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八月中旬某日上午约十一时。
当时上海地区大雨如注，炮二旅五门火炮借助恶劣天气掩护悄悄运动到江岸预设阵地，前方的七千米处的黄浦江面上停泊着三艘敌人驱逐舰。打击敌人军舰是炮兵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市区敌人就是凭借这些军舰的优势炮火得以顽强支撑的，而中国军队的进攻则往往由于敌舰的猛烈轰击不得不瓦解。如果能够一举击沉一艘或多艘敌舰，势必大大鼓舞我军士气，而敌人舰队则不敢轻易深入黄浦江为所欲为。
准备完毕，指挥官一声令下，五门炮各急速射击两分钟后转移。观察哨兴奋地报告，炮弹多数命中黄浦江上的敌舰，有的敌舰己开始起火燃烧。炮兵们大声欢呼起来，将钢盔扔向高高的空中，连一向稳重的少将旅长也露出笑脸，以为敌舰必受到重创或击沉无疑。但是当天下午侦察飞机报告，敌舰仅受轻伤，经抢修后依然在江面游弋。原来“福卜斯”陆战炮弹的威力太小，无法穿透大中型军舰的装甲钢板。
一连几天，敌舰都集中炮火朝岸上开炮报复，日本舰载飞机也成群结队轰炸浦东一切可疑目标，企图消灭可恶的中国偷袭者。
此后炮兵只好改为分散游击敌人陆上目标。
浦西跑马场原为江边一片空地，日军攻占这里后就把赛马跑道改建为飞机跑道，供那些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短程舰载飞机临时起降加油装弹，对中国军队威胁极大。司令部命令炮兵予以摧毁。指挥官经过周密侦察和观测，决定出其不意夜袭跑马场，给敌人飞机以狠狠打击。
炮阵地位置选择在浦东一幢大楼背后，紧挨英租界，距江边约三百米，是敌人舰炮射击的火力死角。当晚十时许，一营步兵以战斗姿态封锁了浦东路口，八门‘福卜斯’火炮神不知鬼不觉进入阵地，每炮配备炮弹一百发，瞬发信管和碰炸信管各半。
次日晨五时，跑马场上空升起三颗绿色信号弹，这是敌舰载飞机出击归来将要降落的信号。跑道上顿时灯火通明。潜伏的炮兵观测镜甚至能看见许多敌人围着弹药库忙碌，几辆亮着大灯的加油车开进开出。等候一整夜的中国炮兵顿时个个精神焕发，冷冰冰的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装填手脱掉上衣光着膀子，炮弹引信全部装好待发。
大约一刻钟以后，二十多架执行完夜间轰炸任务的日本舰载飞机隆隆地从西边天际飞来，然后一架接一架在跑道上滑行着陆。当最后一架敌机刚刚降落，跑道灯光尚未关闭时，从指挥部传来“各炮试射一发”的短促口令。
第一发试射的炮弹带着迫不及待的沉闷轰响脱离炮膛，呼啸着飞向敌人机场，江对岸夜空里猛然腾起一团耀眼的火光。潜伏观察哨通过无线电报告偏离目标。经过修正，第二发炮弹击中敌人一辆油车，跑马场上空立刻被一只巨大的火球映得通红。旅长下令齐射，于是八门大炮瞄准火光一齐急速射击，浦西大地仿佛发生七级地震，一时间天摇地动炮声隆隆。英租界的人们都被这阵突如其来的巨大轰响惊醒，附近房屋的玻璃都被震得粉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成功的袭击，因为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见那些敌机拙笨地东躲西藏。一架敌机试图起飞逃跑，但是一发炮弹追上并击中了它的尾巴，于是飞机好像脆弱的玻璃瓶一样四分五裂爆炸开来，燃烧的金属碎片好像木屑一样飞溅到半空中。仅仅几分钟后，敌人弹药库又被击中发生爆炸，浦西上空便如同绽开焰火一样五彩绽纷热闹非凡。
炮击持续八分钟，共有八百发炮弹倾泻在敌人机场里，遭到猛烈炮击的敌人乱作一团，机场大火冲天。射击完毕，各炮迅速撤离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天亮之后，大批敌机飞临浦东上空轰炸报复，敌人军舰也向浦东盲目开炮，中国炮兵由于来去神速隐蔽，无一人一炮损失。
事后证实，夜袭跑马场共击伤击毁敌机十五架，敌人地面设施完全被摧毁，跑道严重破坏，临时机场瘫痪半个多月无法使用。
炮兵因此受到集团军和战区总司令的通令嘉奖。
此后战斗更趋激烈，由于日军占有强大的空中和舰炮优势，炮兵旅不得己到处隐蔽东躲西藏，不能发挥应有的集群作战威力，因此直至整个淞沪战争结束，迄无突出建树。上述战例即为主要功绩。抗战伊始，南京政府将全国炮兵中仅有的四个装备新式火炮的独立炮兵旅全部开上淞沪战场，中国炮兵在战斗中确予敌一定杀伤。但是与日军炮火相比，中国火炮不仅口径小射程不够远，并且数量也极为有限，仅为日军炮兵( 包括舰炮 ）的不到二十分之一。
张绍勋，字勋华，广东合浦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班、排长，因屡建战功，二十五岁即被提升为第三十六师二一六团上校团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三十六师为南京政府御林军进驻西安，张绍勋兼任司令部稽处长。淞沪抗战爆发前夕，第三十六师奉命星夜兼程赶赴上海，第二一六团作为师预备队接替兄弟部队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江山码头。
