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当北方骤起的枪炮好像一阵阵预示不祥风暴的雷声传到东海之滨上空时，这座已经拥有四百万居民同时号称“东方巴黎”的亚洲最繁华都市立刻陷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和惊惧不安之中。种种经过证实和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好像蝗虫一样纷至沓来：日机轰炸北平，第二十九路军伤亡惨重；日军进攻天津、廊坊，北平弃守，保定危急；日军主力沿京汉、津浦铁路集结，有大规模南下进攻之势；等等。
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上海早在上个世纪末叶已经成为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和投资的中心。到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外国资本主要是英、美、法、德、意、日等大国财团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集中在上海，银行业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九、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六十八、房地产业的百分之七十七均集中在上海，而上海对国内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因此上海的繁荣程度已经大大越过香港、东京、孟买、新加坡，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国际大都会。
作为经济动物的上海人自然对战争威胁的迫近反应最为敏感和心情复杂。芦沟桥中日冲突刚起，消息传来当日，上海股市一片恐慌，股价暴跌，股民纷纷抛售股票。此后几周战争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军队频繁调动，列车被征用，外国商人都在准备撤离，国际国内航班预订一空。银行紧缩银根，营业部大门外挤满闻讯赶来提款的人群。报纸天天都有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号外满天飞，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战争，市场一片混乱。
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对发达的上海各阶层市民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灾难性场面。因为无论对任何个人来说，不管你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银行家、老板、股东还是职员、雇员或者临时工，要发家致富做买卖发展经济，一个简单和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安定团结。战争无疑将毁掉他们共同的饭碗。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全国人民，谁能在这场战争或者动乱中捞到好处呢? 除了那个野心勃勃的日本天皇，恐怕只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国土匪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封建军阀。
但是精神毕竟是重要的。
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强盗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我们被迫进行一场正义战争，所以我们决不会屈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除非你是卖国贼。问题在于国家是否兴亡有时并不取决于匹夫，也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好在中国人不大习惯思考国家大事，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群体情绪也就是道德正义和精神口号的支配。学生一上街，报纸一宣传，人们的抗日怒火就如同地下岩浆一样迸发出来：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战斗! 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败日本鬼子，收复东三省！中华民族万岁! 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小的不和谐在大的和谐中暂时得到统一，十里洋场的上海到处出现一派中国人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正在睡觉的狮子，如果它一旦醒来。全世界都将听到它的吼声。”
现在，这头东方睡狮终于要醒过来了。并且还要“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不管全世界是否听到这种吼声，或者这种吼声对它的敌人具有多大威慑力。但是醒来毕竟是醒来，而不是继续睡觉。
中国人民决心要用自己的血肉来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长城都是一种历史文物而不是现代化的象征，他们还是决心不屈不挠用被老式步枪武装起来的精神迎接来自东海岛国那个咄咄逼人的大和民族的严峻挑战。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盛夏八月。
北方日趋激烈的战争消息无疑使得所有驻扎在上海的日本军人感到神经紧张，停泊在黄浦江和吴淞口的日本军舰全部进入戒备状态，黑黝黝的大炮脱掉炮衣扬起炮口，海军陆战队员在闸北、虹口一带街头和楼房加紧构筑阵地抢修工事。九日上午，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要藏接受一道命令：到虹桥路一带进行侦察，侦察目标是虹桥军用飞机场内中国守备部队的动向。
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日军司令部不断接到各种情报，说大批中国军队秘密进驻虹桥机场，并且夜间有许多车辆开进开出。“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日双方虽未宣战，但是根据日本政府指示，领事馆已经开始分批撤退日本侨民，这就是说，战争随时可能全面爆发。
