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清甲午战争的炮声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而拉开的人类二十世纪的序幕表明：本世纪无疑将是一个充满动荡、屠杀和危机四伏的年代。形形色色的强权政治、独裁统治和法西斯主义好像潘朵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样在欧亚大陆肆虐：战争、掠夺，侵略、吞并，使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到处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又蠢蠢欲动，出兵占领中国满洲，进攻华北，而意大利则肆无忌惮地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和进军西班牙。紧接着法西斯德国宣布合并奥地利，肢解捷克和斯洛伐克，大举进攻波兰。斯大林也与希特勒秘密签订瓜分波兰和东欧的《德苏条约》，使德国法西斯得以肆无忌惮地向波兰进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波兰全国沦陷。苏联红军还对放下武器的波兰军人和知识分子多次进行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秘密屠杀，直到一九九二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波兰并向波兰人民正式道歉，“卡廷森林大屠杀”的事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苏联还参与瓜分捷克，吞并波罗的海四小国，进攻芬兰，强迫芬兰签订割让领土条约，等等。
总之，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始终受一条无形规律的制约，这就是弱肉强食和物竞天择的法则。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存在一个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社会机制。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法则始终在一切有人群的地方起支配作用：你要是不想前进，你就会遭到无情淘汰，你要是老想开历史倒车，老是顽固地封闭自己拒绝与世界文明沟通，你和你的民族就会被开出球籍。
一厢情愿的平等相处是没有的，平等的前提是国家实力。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国”与“小国”的概念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人口多寡和国土广薄不再成为衡量其大小的主要标准，而科技、经济、教育、军事实力才能决定你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发言权。“泱泱大国”是个近乎古董的可笑名词，英伦三岛的面积只有印度国土的十三分之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却在印度上空飘扬了将近两百年，你说它们哪个该算大国呢? 当以色列毫不退让地向拥有三亿多人口的阿拉伯世界宣战并连连取胜时，你能说这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犹太国家是个小国吗?
真理不是空头支票，正义同样需要实力作后盾。
三十年代的岛国日本肆意侵略泱泱大国的中国，九十年代初的战败国日本人均收入达到战胜国中国的两百倍，这个触目惊心或者说可怕的差距难道还不足以使每个稍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感到灵魂被鞭子猛烈抽打般的剧痛么？！
一九三七年，酝酿已久的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一九三九年，祸及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侵略波兰全面展开。
昭和十二年，东京首相官邸。
新近组阁的日本第三十四任首相近卫文磨正在后院观看他的妻妾们插花。插花是一种来自日本民间的传统艺术，在这个普遍男尊女卑的岛国里，那些闲得无聊养得白白胖胖的贵妇人与其说醉心于侍弄花道、茶道，整天摆弄繁琐的日本和服和发髻，不如说是对这种以男权为中心的笼养式的家庭生活所表示的顺从和无可奈何。
近卫文磨，日本公卿政治家，出身在一个仅次于天皇的显赫的世袭贵族家庭，从小与皇室过从甚密。从外表来看，这是一个文质彬彬有风度有教养的小个子日本绅士，衣冠华贵，头发和仁丹胡琵梳理得一丝不苟。尽管他极力推崇西方的议会政治和男女平等的伦理道德，但是他还是在娶妻生子之后又纳了一群小妄，同时在京都和大贩养了许多情妇。近卫先生的民主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待血缘关系的一视同仁上，他把全国各地许多女人为他生育的孩子都收集起来加以精心抚养，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从他身体里分裂出去的小动物天真烂漫地快乐玩耍。
如果谁要是认为近卫先生仅仅是个仁慈的好父亲那就大错特错了，近卫首相无疑还是近代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和出类拔萃的贵族政治家。我们说他的作用不可忽视，是因为他不仅能够不受限制地自由觐见天皇陛下，给天皇以压力和影响，还因为他在对待战争和外交问题上持反复无常的灵活态度，并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创造性提出一系列诸如“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帝国主义理论。
现在，这位宣誓就任首相不久的日本男人就像非洲角马群落中的雄性首领一样，被花和一大群像花一样的女人包围着，温馨着和取悦着，他的心情也就跟夏日的晴空一样开朗，舒畅，居高临下和兴致勃勃。
一个侍卫官悄悄走进来，附耳低语，“首相阁下，军部紧急电话，上海发生严重事件。”
首相不耐烦地挥挥手:“我知道了，告诉他们，现在我的心情很好，叫他们不要打扰我。”
侍从退下，首相继续与女人玩乐。但是上海事变的消息毕竟好像阴云一样遮挡了首相心中的阳光，因此他很快变得心情不佳兴味索然，于是就阴沉着脸离开官邸前往皇宫去召集内阁会议。