江山码头是一座军港码头，二十年代起日本人就在这里苦心经营，修筑大量永固性地堡，暗堡，钢骨水泥大楼，隐蔽式交通壕，这些密如蛛网的工事不仅极为坚固，而且还能随时得到停泊在黄埔江中的日本军舰的炮火支援。与此相比，即使是作为中央军主力部队的第三十六师，除了每班一挺轻机枪，最强有力的攻坚武器就是每团配备一连迫击炮。
开战第一周，第三十六师主攻旅几乎打光，只将阵地往前推进了几百米，而能否一举攻占江山码头又将影响整个战役形势。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下了死命令，师长宋希濂亲自督战，限令第二一六团三天之内必须攻克敌人阵地。久经沙场的张绍勋团长当然深知任务艰巨。
“……正面进攻恐怕难以奏效。你们看那幢水泥大楼，它的火力位置能够直接封锁码头大门和通道，加上侧翼的那座仓库，还有地堡，形成互为补充的交叉火力网。”张绍勋一面带领各营、连长察看地栈，一面心情沉重地分析敌情，“如果强攻，我军缺少平射炮和攻坚重武器，因此很难近距离摧毁敌人火力点……迂回也不大可能，敌人背倚黄埔江，江面上敌舰炮火猛烈，形成强大的火力支撑。依我看唯一的办法只有夜战，隐蔽运动接敌，只有迅速突破外围工事，敌人的大炮才会失去作用。”
指挥官一致赞同夜间突破。
夜战从当晚午夜开始。突击队两个加强排携带炸药包手榴弹，借着夜幕的掩护向敌人阵地出击。另有一个加强营在前沿阵地随时准备支援。不料就在突击队快要通过江山码头外围鹿砦时，一个队员不慎弄响铁丝网上的空罐头盒，敌人阵地上立刻升起几颗明晃晃的照明弹，然后枪炮齐射，阵地上一片火海。突击队暴露目标，不得已改偷袭为强攻。尽管队员们个个奋不顾身舍身忘死，激战一个通宵，突击队一度冲进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但终因支援部队却被敌人炮火隔断在外围，突击队立足末稳被迫退出来。
至天亮，突击队撤回原阵地，生还者仅十余人。
次日白天继续强攻。南京空军派飞机配合，仅十八日至二十日三天共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投弹达数万磅，摧毁地面目标数十个。由于敌人防空炮火猛烈，地面工事多为永固性暗堡，加上我方缺少威力强大的重磅炸弹，因此未能予敌以卓有成效的打击。其中几枚炸弹误落在我军阵地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十九日，第二一六团一部终于再次突破敌人外围，占领敌大楼底层。日军官兵死战不退，用水泥板把楼梯封死继续在楼上顽抗。
为了同敌人援军抢时间，南京政府将刚刚组建的南京装甲团调往上海参战，协助进攻江山码头。于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中国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坦克作战的壮烈场面就出现了。只是因为装甲兵的出现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所以中国坦克几乎没能发挥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被敌人击毁，全部交了学费。
步兵只好退回原地，满腔怒火又无可奈何。
战至二十一日，第二一六团伤亡过半，三天之内两次补充兵员。作为主攻团长的张上校心急如焚，他非常清楚形势的严峻：敌军增援部队随时可能登陆，委员长在南京军令如山倒，所以他必须带领他的装备简陋的团队咬紧牙关把这场力不从心的战斗打下去。
“……半夜十二点，攻击开始。第一营由兆丰路向江山码头攻击前进，途中必须冲破唐山路和东熙华德路口的日军防御工事。敌军躲在四五层高的楼顶上，居高临下，对我军进行俯射，阻止我军前进……我军官兵视死如归，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冲过唐山路……
“我军装备远不如敌军，我师官兵抵达上海后，没有经过休息，立即参战，凭着爱国精神，民族正气，三天内即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被敌人诬蔑为‘不堪一击’的中国军人的骄傲。”