陆战队司令官对上海地区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深感不安，因此大山和斋藤接受任务时受到再三叮嘱：一定要设法弄清楚机场内中国军队的增兵情况。
大山横勇，二十五岁，日本横滨人，军阶属于准军官阶级，大约相当于班长。斋藤十九岁，见习水兵。从外表看，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大和民族的子孙：腿短腰粗，身体结实，营养充足的脸上泛着红光，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十时四十分，领受任务的陆战队员登上一辆草绿色的三轮军用摩托，摩托车轰隆隆发动之后尖叫着开出江山码头司令部大门，然后一拐弯驶上繁华的上海大街。
八月烈日下的上海市区，到处一片暑气蒸腾溽热难耐。柏油路面被滚烫的太阳烤化了，在车轮下面发出吱吱的难听的呻吟声。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驾驶现代化的摩托车，马达轰得出响，在上海大街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行人如同白天见了鬼怪，纷纷避之惟恐不及。
这种情形使来白日本岛国的大山和斋藤们很感自豪。
你们支那( 中国 )不是号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吗? 你们不是拥有四万万五千万龙的子孙吗? 可是来瞧瞧，你们都是些什么病夫模样吧：营养不良，衣冠不整，面黄肌瘦，畏畏缩缩，就连平时那些神气十足作威作福的中国警察也个个面带菜色。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不被侵略，不被奴役呢? 作为异族军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他们在鄙夷中国人的同时也就不知不觉膨胀了自身的强大和优越感。
从地图上看，公元一九三七年的日本军用摩托车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路线由北向西开进：从苏州河北岸的公平路、长治路出发，向南经过外白渡桥，然后再向西经过繁华的四川路、南京路横穿市区，大约一小时之后来到城郊的虹桥路，也就是今天上海著名的虹桥宾馆和虹桥开发区一带。
戒备森严的虹桥军用机场出现在眼前。
日本摩托车的嚣张气焰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有了收敛，因为海军陆战队员毕竟懂得机关枪能够打穿脑袋的简单道理。他们先在外围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徒劳地开了几个来回，远远看见机场门口堆了许多沙袋，工事里架了轻机枪，机场内好像增加了许多帐篷。因为距离远，看不大真切，又绕到机场后面的一块菜地，趴在地上探头探脑地侦察了一会儿，依然不甚了了。大山军曹心里很生气，八嘎牙路地骂一阵，觉得这些支那兵真可恨，简直存心叫他们完不成任务。
完不成任务的日本军人回去是要挨耳光甚至关禁闭的。
下午二时半，陆战队员进了一家日本侨民开的小酒馆，喝光一瓶中国烧酒，吃了许多日本生鱼片生菜，有过路人还听见他们乱吼乱叫地唱日本军歌。“一·二八凇沪抗战”之后，根据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撤出上海市区，日本军队却不受此限制，因此受惯欺负的中国老百姓见了醉醺醺的日本兵都好像老鼠见了猫，连吃斋念佛的老大大都拼命挪动小脚逃得飞快。
几杯酒下肚，大山军曹的优越感开始起作用。日本军人是天皇陛下的神圣卫士，是战无不胜的帝国军队，虹桥机场的支那兵算什么?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扛着破铜烂铁的叫花子，叫花子敢阻挡大日本皇军的一往无前的步伐么?
虽然虹轿机场不在日本军队管辖之下，但是既然机场内有了可疑迹象，他们就理所当然要进去搜一搜，弄个水落石出。何况机场就在陆战队眼皮子底下，谅那些骨瘦如柴的支那兵也不敢把日本军人怎么样。
有酒壮胆，又有帝国皇军的八面威风撑腰，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吼了一阵军歌之后出了小酒馆。下午四时半左右，当地人看见两个歪歪倒倒的日本兵互相搀扶着跨上摩托车，发动机劈劈啪啪乱响一阵，摩托车就载着他们朝虹桥机场大门疾驰而去。
中国陆军第九集团军独立第二旅警卫营少尉排长肖龙远在机场大门担任哨位值星官。
第二旅是在七月下旬根据委员长命令夜间隐蔽进入上海机场的，哨位一律换上地方保安团的服装。因为北方形势紧张，战争实际上已经打响，所以全旅官兵高度戒备，机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八月九日，一辆草绿色的日本军用摩托车在机场附近转来转去，引起哨位警惕。肖排长将情况及时汇报上级，得到指示继续监视，加强警戒。
中午过后，日本摩托车终于在远处土路上消失了，一切平静如初。肖排长回到值班室记下当天的值班日记，又到各处哨位转了转，然后等待交岗回营房休息。
正点差一刻，离交岗还有半小时，那辆可疑的摩托车突然从岔路出现，并且加大油门朝机场冲来。岗哨当即对天鸣枪示警，日本摩托车才在军事警戒线外紧急刹住。
车上跳下来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军人，叽哩呱啦地嚷了一通，谁也没法听懂他们的意思。直到营部派来一个翻译，才知道他们要进机场里面去试车。
“……妈拉个巴子! 告诉他们，要试车滚回日本去试，老子这里禁止通行! ”肖排长是军人，中国军人见到日本人容易发火，何况肖排长家在东北，想起松花江就不大容易控制住感情。
日本人看见中国兵个个荷枪实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大约觉得奇怪，这些平时窝里窝囊的支那兵什么时候脾气变得大起来? 看来硬闯是行不通的，就八嘎牙路地骂了一阵，然后掉转车头开走了。
中国官兵刚刚松了一口气，肖排长正要回去交岗，那辆摩托车却又飞驰而来，拖着一溜长长的烟尘。
这回是要进机场见中国长官。
肖排长勃然大怒，妈拉个巴子，这些日本鬼子分明是在同他捣乱！要是换了别的随便什么中国人，他准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可是眼前这些家伙毕竟是日本人，上级有进指示，同日本人打交通尤其要慎重。因此肖排长虽然窝了一肚子火，腰杆却总是不大挺得直。
日本兵的要求遭到拒绝，仍不肯死心，就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们一面发动摩托车，表面上好像准备离去，趁卫兵不防，却突然加大油门，孤注一掷地闯过停车线，朝机场大门里冲去。
