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瞻园路。
八月十日，国民党中执委和行政院最高紧急会议在这里召开。
头天发生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枪击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借口被战争双方加以利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觉察中方的战略意图并正向上海紧急增兵。与华北战场的被动局面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中国军队已经抢先在淞淤沪地区部署完毕，而日军从本土动员和集结的部队至少还要两周才能抵达上海。
尽管中国军队暂时占有大军压境的优势，但是战争爆发的后果决不会使每个决策者感到轻松。战争本身和政治一样，是种千变万化的残酷游戏，谁也无法准确把握其前途和结果。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民族宿敌。
蒋介面平静地坐在会议桌上方，不时同与会者握握手，寒喧一两句礼节性问话，只有同委员长特别亲近和细心的人才能从他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中看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肃杀之气来。
“校长，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抵达南京，已经采取严密监护措施。”钱大钧附耳低语。
“唔，知道了。”蒋介石不动声色点点头。
远远的围墙以外隐隐传来嘈杂的喊口号声，那是南京学生正在举行反日游行示威。蒋介石的目光越过两扇油漆木门伸向很远的地方。
决策者同民众的最大区别在于：民众对思想情绪负责，决策者对国家前途负责。“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各界民众沸腾，但是如果那时下令同日本开战，谁来对战争失败乃至亡国的后果承担罪责呢?
值得欣慰的是，五年多来“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收到明显效果。国内形势渐趋统一，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大大加强，红军经围剿后逃窜陕北，各省军阀的势力被有效削弱，全国经济发展势头看好，国力军力有所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五年多的紧迫时间里，政府和国民都对抗战必将到来做了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但是“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毕竟还是太早了一点。
“……上海虹桥事件的通报各位常委都看到了，我在庐山谈话会指出的那个时刻，我看己经到来了。”会议开始，蒋介石直截了当说道。
这位国民党委员长身着黄呢将军制服，光头，腰板挺直，目光极为威严。
“日本人是些什么东西? 给了他们东三省，现在又要华北，简直欺人太甚! 我早就说过，跟日本人迟早要打，而且要大打。但是晚打比早打有利，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敬之，你来跟大家谈谈华中方面的形势，我看昨天的事件是个信号，说明日本人已经准备在上海动手，其目的是直接威胁我首都南京的安全。”
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和行政院首脑不同，他们大多不是军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权力只限于开会和举手，做做傀儡而已。因此当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拉开大幅军用地图讲解华中故我态势时，他们个个听得表情严肃似懂非懂。
何应钦虽然力主议和，但是主张归主张，一旦蒋介石决定开战，作为军事长官的他立刻无条件服从，全力投入部署军队和准备打仗。
“……‘七七事变’之后，总参谋部在原有防御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长江下游地区的作战方针，总体来讲，就是以吴福线( 苏州至福山 )、锡澄线( 无锡至江阴 )两道国防工事为依托，以上海为据点，吸引日军主力放弃北方攻势转而在淞沪地区决战。
“实现这一战略构想的前提，是必须抢先扫荡日军在上海的几处工事，使日军的增援主力失去登陆的支撑点。众所周知，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商埠，高楼大厦林立，里弄小巷犹如迷宫，易守难攻，是我军与日军对峙的理想战场……”
“……那上海的租界怎么办? ”汪精卫抬起迷惑不解的眼晴望着蒋介石问，他当然清楚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国民党中央主席在党内的从属地位，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委员长说了算，因此他心里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很有些敢怒不敢言，“再说上海的工厂银行太多，打仗也来不及疏散，还有几百万老百姓……”
“我看兆铭兄不必多虑。”蒋介面狡黠一笑，打断汪精卫的话，“日本人可以在北边打，我为什么不能在南边打? 再说打仗受损失也不是哪一家的事，英美洋人不挨几颗日本人的炮弹，他怎么会出面来干涉? ……”
会场里一些原先被战争弄得很紧张的国民党执行常委现在才恍然大悟，明白委员长葫芦里装的是以战求和的锦囊妙计，拖英美列强下水，确实棋高一筹。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人们纷纷交头接耳各抒己见，只有那个名叫黄浚的行政院机要秘书恪尽职守，忠实地把会议的要点和发言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何总长汇报完作战方案，蒋介石清清嗓子，精神抖擞地说：
“我还要负责地告诉各位，一百年来我中华民族受尽外夷欺负，割地赔款，凌辱有加。几年前日本强占东三省，我非不战而是时机不到，不得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今天，我四万万同胞要给倭奴一个沉重打击，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中华民族是坚强的，不可任意欺侮!