三十年后，作为共产党特赦战犯的宋希濂将军在回忆录《血战淞沪》(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一七二页 )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国民党官兵确实表现出前仆后继和不怕牺牲的壮烈精神，第二一六团曾经两度攻入江山码头，击毙敌人数百名。日军眼见得阵地失守，竟然丧心病狂地向人口稠密的百老汇路、公平路、兆丰路和杨树浦路民房沿街纵火，并且从军舰上发射毒气弹。一时间虹口市区烈焰冲天浓烟蔽日，烟火相连达几公里。张绍勋已经两天两夜不曾合眼，此刻眼见敌人反扑，我军功败垂成，不由得急火攻心，亲自率领预备队冲击。江山码头顿时杀声四起，枪炮声震耳欲聋，战斗再趋白热化。然而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发敌人的重机枪子弹不偏不倚击中张团长，高速旋转的金属弹丸好像一枚锋利的钻头那样轻易地洞穿张上校的大腿，将正在指挥战斗的中国指挥官重重击倒在地，伤口血流如注。
张团长被抬下阵地，部队暂时群龙无首，虽然坚持战斗，攻势却远不及先前猛烈。由于我军伤亡过大，仅第二一六团补充兵员就达一千二百余人，敌人据点一直没能最后攻陷。此后随着敌人援军分批到达，中国军队的短暂优势逐渐丧失。
双方转入对峙。
公无一九九零年，我的第一部描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在国内及港、台出版，引起广泛反响。我在该书有关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著名战役──松山、龙陵之战的部分章节里，无意中触及到原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少将师长张绍勋的不幸命运。当时我并未特别留心这位少将师长从前的生平简历及其战斗业绩，只是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旧报纸、旧杂志、回忆录、文史资料以及数以百计年逾古稀的抗战老人口中收集和记录得来数以千万字计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构成一条坚实而完整的历史链条，而张绍勋师长的个人命运只是这条漫长链条上的其中一环。
“………师长张绍勋少将眼看大功告成，报功心切，不待战斗结束便匆匆向老六田的集团军司令部发电报捷，称：‘我部占领龙陵，残敌即将肃清。”……
“……龙陵战败的消息震动重庆，舆论大哗。蒋介石在盟军方面下不了台，下令追究谎报责任。张绍勋师长自知罪责难逃，追悔莫及，在指挥部里拔枪自杀。时年四十一岁”云云。（《大国之魂》第十四章第三节，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
张师长的命运归宿是我从一家图书馆的文史资料堆里偶尔翻到的，史料的叙述者好像都是一群原国民党下级军官，在全国解放后根据各人亲身经历和道听途说来加以回忆。
对我来说，张绍勋只是我笔下无数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中的一个，我并不对他的个人命运负责。我的目光之所以落在他身上完全是因为他的悲剧性命运恰到好处地补充了我书中的历 史链条并便其更加完整。
该书出版五个月后的一九九二年四月，我在成都家中收到一封寄自香港的来信，寄信人很陌生，名叫张再平，职业不详，自我介绍是张绍勋先生幼子。
“……早就想给您去信，因种种原因作罢。此次在香港书店中，又见宣传介绍您的新书──《大国之魂》，信手翻阅，禁不住感慨万千：记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句名言叫拨乱反正，此后确有不少冤假错案得到改正，但是多限于共产党内部……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仍有相当部分处于‘不白’之中，家父即为其中之一：张绍勋，广东合浦人，黄埔五期及陆大一期二级将官班毕业，曾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团长、八十七师师长、一二二军军长等，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 负伤 )，武汉大会战，四次长沙会战和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 负伤 )……一九四八年任军长时年三十九岁( 家父生于一九零九年 )。
“但是在您邓先生书中，家父任八十七师师长时因谎报战功，事败后开枪自杀，时年四十一岁，我不知道您的史料何人提供? 何处摘录? 是否有可靠依据? ……我母亲现尚健在，一九匹五年家母随军，家父负伤后一应由家母照料，她曾亲闻家父讲述负伤经过，何来开枪自杀之说? 又何来谎报军情? 钟彬死了，陈明仁也死了，宋希濂敢当面对质此事吗？！…… ”
我背上出汗了。如果张再平先生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我这个邓先生将以何言应对? 我去找那些落满灰尘的文史资料负责吗?