东京皇宫东御苑(御花园)。
仅仅说花园其实不大确切，这是一片占地几十公顷古木参天浓荫覆地的天然园林，有高大的城墙，有小山、小河和绿草坪，以及供皇室成员休息的和式平房和亭台小楼。如果从空中鸟瞰，“御花园”就好像一匹绿色的绸缎，把庞大分散的皇宫建筑群连为一个错落有致的整体。同所有孤家寡人的东方帝王一样，裕仁也把自己和家人深锁在这座千年迷宫一般的阴森皇宫里深居简出。倒不是他们不愿意走出红墙跟普通平民一样无拘无束地购物、谈话，享受海滨灿烂的阳光，呼吸东京街头不大清洁却很自由的空气，而是那种仿佛无形绳索一般的君主制度捆住了他们手脚，把他们变成高高在上的神而不是人。
东方封建政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神秘性。
在西方民主国家，所有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总统、首相、总理、主席等等，在台上要经常向老百姓汇报工作（国情咨询），下了台就去做生意，开馆子，卖花生米，写书挣稿费，排队领救济金。犯了错误照样挨批评，违反交通规则警察照样罚款，等等。总之总统与平民，首相与百姓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欲望的普通人，只不过有台上台下之分罢了。
东方则不同。
东方的君主们决不肯承认自己是普通人，他们刻意制造出许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中国皇帝是“真龙天子”的化身。就连瓦岗寨、梁山泊、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派刚刚打下一隅江山，就开始脱离群众搞腐化，声称自已是某某玉皇大帝或者玉皇大帝的直系亲属下凡来拯救受苦受难的庶民百姓，等等。我以为这时情形与中国民间的传统巫术很相似。巫师躲在不见天日的暗处装神弄鬼，刻意弄出许多神秘效果来，就声称“神明附体”（人权天授），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愚弄甚至断送迷信者的性命。如果我们把巫师剥去伪装，将他们拖到大庭广众和众目瞪瞪之下来展览，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从精神到生理都严重退化的两脚动物。
现在，这位君临一亿日本人之上的干瘪的“天照大神”，即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矮个子裕仁正在潮湿的树林里呼吸新鲜空气，以滋润他那两张不大健康约有钙化腐点的肺叶。臣子皇后穿着繁琐的日本和服，浓妆艳抹紧随其后。“皇后陛”下努力挪动小碎步在树林间穿行，看上去就像绿色空气里游动的一条五彩斑斓的笨拙的热带金鱼。早晨小径上有露水，踩上去很滑，裕仁不幸仰面跌了一交，深度近视眼镜跌落到草丛里，脸上的表情又愤怒又狼狈。一个宫廷侍从赶来扶起陛下，并小心地伏身请示：“内阁大臣都在枢密院议事厅恭候圣驾，请皇上谕示何时勤见? ”
当时非常年轻并且自负的矮个子裕仁心里十分不快，这些人有什么权利一大早都来打扰他的生活，让天皇不得安宁? 难道天皇就不该享受生活的宁静和自由? 天皇的生气是有道理的，自从他呱呱坠地起就被赋予主宰一亿日本人命运的特权，所以他的个人生活注定不得安宁。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国体的象征，因此他的一切包括个人生活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整个国家，这是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年轻天皇拧起眉头大声吩咐侍从：“……来人，叫他们一个一个进来，朕就在这里接见他们。”
侍从面面相觑。因为天皇在潮湿的树林里接见大臣是不合宫庭礼仪和没有先例的，何况皇上脸上身上还有许多泥土。
“你们聋了还是怎么着？”裕仁一生气，那对金鱼眼就快要鼓出眼眶，“朕不要去那个枢密院，叫他们进来同朕说话。”
女眷退下，树林里张起阳伞，铺上毡子，裕仁坐在菊花靠椅上接见朝臣。
据说裕仁从小对海洋鱼类怀有浓厚兴趣，立志要做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但是他的祖父，那个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明治天皇却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皇孙送到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家寄养，接受儒学和武士道的教育。八岁时他被安排师从于日本著名的陆军无帅乃木希典伯爵，由白发苍苍的乃木元帅亲自对未来的年轻天皇进行严格的一丝不苟的军人教育。天长日久，少年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向往便注定是个遥远的无法实现的理想之梦，而一个崇尚侵略和渴望征服的帝国灵魂却被一丝不苟地精心制造出来了。
“是否先请首相觐见？” 宫内大臣请示皇上。
“不，朕先见陆军大臣。”裕仁稍稍迟疑了一下说。
这又一次不合朝廷礼仪，因为按照明治天皇时代沿袭的惯例，天皇必须首先听取首相的意见。但是裕仁从内心里不大喜欢近卫首相，这不仅由于首相出身于日本五大贵族之首的近卫家族，平时在宫内态度过于随心所欲，还因为这位首相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试图左右朝廷的阴谋气息和老谋深算使他感到本能的反感。
陆军大臣杉山元诚惶诚恐地被领进御花园，匍伏之后被赐平身。
“爱卿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朕吗? ”裕仁和颜悦色地问道。
天皇喜欢军人，喜欢军人的忠诚、威武和勇猛，但是他更喜欢平民出身的将军们那种感恩戴德和诚惶诚恐的目光。因为平民将军所拥有的区别于他们卑微出身的一切:地位、军衔、特权、高高在上和荣华富贵无不源于日本天皇的恩赐，因此这些出身煤矿工人或者渔民家庭的血统相当不够高贵的将军们对皇权的崇拜远甚于豪门贵族。
陆军大臣禀奏上海事变的严重性。
“……陆军认为，帝国对支那军队的挑衅行为决不能坐视不管。蒋介石政府往华中增兵，支那各城市发生反日排日、抵制日货和侵犯日侨的挑衅行动，以及最近发生在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帝国军队的严重事件，都说明蒋介石决心与帝国为敌。陆军决心在华北和上海同时给予支那军队沉重打击，严厉惩治残暴的中国人，实现华北自治的目标。恳求圣上充分体谅陆军的心情……”
“陆军有把握打败支那军吗?”