应该说，一般情况下中国官兵是有相当克制的，或者说步步退让。因为挑起事端之后，不论有理没理吃亏的往往都是中国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日本人为所欲为的坏毛病。但是这次情况有所不同；日本人在北方芦沟桥存心要打，所以百般寻衅，而这里却是中国人重兵在握，因此不怕日本人无理滋事。
肖排长顿时眼睛冒出火来。
他当然知道如果让日本人窥破军事秘密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这就等于把中国军人逼到绝路上。人类和兽类都是这样：一没有退路，就只能选择反抗。“困兽犹斗”是这个意思，“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也是这个意思。
岗哨阻拦无效，当即奉命朝摩托车开火。日本兵竟然不顾一切，发疯一般边加速边还击，子弹嗖嗖地掠过天空。肖排长急了，抱过轻机枪嘟嘟一阵猛射，打得摩托车好像表演特技一样飞起来栽进路边水沟里，轮子仰面朝天地空转。
两名日本兵鲜血四溅，浑身的枪眼好像筛子，当场死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山事件”。事件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升级提供了一个貌似重大的理由和借口。
芦沟桥“七七事变”，日本人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就悍然出兵华北，那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什么不可以找个理由奋起反击？其实纵观人类战争史，两国两军交兵交战，或者两党两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力和机会才是至关重要的动因，而任何理由都是掩人耳目的借口，有没有借口都可以被制造出来。
“大山事件”被紧急汇报给南京最高当局。
机场方面采取紧急措施，中国军队沿虹桥路实行戒严。上海市警察局接到命令，十万火急从死牢里提出一个犯了死罪的强盗，就地枪决后给尸体换上军装，运到机场门口布置日军先开枪打死我卫兵的生动假象。据当时任中国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史说老人撰文回忆：“八月九日，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与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营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以上这些情况是松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亲口告诉我的。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现浙江省参事室主任刘劲持也记忆相同。”( 见《八一三凇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九十一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出版）。
各国驻沪使节和中外记者都被邀请到现场拍照和披露事件真相。消息传出，舆论沸沸扬扬，中国民众义愤填膺，抗日呼声高涨，上海市民学生又上街去喊了许多口号。日本方面吃了哑巴亏，在舆论上又处于下风，因此暂时无话可说，保持缄默。
日本旗舰“出云号”停泊在吴凇口外的长江江面上。
如果以我们今天现代化的战争眼光看，这艘老式日本舰艇无疑当属于历史展品之一。它甲板宽大，航速缓慢，是各种导弹和空中打击的显著目标。但是仅仅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这艘大型驱逐舰无论被派往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称得上火力强大和耀武扬威：排水量一万吨，航速三十六节（每小时六十五公里），超大口径舰炮十多门，高平两用炮及机关炮三十余门，另有鱼雷、深水炸弹、水雷发射器十多座。昭和七年( 一九三二年 )，“一·二八上海事变”，就是这艘“出云号”率领日本舰队封锁中国海岸并对上海守军进行了猛烈炮击。
日本帝国在上海驻军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马关条约》之后。那时候日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都象征性地派驻海军陆战队予以保护。义和团失败后，各国列强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大大增加在中国的驻军，日本自然不甘落后，将海军陆战队员派到了中国内地的重庆、沙市。“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结果，日本不仅获得在上海增加驻军的特权，而且还派出一支庞大的第三舰队常驻上海、旅顺、青岛等港口和在中国近海游曳。
一九三七年八月，这艘巨大的日本旗舰静静地停泊在中国江面上，几十艘大大小小的日本军舰也都散布在四周水面熄火抛锚。远远望去，偌大的天地之间，阳光下风平浪静的长江出海口，这支没精打采的日本船队就好像一些毫无生气的逼真的玩具模型。
但是旗舰作战室却是一片忙乱景象：参谋跑进跑出，人们压低声音说话，报务员飞快地敲击键盘，舰队军官和参谋们正俯在沙盘上紧张地调兵遣将，“嘟嘟”的无线电波把司令官的一道道命令传往辽阔的太平洋西海域。
现在，坐镇这艘旗舰并统帅帝国第三舰队的司令官是一名雄心勃勃的日本军人，海军中将长谷川清。
长谷川清，日本北九州人，渔民后代。早年服役海军，历任水兵、军曹、炮长，二十九岁毕业于日本海军大学，从武官、参谋一直擢升到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属于日本统制派海军中那种生性残忍渴望战争的少壮派军人，同多数出身寒门的日本将军一样，他全心全意支持向中国开战，因为只有战争才能给予军人机会，公平地表现军人的品格和才华，也才能使一个渔民儿子有机会彻底脱离那个浑身散发鱼腥臭的卑贱的平民阶级，从而一步步跻身于帝国将军和显赫的贵族行列。
战争给人带来的好处是提升。
“七七事变”爆发，长谷川清中将立刻从第三舰队司令官升任驻华海军总司令，其麾下的舰队规模几乎扩大一倍。但是提升并不能使长谷川清感到完全满足。如果战争只是陆地上的事，那么这就等于让陆军上场大显身手，而海军只能晾在一旁坐冷板凳。
日本是个海军大国，海军军人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备受尊崇。在十九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海军军人才有资格被视为王国的象征。日清甲午战争和日俄大海战不都是日本帝国海军的骄傲么?