“……国民党军中，派系纷争，乡邦观念极重。七十一军为宋希濂家底，宋为湖南人，继任军长钟彬( 广东人 )，副军长陈明仁( 湖南人 )，八十七师师长张绍勋( 广东人 )，八十八师师长胡家骥( 湖南人 )，湘广之争，军中皆知，松山一役，家父指挥八十七师攻坚，胡家骥八十八师却按兵不动，致使八十七师险遭败绩，事后家父曾当着宋希濂的面大发雷霆……
“俟攻打龙陵，胡家骥再度故伎重演，陷八十七师于日军重围，无奈，家父只好全力抵抗，身先士卒，危急中陈明仁越权指挥失误，宋希濂迟疑怕负责任……激战中，家父不幸中弹，日军子弹穿胸而过，距心脏仅一点五公分……宋希濂当着家母面守在医院三天三夜，再三向家父认错，劝慰，并答应追究此次战事失误责任……此段公案，邓先生您听说过吗? 如有便可的家母调查询问，家母国内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养育巷XX号，吴XX……
“另，家父反攻龙陵时年三十六岁，而不是您书中所说四十一岁。
“写历史，材料须可靠，不能人云亦云……希望邓先生能认真调查史料，避免笔下生冤，上对得起冤魂，下对得起苍生( 顺便提一句，家父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不幸，一九八零年平反 )……”云云。
我跑了好几家图书馆，奇怪的是，那些大厚本的人名辞典里居然无法查到这位国民党中将军长的生平，后来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的《民国将领录》( 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 )中找到如下寥寥文字：
“张绍勋，( ?──? )字勋华，广东合浦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历任国民革命军军职。一九三七年任陆军第七十八军三十六师一零八旅第二十六团团长。抗日战争中，历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员总队长，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任第一二二军军长；十月，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余焉不详。
张再平先生没有说错，张绍勋一九四九年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因此不可能在一九四四年的龙陵前线自杀身亡。但是张绍勋大起大落的个人经历引起我的兴趣，这位曾经声威赫赫的抗日将军，身经百战，没想到前程远大之时却做了另一群中国人的阶下囚。他的战俘生涯是怎么度过的，有些什么遭遇? 为什么辞典要将他的后半生略去不提? 我给张再平先生写了一封回信，除表示歉疚外，希望能够完整了解张将军生平，以便在适当时候公开更正谬误。“……收到来信很高兴，请您理解我写那封信的心情，若信中有何不妥措辞，敬请见谅……由于我的经历，铸成我的禀性，而家父的不幸遭遇，又给我强烈刺激。在大陆生活几十年，所见所闻，更使我感到现今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钱，而是不违背良知，敢说真话的品质……”张先生回信很快，厚厚一大摞，将人生的无数辛酸感慨浓缩在字里行间。
我当然赞同张先生的见解。人要说真话，但是说真话的人决不是乞丐，所以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人现今最缺乏的还是钱。“人穷志短”，人越穷越没有骨气，越仰人鼻息，如果大陆人人都成为百万富翁，成了“船王”包玉刚、“金利来”曾宪梓，那么他们想说什么和该说什么难道还要看谁的脸色行事吗? 张先生感慨万端之后就开始叙述国民党将军被略去的那一部分鲜为人知的命运遭际，以及家庭子女因此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对待和株连。张绍勋，一九四九年岁末在湖南大庸被俘( 按和平改编对待 )，一九五零年入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改造思想。一九五二年七月被军事法庭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八年，送往宁夏石咀山市平罗镇战犯监狱服刑，实际执行十五年( 无延长判决 )。一九邓小平年被特赦，留当地劳改农场就业。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张绍勋自然在劫难逃，再次关进监狱。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宁夏石咀山市革命委员会未经审判便以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张绍勋定为死刑，并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公开执行枪决，终年六十一岁。
一代抗日名将，身上留下至少五处以上日本人的枪伤，没有战死沙场，最后却被中国同胞自己所不容。一个在监狱里坐了二十年牢的老军人，不管他曾经是否有过罪孽，他为自己的失败( 被俘 )付出的代价已经达到极限。但是他还是被执行枪决。
我被强烈地震撼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说这个残酷的历史事实。我想象当张绍勋老人在成千上万革命群众的高昂口号声中被押赴刑场时，他的大脑里一定万念俱灰。人的命运真是一场戏剧，谁知道二十年前那个叱咤疆场的抗日英雄，今天会被自己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所枪决呢?
青山作证，黄土高原作证，中华民族原本不该这般丧失理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生生不息地彼此仇杀? 中国的事情始终搞不好，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举步维艰，原因何在呢?
我回答不了，只好扬起一把黄土，让初秋的凉风带走滚滚黄尘，也带走我，一个大陆晚辈作家对一位长眠地下的抗日前辈的迟到景仰与歉疚之情。
抗日先辈的英灵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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