“陆军决心三个月左右解决支那事变。”杉山元慷慨激昂。
其实日本军部早在两年前就制定了进攻中国和夺取东南亚的“南进”战略，天皇裕仁对此了如指掌并亲自审阅过该计划。但是此时他担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俄国人会从背后出兵吗? ”
“臣认为帝国与苏俄迟早会开战，南进计划将在日本皇军占领西伯利亚之前实施……”
裕仁很赞赏陆军大臣渴望征服和坚定不移的战争精神。他的祖父，那个野心勃勃的明治天皇不就是靠了这种精神打败不可一世的俄国舰队，消灭北洋水师，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三流岛国变成今天世所瞩目的强大的日本帝国吗? 如果历史再给他一次机会，日本将选择战争来征服中国或者俄国，那么他，明治天皇的长孙，同样会创造出震惊世界的伟大奇迹来。
陆军大臣退下，他吩咐召见参谋总长闲院宫。不料近卫首相根本不待召唤，抢在闲院宫前面长驱直入闯进御花园。
“陛下为什么不先听取内阁的意见？”首相行进觐见礼，站直身体大声质问。
“朕认为陆军的意见不可忽视。”裕仁心里很不高兴，觉得首相放肆，但是却找不到充足理由反驳。
“难道陛下不肯充分信任内阁吗？”近卫自恃比裕仁年长十岁，从小对皇太子以兄长相待，所以并不惧怕天皇生气，“……皇太祖在世时曾昭示朝野：君不君，臣不臣，君之为君，臣之为臣。陛下怎么可以任意破坏皇太祖立下的朝规呢? ”
“朕并没有不信任内阁，请首相不必多虑。”裕仁没法逾越那个光芒四射的伟人祖父明治天皇，所以只好忿忿地把头扭向一边。
近卫首相开始苦口婆心地规劝年轻天皇，并以英国首相鲍尔弗为例，指出内阁应当行使的政府职权和对天皇所负的责任。
天皇面无表情地忍受首相的多嘴。
在日本，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没有人能够改变天皇的意志，包括贵族出身的兄长般的近卫首相也不能。如果首相对皇权表现出某种适当的敬畏，天皇也许可以考虑采纳他的建议，遗憾的是这位首相与皇室的渊源太深，太亲密，大没有界限，因此裕仁心里渐渐酿成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冲动，那就是：他，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必须亲自做出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独立的、不受任何人支配的重大决定来。
从精神信念上讲，作为内阁首相的近卫文磨同作为日本天皇的裕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崇尚强权政治，崇尚武力扩张，信奉达尔文“社会进化论”和尼采国家法西斯主义，当然这些西方的哲学和主义经过东方的日本天皇和政治家的大脑吸收过滤之后，就变成具有日本封建特色的人文哲学和国家主义。因此，近卫文磨得以在以后八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三次组阁，成为战时任期最长，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犯下罪恶最大的内阁首相之一。但是近卫文磨与天皇裕仁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国家政治观。他不是崇拜而是藐视军人，甚至对日本军队的偶像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之类元帅、英雄不屑一顾，认为这些武夫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机器，而操纵机器要靠政治家卓越的大脑。他还坚持反对军人参政，反对“下克上”，主张实行西方的议会政治。尽管他的主张最终因为没能得到天皇支持而受挫，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想法的存在本身就很有些大逆不道和自由化的味道。
“……陛下是否已经决定向支那全面开战? ”
“朕要听听首相的意见。”
“……内阁认为应该立即阻止向华北和上海增兵，实行不扩大战争政策，并避免刺激英美列强和苏俄……”
裕仁天皇脸色有些发白。
他觉得心中那股被压抑的怒气正在慢慢上升，首相的言论简直是耻辱，要日本向中国人乃至一切帝国的敌人让步，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今天强大的日本帝国不正是靠了先辈们浴血奋战才打出来的吗? 日俄大海战的时候，俄国舰队的实力远比日本舰队强大，要是当时明治天皇也畏首畏尾优柔寡断，日本帝国至今还是西方列强虎口下的一块肥肉。
“……根据可靠情报，俄国人正在背地里同德、意勾结，试图对东欧的捷克、波兰动手。内阁认为欧战已不可避免，到那时……”
“召闲院宫总长到御文库等候觐见，”天皇不耐烦地站起身来吩咐，“……首相请先退下，朕的决定，明天由宫内大臣代为告谕吧。”
裕仁抛下呆若木鸡的首相，拂袖而去。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就上海局势发表“惩罚暴戾之支那军队”和迫使南京政府下台的宣战声明，并在国内进行征兵总动员。陆军大臣杉山元对日本报界狂妄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
中日战争全面升级。
东京日比谷公园会堂，第一次日本国民战争精神总动员大会在这里举行。
日比谷公园其实就是皇宫门前至二重桥之间一片植有松树的空地。大会由内阁陆军大臣杉山元主持，“改变立场”的近卫首相亲临会场并发表了“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的主题演讲。当时日本全国共有七十四个民间团体和全国性协会，如帝国在乡军人会( 退、复军人协会 )、日本造船工人协会、煤矿工人保障会、电车工友协会、银行职工协会、日本农友协会、日本学生联谊会、日本妇女后援会以及日本佛教协会、神道教协会、僧侣协会，等等的代表约十万人出席大会，支持政府对中国宣战。
“……支那政府藐视我神圣帝国，反日排日，杀害我同胞，迫害我侨民，在华北挑起事端，在上海向我海军陆战队开枪开炮，已经达到肆无忌惮和残暴的程度。
“……在华北通州，支那军队无理逮捕我日清株式会社和商社干部员工家属一百九十余人，全部予以残酷杀害。在武汉、重庆等地，支那宪兵任意逮捕我侨民，政府怂恿不法暴徒砸毁我商社，抢劫我侨民财物。八月九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支那军队竟敢开枪杀害我两名帝国海军军官……
“更为严重的是，南京政府公然发布战争动员令，公开宣布与帝国对抗，公开侮辱我万世不变的天皇陛下的神圣光辉，侮辱我帝国皇军的神勇声威……”
台下一片愤怒的嗷嗷之声。
日本国民的民族感情和自尊心受到来白海峡对面那片大陆上的可耻敌人的严重伤害，所以个个义填膺怒不可遏。日本民众天真地认为：日本帝国应该是没有国界的，就像列宁所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一样。既然工人阶级可以“没有祖国”，那么以此类推，其他阶级或者民族是不是也可以没有祖国呢?