但是日本陆军的日益崛起使海军感到受了冷落。
这种情形，如同一群猎狗围攻一头猛兽，如果其中一头最强壮的猎狗始终得不到机会出击，它准会因此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公平。何况中国人简直不能算作猛兽，他们只是一群半死不活的兔子。
八月九日发生的“大山事件”为日本海军主动介入找到借口。
当天晚上，中国有关当局通知日本领事馆，两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开枪挑衅被击毙，机场的中国卫兵亦一死一伤。中国方面要求日本领事馆就此事作出解释，并赔礼道歉。
十日中午，一艘悬挂日本国旗的快艇驶出吴淞口，很快减速并靠拢“出云号”旗舰，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七少将等人鱼贯登上军舰。
总司令亲自率领幕僚往甲板上迎接大使。
“……内阁方面的精神，是对华战事以不宜扩大为好。”军舰甲板在无遮无拦的烈日炙烤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油漆气味，狭小的会议室里更是溽热难耐，身着西装的川越大使边揩汗边通报日本外务省的对华政策，“……华北方面虽然遭到支那军抵抗，但总体来说进展顺利。内阁并不希望全面对华开战，天皇陛下的意思，达到让华北自治的目的就可以休战。所以请海军充分理解这一立场，采取克制态度……”
“……大使的意思是不是要让我大日本皇军退出上海?”大川少将气咻咻地打断大使的话。在日本国内，军人从来不把文官放在眼里，驻外将领更是自行其是为所欲为，这种传统一直在军队里沿续了几十年，其纲领“下克上”就是合法依据。
“……身着日本海军制服的军人被中国军队所杀，这是对日本海军的公然侮辱，对此已经激起我全体帝国官兵的极大愤慨。海军决心要让中国人为此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大川君请不要感情用事，海军还是应以帝国外交利益为重。”川越大使企图耐心说服军人，“……上海系国际商埠，为英、美、法、德诸国利益所在，如果此战一开，恐怕引起西方诸强的国际干涉。”
从外交角度看，日本对中国采取“蚕食”而不是“吞并”政策显然有利得多，它会使日本避免去冒同西方列强对抗和在国际上孤立自己的风险。
“……今天的事件有损我皇军的尊严，我身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决不能耻辱地胆小退缩。”大川少将断然拒绝。军人不是政治家，对外交手段不感兴趣，“我决不能让死者作无意义的牺牲！”
“我已经将虹桥机场的事件报告外务大臣，请长谷总司令务必等候内阁的指示，拜托啦！”大使转向舰队总司令寻求支挎。
众人的目光一齐集中到会议桌前这位真正操纵战争按钮的关键人物身上。
长谷川清目光深邃，不动声色。
其实总司令的威严和镇静决不能说明他具有纵揽全局的胸怀和眼光。同西方军人相比，日本军人大多是天生的政治盲人，他们习惯或者说更愿意从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各种事件和历史进程。
“大使先生的话很对，帝国舰队全体官兵决心听从天皇陛下圣谕，随时准备给敌人以严厉惩戒。”总司令感到自己内心深处那种渴望战争的不可遏制的躁动越来越强烈，但是他表面上依然冷漠如初，“……根据陆战队情报，自七月中下旬以来，支那军有向淞沪地区大规模移动的趋势。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我建议大使先生尽快疏散领真馆人员和日侨回国，对此请予充分理解。”
“外务省已经指示疏散日侨回国，一部分不愿意回国的侨民自动组织了义勇队、敢死队。”川越大使无可奈何地回答，“……我方当然要坚持强硬立场，这是关系维护帝国的尊严，现在交涉还在进行，我正在等候内阁的进一步指示。”
“我很乐意同大使合作，请多多关照。”
“……重庆和汉口的第一批侨眷已经集中登船，请求总司令派军舰加以护送。”驻沪总领事冈本说道。
“这件事请与舰队参谋长杉山六藏大佐协同解决吧。”
送走外交官员，已是下午日落时分，太阳跌进西边地平线，江面上依然没有风，空气更加闷热。然而在东南方向的大洋深处，原本水天一色的碧蓝的海面却被大团大团从亚热带洋面涌来的云絮所覆盖，天际不时传来隐隐的闷雷声。舰队总司令站在甲板上朝陆地凝视许久，然后对悄声敛息跟在后面的值日军官下命令:
“……通知军舰进入战斗值勤，让各舰舰长和海军陆战队大队长马上到作战室开会。”
八月十日晚，第三舰队所属青岛、旅顺、台湾、广州等基地分舰队接到命令，紧急开赴淞沪海域待命。驻守国内的海军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驻佐世保海军第一特别陆战队、吴港第二特别陆战队也奉命向上海开拔。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一面向内阁施加压力，一面默认第三舰队擅自扩大战争的行为，并把帝国海军拥有的六艘大型航空母舰中的四艘紧急派往上海水域执行战斗任务。
江苏，苏州留园。
南京国防部京沪警备区总司令张治中连夜召开紧急作战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部署。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二级陆军上将。张将军出身寒微，从小贫苦，因此渴望发愤读书，将来好出人头地。不料屡试不第，挫折了雄心壮志，便投笔从戎，做过听差、门房、备补警察，后来终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如愿以偿。