“……淞沪之战、我将以十倍兵力于敌，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志在必胜。我还要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为鼓舞国人抗战士气，我已经命令海军封锁长江水道，将日本长江舰队堵在江阴以西江面上予以歼灭或者俘获。这将是我南京政府自抗战以来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
还是那个秘书黄浚，耳听八方，不动声色地速疾记录。
史载：八月十一日，著名的南京国防会议在南京总统府召开，与会者除国民党中央党政要人外，还有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地方派系大员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龙云、程潜、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与会者一致拥戴蒋介石委员长为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通过“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下，救亡图存”的抗战宣言。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秘密下达向上海日军开战的命令，进攻时间规定在十三日凌晨四时三十分。
江苏扬州机场。
这是一座条件极为简陋甚至根本不配被称作机场的军用机场。城外十里的河滩上，一条夯实的长长的黄土跑道，一片原先用作农田的经过平整的停机坪，还有一排简易仓库就是机场的全部规模。机场内没有任何生活和娱乐设施，甚至没有指挥台和像样的宿舍，只有一些临时搭起的帐篷和一座破败不堪的土地庙可供飞行员休息。
八月初，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二十五中队奉命进驻扬州机场，对上海方向担任空中警戒。十一日，作战命令下达，机场进入实战状态，飞机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但是此后一直没有动静。因为实施通讯管制，机场保持无线电静默，人们在紧张等待中熬过二十四小时。到后来，人们绷紧的神经渐渐开始懈惰，有年轻飞行员晚上竟偷偷溜到城里寻欢作乐。
十三日夜九时许，机场值星官突然接到南京一个紧急电话，对方操浙江奉化口音，声音尖利而愤怒：
“……我要你们马上起飞，统统起飞，一个也不要剩下! ”听了好一阵，晕头转向的值星官这才弄明白电话那一头咆哮不止的竟是伟大的蒋委员长，于是赶紧立正听命。
“……带上炸弹，把那些日本船统统炸沉，娘希匹! 抗战抗战，事情都坏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当时飞机夜间飞行和作战都很困难，因此命令被延迟到次日凌晨执行。奉命升空的驱逐机其十八架各携带五百磅炸弹两颗，从扬州机场起飞沿长江河道往东追击日本舰队。然而搜寻许久，在渐渐被初升红日照亮的浩瀚的长江水面上，除了点点白帆海鸥，日本军舰早已开足马力逃之夭夭。机群正要失望而归，有人却在吴松口东面白龙港外意外发现日舰一艘，飞行员们精神一振，从高空扑下去，一架接一架狂轰滥炸，好像痛打落水狗一样把这条没有还手之力的日本炮艇直炸得四分五裂无影无踪为止。
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听说原来南京政府里出了内奸，有人把中国方面最高军事机密泄漏给日本人，致使原本停泊在九江水域的日本分舰队五十多艘舰船抢在中国海军封锁江阴水道以前连夜溜掉了。
军事委员会军统局特务处长戴笠上校头重脚经地从委员长官邸走出来。
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六朝毕业。这位后来在中国特工史上赫赫有名的“特工王“此刻正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满脑子里都回响着刚才校长愤怒的呵斥和警告，以至于不当心一头碰在汽车门上，痛得直龇牙。
校长雷霆震怒是有原因的：上海进攻尚未开始，日本人却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原本已成瓮中之鳖的日本军舰就在江阴炮台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不清除隐藏在政府里的日本奸细，抗战能有希望取胜吗?
奸细的出现当然是特务处长的失职。
“……限你一个月内查清泄密案，凡是参加了前两天会议的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查……娘希匹! 我要让全中国都看看这些汉奸卖国贼的下场! ……”校长原地走动，气咻咻地朝他嚷道。
“中常委和部长以上……也不例外吗? ”上校处长忍辱负重地承受校长万丈怒火之后，小心翼翼地请示。
校长愣了愣，没有说话，回到椅子上坐下来。
“雨农，我告诉你，抗战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无论是谁，只要他敢做绊脚石，就搬掉他! ……”校长的目光很深，很冷，令人不寒而栗，“我不多说了，你要是不得力，我就派别人来干! ……”
戴笠感到后背出了冷汗。
事情明摆着：无论戴笠对校长多么忠心耿耿，但是他如果不能以杰出的工作成果替校长解决难题，那么他将很快从他现在的位置上消失。他太了解校长了，校长的用人之道，一是忠诚，二是有为。
毫无疑问，他即将开展的调查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因为出席会议的军政要人大都是国民党元老和实权派的地方军阀，他们中间有些人连委员长也得礼让三分。比如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副委员长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等，一旦他们知道小小的特务处竟敢狗胆包天在背后对他们进行监视，搞跟踪窃听调查，那时候会弄得连委员长也下不了台，替罪羊当然还是非他莫属。