因此不论在日本列岛以外任何地方发生了针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那都是对全体帝国公民利益的严重侵犯和挑战。
同样的问题在于，民族感情的确是种廉价而又高尚的东西。比如一九六八年中苏边境战争，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和同样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都以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上街游行，互相愤怒声讨对方，高喊要“打倒谁谁谁”，向谁谁谁“讨还血债”，双方兵戎相见死伤累累，这样的民族感情是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实用主义产物呢? 一九七九年中越边境战争，中国出兵教训忘恩负义的越南人，我们安慰了自己的民族感情。但是那些留在高山下的花环们就因此变得有价值了么?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伊拉克举国欢腾，全体伊拉克人民都成了瓜分和掠夺科威特财富的大大小小的强盗，萨达姆总统成为伊拉克人民心目中最伟大和最受爱戴的民族英雄。当伊拉克人民通过扩张来阐释自己的民族感情的同时，我们又该怎样来解释被侵略一方即弱小的的科威特人民的民族感情呢?
一九九零年有人试图批判“让世界充满爱”( 汉城奥运会主题歌 )，并指出“博爱”的要害是抹杀阶级斗争时，我们不禁联想到本世纪以来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争和屠杀。向世界输出爱( 不是仇恨 )不正是我们建设大胡子犹太人马克思先生所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的，不正是所有民族( 包括中华民族 )，所应当具有的一种最博大最宽广也最具有人类共性的民族感情么？！
“……惩罚暴戾的支那军队，惩罚暴戾的南京政府，向肮脏的野蛮的中国人讨还血债！神圣的帝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我大日本天皇的光辉必将照耀整个亚洲，照耀全世界！
“……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民景仰和无限英明的天皇陛下、皇后陛下万岁！万万岁！！”
首相激越的演讲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日本列岛的山山水水，传进那些分布在日本城市和乡村的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家庭里。人们噙着激动的热泪，心潮澎湃地聆听来自东京首都，也就是来自神圣的天皇陛下居住的地方传来的声音。人们无法用语言因此只能用行动：参军参战，加班生产，义务劳动，勉励亲人等等来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心情。这种情形与“文化大革命”时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很相似，稍有区别的是日本向别国输出战争，而我们自相残杀。
“日本”，就是日出之国的意思，日本国旗就是一面光芒万丈的太阳旗。一个有趣的人类学现象是，几乎所有原始部落都崇拜太阳，而许多封建独裁者都以太阳自居。比如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国体的象征，而国体的另一个象征就是国旗，所以天皇也就是日本国旗上那轮照耀着全体日本国民的红太阳。天皇是那样居高临下地统治着一万万日本人民的精神和灵魂，因此当这个太阳帝国的主宰一旦向它的臣民发出圣战的召唤，那么谁也无法阻止他把本国乃至亚洲人民推入苦难直至毁灭的深渊。
战争机器不可阻挡地开动起来了。
“国民战争精神总动员”像一剂高效兴奋剂，把崇尚武运和忠君爱国的日本人民变成一群大大小小的战争狂人。短短几周时间，日本举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各行各业都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派出代表前往东京，向天皇表忠心和支持出兵支那，严惩残暴的中国人。金融家和工业界实力人物成立“国民精神动员中央联盟”，为政府筹措巨额战争经费。教育界掀起“拥护圣战”的热潮，不仅狂热的大中学生纷纷投笔从戎，连许多有知识有学问的年轻教师知识分子也身体力行脱下受人尊敬的西服换上军装，唱着热血沸腾的军歌上前线。在日本妇女会发起慰劳前线将士活动中，无论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是牵肠挂肚的妻子，人人连夜赶缝“千针物”即各种吉祥物、鞋垫、肚兜之类东西，将慰问品连同浓缩的情感一起送往前线。连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工会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军队的暴行和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行为。
“……战争决不仅仅是种个人行为”东京大学教授寿龟松尾先生在《读卖新闻》上撰文写道，“它是群体和群体、种族和种族、国家和国家之间对生存竞争的解释。亚洲地大物博，生产落后，亚洲诸国人民的生活长期受到贫困愚昧的困扰，谁能解救他们？西方人不能，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唯有我大日本帝国的光辉才能照亮亚洲大陆的黑暗……”
一个女中学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全校师生在操场列队收听广播，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首相的声明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中国人真可恨，他们明明又贫穷又野蛮，可是他们偏偏要和日本皇军作对。同学们都说应该派飞机去轰炸他们……”另一个高年级男生骄傲地对记者说：“我爸爸是个海军少佐，他参加过满洲事变，在上海打过仗，得过帝国金鹄勋章，我从小一直很崇拜他……但是这次不同了，我已经光荣地被江田岛海军学校录取，我的愿望是当一名优秀的海军舰长，让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飘扬在世界东方的每一个港口……”