从气质上讲，张治中似乎更像一名文官而不是武将。他脸庞清瘦，谈吐儒雅，胸有城府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从戎二十余年，投奔过许多大小军阀，却无甚战绩。幸好蒋介石慧眼识英雄，聘为黄埔军校任教官，从此时来运转一路平步青云，直做到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警备总司令，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少数心腹之一。
苏州留园始建于清朝嘉靖五年，为苏州四大古代名园之一，占地五十余亩。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南京政府一面大肆“剿共”，一面开始秘密准备对日作战。张治中奉命成立京沪抗日指挥部，其任务就是在保密条件下修筑淞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三条长达百里的国防工事，并指挥部队以淞沪日军为假想敌开展大规模军事演练。他的指挥部就设在风景迷人的留园里，对外称“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八月九日晚，虹桥机场发生枪击事件，张治中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淞沪日军发出的二个危险的战争信号。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却十分重要，它表明驻护日军已经觉察中国军队的意图并开始有所准备。
早在七月中、下旬，蒋介石曾密召张治中到南京，向他暗示了将在上海方面寻找机会先发制人的战略意图。当时华北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出面调停，日本人打打停停，从表面上看，中日双方统帅部似乎都没有下定全面开战的决心。
“……文白啦，上海方面的情况你都清楚，‘一·二八’淞沪抗战，你也参加过，要是日本人在上海有什么动静，你打算怎么办啊？”
张治中从容回答：“……我军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下列征候之一者，如：派遣陆军师团来沪；敌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或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并限期答复，等等，即可断定敌将先发动进攻无疑……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蒋介石微微颔首，嘱咐张道：“上海乃国际观瞻之地，不可轻举妄动，亦不可任日本人为所欲为。古人有云：‘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你懂我的意思吗? ”
于是才有张治中将军密令机械化第五军隐蔽进入上海的战争举动，和日本军人窥视虹桥机场的“大山事件”。
虹桥机场骤起的枪声打破淞沪地区的宁静。
各路情报纷纷传来：日军在上海各条街道口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海军陆战队已在门前架起钢炮，楼顶竖起高射炮，等等。另有海军通报，日军第三舰队所属约四十余艘军舰已经全部集结于浏河、吴淞一带，试图对长江出口和中国近海进行全面封锁。
“……¨各位想必己经知道上海方面发生虹桥事件，鉴于北方日军正在大举增兵，并有沿京广、津浦铁路南下的企图，由此可以预料，上海方面的日军决不肯善罢甘休。”
作战室里，张治中连夜召集紧急作战会议，向指挥官们直截了当指出形势的严重性：
“……日军在淞沪地区兵力布署为：海军陆战队六个大队，二千五百人，火炮四十余门，战车二十四辆。加上军舰支援兵力，总数大约四千三百人，这是正规军。另有日本侨民自动组织的义勇队、在乡军人队，数目约有二万人，因此敌人的实际兵员应该为一万四千人左右。
“至今日晚九时，我军进入淞沪地区部队巴达三个正规师五个保安团，兵力为敌四倍，另有第三十六师近日可到达上海外围，张发奎部一个军正沿江赶来增援。敌人兵舰虽多，但不能上岸作战，因此不会构成太大威胁……从兵力部署看，敌人将兵力收缩成互为犄角的五大据点，即东部沙泾港、北部体育馆至八字桥、外滩四川路租界、黄埔江西岸公大纱厂及汇山码头等，这些据点虽有高大建筑掩护，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各位请看，我军现在的位置是：吴淞、浏河以北三个保安团。南边虹桥、龙华西机场一个师又两团，西面两个师已推进至南翔附近对敌取钳形攻势。如果我军行动神速，乘敌不备发起进攻，一举吃掉上海之故应该是有把握的。
“……目前形势对我军有利，我要求各位做好准备，一旦南京方面下令，我将亲率大军扫荡上海之敌。”
中国指挥官早有打仗准备，因此纷纷发言情绪热烈。