戴笠上校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了一个通宵。
在中国，向权贵开战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的特务处长戴笠还是一个羽翼未丰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那些大人物中的任何一个一旦发怒，都足以使他粉身碎骨。冒着这样大的风险执行校长命令，他仍然感到心有余悸。
电话铃响起来，是委员长官邸的。
“……雨农啦，我忘了告诉你，”校长的声音显得平静亲切，“我已经决定，把中统局情报处和国防部情报处合并办公，由你来统一指挥，你看怎么样，啊? ……”
“是! 是是……一定不辜负校长栽培! ”受宠若惊的特务处长赶紧立正，巨大的惊喜使他的话几乎变得语无伦次。
放下听筒，戴笠在屋子要走了几圈，心情极为振奋。这就是说，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向一切反对校长的敌人开战，而不论这些敌人是谁。他当报答校长，为校长效犬马之劳，或者准确说，他就是校长脚下的一条狗，他只能全心全意忠于一个而不是几个主人。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戴笠主动要求陪同宋氏兄妹前往西安营救委员长。他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甚至有去无回，但是他别无选择。中国的政治好比二个危机四伏的赌场，如果你三心二意到处下注，就像风中的芦苇摇来摆去，到头来一定到处碰壁没有好下场。反之如果你把生命和前程作为赌注全部押在一个领袖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许你死无葬身之地，或许你将从此飞黄腾达。
结果事变和平解决，戴笠的忠诚和胆识得到回报。
打消了思想顾虑，特务处长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特务处总部内架起专用电台和各种监听电话，遍布京、沪地区的特工组织和打入日本机构内的中国间谍也都接到火速查找隐藏在中国政府内的日本奸细的紧急命令。
仅仅几天时间，侦破泄密案有了重大进展。特工怀疑了一个名叫黄浚的行政院机要秘书，对他和家人的行动进行日夜监视，很快发现他的兄弟扮作佣人上市场买菜同日本大使馆官员进行秘密接头的事实，并以此为缺口顺藤摸瓜，一举破获日本人打人中国高层的间谍网。
监视党政要人的秘密工作也取得意外进展。特工们最先发现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以及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恩平诸人与日本外交部有秘密接触，委员长指示继续监视，不要打草惊蛇。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木日，南京及全国各家报纸均刊登一条重要新闻：最高法院判处前行政院秘书黄浚等十名日本汉奸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执行。
戴笠此后晋升为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副局长。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也在司令部里大发雷霆。
司令部设在几间临时征用的平房里，三伏酷暑，淞沪地区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军人们军装都是湿漉漉的，各部门的作战室里都弥漫着大战前的忙乱气氛。不料总司令一发脾气，仿佛空气中起了雷声，弄得莫名其妙的参谋军官们个个蹑手蹑脚神经紧张。
因为总司令的战斗决心初步受到挫折。
八月十二日，张治中奉命把京沪警备区司令部从苏州前移至上海南翔车站附近，编制改为第九集团军前敌司令部，下辖中央军精锐部队六个师，担任市区主攻。另有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前出浦东担任右翼支援。根据南京军事委员会的密令，进攻时间定在十三日凌晨。但是就在距离发起攻击不到几小时的前夜，南京统帅部却电令惟迟进攻。
“……推迟推迟，他们坐在南京瞎指挥，叫我这个前线指挥官怎么当？”张治中把地板踩得嘎吱响。
“听说南京的英、美、法、意四国外交使团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建议上海为不设防城市，由国际委员会共管……不知委员长对此是否有意响应? ”参谋长徐权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才不管他们在南京干什么，我的责任是打仗! ”张治中怒气冲冲地说道，“要是仗打败了，承担罪责的是你我，南京那帮人会出来替我们说话么?!”
参谋长哑然。
各处电话铃响个不停。一个参谋报告：“……右翼第八集团军张总司令要同长官通话。”
张治中拿起听筒。
“喂，文白兄呵，我部已经进入浦东啦，哇，我这里能够看见外滩的楼房……”张发奎的广东韶关话听上去好像唱歌一样含糊不清，“你们那里呀，喂。……干吗还没有动静? ”
张治中只好耐心向他解释，南京方面有令，暂缓进攻。
“告诉你，日本人的军舰调动很频繁啦……敌人有所准备，这个仗就不好订了哇! ”对方在那一头无可奈何地叹息一阵，就挂断电话。
张治中心急如焚。他想不明白。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么还要磨磨蹭蹭不抓住战机取而胜之呢?