东京八坂青木杂货店老板清水一郎：“我虽然是个预备役军官，但是我一直期待着天皇陛下的召唤……做生意嘛，虽然很有趣，但是我已经拜托我的太太，一旦战争需要我就立即上战场，去狠狠教训那些肮脏的支那猪。我们一户已经捐献了十匹布，购买十万元爱国公债……”
护士田中代子小姐：“……医院只分到一个支前名额，几十个护士小姐等着报名，人人都想上前线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报效天皇陛下，有人还咬破手指签名……结果他们选中了我。我真幸运，全家人都为我自豪……”
福岛县青年农民松森有形：“打仗的消息传来，村里开了庆祝会，大家通宵喝酒，唱歌，好像过节一样……你问为什么庆祝? 村里人口多啦，许多人闲着没事干，又找不到工作，不打仗干什么? ……打仗还可以当英雄，升官，发财，一辈子不愁吃穿……”
昭和十二年( 公元一九三七年 )，八月，第一批上海战场侵华日军阵亡将士的骨灰盒运抵横滨港，内阁全体成员亲往码头迎候，天皇裕仁派出皇族代表秩父宫亲王殿下前往靖国神社吊唁。举国悲痛的日本人民万人夹道，冒着大雨参加烈士英灵安放仪式，据说当时会场上高潮迭起，人们哭声动地，对中国人的仇恨与日俱增。更有一位名叫松尾君代子的年轻烈士的未亡人，在祭奠仪式上当场割断自己的动脉血管，似身殉夫，令所有热爱战争的正直的日本人再次深受教育。天皇听说这件事，感动良久，专门下达敕语，为该烈妇立贞节牌坊一座。
此后数周，随着大批伤员和骨灰盒的源源回国，大和民族的仇恨和狂热的战争情绪被彻底煽动起来，由东京九十六个民间社团和组织发起成立的“全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 简称‘中央联盟’ )”，其成员已经多达一千万人。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用实际行动支持政府的对外战争：游行示威，喊口号，摇动小旗子，“打倒罪恶的帝国主义！”“打倒残暴的南京政府！”“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等，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征兵站门口人头攒动。日本原本是个有尚武传统的国家，因此人人以当兵或者当军属为荣：母送儿、妻送郎、男女情人互相勉励，鼓舞对方到中国去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这种情形与后来我们从电影电视上看到中国全民抗战的感人场面几乎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将敌人换了一个位置。
在所有以君主制为核心的东方国家里，“君”与“国”是个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朕即国家”，反之“国”也就是朕“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而总统却不能。当国家( 朕 )意志成为统治国民的精神支柱时，民众的权利和意志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服从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国家无论干坏事干好事都能做到轰轰烈烈万众一心，包括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伊国人民却要走上街头满腔怒火声讨美帝国主义的原因。
日本国民战争情绪的升温又反过来加速推动政府对于战争的投入。
新闻舆论沸沸扬扬，电台报纸整天报道战争消息，政府规定国民每月进行一次振作国民精神周和增强建国精神周活动，人人定期参拜神社、皇陵，举行集体奉读天皇敷语( 最高指示 )仪式，举行大祭、公祭仪式悼念阵亡将士英灵，带头购买爱国公债，一户献一物，义务劳动，增加工农业生产，等等。这是一种不需要用语言动员的有强大说服力的运动，战争和仇恨就像夏天的酷热或者冬日的寒气一样天孔不入地包围着每个日本家庭，渗透在每个日本人的精神情绪里。你想想，当你得知你身边某个熟悉的人：兄弟、姐妹、同学、朋友、街坊、邻居已经在护国战场阵亡时，你能不感到悲痛么? 你的心能不为之震颤么？你能不感到活着的人应当负有某种神圣责任么? 你能拒绝继承烈士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么? 你能不接过战友的枪前仆后继走上战场么? 你的阶级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你要当卖国贼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看到，本世纪上半叶，这些被称作“人民”的日本国民事实上已经构成日本战争机器的主体部分，正是他们中间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侵略军士兵，军官，产生出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法西斯分子，刽子手和杀人犯。仅有日本天皇或者仅有几个甲级战犯是没法打赢战争的，就像只有小胡子希特勒而没有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疯狂参与也决不会发生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世纪灾难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领悟一个小小的真理，那就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一切灾难都不仅仅归咎于个人原因所致、慈禧太后们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如同我们不能想象在美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一样。
昭和十二年，天皇裕仁正式批准内阁在日本全国进行战争总动员，中日两国己经处于未经宣战的全面战争状态。
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一轮惨淡的圆月高挂空中。空气灼热刺鼻，工事里到处都有燃烧弹的余烬在闪烁，汇山码头飘散着一股粮食、橡胶、木板和人肉烧焦的糊臭味。