“报告长官我有一个请求。”一个名叫张绍勋的年轻团长起立请示：“据侦察情报，敌人据点大楼内均已用钢板水泥加固，比如江山码头，有的暗堡纵深甚至可以开进战车，易守难攻。我军不仅缺少攻坚武器，而且城市地形复杂，以巷战为主，重武器不易展开。如果我军地面进攻能够得到空中掩护，空军先对上述目标实施集中轰炸，摧毁部分据点，我地面部队再行突击就可大大减少伤亡。”
张治中点头，吩咐参谋长徐权立即草拟电报，向军政部请求空军支援。
“如果敌人增兵怎么办? ”有人问道。
“敌人北南两面作战，首尾不顾，我军须速战速决，聚歼淞沪陆上之敌乃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张治中满怀信心回答。
有人指出敌人军舰可能沿长江口溯江而上，威胁我军侧翼。张治中略一思忖，命令参谋长尽快研究一个阻止敌舰深入的可行方案。
凌晨一时，作战会议接近尾声，一个机要参谋匆匆而入，脚跟一碰，把一份南京急电交给司令官。
“委座手渝── ”
全体起立，室内鸦雀无声。张治中满怀信心回答：鉴于华北方面日军有继续扩大战争之趋势，为消除威胁首都之安全隐患，兹命令：
一、京沪警备区张司令治中兼任淞沪前敌总指挥，率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及所属部队向上海之预定围攻线开进。
二、驻守安徽之刘和鼎第三十九军、汉口夏楚中第九十八师、嘉兴阮肇昌第五十七师以水陆两路往上海龙华地区集结待命。
三、嘉兴之炮兵第二旅山炮第三团、南京榴弹炮第十团立即向苏州开进，归京沪警备区指挥……
四、海军按预定之方案，阻塞长江之江阴水道……
五、进攻日期为八月十三日凌晨。(下略）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 摘自《八一三淞沪抗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
会场气氛骤然肃穆。
战争钟声终于敲响，中央政府命令向日军进攻，这一重大决策固然迎合了全国人民抗日图存的壮烈情绪，但是淞沪战事一开，中日必有一场惊天动地血流成河的残酷较量。作为军人，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热血沸腾而是怎样打败强敌，因此在座每个将校都能掂出自已肩上沉甸甸的份量。
“军座，希濂有一点顾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第三十六师少将师长，时年仅三十岁的“鹰犬将军”宋希濂玩着一根精致的马鞭说道。他是张治中老部下，因此同长官说话相当随便。
“宋师长有话请讲。”
“淞沪地区虽然敌寡我众，但并不能说明我占据优势。”鹰犬将军当仁不让地走上前去，用马鞭指着作战地图分析道，“敌舰虽然不能上岸，但是其舰炮火力几乎可以覆盖整个上海市区，这是其一。其二，敌人虽然北南两面作战但是其机动能力强，可在短时间内从本土直接增兵。日本长崎、佐世保军港距上海最近距离为四百六十海里，船队航行时间约为一天一夜。其三，淞沪地区为海上突出部，如果战事一旦呈现胶着，我最大的担心……”张治中突然意识到什么，一片阴云罩上心头。“那就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战事’的失败将重演！”仿佛一把重锤猛击心脏，作战室里闷热的空气凝固了一刹那。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蔡廷锴第十九路军以三万余众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人，久攻不下，战斗呈现胶着状态。日军多次紧急增兵，并辅以海空炮火优势，中方虽然有张治中率第五军增援，但仍不能占据主动。相持一月，日军一个师团突然在上海郊区七丫河登陆迂回成功，中方防线即告崩溃。
据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女士曾寄给张治中一件女褂子，附诗一首，称：“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当然何女士的举动是很情绪化的，意在激励军人去战斗，不怕死。可是战争毕竟是一种整体实力而不仅仅是热情和愿望的较量，军人固然可以很勇敢，不怕死，但是如果牺牲不能改变战争结局，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
当时蒋介石在一篇著名的演讲《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 )中说：
“……以中国国防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咄充实，必使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矣。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日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意危言耸听也。”
可见连孙中山总理也赞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同日本人硬拼实力。