他想到尚未到任的第三战区总司令冯玉祥。
“冯长官吗? ……我是张文白。”他要通冯公馆电话，“我第九集团军已经全部进人指定位置，敌人调动频繁，又有几艘敌舰开进黄浦港……只有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啊! ”
“文白老弟，我这里还在开会，抽不出身来……”冯玉祥嗓门依然洪亮，中气十足，“过几天战区司令部就要搬到无锡，我打算亲自到上海前线视察……军人嘛，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服从领袖的意志，对不对? ”
张治中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老狐狸”，咔嚓挂上听筒。
政治家同军人的区别在于：军人视战争为生命，政治家则可以将战争和外交两件武器同时并用。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情急之中，多次直接致电南京，请求立即开战。
蒋介石委员长亲自复电前线，电文寥寥数字：“严阵以待，暂不进攻”。
上海虹口区八字桥。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座很普通很没有特色的水泥铁架桥，桥长约二三十米，桥头两端呈喇叭口八字形，桥由此得名。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双方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午后三时许，中国军第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部在上校团长吴求剑率领下进入上海火车北站附近楼房，他们的任务是展开占领阵地，沿宝山路西段向八字桥方向搜索前进。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小队也从宝山路东段向八字桥推进，双方官兵猝然遭遇，立即就地卧倒准备战斗。
日军人少，处于劣势，因此不敢贸然先开第一枪。一个日本少尉站出来，打着手势叽里呱啦地嚷了一通，意思是要求与对方长官谈判。
“日本人很狡猾，打不赢就谈，援军来了再打。人少则谈，人多则打，总之灵活机动不讲信用。”吴团长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本人这套鬼把戏了如指掌。第八十八师为中央嫡系中的精锐，第五二三团为该师主力，这次有备而来，无论人数装备均占优势，占优势的军队肯让敌人拖延战机吗?
集团军长官部有令：抢占阵地，待命进攻，如果迫不得已可以抢先消灭敌人。这就是说，两军对垒，箭在弦上，有时打不打就由不得哪一方面了。
吴团长当机立断，命令一营营长易瑾少校：
“你带几个人上去，装作同意跟他们谈判……其余部队作好出击准备，枪声一响立即消灭这股敌人，切实占领八字桥以东街道。”
当骄横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为中国军队果真不敢马上进攻时，易营长手中的德国造驳壳枪率先响起来，日本少尉一头栽倒在地，结实的身躯痉挛一阵就凝固不动了。
接着中国军队的枪弹如同暴风骤雨一般泼向敌人，士兵们端着步枪凶猛地呐喊冲锋，机枪手不是卧倒而是站着向日本人扫射。这场敌寡我众的歼灭战仅仅只进行了一刻钟，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被打死打伤二十几个，残敌狼狈逃窜。
半个世纪后，当时任中国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的张柏亭老人在回忆录中证实道：“我五二三团团长吴求剑将军……率领易瑾少校之第一营向八字桥搜索前进，先头进抵八字桥西方时，敌人的前哨部队也正好到达，双方针锋相对，立即发生冲突，由易瑾营长射出了淞沪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时为八月十三日午后三时稍过。”( 《八一三松沪抗战》第一三三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
下午四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伊藤茂第三大队再次越过虹口公园以北地区，与正在八字桥附近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的中国陆军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相遇。中国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对日军进行包抄打击，双方交火，日军丢下数十具尸体，缩回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固守待援。
半小时后，停泊在黄埔江上的日本军舰开始向岸上目标开炮，中国军队炮火亦予以还击，双方交战数小时。
八月十三日晚，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发布公告，严正声明日本军队在上海向我挑衅，遭到我英勇的中国官兵自卫反击，击毙击伤敌人若干，云云。当时的中国报纸和新闻机构都统一宣传口径，一致公布日寇先向我官兵开枪开炮的事实真相，加上当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抗战，同声谴责日本侵略罪行，因此致使后来许多权威的历史书籍也不明真相人云亦云，以为上海抗战乃日寇挑衅开枪所致。
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向国人指出：“八一三淞沪抗战“乃是国民党军队有备而发占据主动，率先打响了向日军进攻的第一枪。
既然日本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兵占领中国东三省，可以悍然在华北挑起事端，继而占领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中国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率先发起反击呢? 难道日本人可以在华北开枪开炮屠杀中国军民，而中国军队却不可以在上海痛剿日本侵略者吗? 如果当时有人因为这个事实指责中国军队“为日本人侵略提供了利用的理由”，我们真该为这些中国人当年没有变成汉奸感到庆幸。
八字桥开战之后数小时，数万国民党正规军在上海市区向日军各据点发起全面进攻。日本守军一面顽强抵抗，一面向国内紧急呼救。日本军部虽然十万火急调集陆、海、空部队增援上海，可是从月本本土动员部队到集结装备，再到运送港口上船直到经过漫长航行抵达淞沪登陆，最快速度也要两周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出其不意的进攻使他们在上海战场上至少赢得宝贵的两周时间。
至此，历时数月震惊世界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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