日侨平田一部从废墟中艰难地站起身来。
这是一座利用码头仓库构筑起来的临时工事，工事大部分己经坍塌，许多掩体己经夷为平地，一门被炸坏的平射炮翻倒在废墟上。平田忍着伤痛大喊了几声，空荡荡的阵地上没有人回答他。
这就是说，他的小队可能已经全部光荣“玉碎”，坚守阵地的重任将历史地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昭和十二年八月，数万中国军队突然向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全面进攻，处于劣势的日军只好收缩据点固守待援，外围阵地就交给日本侨民守卫。
当时旅居上海的日侨多达数万人，银行家、商人、投资者、学生、知识分子、浪人、僧侣、流氓、妓女，形形色色各色人等都有。他们职业和身份不同，但是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结成一股共同的势力进军中国市场。问题是两国一打仗，生意肯定做不成了，日本是个有爱国尚武传统的国家，于是妇女和老弱病残被疏散回国，剩下约有一万余名日侨男子志愿留下来组成自卫队，拿起武器战斗。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局部对抗。
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昼夜不停实施洪水般地凶猛攻击。日本自卫队员毕竟都是业余军人，许多人从来没有进过军营，因此战事一开就伤亡惨重。平田一郎曾经在海军服过役，被委任为小队长，他的小队仅在十三、十四日两天就伤亡一大半。
但是自卫队员仍然互相鼓励坚守阵地。
其实早在中日开战之前，昭和六年满洲“九一八事变”就深深埋下中日冲突和仇恨的种子，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话，我们还可以将这种仇恨一直追溯到更早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冲突。“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民众心里埋藏的仇恨如火山爆发，旅居中国的日侨就成为中国民众宣泄爱国主义情绪的对象。南京政府宣布没收日侨财产，许多学生便无所顾忌地上街捣毁日侨商店和工厂，更有河北“通州事件”，遇害的日本人中竟有一百多人为手无寸铁的侨民，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据当时报纸报道，在中国内地重庆、武汉，人们把来不及撤退的日本侨民抓起来游街，打得遍体鳞伤，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个别暴徒乘机强奸轮奸日本妇女，抢劫侨民财物，在长沙、沙市等地，相继发生杀害日侨的案件，有人竟然把遇害者尸体扔到大街上示众，牌子上写着“东洋鬼子的下场！”等过激言词。
这种情形其实不难理解，既然日本人可以出兵东北和在华北开枪开炮，那么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可以向日本人报复呢? 谁请你们跑到中国来呢?
战争抹杀一切界限。在战场上，道义是不存在的，仇恨高于一切。民族间是这样，阶级党派间亦是这样。
八月十五日白天，一架水上飞机为前线官兵空投天皇敕谕:
“……忠勇杀敌，扬我国威，伟烈丰功，永载帝国怆煌煌史册。”云云。苦战中的平田小队倾听来自云天之上的最高指示，抬头仰望东北方向，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热泪。
这天他们英勇地为天皇而战，直至“玉碎”，没有一个人后退和临阵脱逃。
……地面传来轻微的不易觉察的震颤，让人觉得仿佛很遥远的地方正在通过一列载重火车。但是很快这种响动就好像水波涟漪一样渐渐扩大，仓库的断壁残垣开始晃动，房顶支架发出格格的呻吟。平田一郎仿佛惊醒一般猛然打个哆嗦，然后从掩体里探出身体观察。
凭着经验判断，敌人坦克出动了！
果然，十几分钟后，远处忽严忽暗的火光里出现一个隆隆作响的庞然大物，它的剪影好像一座神话传说里会移动的小山丘。紧接着出现第二座、第三座……随着敌人坦克金属履带轧轧地逼近，许多小妖怪一样的敌人步兵正阴险地躲在坦克阴影的后面，或匍伏或跳跃地紧随前进。
退役少佐把脸紧紧地贴在冰凉的掩体坑壁上，他能听到自已心脏结实有力地跳动。
平田今年四十岁，从军队退役下来已经有十年，有妻子儿女，家庭生活和睦幸福。虽然他经商顺利并且十分富有，但是在这个前海军少佐的潜意识深处，却从来没有放弃做一次帝国英雄的崇高念头。
在一个真正的日本军人看来，死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荣誉。敌人就在眼前，要么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玉碎”献身，要么原地装死，然后乘黑夜悄悄溜出战场，捡一条活命。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最后时刻，日本侨民平田一郎没有犹豫，他蔑视死亡，崇尚荣誉。大和民族是个不怕死亡的民族，他们信奉武士道精神，认为死亡不是苦难而是升华，因此不论你是不是职业军人，你都必须准备为捍卫大和民族的荣誉去死。当敌人迫近的时候，任何生还的念头都是可耻的和有罪的，因此退役少佐内心里甚至暗暗感谢敌人给了他效仿忠勇之神即著名的“肉弹三勇士“的机会，以光荣的“玉碎“来完成报效天皇和帝国重托的辉煌业绩。
他没法打败强大的敌人，但是他将战胜自己。
昭和七年(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发生激战，史称“第一次支那事变”或“一·二八松沪抗战”。在那场战斗中，日军进攻受挫，战斗展开不利。日军十七名爆破手奉命组成突击队，任务是炸开中国军阵地上的鹿砦和铁丝网，为进攻部队扫清障碍。在激烈战斗中，突击队员大部分阵亡，仅剩一等兵作江伊之助、二等兵北川丞、江下武二等三人。面对牺牲战友的遗体和敌人的顽强抵抗，作江等人抱定“炸开通道“的必死信念，向天皇宣誓，咬破手指喝诀别酒，然后浑身捆满炸药包，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