宋希濂作为当时第五军二六一旅旅长亲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全过程，日军的现代化装备、作战能力和官兵素质都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后来那些众口一辞的历史学家怎样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结于独裁者推行卖国政策的结果，但是张治中宋希濂们心中明白，上次那场战争的失利主要出于军事而不是政治的原因。
何况还有国内的种种因素。
当“一·二八”战事正烈时，南京政府拟调驻江西中央军蒋鼎文第九师、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等精锐部队赴上海参战。被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拒绝。理由是苏区红军正全面出击，势不可挡。
熊主席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电报：“……调蒋铭三师赴沪，增援我上海自卫军竭力抗倭，谁曰不宜? ……现赣州、万安、泰和、吉水同时告急，万安、泰和之匪虽已击退，赣州、吉水尚在相持，江西之兵如何可调? ”云云。
二月十三日电：“……赣州被匪围攻甚急，伯南( 陈济裳 )派援恐无希望，不得已由辞修( 陈诚 )调兵前往。”“…辉亦拟请缨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中央另简贤能。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云云。就是说如果中央硬要调兵，连熊主席也只好上前线光荣抗日，江西省只好留给红军做根据地好了。
以上电文均见诸《日军侵华战争》( 王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 )。
宋希谦重提淤沪抗战的前车之鉴，这就给信心十足的总司令张治中将军心头压上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作为一九三七年八月临战前夕的前敌总指挥官，张将军无疑非常清楚这场战争的整体优势并不在我方。
电话铃响了，是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的。
“是、是是，保证执行命令。”张治中语调谦恭地回答，“冯长官和顾副长官都是文白的老上司，请何部长放心。”
放下听筒，张治中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
“是不是……冯玉祥和顾祝同要来上海? ”精明的宋师长马上猜到电话内容。
“是啊，南京决定成立第三战区，冯玉祥任总司令，顾墨三( 祝同 )副之。”张治中尽量放松语调说道，“……今后你我都免不了处处受制于人。”
“冯玉祥那个老家伙，从来不干正事，尽跟人捣乱。”宋希濂轻蔑地说道：“我在西安听人说，冯长官有两大爱好：吃喝玩乐和骂中央。其实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样地带兵打仗。”
“可是他好歹是中央的副委员长啊！”张治中挥挥手，仿佛要扫去心头烦恼，就换了一个话题：“……¨第三十六师何时能够抵达上海? ”
“恐怕最快也得五天。”宋希濂答。
第三十六师原驻守无锡，“西安事变”后调往西安驻防，现在正奉命星夜兼程赶往上海。
“宋师长认为我军进攻有把握吗? ”
“军座，恕希濂直言，我认为此战成败的关键，乃在于头一周能否全歼盘踞在据点里的淞沪之故。”宋希濂看看表，已经凌晨三点，就戴上军帽告辞，“……¨不论以后敌人怎样增兵，扫清敌人据点，使敌失去陆上支撑，至少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掌握主动权。”
“是啊! 鉴于上次淞沪之战的教训，敌人定会凭借其据点顽抗待援的。”张治中同意道。
“……听说南京装甲团己经从德国装备一批新式战车，我请求战车配合我师步兵攻坚。”出门的时候，年轻师长脸上现出某种期待的神情，“另外，张绍勋团长提出派飞机轰炸也可摧毁敌人据点。”
送走宋希濂，陆军上将又呆在闷热的作战室里独自默想好一阵，然后决定要通南京冯公馆电话。
“喂，是我，苏州前线司令部张文白……请冯长官听电话。”
“文白兄，还没有休息吗? ……”电话另一端传来冯玉祥兴致勃勃的粗门大嗓，“你们都知道了? 好好，对文白兄的革命功绩和学识，我冯焕章历来是钦佩的……”
“祝贺冯长官荣任第三战区总司令，我全军将士翘首以待，欢迎冯长官早日赴任履新。”张治中语气充满诚恳和毕恭毕敬。
“……此后其在一区，抗日救国，互相策勉，尤愿一致在蒋公大元帅领导之下，牺牲小我，而谋民族之复兴。”云云。
挂断电话，陆军上将抹去额头汗珠，看看时间已经凌晨四点，不由得心里暗暗笑道：“人家都说冯焕章牢骚多，今天怎么变得跟效忠演说一样……真是活见鬼，谁有精神大半夜听你唱高调! ……”
伦敦唐宁街首相府。
以务实和温和闻名的英国著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听取外交大臣关于远东地区严重事态的汇报之后，沉思了一会儿说：
“……日本人是一头刚刚长大的狼，他们头次挤上餐桌来要求分到一份食物时，俄国人给了他们满洲，德国人给了他们旅顺和青岛，还有朝鲜和台湾都进了他们的餐盘……现在他们的胃口更大了，要求整个远东，这个局面虽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外交大臣：“首相的意思……是不是应该制止日本人的野心? ”