这个被后人记叙描写的场面无疑是悲壮感人的，与中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号不复还”的悲剧意境相似。同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两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许多意义雷同的英雄人物，他们都用牺牲生命的方式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局部或全局胜利作了铺垫。比如中国古代的荆轲，日本奈良的四十七个浪人，本世纪受人尊敬的狼牙山五壮士、神风敢死队、特攻队、松沪八百壮士、董存瑞、黄继光，等等，这是一种专属于东方民族的黄皮肤的精神传统，他们彼此敌对却往往采用共同的方式，为本民族高扬起一面“杀身成仁”、“为国捐躯”、“爱国主义”的献身大旗。
三名突击队员乘黑夜爬出阵地，在接近敌人铁丝网时猛然跃起，同时拉响身上的炸药包。随着几声巨响，中国人设置的障碍被炸开一条十几公尺宽的大口子，三位爆破手当场粉身碎骨无影无踪，实现生前为国“玉碎”的夙愿。日本官兵亲眼目睹这一壮烈场面，个个热泪盈眶情绪冲动，高呼“报仇”的口号冲入敌人阵地，终于击溃并歼灭了同样以死相拼的中国守军。
后来三勇士的残骸( 据说总共不到一斤重 )被隆重安放在靖国神社里，天皇敕谕称“……之壮举，体现我皇军之无畏忠勇与大和魂之真姿，”云云，受到全体日本国民和军人的一致景仰膜拜。
既然日本军人存在的最高目的是进靖国神社，那么他们活着( 物质存在 )或者死去( 精神存在 )都没有大大的区别，唯一的差异在于你是否获得某种认可，因为这关系到你身后的荣誉或者耻辱。西方军人同样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胜利，但是他们认为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却是保存自己，所以我们在西方军人的业绩中很难看到这种浑身捆满炸药包的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渴望报效祖国的日本退役军官平田一郎几乎毫不费力就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也就是选择了对个体生命和物质形式的断然抛弃。他深深地吸进一口战场的辛辣空气，勉强支撑住已经负伤快要失去知觉的身体，然后在敌人第一辆坦克逼近的那一瞬间猛然迎上去，稳稳地拉燃爆破筒上的导火索。
退役军官幸福地望着自己的生命在嗤嗤作响的引信开出的蓝色火花中迅速燃烧……
“轰隆”一声巨响，坦克被炸毁一辆，阵地终于失守。中国人虽然取得暂时胜利，自卫队员平田一郎却完成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精神升华。物质的生命不幸毁天，精神的生命即灵魂却因此获得不朽，他的名字果然被送进靖国神社同那三个以及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战争灵魂站在一起接受活人的崇拜，成为永恒意义上的看不见的精神偶像。
国民的战争情绪支持了军队的战斗精神，反过来军人的战斗事迹又更加刺激了国民的战争情绪。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日本不需要廉价的道义责任，日本人民也鄙视同别人讲空洞的和平主义的大道理。他们只服从一个普遍的生存法则，那就是谁强大谁就应该主宰世界，如同日本人战败后从不同美国占领者讨价还价一样。
从上个世纪的军事掠夺到本世纪末的经济大国，你能说日本民族奉行的生存法则是合理的么? 你又能说日本民族奉行的法则是不合理的么?
东京皇宫。
两辆美国制造的黑色“福特牌”轿车一前一后驶过护城河，穿过空荡荡的肃静的皇宫广场公园，又沿着砂石铺成的整齐的林荫道行驶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悄无声息地停在戒备森严的门外的石阶下面。
一名身材高大的侍从武官上前拉开车门。
“松井将军，请跟我觐见天皇陛下。”
这是昭和十二年八月的一天中午，赤道北半球热辣辣的太阳凶猛地照耀着没有人影的皇宫建筑群祥和宁静的林间空地，身材矮小的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被侍从武官带领着，亦步亦趋地穿行在被称作“圣地”的宫内石径上。松井肃穆地走着，他面部表情庄严而呆板，腰杆挺直，军人的脚步努力迈得又直又标准。但是挎在腰间的那柄长把军刀不停地击打脚踝，妨碍了之军人腿部动作的完整性，这就使得他的全部努力看上去好像一个出了毛病的机器人，磕磕绊绊而又身不由己。
来到高大阴森的温明殿，这是供奉天照大神“御灵”和皇室祭祖的地方，按照通常惯例，除皇室成员和极少数贵族重臣外，一般大臣的脚步到此为止，任何人不得越雷池一步。但是这位天御侍武官的脚步并没有停留，他带领松井绕过大殿，登上一段石阶，又在幽静的长廊里穿行了大约十分钟，然后来到天皇陛下御批和办公的西式御学问所甄见厅。
松井大将感到一阵类似高血压发作的少见的眩晕，血液上涌，胸口闷胀，呼吸迫促，以至于耳朵也开始嗡嗡作响。在这个贫民出身的日本陆军大将戎马生涯效忠帝国的一生中，他从未敢于奢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天皇御所并单独受到召见。但是这个荣耀的时刻毕竟突然降临了，由于缺少足够的精神和心理准备，将军在这个重大的幸福面前显得有些头重脚轻和手足无措。
他遵从指示摘下军刀，双手交给站在门口的御侍长，然后身体相当僵直地被领进一间名为“凤凰殿”的甄见厅内。内室里空无一人，天皇虽然降旨召见，但是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见，或者说见与不见都取决于天皇的兴致，因此心潮澎湃的老军人只好虔诚地跪在地上，保持一种随时准备接受召见的鞠躬姿势。
其实这个时候天皇和皇后陛下正在两百米外的“吹上御所”睡午觉。天皇睡觉当然是一件很神圣的大事，因为正在睡觉的人一旦被吵醒往往脾气都很大，所以御侍们决不敢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去叫醒皇上。
心怀虔诚的陆军大将就始终保持这种接近体罚的恭敬姿势面壁而跪。在东京八月的溽暑酷热中，在充满桐油和松木气息的神圣的小甄见室里，头发己经花白的五十九岁的日本老人松井石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等候那个年龄比他小二十三岁的正在午睡的年轻人的难得恩赐和召见，有确凿的资料表明，那一天松井将军至少在地上跪了一个小时。有一刻他感到很热，大汗淋漓，那条受过伤的坏腿也不争气地隐隐作痛，甚至腰部的肌肉也因为承受不住身体的重压而开始痉挛。“……哦，老了，年岁毕竟不饶人。”将军伏在地上悲哀地想道，“我还能抓紧时间为天皇陛下做点什么贡献呢?”
九十分钟过去了，将军用坚强的意志和异乎寻常的精神力量把自己变成一尊纹丝不动的雕像凝固地和默默无闻地向皇室表达自己的忠诚。时间仿佛在无休无止的寂静中停滞了，甄见室如同被人遗忘了整整一个世纪，将军的大脑甚至开始出现空白与现实交替的种种幻觉。
“爱卿平身，请上前……朕要……说话……”
他的耳畔响起一个微弱并且含糊不清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太空又好像来自浑沌迷蒙的梦中。他艰难地站直身体，向前踉跑两步，这才看清他的三十六岁的君主已经坐在觐见室的菊花宝座上朝他微笑。这笑容无疑是极为神圣的，仁慈的，光彩夺目和高高在上的。至高无上的年轻天皇身穿一件精美的睡衣，脖子上有一圈泛白的汗渍，他甚至嗅到天皇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类似隔夜食品的汗酸味。
“朕将赋予爱卿一项重任，这是实现我大日本帝国近百年来宏伟大业的关键时刻，爱卿务必知难而进坚韧持久，不负朕之厚望。”
将军诺诺。
宫内大臣打开一卷诏书，抑扬顿挫地念起来，将军赶紧再次伏地，屏住呼吸，洗耳恭听。那些最高指示如同玑珠一般从大臣口中响亮地跳出来，叮叮当当地溅落在地上。
“……帝国之利益，民族之强盛，亚洲及东方国家之繁荣……帝国皇军扫荡支那大陆的仇日势力，实施开明措施，重建仁慈政府……兹赐命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为帝国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即日前往上海方向作战……钦此。”云云。
天皇相当和蔼可亲地站起来，亲手把一柄镶有皇室菊花银徽的御赐长刀放在将军面前。皇恩浩荡如日月，如雨露，如滚滚江河，如滔滔大海。老将军早已感动得泪眼模糊心如窒息，他本想摸一摸天皇的手，或者亲一亲陛下仁慈的脚，但是他不敢，他甚至连直起身来道一声“万岁……万万岁”的勇气都消失了，就像所有过于幸福或者过于绝望的人会都暂时丧失思维和语言表达功能一样。不知过了多久，当匍伏在地的将军从幸福的眩晕中慢慢抬起头来，室内早已空无一人。只有站在门口的御侍武官正见惯不惊地朝他微笑。
一轮耀眼的恩泽万物的太阳高挂空中，它的火炮般的巨大热能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炙烤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地。当这轮太阳冉冉升起在日本国旗上，照耀在每个帝国将军、士兵以及每个大和民族子孙心中时，作为个人存在的日本人就被融化了，一切理性、思想、道义、人性统统被融化在天皇陛下的耀眼光芒里。万众一心的日本人生存的目的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努力打仗或者勤奋工作，为天皇而不是自己以及别的什么更充足的理由而战，直至征服亚洲和全世界。
两天以后，松井将军全身戎装出席东京各界为欢送出征将士举行的群众大会，会上宣读了日本天皇向中国派兵的战争诏书。在台上出席大会的都是东京上流社会、大财阀、大军阀即各种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在台下的就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工人、学生、市民、职员、妇女和儿童。人数最多声势也最浩大的是来自东京造船厂的十万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热泪盈眶地倾听神圣天皇的伟大号召，决心造出更多更好的航空母舰支援前线。台上台下同仇敌忾，一齐挥动胳膊喊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口号，誓做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土也就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的坚强后盾。心潮澎湃的松井将军当场宣誓，决心打败万恶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城，让日本天皇的光辉照亮那片黑暗的亚洲大陆。
史载：第一次东京出征会的时间正好是昭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好战的日本人民积极响应天皇的战争宣言，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直接或间接地杀害了大约三千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八年之后的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饱尝美国原予弹之苦的日本人民心情黯淡地在同一地点聆听天皇的投降诏书，岛国的太阳就这样不可挽回地陨落在世界东方。九千七百万日本人民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终于痛苦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真谛，那就是太阳并非属于日本而是属于全人类，任何试图制造太阳神话的民族最终都将受到历史无情嘲弄。
八月十八日，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率领首批增援部队两个师团登船出发。那天东京港的天空下着小雨，大海上烟雾迷蒙，舰船拉响汽笛，松井站在舰桥上朝送行的人群频频挥手，然后把目光投向大海西岸被硝烟笼罩的那片辽阔大陆。将军坚信他的名字终将与一场战争，准确说是与一个伟业，一个庞大帝国的辉煌蓝图紧紧联系在一起。
于是他取下眼镜擦了擦，抹去脸上淌下的热泪和雨水，回船舱休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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