“不！”张伯伦断然地摇摇头，“大英帝国的切身利益，不，准确说是帝国的生命在欧洲而不在亚洲，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是我们必须严重关注的中心，这是第一。第二，帝国在亚洲的利益主要在英联邦属地印度、南亚和新加坡，中国只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除香港外，我们在华利益只限于做生意，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市场而去进行一场冒险的全面战争……如果必要，我们只好忍痛把中国扔给日本人，以牵制他们越来越大的野心。”
“中国政府己经正式向英、美、法、意四国请求干预，大英政府如果没有表示是否会被认为态度软弱? ”
“其他三国态度如何? ”首相很有兴趣地问。
“除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外，另外两国都暂时保持沉默。”
“……我们也可以发表声明，同情中国人的战斗，甚至在物定质上给予有限的支持。”首相明确指示外交大臣，“中国人的战斗对大英帝国没有害处，他们抵抗越顽强，日本人的消耗就越大……但是政府声明的言词必须慎重，以免激怒日本人……”云云。
张伯伦首相推行务实外交的“绥靖政策”终于遭到彻底失败。强硬的日本人看穿西方诸国的软弱态度，对国际社会的谴责置之不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大元帅得知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时他正在户外同小女儿散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竟使他把小女儿举起来抛向空中。
“……这么说，日本人决心南进了? ”
“我认为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答。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始终仇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对辽阔的西伯利亚资源抱有野心。现在这股祸水终于被引向中国，引向东南亚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来自侧背的战争威胁暂时得到缓解，斯大林同志可以一心一意对付欧洲的资产阶级，把欧洲各国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
“……电告南京蒋委员长，苏联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大元帅口授电文，“……我们将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包括中国人民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战争武器和生活生产物资，必要时我们还将发动志愿人员大华参战，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
“斯大林同志，我们难道真的要……去华参战？”外交人民委员眼中掠过一丝疑惑。
“是的，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他们打下去呢?”斯大林同志快活地眨眨眼睛，然后爽朗地大笑起来，“……要知道，蒋政府不仅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打仗嘛！”
一九三七年秋，莫斯科苏联苏维埃通过决议，以物质形式向正义的中国人民提供第一笔五千万美元的信用贷款，次年春再次提供第二笔五千万美元的战争贷款。
八月十二日，西方四国第一次出面调停失败。中日双方都加紧增兵淞沪。
南京政府决心先发制人，命令第五军主力连夜进入上海市区，由西、北、南三面形成包围夹击之势，并且还有约十万人的增援部队星夜兼程向淞沪地区集中。同日，中国海军奉命封闭长江水道，将老式巡洋舰“海容号”、“海筹号”、“海深号”等十二艘旧军舰，连同征用大型民用商船共计三十五艘，装满石头沉没于江阴水道，并拆除沿江航标。此后又将没收的日本资产大型趸船八艘，一齐装石沉于长江。
当日晚，张治中将京沪警备区司令部从苏州留园前移至上海南翔，作好进攻准备。
狡猾的日本人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使出惯用的缓兵之计，外务省于八月十二日晚再次照会英、美、法、意四国外交使团提议召开共同会议，以缓解淞沪地区紧张局势。中国代表此时态度极为强硬，不仅痛斥日本的强盗行径，严正声明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伤人”，还提请国际社会关注日本在华北用兵的严重事态，呼吁西方各国出面主持公道，制止日本的战争行为。
与此同时，上海中日两军都进入前沿阵地，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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